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词存稿 | 杨逸明：杨逸明诗词集——飞瀑集
杨逸明，1948年8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无锡，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当过工人、教师、干部。曾任第二、三届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网副总编辑，《中国诗词年鉴》副主编，第三、四届上海诗词学会秘书长、第三、四、五届上海诗词学会副会长，《上海诗词》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上海诗词学会顾问，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已出版诗词选集有《飞瀑集》《新风集·杨逸明卷》《古韵新风·杨逸明作品集》《路石集·杨逸明卷》等。
不敢庄谈，因名“戏谈”。戏谈者，一来可以掩盖我的浅陋，只能乱弹琴；二来可以避开老生常谈，谈点愚者一得之见。
先戏谈诗。
要诗中有我，有我才有情，才可以抒一己之情，抒大我（广大人民）之情，才能与时代同呼吸。无我，则情无所附丽，赵秋谷讥笑王渔洋“诗中无人”，无人就是无我，渔洋诗自有其存在价值，但无人终是一病。
诗人应有一颗最敏感的心，“一叶知秋”是敏感。“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雪莱诗句）是敏感。洞察人情世态，揭示心灵奥秘，也是敏感。能辨别立意、选辞的细微得失，甚至辨别每个字的音色轻重，也靠敏感力。有此敏感力，则灵感与悟性俱来，才能产生好诗，才能显示诗的魅力。
诗道广大，诗的方方面面多得很，这里为了谈杨诗的需要，只谈这两点。
读杨逸明的诗，时时感到诗中有一种强烈的震撼力。这震撼力来自诗中有我，这是“位卑未敢忘忧国” 的我，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我，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我，有这个我，又有一颗敏感的心，这使他的诗揭发时弊，往往能鞭辟入里，写感抒情，也能揭示到心灵深处。
兹举一例。题目是《上海诗词学会在一所中学角落里的两间简陋、阴暗、潮湿的矮平房中，初次来访，感慨颇多，摄得外景照片一帧，戏题七律一首于照上》：
起笔便振起全局，“推敲”二字下得好。原意的推敲早已衍化为斟酌诗句的惯用语，这里又还原他推门、敲门的本意，却仍具有衍化后的内涵，用以叩诗会之门再巧妙不过了。颔联写真实情景与感触过程，颈联有开合跌宕，结联使人拍案叫绝，把少陵的悲歌赋予全新的意境，他在劝告词客不必因屋破而发愁，请看有多少广厦空关着呢，似乎说：“搬进去就是了！”似乎又不是这样，是叫人“望梅止渴”，还是拿吃不到的葡萄哄孩子？又像真有住进去的希望，真是带点半开玩笑的性质。沉痛语而出之以幽默，感叹语而出之以调侃，这与题目中标出的“戏题”是相吻合的。
杨逸明隽才覃思，方值壮年，诗中有一股活泼泼的锐气，他的诗历两当轩，上窥剑南、白傅，成就正未可限量。
试戏论之。有诗以来就有雅俗两途。庙堂文学近雅，民间文学近俗，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民间文学要雅化，大诗人又要向民间汲取营养。大体上说，谢康乐近雅，陶渊明近俗；太白近雅，少陵近俗（王船山早就有“李杜是雅俗一大分界”之说）；义山近雅，白傅近俗（苏东坡早有“元轻白俗”之论）；宋元以后，词近雅，曲近俗，是雅俗的一大演变。当然，这只是大体上说，每人的成就高低并不能以近雅、近俗来衡量。
杨诗走的是近俗的路子，很接近聂绀弩体，又不以聂体自限。杨诗决不写人人皆知的大道理，很少用典，不避俗语，却力避熟套语。他能做到雅不避俗，俗不伤雅，这是难能可贵的。
如他的《夜雨》三首之一：
又如《下厨戏作》：
前者写听雨，情感交集，如风雨骤至；后者写烧小菜。其实两者都可以看做是他对他的诗作风格的自我写照。
他不喜欢“应景”“应制”的浮泛、人云亦云的诗，偶有所作，也必自出机杼，别立新意。如《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戏作》：
