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孙贻与《流寇志》《平寇志》——兼论异文的边界问题（本文系转载）

彭孙贻与《流寇志》《平寇志》——兼论异文的边界问题

刘森垚

摘要：《流寇志》与《平寇志》虽内容与书名均非常相似，但实际应当是不同作者编著的两种书籍。《流寇志》的作者是彭孙贻无疑，只是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多个版本；而《平寇志》可能是由“管葛山人”据《流寇志》删改而成，完全跨越了异文的边界。古籍文献在流转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传抄错误和被人篡改的情形，彭孙贻所著《流寇志》正好能说明这两种状况。

关键词：《流寇志》《平寇志》流传版本古籍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6.06.016

彭孙贻，字仲谋，又字羿仁，别号茗斋，明末浙江海盐人。彭氏为晚明贡生，少负才名，明朝灭亡后，做为朱明遗民，绝意仕途，终身布衣蔬食，闭门著述，据目录书记载多达二十余种，数量十分可观。其中《平寇志》与《流寇志》，书名相似，都编年记录了明末农民战争的主要经过。谢国桢认为二者是同一部书：“是书一名《流寇志》”[1]271“一称《流寇志》，实即一书”[2]。孟森在《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否定谢国桢的看法：“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以谓即彭孙贻所著《流寇志》，其实非也”[3]333，“《平寇志》一书取材于彭，而假序于李”[3]335。他认为《平寇志》取材于《流寇志》，其作者必不是彭孙贻，而是另有其人。浙江人民出版社本《流寇志》代前言《〈流寇志〉与〈平寇志〉》是由谢伏琛与方福仁两位先生所撰，他们另立新的观点，指出“《平寇志》是《流寇志》的被篡改和歪曲了的形式”[4]序言4。而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异文的边界，即两本书相似到哪种程度就会被当做是一本书，或者也可以说两本书的内容“异到什么程度，我们将不再认同”[5]。很明显，上面三种观点都是以两本书的逼似为讨论基础的，但他们的结论却不相同，毫无疑问这是属于价值观念和概念边界判断的不同。要想理清此二书的边界问题，可分两步进行。

两书目前所知版本情况如下：

《流寇志》：①吴兴嘉业堂抄本，十四卷，无序，现藏浙江省图书馆，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此点校出版。②清初钞本，九卷，有序，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出自崔建英《崔建英版本目录学文集》117页）。③清黄振堃抄本，十六卷，九册，现藏四川省图书馆（出自《中南、西南地区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505页）。

《平寇志》：①清初刊本，十二卷，有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标为“木活字本”）、国家图书馆（标为“木活字本”）、南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标为“清抄本”），1931年北平图书馆据此铅印；1996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此影印。②北平图书馆铅印本，三册，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点校出版。③祥符周氏藏书阁旧抄本（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版前言）。④海盐朱氏旧藏抄本（出自谢国桢《晚明史籍考》，1931年）。⑤李培基藏旧抄八卷本①（出自谢国桢《晚明史籍考》，1931年）。⑥清顺治十八年刻本（谢国桢《彭茗斋著述考》，1957年）。

