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流动电影」的田野笔记

在真的联系田野的地点的时候，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这是一个小众且边缘的话题，小众到很多人只有在记忆中才可以翻出来。这是我在最初提到这一个选题的时候没想到的。事实上，我们遇到了双重困境，搞研究的老师认为前有郭建斌、刘广宇老师已经做过，作为学生的我们或许没有办法超越，到最后这可能就是一个根本无意义的选题，只是交上去了几张纸做做样子，然后快速的结束这个话题。搞这方面的人（工作的人）认为，我们的调研是“根本无意义的”，我猜想可能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个赤裸裸的要没落的东西，说来说去就是那点数据，甚至以官方的口吻拒绝了我们的调查。事实上，我想问的问题也是，为什么它还能存在？

在爷爷去世之前，我甚至一度也在怀疑是不是我们的调研真的就是无意义的，这个被尘封了的记忆为什么就非得要揭开呢？他们不想让他们看到现实，但真的学术研究可不就是看到有意义的现实吗？

2023年3月1日

今天一口气读完了郭建斌老师的《寻找“格桑梅朵”：西藏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当然，我认为刘老师的多次出现把我带回到了大三那年的国际新闻课上，记得刘老师跟我们说，尽管他考了很多次研究生都没有进入自己梦想的大学，但是云南大学真正的成为了他学术道路上重要而美好的回忆。今天看郭建斌老师对刘老师如此之关爱，研究生三年能够遇到这样的导师，也是十分幸运的事情吧，更何况刘老师又成为了自己的老师，真是感慨命运十分奇妙。

在现在这个视角来看，或许“记忆”是能够最好的概括此时流动电影的关键词，流动电影的场景成为了一段记忆，现在残存的流动电影也是那段记忆的延伸，内容、形式、还有哪些形形色色的人都构成了“记忆”的一部分。也许之前的我就是钻牛角尖，总是想着要“标新立异”，但却淡忘了一个选题最适配的选题。

2023年3月4日

今天收到通知，说这个项目要尽快结项，这对我们而言无异是一个“噩耗”，因为事实上，我们的思路从一开始就是从生产者或者放映者的角度考虑，但是这条路我们走到底却是一个死循环，现在的我们无路可走，只能回到最开始的桌面调查。其实对于3月10日要结项这件事，我是没啥紧迫感的，因为在我看来，尽管做不成田野，至少我们还是能快速的写成一个报告的样子，只是缺少了很多实证研究，研究意义到底怎么样就需要进一步考虑了。就像郭建斌在那本书里写的，一旦遇到官方的问题，我们的话题就是必须要终止，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但是庆幸的是，我们的访谈还是在跌跌撞撞中开始了，尽管我们打不开官方的“堡垒”，但是通过多层的关系找到了一位文化馆的退休老放映员，尽管不是北京市内的情况，但是至少给了我们很多机会了解那段历史，也让我们有进一步的可能。最后，是在没办法，我给自己的亲爹打了电话。我是知道的，爷爷是我们都不愿意提起的那个人，因为伤疤还没好，谁都不忍心在对方的身上撒盐。但可能我跟他聊这个话题，还是逃不过。尽管罗姐说父亲很幽默，实际上我们都在掩盖着痛苦，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真实。

最后在逐渐流逝的时间压力下，大家快速一致同意了用“集体记忆”这个概念和理论。尽管它还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但是已经淹没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2023年3月7日

今天舍友在我的杯子里放了一杯冰水，睡了个午觉醒来之后，发现已经成了一杯冰水。突然觉得有点遗憾，也许我们应该记录下它的融化的，至少证明它曾经存在过。也许我们的选题也是这样，如果让我现在结项完就完完全全不想，那是完全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问题，因为我始终觉得我可以并需要做下去。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前途未卜的选题，实在是不敢拖沓各位朋友太久，只能在项目结项之后还给大家“来去”的自由。本科和硕士的同学（暂且称为吴老师），之前帮我向其导师打听了一下关于我们这个选题的事情，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方向。内心真的觉得很感谢很感谢，还有远在广州的蒋老师，在繁忙的学业之余，帮我在广州图书馆看了“流动的光影”的展览，并且拍了很多现场的图文资料，这对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找到选题的根真的有莫大的帮助。因为吴老师的导师朱老师是研究生院校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的教授，在电影领域颇有建树，今天她说要参与到我们这个接下来的田野和调研中来，我重新燃起了把这个选题继续做下去的希望。我以及其悲观的态度跟她说了我们的现状，我们零零散散的访谈、跌跌撞撞最后失败的田野调查计划、未来可能面临自费的田野调查之路、我们即将淹没在低压之下的心情。但不管怎样，更何况还有这么多关心我们这个选题的老师和同学。

