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正解：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1-72 ）
1学而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而时习之”，君子闻“圣人之道”、见“圣人之道”、“对照”“圣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地“校对”，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得乘天地之正气而游六合，行成圣人之道，这样，才能“不亦说乎”。后面这句“不亦说乎”，就不用解释了吧。
“有朋自远方来”，君子，为共同的志向而联手，为共成“圣人之道”而同行，如人中之凤，依旧、依然，乘天地之正气，源远而流长、浩瀚而广大，由彼至此、由远及近，如日之东升、海之潮回，将“圣人之道”披之六合、播于八方，法度之，教化之，成就“圣人之道”彰显之天下，这样，才能“不亦乐乎”。“乐”者，非le，是yue，箫韶九成，盛世之象也。
“人不知而不愠”，现实的天下仍未成就“圣人之道”的彰显，现实的天下几乎都是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他们没有“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智慧，而行“圣人之道”的人，要如“南风之熏”般地熏染他们，把“没有智慧的人”改造成“没有郁结的人”，把“没有智慧的世界”改造成“没有郁结的世界”，这样，才能“不亦君子乎”，才能算是真正行“圣人之道”的人。
《论语》二十篇，实为一大文章，而首章三个“不亦”，为文章之纲领，也是儒学之总纲。世人皆说《易》难解，实则，《易》是隐而难，《论语》是显而难，是难上加难。《论语》书成后，真能解首章的，千古以来，未曾见也。而首章都不能解，后面就更是以盲引盲。
本ID所写，皆发前人所未发，余人从其字句中求《论语》之真精神，不过是啃尸之徒。《论语》不死之真精神，岂在区区字句间。神会，则字句之纠缠自然顿明，下面将解释一个千古无人能解的问题：为什么《论语》首章是三个“不亦”，不是二个，也不是四个或其它？
“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与“说、乐、君子”以及“天、地、人”或“天时、地利、人和”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论语》的首章是站在这样的高度立论的，而不是如千古以来那些盲人的瞎解释所说那样。只有这样，才算初步明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意思，也才算初步知道《论语》说了点什么。但这只是一个大纲，只是一个框架，更重要的东西还在后面。
下面，本ID要干的一件事，一定是《论语》成书以来没人干过的，就是要重排《论语》各章间的顺序。《论语》，孔子及门人的语录，系统地讲述了君子如何去“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问题，但由于《论语》成书时间是在孔子等之后，历代又被腐儒折腾，因此，目前所袭用的《论语》各章间的顺序并不正确。为了能更好地把握，还《论语》以本来面目，必须对此重新排序。在后面的解释用，《论语》原有篇章都无一遗漏，只是顺序按照更合理的方式重排。这点，必须明确。而这《论语》之旅，将按照本ID新编排的次序继续进行。
2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君子从“闻其道”开始，无论任何地方，无论条件恶劣还是优越，甚至出生入死，都要不断地“固守”，“承担”“圣人之道”之行直到最终成就“不愠的世界”而不退转，只有这样，才可以行“圣人之道”呀。
3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孔子在河流的源头，抚今追昔、满怀感慨，自告且忠告所有决心开始“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立志“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就要像这江水一样，从“闻其道”的源头开始，后浪推前浪，生生不息、前赴后继，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条件恶劣还是优越，甚至出生入死，都要不断地“固守”，“承担”“圣人之道”之行直到最终成就“不愠的世界”而不退转。”这里必须明确，这话既是孔子自己的感慨，也是对所有有志于圣人之道的人的忠告和勉励。这种感慨并不是孔子一人所独有，所谓同声同气，有此心，必有此感。这，超越时间，所谓万古同一情怀矣。本ID所写是否正解，无此万古同一情怀之章句蠹虫，没资格讨论！同样，也需先有此情怀，方可言《论语》、孔子矣。
4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归根结底只有一点，就是“道”不是目的，只有“人”才是目的，只有现实中的“人”才是目的，一切以打着虚无飘渺的所谓“道”为目的，以现实的“人”为手段的所谓“闻、见、学、行”“圣人之道”，都是《论语》背道而驰的。对于《论语》、孔子、儒家来说，“人”是开始，也是目的，而“道”是手段，即使是“圣人之道”，也只是把“人不知”世界改造成“人不愠”世界的手段，无论从开始到成就，都离不开“人”。“道”是“人”行的，而非“人”是“道”行的；“道”是“人”光大的，而非“人”是“道”光大的。只有这样理解，才能算初步明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而人被无所本地抛掷在此世间，就是人的当下，就是人的承担，这构成了人的无所位次，而人“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才有这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才有个体的存在发展，这里没有所谓的悲剧、喜剧、正剧，没有人，无所谓天地，也无所谓人展现的舞台，又何来悲剧、喜剧、正剧？悲剧、喜剧、正剧都不过是人生“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而来的位次展现，这里所谓理智、情感的预设，没有人，又何来理智、情感？这里只有承担，人的承担，首先是对“人”的承担，由此承担，才有所谓乐、悲、情、智、观、欲等等葛藤，只有这样，才算进一步理解何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5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