1　《平寇志》与管葛山人

近代以来，对彭孙贻研究贡献最大的就是张元济先生。张氏是海盐人，作为同里后学，十分推崇彭孙贻的治学与节操。张氏与同邑学人朱希祖耗费前后12年时间在各地搜集彭孙贻的作品，编成《茗斋集》二十三卷，归入《四部丛刊续编》[6]。王士祯《彭孙贻传》与徐盛全《孝介先生传》是研究彭孙贻生平与学术有极其重要价值的两篇小传，最初只见于抄本，均被张先生收入《茗斋集》卷首。作为彭孙贻的好友、同里后人，王士祯、徐盛全在为彭孙贻作传的时候应对其著作比较了解，然而王、徐二人的文章只言《流寇志》，没有提及《平寇志》。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嘉禾征献录》记述有明一代嘉兴人物，在彭孙贻相关介绍中也只有《流寇志》，未及《平寇志》[7]。与彭孙贻同时代黄虞稷所写的《千顷堂书目》[8]中也只是记载《流寇志》。在后世的流传中，苏吴地区的学者仍然把“彭孙贻《流寇志》”记录于自己的著述中，如嘉庆道光时彭蕴璨的《历代画史汇传》[9]、阮元的《两浙輶轩录》[10]等。足见《流寇志》一书，著录有序，是彭孙贻所著无疑。那么《平寇志》呢？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4年据北平图书馆铅印本点校出版的《平寇志》前言记载，此书的最早版本为“清初木活字本”。谢国桢《晚明史籍考》（1931年）将“活字本”与“铅印本”并列，且明确指出“清初”为“康熙年间”；而在其《彭茗斋著述考》（1957年）中又提出“顺治十八年刻本”，不知何本。各类文献中较早出现《平寇志》的是乾隆年间的《清朝通志》，但是署名却是“李确”②；同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史部、集部也皆谓《平寇志》乃李确作品[11]。而《四库全书总目》所用“浙江巡抚采进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所用“清初木活字本”③均署名“管葛山人”。看来“管葛山人”是谁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这前述的《平寇志》在书前都有“李确”的序文，“题曰龙湫山人李确著。以‘著’之一字推之，疑即出于确手”[11]490。然而，谢伏琛与方福仁所撰《〈流寇志〉与〈平寇志〉》说到：“这一定是篡改者为了进一步给后人布下迷魂阵，所以才特意制造出来加上去的”[4]序言5，认为这篇序言违背了李确的遗民身份，完全是伪造的。当我们认真阅读这篇序言时发现，该文的重点其实在“人事”二字，“论者以为天厌明德，生盗贼以亡人国如此。然当日事势之本末，有可得而言者”[12]序言1，只是在开头和结尾增添了以“天命”“王师”等来歌颂清廷的文字。也就是说，这篇序言的绝大部分可能出自李确之手，并不违背他的遗民身份，后人添头加尾而已④。李确作序尚可确定，而此书作者不可凭“著”一字而定。

起初，张元济得到一本署名“管葛山人”的《平寇志》，致信问朱希祖“管葛山人”是谁，朱先生也不得而知。朱希祖先生最初的怀疑对象也是李确，但同样因为李确做序与遗民身份的冲突而不敢定论。最后，朱先生从自己购得的彭孙贻《客舍偶闻》后李文田的跋语中发现，“管葛山人”就是彭孙贻[13]。但是李文田的跋语也有问题[14]：“以《明史·艺文志》考之杂史类，有彭孙贻《平寇志》十四卷，当亦即此一人。今《四库总目》有《平寇志》十二卷，疑为海盐李确，殆非也。余家有《平寇志》十二卷抄本，题为管葛山人彭孙贻著”。问题之一是《明史》与《明史稿》中未尝有《平寇志》十四卷，而是《流寇志》十四卷。问题之二是李文田生活在晚清，“家藏《平寇志》十二卷”不知何时刊抄。而所谓“清初木活字本”只署名“管葛山人”，并无“彭孙贻”。加之卷帙不同、内容稍异，《平寇志》出自“管葛山人”无误，而“管葛山人”恐非彭孙贻别号。自李文田题跋以后，世人始谓管葛山人即是彭孙贻，然而李文田的论据尚有不足，不仅误记《明史》所载，加之“家藏《平寇志》十二卷”时代抑或靠后且是孤证。

