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 今天，我们怎样理解査海生
按：本文写于2019年3月26日，已是一篇四年前的旧文，2019年也如隔世。再回看这篇文章，又有新的滋味。今天下雨，我走在路上想起：雨夜偷牛的人/于是十分高兴。
和许多阅读他的人一样，我也是在青春期接触到他。那时候，我喜欢诗，想写诗，对诗的冲动比现在单纯，就觉得“这个好呀”，全然不知道诗到底有多么广阔，有如何多的写法。但本着“这个好呀”的心思把《海子诗全集》啃了一年，模仿了一年，厚厚的书脊被我翻得磨损。回想2013年，却是我写诗最没有进步的、停滞的一年。
2014年的今天，我在金华二中的文学社社团教室办了一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的讲座。作为主讲，我不无自我感动地面对着同学们和几位老师朗诵他最恢弘的诗，关于草原、天空、粮食，可我寒假时已经读完了第三代的诗歌，顺便读了更往后的诗歌，关于日常的泥沙俱下的美学冲击着我对诗歌神性的迷恋。那次讲座以后，我几乎没再捧起《海子诗全集》阅读过，也越来越不再和人谈论他，谈论的语气也潜潜的从崇敬和赞美变成了持保留意见，甚至借先锋之口、佯狂地贬低他审美趣味的大而无当、局限和不成熟。我没能免俗，在那两年和中国的中年诗坛一样，对他人云亦云，也和许多阅读他的人一样，人云亦云地泥塑了他。
无论作为对诗一知半解者心目中诗歌的偶像，还是当代失意诗人们竖起的靶子，那都只是被想象出来的一个海子，不是査海生。青春期的孩子们不理解他，纯粹沉浸在他神性的诗歌语言中，为他空旷宏大的抒情神魂颠倒，用肉麻的语气和同龄人赞美他。等脱离青春期，进入残酷得庸俗的现实生活，就要么遗忘他曾经带来的感动，要么偶尔翻出来给自己打打“诗和远方”的鸡血。海子成为他们青春记忆的一小部分、生活中一剂陌生的安慰，而他们并非査海生期待的读者，也未理解过诗句里的悲凉，甚至不理解他们津津乐道的诗人自杀。
神化査海生的言论中，流行的说法是，海子的死宣告了80年代理想主义的终结，也有论者说他是农耕文明最后的抒情诗人。事实上，査海生的自杀，在1989年上半年发生的事里，算不得什么大事，死去的人很多，有的是遇害，有的是心死，后者都比自杀更集体，更有关结束的象征意味。査海生的特殊不在于落幕，而在于开始：这个国家优秀的诗人们似乎只剩下一条疏离的路可走，要么放弃与广阔的社会沟通、在诗歌的场域中自得其乐，要么在与现实的碰壁中失语、压抑，甚至扭曲。谁都不愿意折磨自己，所以选择前者的诗人构成了大部分，但很难说他们心里没有隐匿着后者的面孔。你需要体验和査海生相似性质的失败，才能明白他为什么会写出那样的诗；或者说你需要进行过一段时间诚实的写作，才能理解他的写作为何危险、代价几何、价值何在。我们看待査海生的自杀，首先应该认识到它是个人悲剧，源于他的失恋和气功走火入魔，不是什么“殉诗”。诗人对诗的虔敬在于写下去，不是不写、去死、拉倒。我这么说，査海生的狂热粉丝可能认为是在消解査海生的崇高和伟大，但死是什么崇高和伟大的事么？大众出于刻奇心理关注死去的诗人一度令我愤激得感到作呕，和只关注获得诺奖的作家来附庸风雅一样。表达你对诗人的喜爱的唯一方式是认真读他的作品、理解他的精神。毕竟虚构死亡的意义比认真领会一首诗轻松许多，死者又不能开口，你们畏惧在诗里直接面临他，像已经与污浊和解的人畏惧面临无法和解而以死相拒的人。
上文我提到高中时代关于査海生的记忆，不避讳有过把他视为神的时候。“蒙古人骑马飞过天空”、“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故作忧伤地念叨过这些缥缈的句子，离我遥远的诗曾让我无比憧憬。没有刻意去记忆，就把《亚洲铜》、《九月》、《日记》熟读成诵。为《弑》和其他那些暴戾、血气的诗沸腾，在自己幼稚的诗里重复人头和血的意象，并不惊骇于其中的病态。那时我却是健康的少年，没有形成什么怪癖，心中也没有积郁。写作只是我炫耀才能的得意的行为，并未深思过它和我人生的关系。而我的痛苦则开端于对此的深思。进入大学不久，我写了一首《査海生》，把我高中时写的关于他的诗《致海子》改得面目全非：
你走过铁轨，你没有硬币扳动它让它改道
树林外，河边的庄子洗着竹篮不愿打水
蒙古人困惑于骑马，顿在天空的死角
这是1989年3月26日的你
厌倦而不疲劳
周围的一切是陌生的吗？
多么令你振奋，遥想复活
王吃的橘子
王的四本书
靠窗熟睡的老人六月脑溢血死去
火车开往90年代呀。
