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境况》

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用马克思自己的术语说就是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也最终意味着从消费中解放出来，即摆脱作为人类生活根本条件的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83]不过最近十年来的发展，特别是自动化的进一步发展所开辟的可能性，已经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昨日的乌托邦会变成明日的现实，到了那时，有死的人类限于生物循环而固有的“辛劳愁烦”，最终竟剩下了消费的辛劳愁烦。

生物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必须经历的两个阶段——劳动和消费阶段，也许会把它们的比例改变到让几乎所有的人类“劳动力”都花在消费上的程度，随之而来则是闲暇的严重社会问题，即如何为每日的消耗提供足够机会，以保持消费能力的完整。轻松、无痛苦的消费不会改变生物生命的吞噬性质，反而强化了这一吞噬性质，直至彻底从辛劳痛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类，又要自由地去“消费”整个世界，并自由地再生产他每日想消费的所有东西。

一个真正的消费者社会的幽灵，作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理想，比作为一个业已存在的现实更让人恐惧。这个理想并非新的，它清晰地显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容置疑的假定中，即积极生活的终极目标是财富增长、物质丰裕，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此外，这个现代社会的理想不过是穷苦人的古老梦想，作为梦想它始终有自身的魅力，一旦实现的话就变成了傻瓜的天堂。

在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年间，我们认识到了这个推理的谬误之处：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侈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性；相反，它隐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客体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

生活在一种消费者或劳动者社会里变得越轻而易举，它被必然性所驱迫的事实就越难以被察觉到，甚至作为必然性之外显的辛苦愁烦也几乎不为人所注意。此种状况的危险在于，这样一个社会被不断增长的繁殖力带来的富足搞得眼花缭乱，沉浸在一种无休止平稳运转过程当中，它就不再能认清自身的空虚——一种“不能在任何其劳动结束之后还存在主体中肯定和实现自身”的生活，注定是空虚的。

色诺芬记载了苏格拉底因引用赫西俄德的诗句——“工作不是羞耻，懒惰才是羞耻”——而遭到斥责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苏格拉底向他的学生灌输一种奴隶精神。如果工作意味着较大程度的独立，就不是卑贱的；同样的活动如果不是为着个人独立而是为了纯粹生存，就是奴性的表现。

马克思经常把人的社会性称为他的类本质(Gattungswesen)，马克思著名的“自我异化”首先是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关系(ibid.， p.89,“人同他的劳动的产品、他的生命活动、他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理想社会是这样一种状态，在那里全部人的活动都出于人的自然“本性”，就像蜜蜂酿蜜来建造蜂房一样；生活和为生活而劳动合二为一，因而生活不再是“在[劳动活动]结束的地方才{为劳动者}开始

有趣的是《旧约》的诅咒与赫西俄德类似的关于劳动之艰难的解释的比较。赫西俄德讲道，神为了惩罚人，把人的生活隐藏起来，以至于人不得不到处苦苦寻找他的生活。而在那以前，人显然不必做什么，只要从园子里和树上摘取大地的果实就够了。在赫西俄德这里，诅咒不仅包括劳动的艰苦，而且包括劳动本身。

如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所说：“我们的需求创造了社会，我们的邪恶创造了政府；前者通过联合我们的情感积极地增进着我们的幸福，后者消极地限制着我们的恶……社会在每个国家中都是一种幸运，而政府，即使在最好的国家中，也是一种必要的恶。”(Common Sense， 1776)或如麦迪逊所说：“但是政府本身除了是对人性集中的反映之外还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是不必要的。如果天使来管理人，外在或内在的控制就是不必要的。”

劳动和财产的概念是彼此排斥的，在与贫穷身份相应的活动就是劳动的意义上，劳动和贫穷(ponos和penia， Arbeit和Armut)是一个意思。

穷人不是他自己的主人[penēs ōn kai heautou mē Kratōn(Seventh Letter 351A)]。没有一个古典作家会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可能源泉。按照西塞罗的说法——他也只是概括了他同时代人的意见——财产要么是来自古代的征服，要么来自战胜或法律的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