又是“戏作”，却决非游戏之作。主题是严肃的，却运用了风趣轻松的语言，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愤慨的心情得到平衡。“治愚”要德先生，“荡腐”要赛先生，“五四”运动“要科学、要民主”的两大口号，正是题中应有之意。这里却不直露地写出，而以“谁剪心中辫？”“须倾天上波！”这样诗化的语言写出，又把“青年节”“国际歌”两词拆开分嵌在句中，又似文字游戏，冠以“慷慨”“纷纭”字样，马上使诗沉重起来。亦庄亦谐，使诗情别有风致。
我很喜欢他的《回忆初恋，戏作》一诗：
这首诗写得很雅，以“罗曼蒂”对“吉尼斯”，借用外来译名来凑热闹，也像是戏作，加上“梦好”“情深”字样，顿使外来语有了感情色彩。结联尤妙，我们常有这种感情体验，半生经历过很多事、遇见很多人都如过眼云烟，逐渐淡忘了，而在一瞬间遇到的一个热情微笑，或某人发出一个警句时配合做了一个有力的动作，却储存在记忆库里，持久难忘。陆放翁怀念唐琬诗句“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惊鸿一瞥，至老不忘。这与“浮生百味都如水，除却童年酒一卮。”不是异曲同工吗？
以上谈了杨诗的优点。逸明曾执意要我谈谈他诗作的不足之处，这使我想起钱锺书先生评名诗人冒叔子诗云：“江山之助，风云之气，诗境既拓，诗笔大渐酣放矣。东坡云：‘须知酣放本精微。’愿君勿忽斯语。”这段话讲得很好，指出叔子诗酣放有之，精微不足。什么是精微？含蓄、蕴藉是精微，意境深邃是精微。这里愿将钱氏之言转赠逸明，愿逸明亦沿此方向更进一层！
杨诗多“戏作”，这是他偏爱“幽他一默”的惯用手法，或是有所讥讽而示以委婉，自有他的用意。我这篇短文题目也叫“戏谈”，效颦而已。我还不像某些时髦人物那样“玩文学”也。
逸明的第一本自选诗词集《飞瀑集》即将出版。我为这位诗坛新人出手不凡的处女作的问世高兴之余，也为我的这篇小序直到书稿三校付印前夕才勉强交出而感到歉疚。说起来，还是在两年前，诗人便寄来了一份打印诗稿，附信要我对初选的四百一十八首篇目再作筛选后，为他写个序。我毫不迟疑地应承下来。这是因为：一、我和逸明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便因着《诗刊》创办诗词研讨班的机缘，成为忘年交的诗友，大约有四个年头，曾就他的一百多首律、绝，书来信往，相互直率地切磋过诗艺。应当说，对逸明创作实践的方方面面，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二、逸明的诗词，早已从“论画以形似”“作诗只此诗”的诗的“必然王国”，真正进入了按照“诗缘情以绮靡”的“美的规律”创作的“自由王国”。他的诗已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抒情个性，而抒情个性的形成，也正是诗人走向成熟的标志。三、这本由四百多首再精练为二百多首的集子，选出的是诗人两千多首作品中的精品。我以一个善于挑毛病的编辑的眼光，反复审读这个选本，非但没有挑出再可删简的篇什，而且屡为我所看到过的一些好诗未能入选而感到遗憾。诗人选自己的作品，严谨到了“酷”的程度，这是一种对诗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值得称道。总之，这是一本出自新人之手的诗味醇厚的好诗集。“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为朋友，为读者，为诗词事业，作为一个诗词工作者，我以为有义务向“诗国”的“人间”，推荐这本颇为难得的好诗集。
严沧浪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个“别材”，一是指诗人禀赋中超乎常人的多情、钟情、痴情乃至成为爱及国家民族、全人类以及宇宙万物的情种；二是指诗人超出常人的想象、幻想、梦想、奇想、狂想……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的意象思维能力；三是指从生活中发现并提炼诗情画意的悟性。逸明具有这样的天赋，又辅之以好学、勤读、冥思、苦索所积累起的人文知识，再历长期风雨人生的体验，逐渐形成了诗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患意识和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悯情怀。这样，生活到处，举凡风花雪月，山水烟霞，尘世百态，一旦进入诗人的审美视野，经过他爱憎分明的心弦轻轻一拨，生命留痕皆是诗。于是便产生了这些“寻常作料奇滋味，得此功夫格自高”的诗篇。