“攻乎异端”，就是“攻打、攻击非圣人之道的别为一端者”。“斯害也已”，“这是灾害、损害呀”。是对什么的损害、灾害？是对行“圣人之道”的损害、灾害。
对于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异端”只不过是“别为一端行非圣人之道”的“不知”者，如果没有这种人，“圣人之道”之行就成了无源之水。“不知”，如同米；“不愠”，如同饭；“圣人之道”，如同水、火；行“圣人之道”，如同利用水、火把米煮成“饭”；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当然就是那煮饭的人。而没有了米，没有了“不知”，没有了“不知”者，没有了“不知”的世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又如何行“圣人之道”呢？对于“异端”，对于“别为一端行非圣人之道”的“不知”者，行“圣人之道”的君子不是要攻打他们、消灭他们，而是要如把“米”煮成“饭”般把他们从“不知”者变成“不愠”者，变成行“圣人之道”的君子，把“不知”的世界变成“不愠”的世界，只有这样，才算是真行“圣人之道”。
6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除了《论语》总纲的那三个“不亦”，“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条，是《论语》中极为重要的一章，在后面的语录中，对本章的意义多有阐发。例如，对于“不同”，有“君子和而不同”的说法；对于“不相”，有“有教无类”的说法。但后面这些，都只是本章思想在某些具体方面的具体化表述，都是从属于本章的。而本章的重要在于，它确立了行“圣人之道”的君子谋道的最高原则：不同、不相。必须注意的是，“不相”，不是指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思想不加选择，而是指对不同个体、团体的行为，不能用一种权威、上帝等独断的方式来以“相”相之，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
7 子曰：有教无类。
“无类”，就是“不相”，这一章，就是君子谋“圣人之道”所必须坚持的“不相”原则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具体化表述。这里的关键在“教”。“教”，不是平声，而是去声，在古代具有如下含义：教育、政令、法令、政教、教令、宗旨、学说或学派、宗教等。
用现代术语，这个“教”包括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有教无类”，不只是通常所理解的只是从教育的角度讲，而是指行“圣人之道”，在上层建筑领域、当然也包括一般所理解的教育，但按现代的术语，还包括法律、舆论、行政、宗教、学术、艺术等等一切的上层建筑领域，相应地就要行“不相”之谋。只有这样理解，才算真明白何谓“有教无类”。
8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志於道之士“耻”恶衣恶食者，这个“恶衣恶食者”主要是指别人，就是“恶衣恶食”的人，当然也可以指“志於道之士”自己，因为如果他自己就是“恶衣恶食”的人，他自己也看自己不顺眼，也“耻”之，也是可以的。
这样，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如果一个人，立志要行“圣人之道”，却把人分为“好衣好食”、“恶衣恶食”两类人，也就是以贫富划分人，而选择以“恶衣恶食”也就是穷人为耻，远离他们，那这种人谈论的“圣人之道”只是羊头狗肉的勾当。为什么？因为他不能“不相”。
9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详解：本章是紧接着上一章的意思来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是典型的“恶衣恶食”了，“人不堪其忧”，这里的“人”就是“人不知”的人，就是不能行“圣人之道”的人，他们对这种情况不能忍受，但“回”，颜回，孔子最出名的学生，也是孔子心目中立志行“圣人之道”的一个典型，他“不改其乐”，孔子因此给“贤哉，回也！”的赞誉，而且是一句话前后两次。为什么？因此颜回能“不相”，是真立志行“圣人之道”。
10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君子行“圣人之道”，就是要把“人不知”的世界变成“人不愠”的世界。而“人不愠”的前提是“人不相”，在具体的社会存在中，包括财富、学识、权力、权利等方面的广义“贫富”，是社会中最大的“相”。而这个贫富之“相”在任何“人不知”的社会中，都体现为“贫而怨难；富而骄易。”君子行“圣人之道”，把“人不知”的世界变成“人不愠”的世界，首要面对的就是如何把这个“贫富”之“相”“不相”之，要让“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这，就是面对“贫富”的“不相”之谋。
要让“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不是让一个权威、教主等发一个倡议或来一段布道就可以完成的，更不是用强制或诱惑的手段把人改造成具有“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的思想的新人来掩盖现实无法掩盖的“贫富”之“相”。而是在“贫富”存在的现实中，用各种现实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手段来实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的“不相”。
何谓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上对“贫富”的“不相”？就是采取公平、一视同仁之谋，“贫”或“富”都不是偏袒的理由。而“贫”或“富”之间也要“不相”，也要相互平等视之。
