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肖 | 卢梭
卢 梭
本文节选自《未来之书》第二章《文学问题》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译者：赵苓岑
出版信息：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15年11月
我不清楚，他活着时像不像他以为那样纷扰不断。但很显然，他死后仍不得安宁，还招致了不少敌意，直到近几年，已然扭曲的恨意、怒火和辱骂才表面上归于理智，可以想见，的确可以说是阴谋才导致了这样的敌意,卢梭本人倒是一头雾水，怎么自己就成了受害者。敌人的行径过了头反过来倒成了为他辩护。莫拉斯指责卢梭变了质不道德,说的不就是他自己吗？而我们看到，像让·盖埃诺这样只想要他好、在第一时间就感觉志同道合的人,他们要想还卢梭一个公道有多难。人们会说，不知为何他身上总有些不对劲，让那些不喜欢的人勃然大怒，也让不想为难他的人很为难，因为谁都不能确定这算不算错，说得更确切些他们根本无法断定。
我一直怀疑,就是多亏了这深层难以捉摸的恶才有了文学。卢梭，一个总在开始的人，属于自然和真理，他只有在写作时才能串联起这些关系;而写作时，他又只能让这些关系维持在不确定的状态，这让他挣扎，他冲动又绝望地反抗，但就在这样的境况下他帮助文学丢掉旧惯习，清晰地认识自己，帮着文学在争议和矛盾中立起新的脊柱。
当然，卢梭一生的命运并非仅此就能解释清。渴望真实却困难重重，对起源充满激情，即刻得幸可不幸却随之而来，渴望交流颠倒过来却成了孤独，寻觅着想要流放后来却迫于流浪，最终，独特挥散不去，这些正是文学这一经历的根本，因为文学，以上种种更加明晰，更为重要，不知不觉中也得到了更好的证明。
让・斯塔罗宾斯基厉害，他注意到：卢梭是第一人，在他这类作家身上，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发奋写，为反抗写作;“文人，却和文学对簿公堂”；然后心怀走出文学之愿钻进文学世界；终而笔耕不辍，因为再无交流的可能。
晃荡的激情
惊人的是,一开始相当明确坚定的决定，原来竟关联着某种莫名力量，正受这力量所迫，慢慢地,他与自身的关系不再稳定。身怀晃荡的激情，他经历了几个鲜明的时期，懵懂无知地走过青年，一身光芒在一个个城堡间来去、巡游般不因某次成功停下脚步，成功驱逐着他也追随着他。像瓦莱里那样穿梭于沙龙间的漂泊,是名人的漂泊，但违背他以文学揭示的意愿，所以他想逃离漂泊，逃得精彩成了典范：逃离世俗、出世，走出公众视野、退隐森林。在他“自我改革”的散文中，随处可见令他可疑的动机一一到底为何要决裂，为何看似孤独？为写下去，造新作，与社会建立新的关联。“我手头这本书，只能在绝对隐退的状态下进行。”
的确，借文学之谎揭露社会之谎并不新鲜,这项古老特权传自怀疑论者及犬儒派。卢梭从前人那借来这套自己熟知的传统,但他却能经受这一传统给他的挑战——孤独，并通过传统预感到：文学将开始新的冒险、揭示独特的力量。他决定自我流放，做决定时有条不紊有方有法，自我放逐时，他已经身受束缚，因缺席产生的无限力量在束缚他，文学在场势必引发决裂,决裂引发的交流也在束缚他：他想透明地存在着，却只得隐藏自己模糊自己，不仅要别人看不懂他一一他看不懂别人，别人也休想看懂他一一马上就连他也认不出自己。“我决定要写，要隐藏自己……”如果说，决裂的决定后来变成了分离，不幸砸中了他,如果说他稍显任性缺席的世界又回到他身边，仿佛只是假装离开、走远，如果说他曾假装在说以便让人听到自己沉默的独特之处,随后就碰到了“无边无际深邃的沉默”、“骇人而恐怖的沉默”，让他看不见自己变得有多神秘，那么在这看似反常的篇章中，没什么阻挡他去看一一他不得不坚持的活动有着怎样极致的真理,去感觉一一为何必须晃荡，他是第一人,让晃荡变作文学经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写作，无须负责，因为这份写作之轻，才会接二连三冒失出错，也才会背负起越来越重的责任，表现以上种种，谁能超越他？一旦开始，什么都不容易。写，为给世界说教还能赢得个好名声，加入写作的游戏就有些弃世，因为必须要写，隐藏自己、隔离自己才能写。最后，“一切都不再可能”：原想剖析自己，后来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失去，自我放逐时那份骄傲带来的却是无尽迁徙的不幸，一次次他孤独地走在路上，不明白为何不得不这样一直来去不停。