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知识分子”是如何无法媲美“春秋战国”思想家的

都说“春秋战国”时代是知识分子们最好的时代，思想激荡，百家争鸣，诞生了一批影响中国未来几千年的伟大思想家们。究其原因，那是一个乱世，身处乱世，不再有“周礼”等由于政治因素压迫的枷锁，自由的思想的以解放，故而深得知识分子们的青睐。

这和古希腊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类似，思想家们浸润在自由辩论的空气中，脱去压抑的宗教负累，总能产生原创的深邃思想。人性都是相通的，无论身处何种文化，身处世界何地。

同样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总以战乱年代而自诩可媲美“春秋战国”的先贤，自认也诞生了诸如胡适、梁思成、钱钟书、钱穆等一批各自领域内的大家。私以为，还是照“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相距甚远，不可同日而语。且先不论学术造诣，光讲风骨，就差距太多。林语堂旅美多年，胡适、傅斯年逃往台湾，就比不上屈原投汨罗江的骨气。

细说起来，一是民国学者们普遍都是留学海外，学的大多是人家西方已经产生过的思想，毫无原创性，又何谈超越呢？梁思成、林徽因所学建筑顶多是填补中国这一领域“无系统性“总结的空白，算技术之流，更遑论思想了。二是民国学者们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哲学体系，如一盘散沙，没有凝聚成哪怕一派的治国理论。男学者们要么是在自己学术的小天地里自娱自乐，就是在报纸上吵来吵去，女学者们更是风花雪月，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对林徽因的山西陈醋。哪怕南宋李清照都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胸襟气度。根本没有一个大格局，忧国而先，探寻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可存续千年的救国之道。且不说西方的18世纪法国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为现代西方主要政体的立国核心，更别提本国的孔子的儒学，韩非子的法家统一了六国。正是民国学者们的不作为，没风骨，才会有后来的党派纷争，让政客们自己创立了一套短视且“披着封建帝国”外衣的漏洞百出的治国理论。可以说是学者，思想家们的大失职。钱钟书引以为傲的《管锥编》不过是思想片断的流水账总结，充其量算是一个“书虫”的自我欣赏，都是关上门的小情调，堂堂中华近代怎就诞生不出一个打开房门，胸怀天下的“诸葛亮”和“孙膑”来。

当然，并不是否认民国学者们的学术成就，在经过翻译、引入西方著作后，也都“照猫画虎”般地填补了在中国相应领域地空白。但深刻的思想，结合中国国情的救国哲学才是更加重要的，也更加关键的。这也是我认为民国一代知识分子虽同处乱世，但无法同产生灿烂思想的“春秋战国”大家们相提并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