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姨夫，一个疯子真实的一生
接到电话是一个余寒未消的初春夜晚。母亲在电话里说，大姨夫在昨晚上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并没有感到多少意外。
三天前我驱车400多公里去看望了弥留之际的大姨夫。他躺在一张古旧的包浆木头床上，身上盖着碎花白点、底色暗红的锦面棉被。床头一侧是一个立柜，上面放着一些白色的药瓶，正对着床的是一个旧式的梳妆台，上面铺着几张泛黄的报纸，报纸上立着一个用得很旧的电视。
药、电视机，还有这张床，这个简陋的房间，就是他人生的所有写照了。
也许是被子盖得太厚或者铺得太过平整，我几乎看不出被子底下躺着一个人。直到挨近床头，才能看到一张虚弱的面孔。他带着氧气面罩，一只眼睛半开着，一直眼睛闭着，那只半开的眼睛对着天花板，睫毛往上翻起，眼睛浑浊地辨不清瞳孔和眼白。
我用手在他眼前挥了挥，眼球一动不动。他的整个脸色好像放烂了的马铃薯。露在空气里的头更是奇形怪状，看起来像是捏坏了的雕塑，总之不像一具生命。这种奇怪的陌生感，一开始让我有些不适，当我从这张脸上辨认出一些熟悉之后，才产生一些微弱的怜悯。是的，不多。
表哥端着一只碗走过来。他把氧气面罩从病人脸上拿下来。一张更清晰的将死之脸暴露出来。他张着嘴，像一口深井，但是那口井好像并不通畅，每呼吸一口，似乎在将他往更幽深的地方拽一点。表哥想喂些糖水给病人，但是勺子举在半空很久很久，因为已经灌下去的第一口，只有两三滴量的糖水，仍然卡在喉咙口，病人没有力气咽下去。
表哥的家里聚集了一屋子的亲戚，男方的、女方的。白天的时候，来的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们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讨论病人能不能活。夜晚来临，太阳带走了温暖之后，他们把凳子收拢到客厅里，关上楼房的大门，讨论病人能不能活。
每一次当表哥进房给病人喂食时，他们就站起来把房间挤满，一边观看表哥给病人喂食，一边与旁边的人交头接耳，讨论病人能不能活。一个人快死了，成了另一群人赌徒式的社交话题。人们讨论得热火朝天，一脸满足。夜很深的时候，我总算从吵吵嚷嚷里走回家去。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就出发回程了。三天后接到电话，工作原因，我没能去参加葬礼。
人们都说大姨夫是个有福的，即便他死了，也没什么人真正为他难过。据母亲的说法，大姨夫的葬礼更像一出闹剧：守灵夜，有人叫表哥的大儿子为爷爷送钟时，年轻人不仅没起来，还把来叫的人骂得狗血喷头；表姐夫在出殡前的当夜跟来客打了一夜的牌，第二天上山送葬时躺在树林里睡着，差点在墓地里过夜；有人问5岁的小孙女爷爷走了伤不伤心，孙女干脆地说不伤心。
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大姨家是一个特别冷漠、无情的家庭，其实恰恰相反，我大姨是我们家族里最母性的人。我父亲生病期间大姨是最关心病情的人之一，父亲后来回老家住院期间，大姨是除母亲之外往医院跑得最勤的人。父亲临终时，大姨是唯一在场的亲戚，她帮我们把遗体搬回老家。
不仅仅是对我们家，任何其他姨家出了什么事，她比谁都关心。有时候哪两个姨家之间闹了意见，大姨总是最着急的，她来回在两家之间说和，就希望彼此之间尽快恢复和睦。我去看望大姨夫的当天，午饭期间有一个表妹夸赞大姨的萝卜腌得很好吃。大姨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跑到地里挖了只大萝卜回来，她说腌一点让表妹带走，众人都劝说大姨赶紧去休息。大姨只是笑呵呵地说着没事没事。她还是坚持腌了一大缸，给每个城里工作的婊姊妹都装了一大瓶。为了照顾大姨夫，她其实已经三天没合眼了。