逸明的诗，题材面广，令人耳目一新的好诗俯拾皆是。请读《春游南北湖》：
一首普通的即景抒情之作，清辞丽句，写来却新鲜可读。前两联，白描湖上风景，以静衬动、色彩明丽，活画出一幅绿意盎然的雨后丹青。颈联由实生虚，声情并茂，将画意引入人文美的境界。尾联，湖上丽调骤起，吴音婉转，悦耳清心……读者也不禁和诗人一起陶醉于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之中了。
随着诗人的游踪旅迹，在集子中留下了不少寄情山水、吊古抒怀的篇章，其中，有关故宅、故乡忆旧怀人之作，佳作尤多。例如《忆故园》：
这类题材的诗，大都写得情真意切，魂牵梦绕，于抚今思昔、荡气回肠的咏叹中，寄托了诗人浓浓的乡土情结和深深的历史沧桑感。
如果说，诗人最倾慕和追求的是宋代爱国诗人陆游《书愤》二首所达到的“如屋有柱、如人有骨”（纪昀语）的诗风，那么，上举逸明的佳作，也还不足以代表这位诗坛新人艺术个性的“不可磨处”；而《飞瀑集》“飞流直下三千尺”，足以震撼人心的，也正是“愤怒出诗人”的那些愤世嫉俗之作。集子中，和歌直臣、哭烈士、颂改革、呼清廉的主题相呼应，有一个反复出现、成为系列的诗题，这就是诗题冠以“戏”字的戏作、戏咏、戏题四十四题，并《竹枝词》三十首。这些寓庄于谐，以戏笔出之的篇什，固然有以幽默出之的对生活美的赞歌，但就其基调而论，多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假恶丑阴暗事物的冷嘲热讽。其锋芒所向，是贪污、腐败、庸俗、愚昧种种，其中，作为集束箭射出的靶子，则是贪官污吏。其中“老鼠”一词，作为诗的意象，已成为贪官污吏的“符号”。集子中有五首诗专写老鼠，另有十几首涉笔为群鼠画像，鼠性百态，惟妙惟肖，可谓淋漓尽致。仅举一例：
这两首诗的妙处在于：老鼠以第一人称出现，为自己的行为命运作愤愤不平的咏叹。全篇通过对“居陋室”“食残羹”的“硕鼠”对“朱衣紫绶遮”的“人间贼”，以及“又多油水又冠缨”的“贪吏”的由“不平”到艳羡乃至向往的鼠辈心理刻画，以反讽调侃的笔调，揭露了“人间贼”——贪污腐败为害之深之烈，应当引起人们的深思。
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对官场腐败风积重难返的愤怒，已成为诗人胸中不吐不快的块垒。以笔当剑，不时挑破贪官污吏身上的华衮，把他们丑恶贪婪的灵魂揭示给人看，已成为诗人自觉追求的一种艺术倾向。集子中即使是那些与反腐题材没有直接联系的歌吟，也往往于不经意处，甩出他的匕首投枪。比如：“寸毫安得挥如剑，莫让贪官着画皮！”（《咏笔》）“黑脸不知何处去，官场多见醉颜红。”“我劝天公拘一格，莫教贪吏降人间。”（《谒包公祠》）“想来今日和珅辈，也有后人续戏文。”（《看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戏作》）“治理人间狐鼠辈，天师未必有奇方。”（《访天师府》）“花天酒地成风气，何以能安烈士魂？”（《参观红岩》）“都夸盛世官场乐，不必先忧学范公！”（《游苏州记所见所闻》）“谁料人间添魍魉，竟从菩萨脚边来！”（《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有感》）“倘得浮云可挪用，人间从此雨声无！”（《竹枝词•新闻点评》）这些诗句，或托物寄慨，或借古喻今，信笔写来，出语机锋，立片言而居要，倾向性从字里行间溢出，深化了诗的思想境界。
与此类刺贪反腐主题息息相关的是，诗人调侃反讽的犀利笔锋，还集中投向近年遍及城乡的种种迷信、愚昧、落后的世风。
试读《灵山大佛戏作》：
初读，似乎是一首大佛的礼赞。诗的前三联，以客观白描的手法伴以赞叹的基调，极写大佛的高大威风和香火旺盛。诗中无一字轩轾褒贬。但是，细心的读者，只要把佛耸天、“人似蚁”两个中心意象，作一下对比，然后再把这个并非前朝文物，而是当代打造出的“高八十八米”的庞然大佛，安置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略加思索，只能感到荒唐可笑。诗人的高明之处是在结句，仍以赞叹的口吻抒发浪漫主义奇想：“安得凌空多大佛，纷纷立遍小山中！”至此，诗人于不动声色中，已把那个荒唐可笑的喜剧场景推向极端。治愚须剪“心中辫”的良苦用心已经不言自明了。妙哉，戏笔！