11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上一章说明了必须通过对“贫富”的“不相”，达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这样一个“人不相”的社会。但这种“人不相”的社会只是一个中间环节，行“圣人之道”，最终要实现的是“人不愠”的大同。正因为这样，所以接着就有了这一章。子贡，孔子的学生，以为“人不相”就是最高的境界，所以问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这个“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就是上一章所说的“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也就是“人不相”的社会状态。但孔子给予的回答是：“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也就是说，这种“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人不相”社会是可以的，已经不错了，但还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对于儒家来说，最理想的社会就是“贫而乐，富而好礼”的“人不愠”的大同社会。
12 子曰：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
这一章很奇怪，仿佛毫无来由。“齐”和“鲁”，俩诸侯国，怎么“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地折腾两遍就和“圣人之道”搭上界了？其实，这一章是顺着上一章从“人不知”经“人不相”达“人不愠”的大道而来的。
要成就“人不相”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不能如“齐式”模式那样光立其恶而惩其恶，也不能如“鲁式”模式那样光立其善而扬其善，必须善恶并举、文武并重，所谓“一阴一阳、文武之道”，这是儒家的一贯立场。只有这样，才能扬其善、惩其恶，“不相”其“贫富”诸相，打破得“贫而谄，富而骄”的恶性循环，达到“人不相”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进而实现“贫而乐，富而好礼”的、“人不愠”的大同世界。由此可见，本章仿佛毫无头绪的话，其实是和前几章一脉相承的。
《论语》成书以来，解者无数，皆不得要领，就是因为其人都没能把握这个“人不知”、“人不相”、“人不愠”的关系，当然也就只能对《论语》肢解、胡解了。这样的人，又有什么资格论《论语》之语？又有什么资格喊“打倒孔家店”？本ID今还《论语》以本来面目，就是要对宋明腐儒、五四竖子、六六小儿“不相”之，如果没有宋明腐儒、五四竖子、六六小儿的“乱相”，本ID也不必行此“不相”之相。儒家走的是刚猛的路子，不是老好人，不能乡愿，这一点是任何一个真想了解《论语》的人必须时刻把握的。
13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放于利而行，多怨。”就是无论放弃还是放纵“利”而行，都会产生“多怨”的结果。其实，现在的人对于这句话，肯定会更容易理解。计划经济年代，都是放弃“利”而行，结果是“多怨”；而市场经济年代，放纵“利”而行，结果还是“多怨”。这句话的合理与高明之处，从这两个时代的对比中，就不难发现了。更高明的是，这两种相反的情况，用一个“放”字就包含了，这就像伯牙之“高山流水”，唯一可惜的是，千古以来，竟然罕有知音。本ID这里发前人所未发，也算当一回子期了。
14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这一章是上一章“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的延伸。何谓“好勇疾贫”？好于勇而疾于贫也。疾于贫，即“贫者”之相，其“贫”而好于勇，所谓好勇斗狠。“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说的是“人不知”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两种乱相：“贫者”，好勇斗狠；“富者”，为富不仁，被过分享乐之病急速传染，所谓纸醉金迷、醉生梦死。
15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这一章是接着上一章“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来的。“胜残去杀”，是针对“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是针对为富不仁的“富者”，包括贼王暴君、贪官污吏、奸商恶霸等等，所谓杀一暴君而救亿万者乃真大仁矣；“善人”，是针对“好勇疾贫”的“贫者”，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扩展他们的生存空间、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等等，都可以归之于“善人”之数。但必须强调的是，站在人和社会的整体角度，没有一个人是在任何方面都是“富”者，也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方面都是“贫”者，但对于现实中的国家来说，经济、社会地位、权力等角度的“贫富”之相才最具有现实力量，这点也是不能忽视的。
16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实际上，这话从上面的“齐一变，至於鲁”而来。上一章说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六字箴言“善人、胜残去杀”，而现实中，在“人不知”世界里，这六字箴言又有几人能办到？办不到，就必然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中国历史上，这种改朝换代的事情，难道还不司空见惯？这种恶性循环中，有一个规律，就是本章的“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王”，不一定需要有人当皇帝，如资本主义的确立也是一种王，其后到处贩卖的“民主、自由”就是“必世而后仁”了。其实，这种模式不仅仅在政治领域，在学术、经济、宗教等领域，无处不在。甚至在一个小公司，一个小办公室里，这“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难道还少见？
17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上面说到了让国家长治久安的六字箴言“善人、胜残去杀“，而这章主要就“善人”展开论述。孔子“述而不作“，其思想都是随机而说，因而更显得活泼生动。