从《致海子》到《査海生》，和我体验的大一时期的中文系不无关系，高中时我以为读了中文系就不再孤独，可事实和我想象的不同。现在我也很难理解当时的愤慨，可能由于阅读，我把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和今天的同日可语，对那些平庸、恶俗的部分毫无接受力，我想象出来的中文系同学不该是这样的人……可谁能够要求任何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才是不道德的那个。在偶尔的戾烈之外，我还不是照样过日常生活？査海生在1988年以前也尚且处于这样的平衡，他写《阿尔的太阳》、《亚洲铜》的时候，能够从容地书写心中的火焰，而到了《西藏》、《遥远的路程》以及后来一系列的梅花诗，可以感受到戾烈已经几乎成为了他精神的全部，从容的抒情变得强扭硬来，明亮的火焰变成纵火狂笑声般的暗红色。这里有变故（失恋，前女友选择了商人）的原因，也有长期的侵蚀：高度精神化的气功修炼、每天通宵地写七八个小时的诗，写过诗的人都能够想象是怎样的折磨，何况是高浓度的、饱满的、不留余地的长诗，天真而虚弱的査海生经不起的负荷。
査海生是左的，他喜爱兰波、马雅可夫斯基、毛泽东。他的诗里有很浓郁的毛泽东式抒情（《秋天的祖国》里直接引用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造句的语法、节奏也是最纯正的毛文体，对毛文体的诗化改造主要在于意象和气质，异域（青藏雪域和蒙古草原）元素和叶赛宁式的村庄情怀的介入，以及他心中喷薄而出的史诗理想有效地掩盖了毛文体的本质，让今天的读者很难认识到这点。8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把毛文体诗化的诗人是柏桦，他们两人抒情的成功验证了毛文体在抒情方面的天然优势。而柏桦在这个方面做得比査海生成功，或许是因为他并不如后者那样深信不疑，极端的热烈没有伤害他自身。而如我们读到的那样，査海生无论写什么题材，都似乎是不可避免走向极端和高度精神化，他写的农耕、村庄也不是写实的、生活体察的，而是抽象和概念化的（以抒情的话语而非理性的话语）。与其说他在书写农耕文明，不如说他是在想象和追忆一个农耕文明的乌托邦，那里有极端的浪漫和诗意，里面居住的不是真正的农民。吊诡的是，他非写实的想象和追忆又是那么切中情感的核心，如《吊半坡》和《麦子熟了》，在《粮食两节》中写的：“在人类的遭遇中/在远方亲人的手中/为什么有这样简朴/而单一的粮食/仿佛它饶恕了我们/仿佛以粮食的名义/它理解了我们/安慰了我们”。即使不是专写农耕的诗，里面关于农业的句子也是那么致命：“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子/它们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 吃和胃/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繁殖”。如果这好解释为査海生在进北京念书前十几年的乡村生活，那他对于西藏雪域和蒙古草原到底只是匆匆一过，却成为把两者质感写得最为准确的诗人，实在难以经验来解释。近乎巧合的，他选择了最适合他的写法的抒情对象，而不只是自我。
虽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似乎不得不在崩溃中回到自我，没法再“带着绝望生活下去”（王小波语）了。他死后两个月，骆一禾因脑溢血死在阳光猛烈的广场。无论在什么时代生者的做法都是相似的，或许随着时代推移，人越来越以市侩为荣，以无痛感、无积郁为豪。诗人和诗确实不能改变什么，但他们的存在应该让世界上变糟的一切，不那么让人心安理得。我今年二十二岁，三十年前我还没有出生，我父亲高三，他1990年入学，面临的是长达一年的军训，那一年中国开始有了军训和辅导员。我生于1997，大概是在我出生的两年间大学产业化，大学生不再作为精英。三十年后，我们很难辨认什么样的人是精英，似乎很有钱的人才能被广泛认为是精英；三十年后，民族主义前所未有的旺盛，而我们的言说的自由前所未有的溃败，被监视和控制的强度随着科技发展超过了五十年前。这些似乎和査海生没有关系，他死于三十年前，仅作为一个开始，后来死去的诗人个体，还有许多遇害、自杀、尚未得到昭雪的人，他们和目睹了大厦内部崩溃而不断粉刷外墙的人群居。或许，死亡最终只能沦为日新月异的活人的消费品。我总忍不住在和人聊到诗人、理想、现实这类大而空的问题时，拿査海生借题发挥。到我彻底成为同路人，这样的习惯也必将消失。今天我们理解査海生，等同于理解那些严肃地，把心力倾注于某种理想的人（不一定是诗人，但一定是活生生的人）。将心比心是艰难的，同样怀有理想的两个人也常常无法互相理解，而尊重应成为常识。当我们遇见坚持他理解的生活、不只是活着的人，不以猎奇的心态去观赏，不以揶揄的态度去嘲弄，也不以虚情假意的态势去套近乎，这就足够了。我最希望的还是，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意识到，这个国家依然存在不少抱有觉悟和执念的人（“水抱屈原是我/如此覆水难收”），不全是沦丧者。他们大可成为那样的人，一起围住温暖危险的篝火，而不是在沦丧者们的多数施压下，走进凋敝的大厦，赞美严寒的另一番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