在“这个巨大的迷宫里，茫茫黑暗中他看见的,也只能是错误的道路，越走越错”，在这样的地方，那么努力要自由的一个人，最后在期盼什么？“我敢这么想也敢这么说，人们更想永久地监禁我以此来支配我，而不是一次次赶我出自己选择的避难所，要我在这片大地上无休止地游荡。”自白中满是深意：一个享有最大自由的人,一个什么都不用做就凭想象支配一切的人，竟恳求人们让他停下来，拦住他，对他来说,终身监禁好过过度的自由。或许他需要一再回到他孤独的空间，这孤独的空间此后只能是孤独言语重复不休的回声：“把自己交给孤独的自我，不要朋友，不要建议，不要经历，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孤独一人、陌生、孤离、无所依附、无家可归……”“孤独一人、无所依附、没有朋友、没有防备……”“陌生、无亲无故、无所依附、孤独一人……”。（斯塔罗宾斯基注意到:这几节反反复复.就算从形式上看都能“很具体地给人一种无依无靠、无法积极看待事物的感觉”。）
“打造一种新语言”
因为想要原创性，一心骄傲兴奋得要推陈出新，所以当卢梭试图真实地讲述自己时就发现，传统文学力所不及，需要打造另一种全新的语言，同他的计划一样崭新（“要道出我要说的,必须打造一种新语言，同我的计划一样崭新。”）。有何特别？特别在他并不想描述或勾勒自己的人生，是要用到描述,却是以历史发展的角度和自己建立起一种即刻的关系，揭示这一刻——就在这一刻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感受,要让自己完全暴露于天光之下，走到亮处、走进天光的透明中，而透明的，就是他内在的原点。他不是圣奥古斯丁，也不是蒙田，谁都不会像他这样尝试。圣奥古斯丁忏悔,不向上帝不上教堂;真实就能调解他的困顿，即刻倾吐自己这种错他是不会犯的。而蒙田，外界的真，他不确定，自己内在的真,他也不清楚;似乎哪都没有“即刻”容身之处;心有不确定，才能看清自己。但卢梭从未怀疑“即刻”之幸福及原初之光，原初的光就是面前的自己,他相信自己只有一个任务：揭下面纱，见证自己，甚而见证自身的透明。所以有人会想，他想做的事的确史无前例但也可能无望可图。该怎么说自己，如何真实地说自己，怎么在说的同时又坚持一直都在即刻内，让文学成为最初经历之地？失败不可避免，但失败走了弯路,这过程本身就在揭示，因为事实上，文学的奋斗之路，本就矛盾重重。
《忏悔录》里,卢梭肯定什么都想说。什么都说，首先就包括他全部的经历、他的一生、谴责他的（单独就能谴责他）、不堪、低谷、堕落，当然还有无意义、不确定、无价值的一切。疯狂的任务,他才刚刚开始，一开始就已经引发争议，为了完成任务他觉得必须抛开传统语篇的所有规则。同时他清楚，什么都说，并不是要在一个根本不能实现的全面叙事里竭尽自己的故事、穷尽自己的个性，而是在自我存在中或语言里探寻最简单的那一刻，在那一刻，一切事先已定，一切皆有可能。如果说他在不断地书写自己，要在某一时刻、总是中断的某一时刻坚持不懈地一再重新开始书写自己，那是因为他一直在骄傲地不停探寻，探寻着怎么开始，他一表达就始终无法开始，而在表达前，他平静、幸福地确定能够开始。“我是谁?”这一问开启了《忏悔录》,此书中，他想要的并不只是让自己“完全呈现于众人面前”，而是“不断地”站在“他们眼前”，这迫使他永远都无法停止写作，不停地写才能不留“一丁点的空隙”“一丝一毫的空白”。接着就是《对话》，其中，“什么都说”的人仿佛什么都没说,要重新开始全说一遍,因为有束缚：“我要有所保留，人们会看不懂我”。再然后是《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我是什么呢？这就又待我去追寻了。”如果写作是满腔不竭、特异的激情，要很好地将其揭示于我们，只能是他，他这样的人，写到烦、受言语困扰、料定闭不上嘴、仍“泼墨纸上，字句断裂”，这些字.他几乎没时间多看一眼,更别说修改。
因此，重要的并非故事中他展开发展的一切，即使一切皆出自本心,重点是“即刻”内所有的一切以及这一切之真。卢梭这是在发现，发现会帮他，但方式怵人。原初之真相并不混同于种种事件之真：因为原初之真要人去捕捉需要有人道出，它尚未成真,至少还不能保证等同于外界铁定的现实。所以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是否已经道出了此真，相反，我们确知必须一直重新开始说此真，但如果做些变化创造性表达时,根本没人会承认说了谎，因为不真实时，才更接近此真,而非表面精确之时，表面精确只会僵化真.让它丧失自身特有的明晰。绝无仅有的一种艺术,卢梭找到了其合理性，他看出了文学之真，它就在文学的错里，文学之力并不在于呈现，而是创造性地让某事某物缺席，以缺席之力让它在场。“我还是相信，自己画自己会画得很好，即使一点不像。”斯塔罗宾斯基解释说,我们不再身处真相之地，而是自此走入了真实性之域。看他绝佳评论：“真实性言语不会强制自己模仿既已存在的事实：而是放开变样、创造，但条件是必须忠实于自己的法则。而这一内在法则，避开了一切控制也不容人讨论。真实性的法则不下禁令，但永远无法满足，它从不要求言语再造即已存在的现实，而要不间断地自由发展.打造自己的真。”