《平寇志》书中，崇祯十七年有《甲申夏五闻大行挽词》八首，而在彭孙贻《茗斋集》卷二也有这八首诗。如前所述，彭孙贻诗作早已缺散，《茗斋集》乃是张元济、朱希祖两位先生合力汇集的。张先生原有《茗斋诗稿》抄本四卷，但没有第二卷。朱先生又抄录散见于各种文献中彭孙贻的诗一百一十五首。后来《茗斋集》卷二虽然使用彭孙贻稿本刊行，但实际上仍不齐备[15]，应当利用了朱先生收集的散诗。而且，朱先生在《茗斋集》汇编成功以前已经见过《平寇志》[13]355。因此，《平寇志》中的《甲申夏五闻大行挽词》极有可能正是朱先生抄录的那“一百一十五首”其中之八首，而又以此添补稿本《茗斋集》卷二之不足。四库馆臣对这几首诗表示了怀疑①：“又于帝崩之下附所作大行挽词八首，殊非史例。”[11]490可能的解释是书中本无挽词八首，乃是后人觅得“茗斋诗”而适时添加。所以，这个也不能作为“管葛山人”即是彭孙贻的可靠证据。

与此类似，同样只署名“管葛山人”的《山中闻见录》之作者也有疑点。自王士祯作传以来，彭孙贻著作中未见《山中闻见录》一部。此书现世有赖罗振玉以清抄本刊于《玉简斋丛书》。约1921年后，学人多遵从朱希祖所引李文田跋语而公认“管葛山人”就是彭孙贻。罗氏所得抄本只署名“管葛山人”（约1924年），也未加辨别而称“管葛山人”就是彭孙贻。1933年，孟森先生翻阅刊本，认为“管葛山人”就是彭孙贻的证据在书中只有一处：《诸将传·杜松传》末有“贻闻杜将军恃勇而轻敌”语[16]。如《四库总目》中《平寇志》之“著”字，仅以全书中一“贻”字定论，犹未可信。所谓“贻”，恐怕传抄有误乃是“殆”字。程敏政《篁墩集》：“殆闻其平日各主尊徳性、道问学之说。”湛若水《杨子折衷》：“殆闻夫子之诲而微失其辞德，本无小大。”②《四库全书总目·宋文鉴》：“殆闻有此举，未见此书。”[11]1697梁愈《读山中闻见录书后》把《山中闻见录·女真》与《东夷考略·女真》做了比较，发现两者除少数文段外“全篇字句相同……是一篇文字而录之于二书也。”[17]彭孙贻耿介傲骨、笃实精学，恐怕是难有抄袭之举，那么至少可以说《女真》一篇是后人伪作拼凑添加，甚至整本《山中闻见录》也有此种可能。由此，《山中闻见录》极有可能并非出自彭孙贻之手③。

《平寇志》与《山中闻见录》均署名“管葛山人”，但从上面的证据来看，“管葛山人”恐非彭孙贻别号，此二书也无明显痕迹说明是彭孙贻所著。而此二书与“管葛山人”，多跟“乾隆”“吴地”相关联：《四库总目》记载有“浙江巡抚采进本《平寇志》”；同一时期的《清朝通志》和湖州杨凤苞《秋室集》亦记载有《平寇志》。据孟森先生研究来看，罗振玉第二次所得《山中闻见录》中三至五卷所用词句不早于乾隆年间[3]332，这也很有可能不是近代伪造，而早在乾隆时期就已作伪了；《东夷考略》的作者湖州茅瑞征也是彭孙贻的吴地老乡。近代赵万里先生是海盐邻县海宁人，他说海盐有管、葛二山，因而有“管葛山人”之名号④。由此可以推想，这两本书极有可能是雍乾左右不知名的海盐学者——“管葛山人”所作，以对前人著述的抄袭与增改而另立新书。而谢伏琛、方福仁二位先生的观点则不同，认为把《流寇志》改为《平寇志》的应当是“清廷史馆”。他们的理由是：王士祯的《彭孙贻传》中说到，黄宗羲把自己所得《流寇志》贡献清廷以修明史，而《平寇志》存有所谓“康熙活字本”，因此认为《流寇志》改为《平寇志》的时间当在康熙年间。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明史》与《明史稿》中未尝有《平寇志》，而是《流寇志》十四卷。若是康熙时史官已经修改，为何官修史书不存《平寇志》之名而只书《流寇志》呢？窃以为，《平寇志》一书、一名均自雍乾时期改创。“流寇”在其时尤指明末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军，与彭孙贻同时代的学者在记录明末农民战争时也多用“流寇”“流贼”作为著述篇名。清初吴江戴笠撰有《怀陵流寇始终录》，又名《流寇长编》《流寇编年》《明史记·流寇志》，同时期还有吴殳撰写的《怀陵流寇始终录自序》和《流贼亡明节目》、张岱《流寇死事诸臣列传》、余瑞紫《流寇张献忠陷庐州府事》、查继佐《流寇琐闻》、赵吉士《流寇琐记》等。而“平寇志”一名、一书当晚出。