“子适卫，冉有仆。”孔子到卫国，其弟子冉有驾车来接，孔子沿途看到卫国市面繁华，一语双关地引出“庶矣哉！“的感叹。该感叹就是《诗经》的“比兴”手法，所谓“不知诗，无以言“，要理解《论语》，对此必须把握。孔子借所见市面的“庶”，“比兴“引出孔子心中的“庶”，这两者只是引发关系，就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等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进而引发出师徒二人两问两答的一段妙文，将如何“善人“这样复杂的大问题论述得尽善尽美，可谓诗意昂然、相得益彰，师徒二人共同写就这千古不磨的一章。
18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本ID所解，皆本《论语》文本。文本者，文所本也。离文本，文无所本，就谈不上任何解释了。
“即戎”，就是融合、同化未开化的、文明程度比较低的人、民族和国家。“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的意思就很清楚了，上一章所说“庶、富、教”的“善人”之道最终形成的强大文明力量，可以融合、同化那些未开化的、文明程度比较低的人、民族和国家。七年，是古代的习惯用法，当时都喜欢用奇数来代表大概的数字。但无论时间具体多长，最终都会“亦可以即戎矣”。
19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那种不行“善人”之道，用“残、杀”企图使民众战栗、恐惧而治理国家的，就是遗弃、背叛民众，而最终也将被民众所遗弃。这才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真正意思。
这一章，从反面更有力地论证了让国家长治久安的六字箴言“善人、胜残去杀”的必要、合理性。“胜残去杀”，不能企图用“残、杀”让民众战栗、恐惧，国家不可能因此而长治久安。但历史上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如此浅显的道理，不明白让国家长治久安的最稳固基础在于“民之乐”而不是“民之战”，是“使民善”而不是“使民战”。这种糊涂蛋多不胜数，《论语》里马上就举了一个例子，因此就有了下一章。
20 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鲁哀公向孔子的弟子宰我问“土地神的祭祀”，宰我自作聪明道：“夏代用松木，殷代用柏木，而周代用栗木是为了借谐音使民战栗。”孔子听到，就告戒：“正成的事不要妄加评议，即成的事就不要徒劳劝告，已成的事就不要再生灾祸。
21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正确的断句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相当于“夷狄之有君，诸夏之亡也。”和“夷狄之不如，诸夏之亡也。”两句的合并缩略形式。
意思是：未开化的、文明程度比较低的人、民族和国家，虽然有他们自己的国体、政体，但由于没有遵从、依照文明程度比较高的人、民族和国家的政体、国体，而被后者所轻视。
22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一章，其实就是上一章所说““圣人之道”、“善人之道”是大道，更是现实之道，无位可本，又何来“本位”？正因为无位可本，才可以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这，才是真正的大道、现实之道。”的进一步展开。何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只有明白了这句话，才可能真正明白马克思意义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才可能真正明白何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23 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一章完全从上一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而来。
为政的人，遵循现实的逻辑，从现实出发，行“圣人之道”而成就之，其它问题就会以此为基础相应地找到解决的办法。
24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以前所有的解释，都因为其人见识、心量太小，孔中窥天，又岂能真识孔子？针对本章，前几章反复提到“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何谓“位”？就是指变化的位次。例如《易经》乾卦，从“初九”到“上九”，就是不同的位次，对应着变化的不同状态。而一切都从也只能从现实出发，现实在什么阶段，什么位次，是必须首要分析的问题。相应的，“其政”必须要与“其位”相适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不谋不在其位之政”，不谋划与现实变化的位次不符的政事、政治关系、政治制度、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等等。归根结底，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就是历史上一切乌托邦悲剧的总根源。 24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以前所有的解释，都因为其人见识、心量太小，孔中窥天，又岂能真识孔子？针对本章，前几章反复提到“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何谓“位”？就是指变化的位次。例如《易经》乾卦，从“初九”到“上九”，就是不同的位次，对应着变化的不同状态。而一切都从也只能从现实出发，现实在什么阶段，什么位次，是必须首要分析的问题。相应的，“其政”必须要与“其位”相适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不谋不在其位之政”，不谋划与现实变化的位次不符的政事、政治关系、政治制度、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等等。归根结底，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就是历史上一切乌托邦悲剧的总根源。
