日出

曹禺在创作本戏剧时带有强烈的情感和偏向，他想要在混沌的现实社会中求的终极问题的回答，既流露在剧本的字里行间中，又被人民艺术剧社的演员们放大。曹禺在《跋》中也承认，“问题临在头上...整日觉得身旁有一个催命的鬼...两种可钦羡的人都学不成，而自己又不甘于模棱地活下去。”也只有这样的剧作家，没有过分清醒到完全理解，也没有过分割裂至充耳不闻，同时带有巨大的痛苦、撕扯和敏感性，才能创造出击中人们内心深处的伟大作品。受到左翼作家思潮影响下，《日出》的结局和升华意指合情合理，这里着重谈一下两个主要人物，方达生和李石清。

方达生是全剧中的正面人物，似乎是日出后能够被光照亮的第一批人，同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方达生正直、善良，是当时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代表，想要挽救陈白露于水火，想要搭救小东西，还想要“做点事情和金八拼一拼”，却一次又一次被现实阻挠。陈白露并非不想走出纸醉金迷的生活，但也仅仅是停留于想法之中，并不能够真如所意抽身其中，自然对待方达生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觉得方达生太理想主义书生气息了，即使已经厌倦了自己所享受的浮华生活，也不愿意再回到无依无靠的从前时光；另一方面又觉得方达生未必不懂自己的处境，还愿意表达出这样的意愿，这本身就是一种善意的表达，而自己见惯了尔虞我诈和利益交换，对这种珍贵的善意又带有一丝感激。方达生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是做了深思熟虑后、权衡之下仍然想要做一些事。在现实中，这样的人总是会有，但理想主义者如果缺失了现实主义者的手段，也只能停留在理想一层。

李石清是投机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处于现实主义的一环。在惯常叙事中往往会对此类角色大加抨击，他对上谄媚潘要挟月亭，对下敷衍凶狠黄省三，看起来是个欺软怕硬、见人下菜的人。他死要面子活受罪，典当大衣让妻子打牌，狠心丢下生病的儿子，只是为了博得一丝上升的机会，自以为混入了上层社会的圈子，却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出身永远不可能被接纳进入。李石清被虚假的繁荣和秩序蒙蔽了认知，认为资本主义的流通渠道是开放的，人人都可以上升的，只要自己遵守这一套游戏规则，然而这根本不可能实现。陈白露看似完成了身份的转变，实则仅仅是能够依靠青春美貌分一杯残羹冷炙，或者依靠有钱人成为第二个顾八奶奶。从这一点上来说，李石清和陈白露都属于有利于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局外人。

曹禺自始至终都没有正面回答太阳如何升起这一核心问题，或许是他本人也没有想好，仅仅是期盼式的愿景。“包括方达生，用陈白露的话说，太阳最终都会升起，但她睡了，这个糜烂的阶级都会沉沉睡去。”或许剧作家的终极使命就是带着悲悯的情怀审视世界，告诉社会大众希望的存在和难以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