除了书名让人起疑，还有前面谈及的“清初木活字本”也存在可商榷的地方。“清初活字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序文首页钤有正楷“风泾奎藻堂陶氏书籍记”“风泾陶崇质家藏善本”朱文印记。或曰陶乃是明末清初藏书家，此说若是成立，则“活字本”毫无疑问成书于清初。但经初步考查，陶氏实非生活在清初，而大约是雍正以后的学者①。“清初活字本”《平寇志》卷一首页有“选学斋藏书印”，乾隆时期英廉《梦堂诗稿》延福等刻本也钤有此印[18]，而此本完成已到乾隆五十一年。另外，“活字本”《平寇志》的印刷也没有明显的清初特征，而是其版式流行于康乾百年间的。此本所用“黑口单鱼尾、左右双边、上下单边、十一行二十二字”版式乃是康乾时期的流行制式；所用“欧字”仍然是康乾时期的典型字体，在《武英殿造办处写刻刷印工价并颜料纸张定例开后》[19]和《武英殿修书处则例》[20]中，关于写刻匠役的工价均有“刻宋字廉于欧字”的明确规定，足见康乾时期人们崇尚欧字。也就是说，“活字本”《平寇志》从版式字体不能确定其为“清初”，刊成的时间下限可以推至雍乾时期。总之，《流寇志》毫无疑问是彭孙贻所著；《平寇志》基于种种证据，可以推想为雍乾时期的一位不知名学者——“管葛山人”所编②。

2　《流寇志》与《平寇志》的内容差异

大致确定了彭孙贻与《流寇志》《平寇志》的关系，下面就以现在通行版本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流寇志》与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平寇志》来分析两书的异同，以期从中发现“管葛山人”修改《流寇志》另立新书的动机和手法，并佐证《流寇志》《平寇志》的流传问题，这也有助于我们探讨异文边界的问题。

2.1　起讫不同

《流寇志》起于崇祯元年（1628）七月，陕西白水王二聚众掠蒲州、韩城，农民军初起，止于康熙二年(1663)十二月，郝摇旗、袁宗第战死，前后共三十七年。《平寇志》起于崇祯元年（1628）正月到顺治十八年（1661）末俘明永历帝为止。《平寇志》以永历帝被俘作为截止时间，则显然暗示南明朝廷是最后“平定之贼寇”，用以贬低明朝。

2.2　纪年不同

甲申国变以后，《流寇志》中清朝正统年号后有附加南明年号，如卷十四“顺治二年弘光元年正月乙酉朔”[21]218“顺治三年隆武二年丙戌”[21]225“顺治四年，丁亥，永历二年”[21]229。《平寇志》中则删去弘光元年、永历二年等纪年，单以清廷年号干支纪年。这样的删改动机很明显，就是为了奉清正朔，以立正统。

2.3　称呼不同

《流寇志》站在明朝立场，而《平寇志》则是以清方的口吻讲述的，书中称清为“本朝”，清兵为“王师”，抬写甚恭。《流寇志》卷一中说到“烈皇帝初登大宝”，到了《平寇志》则变为“怀宗初即位”。《流寇志》：“朝命定国进守开封”[21]219，《平寇志》则曰：“南都命定国进守开封”[12]269。《流寇志》：“至是顿兵山海，乞师于清朝”[21]182，《平寇志》有云：“三桂顿兵山海，乞师于本朝。”[12]236