25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刚在上一章说完，怎么又来一次？其实，在原来《论语》的排序中，上一章出在《泰伯》一篇，而这一章出在《宪问》一篇，由此也见原来编排的混乱。前章，只记录了孔子的原话，而本章，增加了曾参（孔子关门弟子）的话。但就是他这话，使得千古以来无知之徒的错解错上加错。当然，责任不在曾参，只是更暴露了无知之徒妄言《论语》、妄批《论语》的可笑。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真义，在上一章里已经说了，不再赘言。
“艮卦”，其象“兼山”，两座大山夹着，《彖传》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本ID在上一章里相应的解释。
26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前章，曾对“位”与《易经》的关系有了相应的揭示。《易经》，中华文明之源。孔子与《易经》的关系，在《论语》中也多次提及。如果连“位”都不理解，显然是无法明白《易经》的，当然对《论语》也只能瞎解了。
“位”，就是位次，就是所“止”，就是所“立”。“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即所“立”、即所“止”、即所“位”。有所“立”，则“立”其“有”，其“有”必有其“位”，何谓“有”？用现代术语，就是“存在”。与“有”相对的就是“无”，“有”有其“位”，“无”有其“位”吗？两千年后，海德格尔关于“有”的思考是以其对“无”的思考为背景的，存在与非存在，海氏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倒不在？”对于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孔子两千多年前的回答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对于孔子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以何立”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而不是“何以立”的“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倒不在？”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孔子说：“不患”，无位次；“患”，以“不患”的“无位次”而“位次”。“不患”，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就是“能知”。
27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本章说涉及的“不患”与“患”，和上一章的又有什么关系？其实，上一章所说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站在终极的角度，一切存在都有其“患”，而“患”以“不患”的无位次而位次。但所谓的终极，也是相对而言的，在具体的存在系统中，也相应有其“患”与“不患”。在这系统似乎无位次的“不患”，在另一系统内就成了“患”；反之，在某一系统的“患”，在另一系统内就成了“不患”。每一个现实系统的存在，都有其“患”与“不患”。
而本章所探讨的，正是人类社会这个系统内“患”与“不患”的问题。在人类社会的角度，对于个体来说，自己不明了自己，就是“不患”，站在绝对的意义上说，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明了自己，所谓的明了，只是相对于永远不明了的明了，“不明了”是无位次的，而“明了”因“不明了”而位次。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孔子说：不患别人或自己不明了自己，患别人或自己不能明了自己啊。
注：不患、患是专门的术语，不能用其他词代替，所以直接用，不翻译了。
28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这一章并不是什么重出，而是就着上一章来，在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上展开讨论。如果说前面两章分别站在根本性以及人类社会的一般性角度讨论问题，那这一章就在人类社会的内部结构上揭示其“不患”与“患”。在人类社会的内部结构上，“人之不己知”是其“不患”，正因为有了“人之不己知”的“不患”，才有了“不知人”的“患”。“人之不己知”，在人类社会结构内部是无位次的，人类社会，必然由人构成，而只要是人，就是“不己知”的，正因为“不己知”的无位次，才有了“不知人”的位次。
正因为有了“人不知”的位次，才有可能把“人不知”的世界变成“人不愠”的世界。但这改变，不可能通过改变“不己知”的状态而达到，因为“不己知”是无位次的，任何涉及“不己知”改变的都是“不己知”，“不己知”在人类社会的结构下是无可改变的。换言之，一切企图通过改造人从而达到改造人类社会的运动都是荒谬可笑的，任何希望通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达到改造社会的运动都是荒谬可笑的。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宣判了诸如上世纪六十年代那种类型运动失败的必然性。从“人不知”到“人不愠”，是不能从“不己知”下手的，因为无从下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孔子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从来不探讨任何人类思想的改造问题，因为人类的所谓思想位次，从根本上来源于社会“人不知”的位次，唯一需要改造的只能是“人不知”世界的现实结构。但社会的改造必须由其位次而决定，不同位次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形态、规律，这里没有任何先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方，都必须从每个社会结构的现实逻辑、位次出发，这才是知其位次而行之，这才存在把“人不知”世界变成“人不愠”世界的可能，离开了现实的逻辑、位次，都是别有用心的鬼把戏。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说：不患人不明了自己，患“人不知”的世界啊。
注：“人不知”是专门术语，不翻译，具体含义看前面的文章。
