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顿为什么会在74年春发疯

73年底和泰勒和好时候的伯顿看起来还是相对正常的，他给泰勒买了一些珠宝，带着她环游世界，然而仅仅三个月后，伯顿就出现了明显的精神异常，开始种种说胡话和发疯作死的行为。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显然也不是“好好的人”突然变成这样了，感觉是对泰勒生病的担忧，分居期间饱受的心灵痛苦一直没有发泄的机会，压抑太久了就伤害了精神。

三个月后他回到好莱坞拍戏，重新出现在媒体围观之下。媒体不想看他和泰勒幸福，想看他们婚姻破裂，这是更大的流量，流量就是可以立即变现的钱。于是他们无中生有，制造了大量他出轨了的谣言。

泰勒深信不疑，执意冤枉他，他百口莫辩，一次次通过媒体辟谣却没人信他。夫妻俩天天争吵打架，他的精神状态明显恶化，酗酒加重，形同自杀。泰勒彻底厌烦了他的自毁行为，就丢下他跑掉了。再度被抛弃的打击，让他疯了。

显而易见，是媒体的构陷和泰勒的怀疑与抛弃，让他发生了大崩溃，再也没有好起来。他的人生最后十年陷入了精神疾病的痛苦深渊，直到结束自己的生命。 以下为正文节选： (1973年底) 同年晚些时候，拍摄转移到了西西里。在此之前，他在纽约呆过一段时间，那里的八卦记者说他谈了一两个新女友，还说他与妻子的和解，但是她没有和他去西西里。

人们发现伯顿住在停泊在巴勒莫附近的卡利兹玛号上。他和来访的记者一起喝着白葡萄酒，急切地询问英国发生了什么，并说他计划第二年回到百老汇演莎剧。

与他关系很好的伦敦记者西尼·爱德华兹问他是否真的有可能在国家剧院接替奥利弗，伯顿突然说他不想讨论这件事。在爱德华兹看来，他似乎不自在，孤立无援，被包围在周围人的小圈子里。泰勒在洛杉矶，又生病了，他担心她可能得了癌症。

一天晚上，爱德华兹和伯顿以及他的助手们在巴勒莫的一家酒店，伯顿在等医院的电话。当电话接通到他们正在喝酒的酒吧时，他不得不被带到楼上，以免爱德华兹无意中听到。

当有人找到一部隐蔽的电话时，电话总机或意大利电话系统已经断了通话，他们没能得到洛杉矶传来的消息。

“他独自一人冲出去，消失在夜色中，乘着他们停在港口的摩托艇回去了，我被留下来给其他人买酒。” (注：伯顿突然如此冲动，是因为泰勒在电话里告诉他她得了癌症，伯顿的家人认为泰勒在说谎骗伯顿回去，不管她是不是装病，这无疑又是对伯顿的一个精神刺激和折磨) 一两天后，消息传来，经过手术检查，泰勒没事了。她请伯顿去看她，他去了，途经伦敦，飞越北极圈几个小时抵达洛杉矶。

他们的互相问候被记录在案：

“你好，笨笨。”

‘‘你好，麻子。”

汽车经销商温伯格逐渐消失在背景中，他们要和解了。伯顿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了什么？罗曼尼·贝恩问道。

“再也不要想当然了，”他严肃地回答道，“我对我和伊丽莎白以及其他人的关系想得太多了，我以为他们都爱我。”是时候坦白一两件事了。他谈到了不忠：“我没有为自己开脱，我对婚外性行为非常严格，我相信忠诚，我不相信出轨没关系。这是一种折磨，因为你背叛了你自己和她。伊丽莎白从来没有对我不忠，但我不能说同样的话。”

有一段时间，他们周游世界，避开新闻镜头。他们在意大利，在瑞士，在纽约，在巴亚尔塔港。他们甚至去了夏威夷，泰勒在那里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孙女，或者夏威夷只是他们想去的地方。 ……

(1974年春) 就在泰勒离开之前，梅夫·格里芬曾为他的电视节目采访过他，该节目后来播出了。 伯顿说，“伊丽莎白批评我，她对穿什么、讲什么故事非常武断。”

格里芬问道，“理查德，你要坚持多久？”

伯顿回答说，“哦，我想是永远。”

当被问及谁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时，伯顿说，“如果我有英雄的话，我怀疑，他们会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洁癖。”

“谈论莎士比亚和约翰逊博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有体臭，你知道约翰逊博士一生只洗过一次澡吗？他听起来像是一个已经厌倦了脱口秀的人。”

“登上月球的宇航员都是白痴，没有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说过任何令人感兴趣的事情。‘一大步’就是垃圾。”这是一个进退维谷的电影明星。

格里芬问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有什么个人偏见吗？”

“是的，”伯顿说，“我讨厌访谈节目。亲爱的，你想想，我演过哈姆雷特，亨利五世，伊阿古等等，而你却比我更有名，因为下面那些白痴都在看着你。”

他滔滔不绝。到底是他说得多，还是他被倾听的多？

他告诉《花花女郎》的作家朱迪·斯通，“我被关于我把女人们从街上带走的谎言侮辱了，我应该和一个14岁的女孩上床。”(注：当时媒体造谣说他在街头搭讪女人然后带回去上床。)

然后这个关于他和萝拉的故事，《大王龙》里的年轻女演员。

“我说，‘搞什么鬼，萝拉！如果他们这样说我们，(与其白担骂名)我们倒不如真这样做。’可我不想这么做。她丈夫打电话问，‘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告诉他，‘如果你不相信我，宝贝，你去找个律师。’一个非常好奇的孩子，萝拉，非凡的智慧，她说话像个天使，她一直在这里工作。我从没碰过这个孩子，她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记者们把磁带放入他们的录音机，然后安下心来进行最安全的报道，在那里，伯顿自己说了一切。毫无疑问，这大部分是伯顿的表演，但表演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

“就像李·马文说的，”他对朱迪·斯通说，“‘谁在乎呢？’我们出生，我们蹒跚着走出子宫，我们来寻找死亡。我父亲是威尔士矿工，一个非凡的人，强硬、壮实、肥胖、矮小。我来自一个有十三个孩子的大家庭。”

他在探索真实的过去。“我的姐姐要生孩子了，我不明白。我说，‘她会没事吗？她会活下来吗？’我父亲——他喝得烂醉——也很担心，‘没关系，’他说，‘我们都要死了。’他说起话来像个天使，‘就连你成长的痛苦也被遗忘了。’”现在他在引用自己的《圣诞节的故事》。

“有一首诗，”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想让我给你朗诵一首诗吗？是A.E.豪斯曼写的。”

他背诵道：

夜冻得很快， 明天是十二月。 古老的临冬雨， 从过去与我同在。 最主要的是， 我记得迪克讨厌寒冷。 这些是73年底的和解之后，伯顿带着泰勒环游世界时的照片，看起来他挺开心，挺幸福，海上风暴到来之前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