2.4　详略不同

《流寇志》卷十三“大清兵分道西伐，更纠西人攻临洮、甘肃以牵之。自成勒边兵与战，杀伤相当。西人数万骑并进。贼兵溃，遂弃甘肃。吴三桂分兵出居庸关，入宣府。自成数战不胜，扼险自保。”在《平寇志》里这一段被删改成为“本朝兵分道西伐。自成勒边兵与战，大败。遂弃甘肃，扼险自保。”《平寇志》之所以做这样的删改，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为了贬低农民军的战斗力、避“借兵”之讳。出于同样目的删去的还有“督师大学士何腾蛟进兵湖南，自成部曲多降于腾蛟。赤心见腾蛟兵盛，亦慑服听命。论克长沙功，封赤心为兴国侯。”[21]229另外，《流寇志》中引用当时《肃松录》一书中的话讲述明朝军队杀俘以祀崇祯帝的事情，在《平寇志》中虽保留了这一事件，但是删掉了《肃松录》的书名，大概因为清初遗民哭庙哭陵以寄托“思明”情结的人不在少数，而此书正是一部有关明代帝王陵的文献。

《平寇志》在记载时间上比《流寇志》少了两年，《平寇志》并不是“管葛山人”对《流寇志》只做简单删改编成的，有些地方稍有增益。如《流寇志》：“东报既急，牛金星集刘宗敏、李岩辈，议出师，仓皇无定。诸贼闻东信急，大惧，私相问卜，卜不吉，多涕泣。”[21]183到了《平寇志》里，则是：“关报既急，牛金星置酒集刘宗敏、李过、李岩、李牟、谷可成、白广恩、左光先、黑云龙、官抚民议出师，仓皇未定，营中诸贼大惧，私相问卜李闯有成否？闯王登极尚延几年否？出师不为关兵所杀否？得卜不吉，多涕泣。”[12]237-238再如，对闯将李自成及流寇的简介等就是《流寇志》中所没有的[12]141。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所据底本原本就有详略的不同。

2.5　史评名称不同

《流寇志》里的“彭子曰”在《平寇志》里是“野史氏曰”或者“管葛山人曰”，评论的内容是大致相同的。在《流寇志》里共有23处评论，且都是“彭子曰”，在《平寇志》里共有22处评论，其中有17处是“管葛山人曰”，有5处是“野史氏曰”。《平寇志》的22处评论中有18处与《流寇志》相同，有4处是《流寇志》中所没有的。《流寇志》最后两卷的4处史评与其他1处，是《平寇志》中没有的。另外，《流寇志》卷十一有“彭子曰：贻游江右，德安马大令告贻曰……”[21]177而到了《平寇志》中则变成了“管葛山人曰：予游江右，徳安马大令告余曰……”[12]228刻意篡改、隐匿原著之事，昭然若揭。

《流寇志》里的“彭子”确指彭孙贻无疑，现存的吴兴嘉业堂抄本《流寇志》里的“彭子曰”被谈迁的《国榷》引用后就变成了“彭孙贻曰”[22]。谈迁不仅与彭孙贻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家乡海宁县与彭孙贻的家乡海盐县相邻。吴兴嘉业堂的抄本《流寇志》里的彭孙贻的论断与谈迁《国榷》里所引用的四段话有少许出入，尤其是谈迁引用的彭孙贻关于“甲申之祸”[12]203的论断是《平寇志》里有而《流寇志》所无的，而《国榷》中引用彭孙贻“张献忠之残暴”[22]6137的评论是二者皆无的。很有可能《平寇志》非据嘉业堂抄本《流寇志》删改，抄本《流寇志》晚于北平图书馆所存《平寇志》“活字本”，已并非原貌，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的增减也是常有的事。此推论也有旁证：全祖望《鲒埼亭集》[23]与《鲒埼亭集外编》[24]均有对《流寇志》的评介，举出诸多例子证明此书“但凭邸报流传，全无实据”，又说“彭仲谋《流寇志》伪错十五，出于传闻”。然而以现存的嘉业堂的抄本来看，全祖望所述的《流寇志》失实记载大都不存在。这正好说明乾隆时期《流寇志》已有多个版本，谢国桢先生也说，“谢山所见者，或另一稿本也”[1]272。这样看来嘉业堂所保留的《流寇志》传抄晚于雍乾时期，已经被篡改过，不是彭孙贻原本的面貌了。