29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本章是顺着前几章而来。“不患”，无位次；“患”以“不患”的无位次而位次。而“患”的位次之所以位次，并没有任何先验、先天的前提，“不患”并不是“患”的先验、先天前提，“不患”只是“患”涌现的舞台。存在必有其“患”，“不患”并不存在，也不是一个理论的假设，否则就在理论上存在了，就不是“不患”了。“不患”不是前提，“患”的前提，只能是当下现实，即“患”自身。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否认任何理论存在的价值，反而是肯定所有理论存在的价值。理论，以无价值之“不患”而显示出其价值，理论的价值以理论的无价值而价值。而理论的无价值之“不患”，是缠附在现实之“患”上的，理论因此缠附而显示出不同的位次来，而理论的位次是缠附在现实的位次上的，但这种缠附，如果是一种一对一的逻辑关系，那就不是缠附了。所谓的现实，离不开某种理论视角的照射，把现实绝对化，把现实变成某种先验、先天的前提，同样是可笑的。如果现实真是先验、先天的前提，又何来现实的改变？不同位次的理论也可以出现在同一位次的现实里而显示出其位次来，反之，利用同一位次的理论可以变出不同位次的现实来而显示出其位次来，而这才是理论的“不患”缠附在现实之“患”上，这才是理论的位次缠附在现实的位次上。只有这样，才能算真正明白何谓缠附，何谓“性相近也”。
马克思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两个伟大的心灵在本章再次伟大地碰撞。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子说：以性性相，缠附呀；以习习相，深奥啊。
30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远”，深远、深奥，同于“习相，远也”，和“习相”相关，脱离“习相”无所谓深远、深奥，不过幻想而已。“习相”，先要明其“相”，明其“相”必先明其“相”之位次，明其“相”之位次，必对其“相”的当下逻辑关系有一明确把握。而现实的存在，不离时空，现实逻辑关系也必构成相应的时空关系，对现实逻辑关系的把握，须从这现实的时空关系中切入。“虑”，审察、思虑、谋划。“虑”，不是哈姆雷特式的，而是审察、思虑、谋划的统一，三者缺一不可，而最终必须落在行动上，没有行动的“虑”也不过是幻想而已。上面的所有工夫，都构成“习”的一环，但仍不是“习”的全部。“习”的关键在于对现实逻辑关系把握后的改变，是转现实而不是被现实所转，只有这样，才勉强算得上“远虑”。真正深远、深奥的是“习”，是实践、是改变，而不是那些书虫们的哀号和忽悠。
“近”，缠附，同于“性相，近也”；“忧”，忧患,祸患。“近忧”，缠附忧患、祸患，为何如此？因为“人无远虑”。忧患、祸患的种子是当下种下的，每一思想、行为，都在种下种子。而种子并不一定即刻萌芽，把“近忧”解释成眼前的忧愁、忧患，是对此不能明了。
一个能“远虑”的人、家、国、天下，必须有其相应的“远虑”能力，社会必须发展到一定位次，显示出一定位次之相，才可能有其相应的“远虑”。任何的“远虑”都是和一定位次的社会相连的，离开了一定位次的现实社会，“远虑”也无所谓“远虑”了。但社会的现实结构是有深浅之分的，有些“远虑”可以完全洞穿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这样的“远虑”就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最珍贵的部分，孔子、马克思，都成为这最珍贵部分的中流砥柱。后人经常以孔子两千多年前说的话怎么可能对现在有用，现实已经改变了等等理由来搪塞，却不知道有些“远虑”是可以洞穿社会结构的深层，而社会结构的深层，在两千多年来，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改变。因此，孔子的“远虑”，依然适合今天。马克思的，当然也一样。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孔子说：人没有深远的审察、思虑、谋划，必然缠附祸患。
31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认为好的喜欢，认为恶的厌恶，这都是人之常情。而人之“远虑”，离不开对现实中一切现象的“察”。“察”，无所谓好恶，而带着各种好恶去“察”，就无所谓“察”了，只不过继续“我本位”逻辑的把戏。何谓“察”？分辨、明察、知晓也。只有排除一切好恶，当下直观，才有真正的“察”。任何人都有其情绪、好恶，但这情绪、好恶就是“察”的最大干扰，“远虑”离不开“察”，而“察”就要摈弃一切好恶，当下直观，这样才有可能进而“远虑”。“焉”，“于此”的合音。当下直观，就是“于此”直观，离开了现实的此岸，幻想那虚无飘渺的彼岸，是没有“察”之直观可言的。
“人无远虑”之人，没有深远的审察、思虑、谋划，在“必有近忧”的缠附祸患里，归根结底最大的祸患，就是以一己之私对“众”、对“众相”、对一切现象恶之、好之，不能摈弃一切好恶当下直观。用主观的臆测替代客观的观察，用彼岸的幻想替代此岸的现实，这种事情，无论现实和历史中，难道还少见吗？由此而产生的祸患、酿造的悲剧，难道还少见吗？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警示。那些不断玩弄“我本位”“道、人、众”把戏的腐儒们，那些高喊打倒孔家店的痴儿们，避坑落井中求火奴鲁鲁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仁不让地又干了些什么？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孔子说：一切现象，当被认为是恶的就会被厌恶，对此必须摈弃一切
厌恶当下直观；一切现象，当被认为是好的就会被喜好，对
此必须摈弃一切喜好当下直观。
32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智慧，如同过河之筏，没有智慧不行，以智慧为有所得、有所恃也不行。
必须强调的是，“善者”，不能按道德主义的角度来理解， “善者”不一定是“好人”，“好人”也不一定是“善者”，何谓“善者”？在任何方面有超过自己见识、能力的，都是“善者”。以这个角度看，世人无一不是“善者”；但没有人是全能的，没有人是所谓的上帝，任何人都有其“不善”的方面。所以要依其见解不依其人，这才是“从之”，也就是“从善者”之“善道”。
直译：大概存在没有智慧却凭借没有智慧而有所作为的人，我不是这样的。在一个能让每个人都能自由见闻的社会里，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见闻，选择超过自己的见解，依据其见解而不是依据有此见解的人或群体，深入探讨，吸收学习；进而让自己的见识逐步深厚，才能更清楚地去辨别、辩证各种知识的真伪、深浅。但这些都只是智慧的临时落脚处，不是智慧的真正所在。