总览逸明的诗词创作，诸如在诗的意象、意境、语言创新诸方面，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这里就不再一一论列。我以为最足以引起诗词界朋友们关注的，还是诗中有我，即从作品的抒情个性中所显示出的诗人对普通劳动人民的终极关怀，以及诗人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人格力量。
如果谈一点不足，我以为诗人崭露头角的戏笔风格，发挥得尚未到位，有些标明“戏作”的题目，戏题庄出者多，而寓庄于谐的“戏”味不足。希望诗人多从鲁迅大师的杂文、历代笑话、相声以及中外寓言中吸取营养，融入自己的讽刺艺术中，再经过刻苦的艺术实践，使自己成为戏笔——讽刺诗词的大家！
一篇旷日持久的读后感，拉杂成篇，粗浅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愿就正于诗人及读者朋友。
是为序。
当今时代，何谓“诗人”？记得有个诗人说：“诗人是商品时代苦苦坚持赠送礼品的人。”说来真有点悲壮！我们自费印刷出版诗集，到处送人，还不大有人要。我们苦苦赠送礼品，居然不受欢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诗词不是精品。诗被冷落了，远离了以政治为中心的官场和以经济为中心的市场，诗成了“弱势群体”。
“五四”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新文学，产生了白话新诗。这是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一些先驱者对于传统诗词采取了全盘否定乃至打倒的态度。十年浩劫中，传统文化、中华诗词更是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刻。中华诗词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漫长时期，基本上处于生存、发展的极端困难的境地。先驱们呼喊要废除中国戏剧，废除中医中药……今天我们打算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贝，当年全成了先驱们深恶痛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革命对象。幸好到了今天，国画不叫旧画，古琴不叫旧琴，中药中医不叫旧药旧医，国粹京戏不叫旧戏，中国书法也不叫旧书法。然而，旧体诗词，叫旧诗，常常带有贬意，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不必责怪近百年前的先驱们，但是如果百来年后我们还是这么认为，我们就有点发昏了。
如今，有些人提出要振兴中华诗词，甚至提出要拯救中华诗词。我觉得，汉字不灭，中华诗词就不会亡。汉字的音、义、形，美轮美奂，举世无双。诗词在演绎汉字的音、义之美，书法在表现汉字的字形之美。我总感到是中华诗词拯救了我，我可拯救不了中华诗词。如果没有中华诗词，我不知今天如何活法？我是把中华诗词当作自己的事业，信仰，宗教。聂绀弩、胡风、李锐当年关在监狱里还在创作诗词，出发点恐怕不是为了拯救中华诗词，当时他们自己生命的存活都发生了问题，应该说是中华诗词拯救了他们，使他们终于度过了劫难。
今天，中华诗词渐渐在走出低谷。报纸上见过许多名人、领导的诗词，赫然冠名“七律”“满江红”“沁园春”……除了凑成字数长短排列外，都是一些与七律、满江红、沁园春毫不相关的文字。一些知名度不低的作家，也写旧体诗词，却写得叫人啼笑皆非。谁要是上绿茵场不守规则乱踢足球，参加象棋比赛不照规则乱走棋子，一定会被人赶出场外。唯独旧体诗词不然，对于标榜为旧体诗词却不按旧体诗词规则写出的文字，大家（包括外行内行）照样捧场，大报、大刊照样开绿灯刊用。在这些人眼里，旧体诗词的规则可以说改就改，说废除就废除，有的人说这是“改革”，有的人说这是“大众化”，有的人说这是“适应时代的需要”。旧体诗词自己不会说话，只好任凭世人蹂躏、作践、糟蹋、玩弄，到头来还要依靠世人来“拯救”，来“从良”。