总之，《平寇志》的作者是完全站在清廷的立场上修改了《流寇志》一书，力图贬低明朝、削弱义军、维护满人①。又以诸多证据推其书大约成于乾隆时期，时值编修《四库全书》，献书、征书、改书、禁书、毁书风气盛行。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上谕：“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益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25]试想“管葛山人”或为邀功献媚、或为保存典籍，用删、改、添、伪等手法，以彭孙贻《流寇志》一书为基础，另立新书。以其口吻、立场，如果把它等同于明遗民彭孙贻所著的《流寇志》，是非常不恰当的。而之所以选择彭孙贻的著作定为作伪对象，恐怕是因为彭孙贻在当地名气不大不小，又文网残酷而其很多著作只存其名、在清代后期不曾为世人所睹。

3　结语

综上所述，古籍文献在流转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传抄错误和被人篡改的情况，彭孙贻所著《流寇志》正好能说明这两种状况：彭孙贻所撰《流寇志》传抄至乾隆年间已有多个版本，这些版本与嘉业堂存《流寇志》可以看作是流传中的传写错误；而“管葛山人”依据雍乾时期某个《流寇志》版本修改删添，另立新目为《平寇志》，此则可以看做是对《流寇志》的再创作。这也正好对应了谢国桢与孟森二位先生的观点：谢氏侧重“流传之误”而认为“实即一书”；孟氏偏于“后人删改”而认为“自为一书”；二人之分歧实则是观察视角和价值判断不同而已。同署“管葛山人”的《平寇志》与《山中闻见录》二书作者都有疑点，恐均非彭孙贻所著；“管葛山人”也不是百年以来公认的彭孙贻之别号。彭孙贻之《流寇志》从一个稿本流传为多个版本，接着被分立为不同作者的两本书，在向后流转的过程中学者又会因为二书的逼似，反而把两书混为一谈，继而把两位作者也看成是同一个人。可以看出，探讨异文的边界问题，仅仅是把握书本内容的差异是不够的。因为内容的差异最后只能归结于价值判断问题，而这个问题却很难言其对错。为此，我们就必须注意到造成这种差异的人的因素——流传中抄写人的主观能动性。英国学者Bieler将抄写人的发挥空间分成三类：“死文本”“活文本”“野文本”。对于“死文本”，抄手会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本进行复制；对于“活文本”，抄手有可能会进行有意的改动；对于“野文本”，抄手会觉得有权按照自己的见解和风格进行处理[26]，如果只关注文字差异程度，那么异文边界将会始终处于量变的状态而非质变，这样异文的清晰边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需要结合异文的文本本性与抄写者的状态来考察这一问题。而考虑到《平寇志》抄写者（管葛山人）的主观立场与时代氛围，其对明末这类杂史“活文本”的有意处置则完全超越了异文的边界，应当视其为对《流寇志》的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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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 Sunyi and Liu Kou Zhi,Ping Kou Zhi：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Boundary of Variant Reading

Liu Senyao

Abstract：Liu Kou Zhi and Ping Kou Zhi is very similar in content and title,but they should be different books written by different authors.The author of Liu Kou Zhi is undoubtedly Peng Sunyi,and the book has several versions in its spreading process.Ping Kou Zhi is probably written by Guange Shanren,which is on the basis of Liu Kou Zhi.Thus Liu Kou Zhi and Ping Kou Zhi completely cross over the boundary of variant text.Ancient literature is usually mistakenly copied and deliberately tampered in its process of circulation,which is exactly reflected by Peng Sunyi’s Liu Kou Zhi.

Keywords：Liu Kou Zhi.Ping Kou Zhi.Spread.Version.Ancien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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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按，近来读明末史料，颇多费解，籍此可一斑窥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