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精华编共237册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儒藏》编纂与研究”工程是2003年由教育部批准立项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由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担任项目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联合国内外几十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承担。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部支持的最大的人文社科项目，《儒藏》规模浩大，任务艰巨。在国家的重视、社会的支持以及海内外学者的积极响应下，目前《儒藏》工程先期成果——《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已进入收官阶段。

（一）系统完整，传世、出土、域外文献萃为一编

《儒藏》旨在把历代儒学典籍和反映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集大成式地编纂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体系，其收书范围突破传统，不仅收录传世文献，同时还收录了出土文献、域外文献。将传世、出土与域外文献萃为一编，既系统完整，又各自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这在中国丛书编纂史上尚属首次。《儒藏》“精华编”国内部分收录传世文献458种，出土文献52种；域外部分收录日本文献51种、越南文献20种、韩国文献89种。这一编纂体例上的创新，使《儒藏》作为独立而又系统的儒学文献体系蕴藏了更为丰富的学术文化资源和价值。

《儒藏》“精华编”所收出土文献均是20世纪以来历次重大发现或出土的重要儒家文献，包括敦煌、吐鲁番遗书、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定州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云梦秦简、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竹简、王家台15号秦墓竹简、阜阳汉简等。《儒藏》全本将增收学术意义重大的清华藏战国竹简、北大藏西汉竹书中的儒学文献，以及其他不断发现的新的出土简帛文献成果。《儒藏》单独设立“出土文献”部类，能够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出土儒学文献的整理编纂，使那些后世久已遗忘的儒家思想被重新发掘出来，并得以系统呈现，极大地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孕育着新的学术生机。

《儒藏》“精华编”所收韩、日、越三国域外文献，都是经过三国学者精心甄选的本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儒学者的汉文著述。这些文献大多是首次进行系统整理。以日本为例，日本儒学文献保留汉籍古本学术信息极为丰富，如太宰春台所著《诗书古传》，搜罗日本流传的多种中国已佚古籍，价值极高；冈本况斋的《说文解字疏》，也是重要的考订之作。此外如吉田篁墩《论语集解考异》、市野迷庵《正平本论语札记》、松崎慊堂《宋本尔雅校讹》等校勘著作，也都大量保留了中国已佚古本的学术信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文献由《儒藏》系统整理出版后，将有力推动东亚儒学研究的交流和开展，为海内外学界带来新的学术研究资源和机遇。

（二）严选版本，审慎校点，视质量为生命

《儒藏》工程的首席总编纂季羡林先生在工程启动之初就提出：“《儒藏》的好坏，全在质量。要尽量减少错误，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集体编书往往因成于众手，质量难保而遭人诟病。《儒藏》从编纂之初就以质量为生命，坚持高标准、高质量。为了保障质量，《儒藏》中心制定了科学的整理体例和严格的学术把关制度，负责出版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实行严格的编校流程，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儒藏》编纂团队无论是在底本选择，还是标点校勘上，都秉持严谨审慎、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反复斟酌打磨，力争为读者提供更可靠、更有价值的文本。

中国古代文献大多经历长时期的流传，在历代抄写、刻印过程中形成千差万别的版本。所选底本与校本是否适当，对一部古籍的校点质量往往起着决定作用。《儒藏》十分重视对版本源流的调查和研究，尽可能选取内容完足、错误最少、校刻最精的版本作底本，具有代表性和校勘价值的善本做校本。这一严格要求具体落实到“精华编”五百余部儒学文献的整理工作中，是极其艰难复杂的过程。而《儒藏》编纂团队不畏繁难，认真落实这一环节，力争确保底本、校本选择之精善。《儒藏》中心依托与国内各大图书馆的良好合作及世界范围内的学术联络，借助于《中华再造善本》等大型影印丛书和海内外珍善版本的陆续公布，很多书稿大量利用了前人未能利用过的宋元旧本及明清精善版本，保证了《儒藏》本的品质，也因此而填补了众多学术空白。

校勘的目的在于最终提供一个可靠的文本。选择了恰当的底本和校本，就能提供更接近原著样貌的文字，由此可以精简校记、减少文字校改，可谓事半功倍。《儒藏》“精华编”主要做版本对校，慎改底本原文，改字均需出校，有迹可循；校记务必出之有据，取舍审慎，既实现了整理，方便阅读，又最大限度地保留底本的面貌，提供丰富的有价值异文，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内容可靠、文本精良的文献依据。

除了校勘，在原始的没有断句的古籍文献上施诸标点，分章析句，也是一项涉及语言文字、名物制度等一系列专业知识，相当考验校点人学识功底的工作。即便是专家学者，在涉及一些比较难的断句时，往往也要广泛查考文献，反复涵咏语义、辨析义理才能做出是非取舍。面对初期交上来的稿件校点质量普遍不理想的困局，《儒藏》中心通过聘请专家审稿、规范流程，以及归纳稿件误例，总结校点经验等措施，反复核查修订，尽量避免误读和臆断。这也是《儒藏》稿件学术质量之所以有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因。

《儒藏》“精华编”国内部分一共收录了510种儒学文献，其中近半数是首次校点整理，这部分书稿校点成果的问世填补了学术空白，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已经有整理本出版的书稿，《儒藏》“精华编”在借鉴、吸收前人校点成果的基础上，采取了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不依傍前人，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制订新的校点方案，选定更优胜的底本、校本，重新作校点；一种是利用已有成果，在原整理本基础上，依照《儒藏》体例，对底本、校本重新核校，纠谬补缺，进一步修订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已有成果得以检讨，已有整理本在版本、校勘、标点诸方面的问题得以修正。“精华编”中许多重要儒家文献均在底本校本选择、校勘、标点等方面超越了已有整理本，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有价值的文本依据。相信经过严谨规范整理的《儒藏》“精华编”成果必将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和欢迎，成为大家都愿意使用的版本。

（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儒藏》工程的开展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儒藏》的编纂，寄托了以汤一介先生为代表的几代学人继往圣绝学、续中华文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不仅是汤一介先生秉持的家训，也成为整个《儒藏》团队所坚持的文化自觉和担当精神。正如汤一介先生《儒藏总序》所言，“为了传承和更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把儒家经典及其各个时代的注疏、历代儒家学者的论著和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无疑将使我们可以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为中华民族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儒藏》的实施，不仅实现了中国学者近五百年以来的理想——在《佛藏》、《道藏》之外完成《儒藏》的修纂，也必将为弘扬传统文化，实现民族复兴，建设和谐社会，以及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做出积极的贡献。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为《儒藏》工程题写的对联——“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正揭示了《儒藏》工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