在上海的一次诗歌研讨会上，有人提出，鲁迅说过好诗到唐代已经被写完了，所以当代的人不必再写了。我说：阁下是写游记散文的，到现在似乎也没有写出一篇《滕王阁序》《岳阳楼记》《前赤壁赋》那样的经典作品来，看来好的游记散文到王勃、范仲淹、苏轼已经写完，阁下也不必再写游记散文了！这几位是写长篇小说的，写到现在也没有写出《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来，好的长篇小说到罗贯中、吴敬梓、曹雪芹已经写完，你们也不必再写长篇小说了！那几位是写文学评论的，写到现在也没有写出《文心雕龙》《诗品》来，好的文学批评到刘勰、钟嵘已经写完，你们也不必再写文学评论了。我们生活在当代，为什么我们的诗会被古人写完？我们的前辈创造了科学文化艺术的高峰，不应成为我们故步自封、停滞不前的理由。我们确实有辉煌灿烂的唐诗，使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引以为自豪。可是不能因为我们的前辈写过好诗，我们自己就丧失了继续写出好诗来的信心。为什么世人对于中华诗词的要求就如此苛刻？我觉得，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创作诗词，我们会写出当代的诗词精品来！
会上又有人说：唐代有那么多的好诗，为什么当代人写的好诗我一首也没有读到过啊？我发表看法：唐诗流传到今天有《全唐诗》，大约五万多首。可是真的为今天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所熟悉的作品，恐怕也只有几百首，而能被一般的老百姓所熟悉并朗朗上口背得下来的恐怕就只有一二十首了。唐王朝近三百年，如果以流传下来并为当代人耳熟能详的好诗有三五百首计，一年也就大约只流传一两首。这就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了！据统计，当代有几十万人创作诗词，每天有五万首诗词诞生——相当于《全唐诗》的总数！以每天五万首乘以三百六十五天，得出的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在这个天文数字的诗词作品中，如果有一两首诗（词）能够流传后世，我们的诗词就像唐诗一样辉煌！看来，谁在当代就能读到这一两首将来会流传的好诗，比中福利彩票的大奖还难哩！所以说，当代有诗词精品，可是绝对不会铺天盖地。
创作格律诗词，我有几位长期的读者，这是我熟悉的几位有中等文化水平、喜欢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包括诗歌），但自己却不写诗词的友人。每次写出诗词，让他们成为第一读者。他们说不懂，就改到他们懂。他们说不好，就改到他们认为好。一直改到他们觉得有意思并认为满意为止。当年白居易将自己的作品读给老妪听，这“老妪”们恐怕也不会是一点文化修养也没有的群体。这实在是当今诗词创作者极需重视的问题。作者群体的作品交流当然很重要，但这仅仅是类似于厨师之间的学习交流，都是免费品尝，有许多人还带一点门户之见。只有在圈子以外有食客愿意掏钱品尝你做的菜肴，你这才能真正开成饭店。当今诗词界，作者就是读者，读者就是作者，甚至许多作者还不愿当读者，作者只管写，也不管谁要读，写了许多合格律但去诗甚远的绝句律诗，却埋怨读者不懂诗。这样的诗词创作现状，实在堪忧。哪一天诗词界的小圈子（即使有号称一百万的创作大军，也只是一个小圈子）以外也有了诗词读者，当代诗词才真正有社会价值，中华诗词事业的振兴就真有希望了。
我十四岁买了《诗词格律》《唐诗一百首》《宋诗一百首》《唐宋词一百首》，开始写格律诗词。从此一年一两首，或一年十几首，写了三十多年。到一九九六年，我已经五十来岁。人生的经历，有许多感想、感慨、感悟，想写出来，想来想去决定采用诗词这个形式。一天中午饭后从单位出来溜达，在静安寺的一家报刊门市部买到一本《诗刊》，见到有旧体诗词高级培训班，马上报名参加。不久收到杨金亭老师的回信。杨老师看了我二十来岁到五十来岁写的诗，说我写诗的水平三十年在“原地踏步”。于是我每月寄三首诗，一学就是四年，可算是诗词“本科”毕业了。一共寄了一百四十四首诗，杨老师精心点评批改，对我帮助极大。这些批改稿件我现在都完好保存着。杨老师说我学了四年，很努力，终于突破了一次自己。
通过诗词创作，我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写出了《诗词创作的“金字塔”理论》一文。现在择其要谈一谈。我们可以先画出一个三角形，从上到下分成三等分。