33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有了康德的比较，孔子的三大批判就有了明晰的可能。“视”，人与认识对象之间的看，相当于感性以及康德规定性判断力所连接的知性与理性所构成的高级人类认识能力，也就是人类所有的认识能力；“观”，看法，相当于“反思判断力”所连接的自由意志；“察”，当下的直“观”，是自由意志的当下实践。“视，其所以”，认识能力是人所凭借的；“观，其所由”，自由意志是人所遵从的；“察，其所安”，自由意志的当下实践是人所安置的最终归依。孔子比康德高明的是，他和马克思一样，不会去假设一条从必然到自由的艺术之路，你本自由，何必自由？列宁主义是康德艺术之路的必然延伸，而和马克思无关，和孔子的“圣人之道”更无关。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孔子说：认识能力，人的凭借；自由意志，人的遵从；当下直“观”，即自由意志的当下实践，人的归依。人，哪里有隈曲啊？人，哪里有隈曲啊？
34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命”，使命，连道家都可以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更不用说儒家了。中华文化，对命运的看法从来都比以古希腊悲剧为代表的西学传统看法要正面有力得多。对于个体的人来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则“命”只是使命，这个使命不是由上帝选定的，而是由我而来，天地就是我的舞台，而没有智慧，是不能理解这“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以为我的命运是上天安排的，以为奴隶就只能是奴隶，统治者就只能是统治者，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人所造”的，只有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天命、命运的胡言，才会真正承担起人的现实使命，这样才可能成为真正能行“圣人之道”的君子。
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一个没有智慧的社会，其言论是不足以使人有智慧的，而没有智慧的言论不可能产生智慧，只会继续制造混乱与蠢行。言与行是密切相关的，特别在一个言论传播发达的社会，“言”对人的塑造、对社会的塑造作用，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孔子说：没有智慧，不可能承担君子的使命；没有智慧，不可能建立社会正常的秩序；没有智慧，不可能产生使人智慧的言论。
35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这种用法很常见，如《礼记》“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知”，“智”的本字，智慧的意思；“德”，行“圣人之道”所得；“鲜”，平声，新鲜、鲜活的意思。“圣人之道”，就是将“人不知”的世界变为“人不愠”世界的道路，这里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和先验的走法，路是人走出来的，是人所“由”而来，是人所“蹈行，践履”而来。没有人的“蹈行，践履”，何来路？除了“知、德”，行“圣人之道”的君子无所“蹈行，践履”也无须“蹈行，践履”。
把“人不知”的世界变为“人不愠”的世界，“圣人之道”是无位次的，而“德”因此而有了位次，因此而有所得，该所得就是“德”。而正因为“圣人之道”不是先验的，而是立足于现实之中，因此永远都是新鲜、鲜活的。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孔子说：蹈行、践履“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智慧、所得的君子，永远处在创新、创造之中啊。
36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是《论语》里最困难的章节之一了，该章早成了所有批孔者最大的口实，而所有孔之FANS，又无力反驳，只能用时代局限之类的废话来支吾。
“民”，众萌也，民众是一切现实道路的源泉。当某种位次适合于当下民众的现实，就“使由之”，“使之由”的倒装；当某种位次不适合于当下民众的现实，就“使知之”，“使之知”的倒装。“使”，“放纵、任性”，让民众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智慧。
明白了上一章的，这一章就很简单了。“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所得，是所有人的，而不是某些所谓精英的，“由”、“知”，最终都来自于民、归之于民，而民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民众的智慧也是无穷的，要“使之”，“放纵、任性”他们，放任他们去挥洒他们的潜能与智慧，这样才是真的“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才会有“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所得。孔子这一章，两千多年来被曲解不断，对比一下本ID的解释，就知道那些无论反孔还是挺孔的人的无耻与下流了。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说：民众当下适合的，放任民众去蹈行、践履；民众当下不适合的，放任民众运用智慧去创造、创新。
37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关键的问题是“由”究竟指什么？是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孔子弟子“子路”？在“由知、德者，鲜矣！”上一章中，已经否定了“由”指“子路”的一贯说法，本章也如此。关于这点，现给出一个具体的分析。在《论语》中，孔子一贯称呼子路都有一个固定用法，就是“由也”。本ID现在将一个两千多年来一直延续的语法错误给纠正了，“由”绝对不能当成“子路”。
在“天地人”结构下，道家的“无为”立场，对“人为”抱有极大怀疑。何谓“无为”？无人为也。道家相信“天地人”结构中有一先天自然之道，所以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论，进而假设人最初的状态最接近自然，因此要返朴归真，要能婴儿，进而要破除一切人为刻意，诸如此类。儒家是不会假设什么先天自然之道的，儒家不相信任何脱离现实的所谓智慧，不相信有什么先天的智慧先验地存在，更不相信只要找到这种智慧就一通百通、成圣成仙。儒家只相信智慧是人为的，是实践的，是实践中来的。