但怎样的文学才能庇护如此言语,保住文学创造的自发性？关键不再是用一种恒定不变且规范的模式、按人们做书那套传统理想费尽心思写好书。“这是我的自画像,不是一本著作。可以这么说，我像在暗房里工作……文体和内容我都定了，绝不费心要文体统一;想起什么写什么，无所顾忌，看情绪变化，我感觉到什么、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不加矫饰、无拘无束，不因杂乱无章慌了心神。我的风格，多生变化、自然而然.有时快有时散漫，有时睿智有时疯狂，时而庄重时而欢快，风格本身就是我的故事。”（出自纳沙泰尔博物馆收藏的《忏悔录》手稿序言。一一译注）最后这么一点，着实惊人。卢梭清楚看到，文学就该这样说，仿佛话里有感觉有真相，形式之下有内容而内容之中文字虚假意义所掩盖的一切,抛开文字传达而出。
不费心力、无拘无束不加矫饰地写作，绝非易事，卢梭就是很好的例证。必须等待，因为故事有高低起伏，所以要等着喜剧的让·雅克·卢梭换下悲剧的让·雅克·卢梭，让不费心力、无拘无束滔滔不绝的风格最终和雷蒂夫一起并坐文学之堂.结果却不太令人信服。他困惑，本打算不经任何加工全盘交托自己的人生.让读者自己加工这些元素成作品——实际上这计划本质很现代（“是要他（读者）自己集合这些元素并决定这一集合的模样:得到的就是他的作品”。），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将沦为一场令人费解的诉讼,无以接受的判决在等他,如此威胁之下，他不得已，只能为自己辩护、求助于传统文学雄辩的特质（如果你得说服面前的法官，就必须使用他的语言,那才是最佳辩术）。但像卢梭这样一个生就雄辩滔滔的人,情况就有所不同，而且可以说——当然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将他告上法庭让他听任审判，逼得他只能不断陈述为自己辩解，如此念头是以文学的形式摆在他面前的，而文学之地是他游刃有余驰骋之地.他对文学的思考经得起诉讼带来的种种烦扰。从这个意义上说，仍然传统的文学言语、西塞罗式言语、辩护言语、操心“正确”并以此为傲的言语，与原初言语、“即刻”言语、无凭无据、根本上纯洁的言语这二者的不协调，让作家感觉自己一时是卢梭一时又是让-雅克，接着又处于既是卢梭又是让-雅克的二元性中，他以惊人的激情具化了如此二元性。
极端之魅
近来敬献卢梭思想的书籍,P.博格林（皮埃尔•博格林《让·雅克·卢梭的生命哲学》。）之书当最可信。评论卢梭的人都觉得难——有的评论人享受这种状态,有的忙补救——难在怎么协调仅仅表面上系统的研究，而博格林这书，读者就能看到作者如何用各种方式解释此番困境。我想其中一种解释是说卢梭的思想尚未成思想：其思考的深度、其中所蕴藏的取之不竭的财富以及狄德罗以为的诡辩气都源于文学层面，他的种种思考呈现于文学层面、指示着和文学现实相关的最初一瞬，回溯原初的要求阻碍他的思考发展成一个个概念，也不让其明晰到理想状态，而且每一次种种思考努力想要顺利地组织概括时就遭其拦下深陷极端之魅。我们总感觉可辩证解读卢梭的思考：无论是《社会契约论》还是《爱弥儿》，甚至《新爱洛伊丝》，我们总能预感，揭示“即刻”、让思考后的生活变形这二者只有在对立中才有意义，对立让双方争斗不休但也相互定义。人们会说因为弊病，卢梭的思想凝固成僵化的反命题。但我说弊病本身也是文学，他凭敏锐的洞察力和最大的勇气，认清了文学一切矛盾的抱负，如果一细想就会觉得这些抱负荒谬不已，伸手相迎又觉得无法忍受。还有什么比文学更不合理，竟妄图让语言变成“即刻”的栖息地与休止之所、原点的悸动与异化、陌生的活动，让它确信初始之物、不确定重新开始之物，让它成为尚未成真之事物的绝对真理？如此不合理，要么尝试理解整理出头绪；要么让其实现于美妙的作品；要么抱着异样的激情感受。最常见，单用这三种方式。而卢梭，想到这三种方式的第一人，也唯独他三者同时做到，所以往后，他既像思想家又像作家，因为他不加小心，想两个身份相互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