大姨是关心着家族里每一个人的大姨。连带着大姨带大的几个女儿，我的表姐们，也都自带母性。表兄弟姊妹间，逢年过节聚会，她们每年都会主动张罗。谁家出了什么事，我们每个婊姊妹要出多少力，表姐每次都会主动提头。人情往来，表姐们总是为我们先一步做好打算。我常年工作在外，家乡对我来说是一个越来越陌生的远方。但是大姨一家编织起来的亲情之网，是我疲游在外，回乡时常常愿意主动投网的慰藉。但是这样的大姨和表姐们对待大姨夫却是另外一副面孔。
据我妈说，大姨会在吃饭期间当着儿媳妇的面打掉大姨夫筷子上夹着的肥肉。她担心大姨夫吃多了血脂又超标。有好多次，我去大姨家吃饭，表哥和表姐们都会在饭桌上大声提醒大姨夫少吃肥肉。她们的语气听起来像是一位家长对幼儿的严厉告诫。大姨夫总是不发一言，呆呆地凝滞一会，才把伸出去的筷子老实放回桌上，然后起身离开。从大姨夫的表情我看不出他任何的情绪。从我认识大姨夫起，他好像脸上就只有这一种呆滞。
我想这一切的反常都要归因于他是个疯子。大姨夫并不是天生就是疯子。在和大姨结婚时，他还是个身强体壮的能干小伙子。那时大姨家的三个子女都已经出生。为了多赚点生活费，白天大姨夫就去冷冻厂里干活，下了班又去采石场搬石头。生活虽然艰苦但还算平淡。
但是突然有一天，在大姨夫搬运一推车石头的时候，他突然大声咆哮起来。人们赶过来围拢他，看到一辆翻倒的推车，倾斜而出的石块，以及一个躺在泥路上口吐白沫的人。人们帮着大姨用板车把大姨夫送到医院。大姨夫在医院昏迷7天7夜。
所有人开始准备后事时，大姨夫在第8天时突然惊醒。一双眼睛油光闪亮，好像是从一场美梦中真正睡饱了觉，他神清气爽地坐起身，环顾病床周围的人，当他的眼睛扫到大姨时，他没有再挪开。然后他伸出了一根手指，紧接着难听的诅咒和谩骂，从他的嘴巴里接连喷发出来。
咒骂刺激起了他的愤怒神经，他越骂越愤恨，骂到最顶峰时，他一步跃出病床，想要扑上去殴打大姨。他没能得逞，很多双手拖拽住了他。为此他感到更加怒不可遏，攻击的目标改为每一个阻拦他的人。
他像一头气坏了的熊，动用全身的蛮力和脏话，咒骂着、踢打着。在场的每一个都得到了来自大姨夫持续不断的恶毒辱骂，尤其是大姨和外婆得到了大姨夫最多的攻击。
几个按动他身体的人渐渐疲惫起来，但是大姨夫却像渐入佳境的斗鸡。他的头发几乎直立起来，双眼因为暴怒，睁得滚圆，压爆了的红血丝盖满他的眼白，他的脸色也呈现某种腥红，像火中燃烧的木炭。衣衫在拉扯下，有几处破裂，暴露出一小片一小片泛红的皮肤。这一小时时间，他好像完成了某种变异，从一个勤恳而温和的人突然变成了一头腥红的猛兽。
所有人无计可施时，万幸其中一个稍有经验的医生建议打一针镇静剂。
“疯了”，这个词在小镇，是比“快死了”更忌讳的一个名词。即便这个人真的疯了，人们只会说他病了。我大概是在上大学之后才闹清大姨夫是疯了，而不是母亲口中一直含糊不清地“他有病”。在当时，在看到大姨夫匪夷所思的表现之后，人们其实都有了一些猜测，但是谁也不敢说，甚至那位第一个提议用镇静剂的医生，只说先打一针再看看。
第9天，当大姨夫再次醒来时，人们没有看到一个正常的大姨夫，他仍然是那头野兽，而且他进入的新世界似乎越来越逼真。他把两只手举过头顶不停地绕着圈，光着脚踩在医院的水泥地面上，坚称自己要回去。当大姨出来阻拦时，他似乎认出了眼前的女人，又开始上演前一天的暴怒和咒骂。而他口中的说辞相比昨天，多了许多现实的依据。他并不完全是胡言乱语。也许，这对大姨来说更残忍。
第10天，人们终于肯承认了，大姨夫必须要送精神病院了。他的诊断结果我至今没有弄清楚，没有人能告诉我那个准确的名词。“病了”，就是对大姨夫必须每天吃好几种药的全部说辞。
当我对大姨夫有印象时，他就成了那样，一个沉默寡言而木讷呆滞的人。
小时候，大约是上学之前，我有一阵子住在大姨家，那时候大姨开始养猪来维持生计。从那时候起我对大姨家的回忆就混合着一股子猪粪臭气，这是大姨身上的味道，也是他们家里每一件物什的味道。后来大姨妈不养猪很多年后，我每次去她家，从她的身上和家具陈设上，仍然能闻到猪圈的臭气，但我从未因此讨厌过大姨。