三角形最下一部分是技术层面。包括平仄、粘对、拗救、押韵、对仗等。这个层面的功夫是熟练工的本领。人们的审美情趣原则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变化，避免单调的重复。汉字一字一形，一字一音，字分四声，读来抑扬顿挫，分成两大类，平和仄。就像《易经》中分成阴爻和阳爻两大类，分别组合成六十四卦，演绎天地万物，变化无穷。平仄声的交替是诗词中最基本的一种变化。一句中平平后是仄仄，仄仄后是平平，要“交替”，这是为了每一句中产生变化。两句中上句平平仄仄，下句是仄仄平平，上下要“对”，这是为了两句产生变化，否则两句会重复。两联中的前一联的下句第二个字与后一联的上句的第二字要“粘”，如果不粘，则前一联和后一联完全重复。这是平仄“交替”“对”和“粘”的理由。对仗有对称美，但也要在同中求异，不断变化。对仗不要字字求工，主要部分对得工整了，其他就不要太工整。有经验的诗人往往宽中求工，即在诗句中着意锤炼几个关键的字或词，使之对得非常工整，其他的部分就不必十分严谨。押韵可以用“平水韵”，也可以放宽，用普通话新韵也无不可。其实诗词好坏并不是由押何种韵决定的，大可不必非要争得某种韵的正统地位后才吟诗填词。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有点“劳命伤财”。
三角形的中间一个部分是艺术层面。包括意象、意境、语言风格、章法布局等。诗要形象思维。就是有了一个好的意思不直接说出来，却找一个“形象大使”来说话。屈原在《离骚》中，以美人芳草为“形象大使”，来抒发对国家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有了意象，就要有语言跟上，写到位。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引有一段话：“凡人作诗，一题到手，必有一种供给应付之语，老生常谈，不召自来。若作家，必如谢绝泛交，尽行麾去，然后心精独运，自出新裁。及其成后，又必浑成精当，无斧凿痕，方称合作。”要成为一个诗人，必须要具备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语言要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古代流传至今的一些唐诗名篇，大多读来通俗易懂，语言新鲜得就像是昨天才写的，不像当代有些人的旧体诗词，倒反而像是几百年前写的。诗的句式、用典、章法，都是需要不断变化才能创新的。心里有美好的感情，就像有了一泓清澈的源泉。有这种美好感情的人都可以写诗。但是你如果把这泓泉水随便地打开，就像打开一个自来水龙头一样，水是哗哗地流出来了，可是一点也不美。你必须让这泓泉水流入石头和草木构成的景致之中，使之忽隐忽现，有时曲折，有时跌宕，有时闻其声不见其水，这样便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才是诗！通常的“造景”程序的规律是“起承转合”。但是各人有各人的造景手段和风格。如果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成了批量生产的商品，绝对不是诗。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变数越多，越精彩，吸引的人会越多。会三十六变是猪八戒，会七十二变是孙悟空。老孙还有很多妖魔鬼怪打不过，可见艺术没有止境。又要会变，又要变出美来被人承认并且欣赏。
三角形最高的小尖角部分是哲学层面。包括诗人的见识、襟怀、思想。掌握了技术层面和艺术层面的手法就像是学会了酿酒术，不要以为无论什么水都能酿出美酒来，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好水”。只有优质的泉水加上精湛的酿酒技术，才能有美酒诞生。诗人的“心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来源于天赋，所以古人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有了哲学层面的内容，所有的艺术，包括音乐、雕塑、绘画、舞蹈、书法等，甚至自然科学，都可以进行对话和互相交流。