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整体观是如何形成的在历史长河中，经自然选择与社会驯化，任何民族都存在有固化了的思维模式，以其典型性和渗透性辐射其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该民族的发展起着或推动或制约的作用——特别指出，那种作
中国人的整体观是如何形成的
在历史长河中，经自然选择与社会驯化，任何民族都存在有固化了的思维模式，以其典型性和渗透性辐射其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该民族的发展起着或推动或制约的作用——特别指出，那种作用，不是一般性的一分为二来体现，不是要么积极要么消极，而是有着复杂而多形态的变体，呈现出来不同的样貌。在文化上若采取“漫画式”的研究笔法，也许足够简洁、传神，但难以顾及到流变，也就难以真实把握时空当中的民族与民族创造的历史之间的交互关系，从而失去了对民族文化深层次的批判能力与建构能力，那么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性就会日渐丧失，仅仅作为一门知识而存在，如同死火山。
中华民族源起黄河中下游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大大小小不同的氏族部落在今天的华北、河南、山西、陕西、辽宁、内蒙、江浙、川蜀……广泛共存，在对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等文化遗址的研究中，我们已经日渐明晰先民交合发展的图谱，并对其文化交融及类型做了地域性的勾连，让中华民族的源流不再止于神话传说，而是有了具体生动的证据——我们的文明是如何生发、成长的？在亚洲大陆板块，我们作为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千、万年来生于斯、长于斯，利用着这片土地的地理条件、自然禀赋，发展出来了我们的农业文明体系、农业文化类型。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对土地的依赖，离不开对气候、物候、水资源、物产等等知识的专门把握，离不开社群组织，这些方面的任何单一知识或者努力，都不足以推进农业的发展，而必须把它们综合协调起来，做统一的安排、规划。我们民族思维模式里的整体观，正是基于农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产生的。
要发展农业，就要把握农时，感知时间，分辨四季，知寒暑冷暖，总结农作物生长规律，避免自然灾害等等，古人依靠观象授时——仰观星象，立杆测影，获得天地运转的时空知识，进一步明方位，知四季，观察动植物一年四季不同的变化，总结出来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周易-系辞》“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很好的反映了先民为发展农业而创造出来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知识的过程。
古人总结经验，太阳的东升西落，星象的移动，一年四季寒暑冷暖的变化等等，呈现出来规律性的循环往复，他们把寒暑冷暖变化与太阳影子运动（地球公转）合在一起来考察，就明确了“年”与四季；把方位与太阳影子的长短（地球自转）合在一起来考察，就明确来“一天的时间”与晨昏；更进一步的，流动的水到了冬天会结冰变硬，春天又会融化成水，花经过一个生长周期后，谢了会再开放，候鸟的季节性迁徙，果实的周期性生长等等；凡此种种，作为农业知识的储备或者农业知识本身，被我们的先民加以利用。这样的利用往往是综合性的，讲究配合的，能够相互转化的，有此有彼的，不可割断。只谈天象，不顾及山川地理形势择地宜居，不能发展好农业；择水流而居，依地势而开发土地，没有群体的配合，相当的社群组织动员能力，也不能办到；只依天时、关注四季风雨冷暖变化，不重视水利工程，不懂水土保育，不能保证粮食的生产；只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要素之间能够协调得当，才能更好地发展农业，因此，也只有从整体上着眼才能更好的对其加以把握与调配，这使得我们的先民更重视整体，讲究配合，优先从整体着眼，先有整体而后协调部分，这样的思维路径，这样的思维先后顺序，正是我们思维方式上整体观的基本特点。
为什么整体优先于部分？因为先民从现实出发，长年累月积累经验，得知只有人的活动（农业生产）与天地、四季同步同宜，做到和顺不逆，庄稼才能丰收，粮食才有着落，族群方得以生存下去，而要做到同步同宜，就要把天、地、人，把天时、地利、人和，把一年四季、地理条件、人的活动等等相关因素整体的综合的考虑进去，作为一个整体去运作、去发展、去协调、去平衡，才能够达到期待中的和顺。它强调的是统一体之中各部分的协调，部分之间的此消彼长，升降沉浮，相互转化，来维护统一体的整体上的协调平衡。中医理论正是这一思维模式下典型的产物。
天、地、万物——与人亲密互动，天地周而复始，四季循环往复，中国人的整体观，以整体统摄各个局部，相互之间互为依存，互为转化。比如，干枯的木柴能生火，火烧木柴后的灰烬与土很像，土里埋藏有矿物质（金），矿物质受热后能由固态变为液态（水），雨水能够让树木生长……凡所想所见，皆应先着眼于整体，由整体而部分，部分之间可以转化，比如春夏秋冬又春夏秋冬，太阳东升西落复东升西落，后推而广之，由阴阳及五行，由天干地支及六十年一甲子轮回……这些朴素的观念正始于先民对天地的观察，用之于事而明确之。假如没有那种整体观的统摄，对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的认识，就不会产生有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观，不会有后来各种有关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思维模式的变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认为，我们的哲学思维从一开始就不是那种直线式的思想维度，而是着眼于整体的立体形结构，我们不是一个二元论的民族，而是总能有“第三视角”“第三选择”“第三思维”的可以“变”的民族？中国人的整体观，作为我们哲学思维的源流，我们思维模式的母体，分散演化出来了后来的诸多观念形态，对中国人的整体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文化生发的内在力，是值得认真对待与进步一阐释的。
——胡柳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