每天，大姨第一个起床，做好早饭，拌好猪饲料，然后去叫醒还在酣睡的大姨夫。他们两一块出门去喂猪。通常都是大姨夫先回家。他只负责喂猪，喂完了就回来休息。大姨通常要到快中午时才回来。回来时手里总是拎着几把菜地里拔的菜。匆匆做好全家人的午餐，吃完后，大姨还得去趟猪圈，顺便收拾地里的庄稼。大姨夫就睡午觉。我记得那时候大姨夫睡到半下午就能起来。有时精神头还可以，他会穿上胶鞋，下地里帮点小忙。后来他睡午觉的时间越来越长。年过50后，他人生的一整个白天就只剩下睡觉了。
年轻的时候，晚饭后，他会出门去散步。有一天夏季的晚上，大人都出去了，我和哥哥两个初中生在家偷看电视。那时为了乘凉，家家户户到了晚上也不关门。突然之间我们听见门口有脚步声走进来，赶紧关了电视探出头去，居然是大姨夫走了进来。他说：“你爸妈都不在家？”我们点点头说：“出去了。”他小心翼翼地说：“我散步路过你家门口上来看看。”然后他看着我们，过了许久，他才想起来问我们一些学习上的问题，比如几年级啦，成绩怎么样啦，这类很令人反感的问题。后来也许是他自己也觉得无聊了，没等大人回来就走了。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他说那么多平常的话。他一般不关心别人，也从来都不向别人发问，无论对方是成年人或是小孩。每次我们大家族聚餐的时候，他除了应和别人的招呼，就不言不语地坐在指定位置上，没人找他聊天，他也无意与人搭讪。他就在热闹的席间坐着，像一块无人理会的脏石头，等着被安排跟车回家，或者继续呆坐着。
大姨夫的生活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只不过后来老了，腿脚不利索了，他索性不散步了，整天坐在家里看电视，后来他连看电视的精神也没了，整天就是睡觉。早上睡到中午才起来，午饭后又睡到晚上，有时晚饭也睡过头了，才勉强起来，晚上又是深长的睡眠。
我们以为他会像一株枯黄的草那样，悄没生息地枯死掉。但是临死两周之前的大姨夫，又一次震惊了所有人。那是2月份一个寒冷的夜晚。大姨妈收拾停当走进房间准备睡觉。却看到从不起夜的大姨夫穿着单薄的睡衣睡裤，站在房间中央对着一个角落说话。他说：“xx（喊着我爸的名字，我爸在一年前已去世），你回来了。”大姨妈被这句诡异的话吓得睁大了眼睛。她呵斥道：“你瞎说什么！”大姨夫回过头来看看大姨妈，一句话没说，慢腾腾地走回了自己房间。
第二天当所有人醒来时却找不到大姨夫。有一个邻居打电话来说，大姨夫一清晨堵在他们家门口跳着脚向他讨债。好不容易把大姨夫拉回来，下午他连午觉也没睡又偷偷跑出去到另一户人家家里去“要债”。谁也没欠他的钱，但是他却认为很多人欠了他的钱。实际上大姨家一直负债，几年前才刚刚还清。到了晚上，情况似乎越来越棘手。
他开始摆出年轻发病时的姿态，两只手举过头顶旋转着，两只眼睛怒睁着朝向大姨。他的那套恶毒咒骂再次上演，这一次他的辱骂名单里又增加了表哥、表姐的名字。他衰老的身体，由于发病似乎回到了年轻状态，各家奔走，有力地咆哮，暴怒的血液涌上苍白的面孔，他又一次恢复成了一头野兽。这一次没人再犹豫，直接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
一周后，精神病院拒绝再收容大姨夫。拉回家时，他躺在救护车里，整个30分钟的车程他都在骂骂咧咧，内容似乎控诉了这几天在精神病院的非人待遇。那个首先提议拉他去精神病院的表姐，被大姨夫咒骂地最为狠毒。到家时他仍然怒火高昂，宣称要杀光大姨全家。夜里他被强灌下几粒药之后，才算安静下来。第二天，他突然疲软成了一滩水渍，四肢瘫痪、无力起身和吞咽，唯有一双失神的眼睛还能勉强眨巴几次，更多地时候他陷入昏睡。
7天之后，也就是我接到电话的那天，大姨夫走完了无聊而疯癫的一生。有时我会想大姨夫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他活着或者死去对所有人都毫无影响力。反而他死了，人们都在感叹，我大姨总算可以轻松些了。他的存在，仅仅是另外一个生命的累赘。所有人很快就会遗忘这个疯子，一个不该到来的灵魂。
他什么都没有带来，什么都没有留下，唯有他发疯时的怒吼，曾经惊吓过毫无防备的人。除此之外，他的存在和死，都不值一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