2023年3月8日

我们的选题因为这次行动而变得丰富了起来。这次早出晚归之行的目的地是北京的“中国电影博物馆”。春光伤好，乘坐公交+出租斜穿了整个北京，整个历程来去共用了4个小时，因此我又再一次的请了假，放弃了媒介法规与伦理这门课程。但是整个博物馆调研还是十分有收获的，比如我们收获了4位访谈者和一些实地调研资料。整个调研的过程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之前在报社王老师说的看博物馆是怎样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我也很感谢那次他对我的批评，让我知道这种因为交流的壁垒而留下来的经历对日后的调研是有帮助的。这次调研之后，我们马上就要快步的进入报告的写作阶段，目前这些资料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惊喜”的，因为我对这个项目最坏的打算是只进行桌面的调研资料，如进行一个完整的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但是在很多实证材料的支持下，我们还是扩展了我们整个报告的框架。尽管这个框架现在看来还是很大，但是目前来看，我们的剩下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更何况现在还一个字都没咋动。前途未卜中ing，真的可能就像这个天气一样：从一个工地走向了另一个工地，从一个荒凉走向了另一个荒凉。

2023年3月14日 后记（写于报告上交之后）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田野研究，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们仿照着大人的模样，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将这篇报道交上去，甚至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对我而言，确实也没有很重要。因为我又再一次完成了一段研究的旅程，并且是这段旅程的开始而远非结束。接下来我和人类学的吴老师还将继续我们关于「农村流动电影」的纪录片拍摄，并安排暑假的田野调查。当然，目前还在寻找新的田野地。这对我们而言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反过来想，研究哪有容易的呢？

关于为什么我们要寻找新的田野地呢？这里要做一点解释，因为最初暂定在研究生学校所在地附近寻找田野地，但是目前来看一个基本的现实是，这些看似光亮的政策背后，隐藏着很多我们作为研究者难以抵达的东西，很多逻辑也是远非我们参与一个研究项目就能够理解的到的，且认识到这一现象也并非我们田野调查的目的。最为关键的是，最初想要把这一现象普遍化的想法是有偏差的，关于这样一个小众的研究，我们着实应当深入到边缘的非主流话语的地带，深入其中，并且找到不同仪式与节目之间在细节上的关联之处。这对于我们一个研究生来说，或许是远远不能达到的，但不想做一件平常且普通的工作，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且我们将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出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努力。

我现在每天晚上毕业都会想到爷爷，想到他跟我说的那些话，和我还没有来得及了解的那段历史。我很痛苦，痛苦于我没有坚持在寒假就跟他聊这件事，以至于成为了我永远的遗憾。想到跟他见的最后一面竟然是送我上公交车，看着他消失在了黑暗之中，甚至都没有打个电话报平安。事件发生的很突然，这次调研的我逃避了所有的访谈，因为每一次访谈就是在自己的伤口上不停的撕扯。但我又无比想要做好这件事，因为我不做好，就意味着我和爷爷的联系又少了一点，希望这个研究结束的时候，我能够在调研报告之前写上“献给爷爷”。到这里才明白了每一本书扉页空白而只有一个名字的意义，这是多么沉痛的记忆，又是记忆，是关于我的记忆，也是关于整个时代的记忆。

在这篇报告上交之后，我的两位好朋友开始渐渐疏远我，甚至有点孤立。至今我还是不明白，难道朋友和工作的界限本身就是不能兼顾的吗？可能吧，最近的我一直在尝试着跟她们融合，但事实看来，这件事并不成功，可能是我太张扬了或者在整个研究中太严厉了，anyway，也许孤独本身就是一种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