有了这个层面的内容，诗词作品给予人们的东西，可以比生活给予人们的更多。诗词创作者呕心沥血，是为了用极为简练的汉字，高度概括最丰富的思想感情。如果没有这个层面，那么，所有的艺术创作者，都只能成为匠气十足的熟练工。诗人如果没有哲学的思考，没有人生的感悟，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诗人也就成了诗匠。如果诗词创作不能上升到哲学层面，就没有了较高的立意，那么以上所说的技术层面的打造和艺术层面的雕琢，都成了空忙，只能够打造出平庸的诗词作品来。诗人表现的思想是积极的，抒发的感情是健康的，说理的逻辑是正常的。诗人要感情丰富，思维敏锐，见识不凡，头脑清醒。有了哲学层面的认识，诗人才会有天人合一的精神，悲天悯人的情怀，地球是人类和万物的共同家园的思想境界。诗人会充满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也常常是诗词创作的重要动机之一。纪昀评论陆游的《书愤》两首诗时说：“此种诗是放翁不可磨处。集中有此，如屋有柱，如人有骨。如全集皆‘石砚不容留宿墨，瓦瓶随意插新花’句，则放翁不足重矣！”诗人不是不能写风花雪月，但是全写雕栏玉砌，就像只有砖瓦，而无梁柱，总造不成像样的房屋来。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今社会堪忧者正多：国堪忧，民堪忧，市场堪忧，官场堪忧，环境堪忧，生态堪忧，地球更堪忧。诗人的忧患意识应该比世人稍稍拔高一些，超前一些。如果当今诗人，只忧晓风残月，甚或饱食终日，无忧无虑，则诗人不足重矣！要达到哲学层面的高度，诗人们有各自的人生经历和感悟方式。现在提倡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并不是诗人都不发牢骚了，诗人发牢骚，其实是好事，宣泄出来，才能平和。牢骚埋在心里不发，表面和谐了，其实只是一种假象。
诗词创作要有一个“临帖”的过程。人们只知道书法创作有个临帖的过程，否则路子太野，会缺少书卷气。总不会有人看了一些王羲之、米芾、王铎的帖，一字不临，提起笔就搞起书法创作来。诗词创作的“临帖”过程，却往往被诗词创作者所忽视。所以许多诗词爱好者，读了些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提起笔就创作诗词，却老是进入不了诗词的语境，把白话语言硬性压缩增删，符合平仄要求，以为就是诗词，其实离开诗词的语言要求还远。我创作诗词“临过帖”。先是“临”陆游的“帖”，《剑南诗稿》我读了好几遍，后来“临”元好问、杨万里、黄仲则，这对我创作诗词影响极大。后来我又学习新诗的手法。我不写新诗，只写旧体诗词，但是我多年来一直自费订阅《诗刊》、《诗选刊》、《星星》这些新诗刊物，学习新诗新颖大胆的意象塑造和语言错位手法，获益非浅。新诗和旧诗这对难兄难弟，在被世人看不起的情况下依然互相看不起对方。新诗的作者看不上旧诗的形式，有酒不愿意装进旧瓶，宁可将好酒散装，让人闻到酒香，却难以永久储藏，成了“散装酒”（也有很多劣质酒）。旧诗的作者却收藏旧瓶成癖，瓶中注满水以为已经有了好酒，成了“瓶装水”。
诗词创作有三大快乐。一是创作的快乐。有了感想、感慨、感悟，写出来，写到位，绝对快乐。这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快乐。二是知音的快乐。写出来的诗词，居然有人阅读，有人欣赏。知音必须包含两个方面：说我的诗好能说到位，说我的诗不好也能说到位。这都很快乐！三是小名小利的快乐。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没有那么清高。小名小利，不必追求，但是如果有奖金和稿酬，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未尝不可。我们创作诗词，有了第一大快乐，足矣！再有第二大快乐，锦上添花，更好。第三大快乐，可有可无，不必当一回事，更不能当成第一大快乐。我们写诗，写的时候要认认真真当一回事，写完就不要当一回事，因为没有你的事，都是读者的事了。可是现在有许多的人，颠倒过来了：写诗时不当一回事，一气呵成，一挥而就。写完后当一回事了，又是求发表，又是买奖杯，宣传炒作，忙碌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