“有为”，儒家的基本立场，就是一切以人类的现实实践为基础，人类的一切智慧离不开人类的现实实践，而现实实践也离不开智慧的总结。由此可见，孔子和马克思还是这样心心相印。在上一章中，强调了“由”与“知”的问题。这一章就是要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是“知”的基础，没有“由”，无所谓“知”；但“由”离不开“知”，依“知”而“由”而“为”，才有新“知”，才有创造、创新，而这才是最根本的智慧。而这最根本的智慧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也是由人的历史实践而有的。而且，这种实践而智慧，智慧而实践的过程就是“易”，就是生生不息的人类生存本身。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说：实践教导你，以此而有智慧啊。依智慧而进一步实践，以此而有新的智慧；不依以实践而有的智慧进一步实践，就不会有新的智慧。这，就是最根本的智慧。
38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这一章完全承接上一章而来，上一章更多地站在人类泛指的角度讨论智慧与实践的问题，而这一章，孔子用自己为例子来说明具体的个体如何获得智慧的问题。
千百年来，孔子形象被无数腐儒、反儒者有意无意地歪曲；千百年来，关于孔子泥古、复古的谎话成了腐儒、反儒口中的真理。而在《论语》中，孔子以自己为例子明明白白地表述了对“古”的观点，就是要“敏以求之”，“之”指代“古”，要对“古”印证并选择，这才是孔子对“古”的真实态度。在上一章，孔子已经明确表示智慧来自于实践，而在这一章里，孔子更明确指出，对先哲的遗典、古代的典章等要印证并选择，而印证、选择都离不开当下人的实践，只有这样，才算真的“好古”。
本章，孔子提出了学习前人知识、智慧的三个步骤：好、敏、求。首先，对前人知识、智慧所凝结成的遗典、典章等必须尊重、善待进而学习、研究，才谈得上“好”。尊重、善待进而学习、研究，真正把握以后，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印证，这才是“敏”。“敏”，有两层的含义：其一，前人知识、智慧都来源于其当下的实践，而时代变化了，条件变化了，其应用可能要失效，可能有所改变，这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印证、发现；其二，对前人知识、智慧的把握，特别对于那些洞穿时间的智慧的把握，必须在实践中慢慢体会、摸索，才能发现前人的真义，决不能像某些人对待孔子、马克思那样，根本没弄明白就扮代表，这样是谈不上“好”，更谈不上“敏”了。有了印证，自然就有了选择的基础，选择不是机械地挑选，不是用对错等简单标准来划分，而是根据当下的实践有机地发展、延伸，这样才不辜负古人，也不辜负自己，这才算得上是“求”。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说：我不是天生、先验地依赖天生、先验而有智慧的人，只是爱好学习、研究先哲遗典、古代典章，并在实践中对此印证、选择的人。
39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
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人，生不离困。生存之困、生死之困，诸如此类，解其困，
只能依靠智慧，没有智慧，困而不知其困、不知其何以困，更不知何以出其困。何谓“困”？“梱”的本字，门槛的意思，借代为门，所谓分门别类，无门而门，无位次而有其位次，因此有其“困”。但此“困”，有客观的，如人一生下来，就首先入了“人”这个门，当时的社会环境、人的身体智力等都成了任何个体不可逃避之“门”；还有主观的，如自设门户、画地为牢而自困。要破其“困”、其“捆”、其门，对人来说，从实践而得的智慧以及依智慧而去的实践，是唯一可能依靠的。
而如何得到智慧？前面几章，孔子已经指出智慧来自实践，而对于个体来说，学习前人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最基础的实践过程，“好、敏、求”就是学习前人智慧的三大步骤。孔子说自己“非生而知之者”，但这里却说“生而知之者，上也”，是否矛盾？其实，这正好反映了孔子、《论语》的严谨。孔子并不绝对地否定“生而知之”的可能，因为如果绝对地否定，那这个否定就成了一个先验的命题，这显然和孔子注重实践、注重有为的思想相背离。其实，孔子这种类似观点，在他对鬼神等态度上同样有所反映。孔子并不绝对地否定鬼神等的存在，并不绝对地认为“鬼神的绝对不存在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真理”。孔子只承认因为“生而知之”、鬼神等超出了当下实践而有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范围，因此就存疑、就少谈、就敬而远之，但并不排除其存在，以及在以后的实践而有的智慧中得到解决的可能。孔子的这种态度，比那些所谓的唯物主义者要客观的多。
千百年来，孔子形象被无数腐儒、反儒者有意无意地歪曲；千百年来，关于孔子泥古、复古的谎话成了腐儒、反儒口中的真理。而在《论语》中，孔子以自己为例子明明白白地表述了对“古”的观点，就是要“敏以求之”，“之”指代“古”，要对“古”印证并选择，这才是孔子对“古”的真实态度。在上一章，孔子已经明确表示智慧来自于实践，而在这一章里，孔子更明确指出，对先哲的遗典、古代的典章等要印证并选择，而印证、选择都离不开当下人的实践，只有这样，才算真的“好古”。
本章，孔子提出了学习前人知识、智慧的三个步骤：好、敏、求。首先，对前人知识、智慧所凝结成的遗典、典章等必须尊重、善待进而学习、研究，才谈得上“好”。尊重、善待进而学习、研究，真正把握以后，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印证，这才是“敏”。“敏”，有两层的含义：其一，前人知识、智慧都来源于其当下的实践，而时代变化了，条件变化了，其应用可能要失效，可能有所改变，这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印证、发现；其二，对前人知识、智慧的把握，特别对于那些洞穿时间的智慧的把握，必须在实践中慢慢体会、摸索，才能发现前人的真义，决不能像某些人对待孔子、马克思那样，根本没弄明白就扮代表，这样是谈不上“好”，更谈不上“敏”了。有了印证，自然就有了选择的基础，选择不是机械地挑选，不是用对错等简单标准来划分，而是根据当下的实践有机地发展、延伸，这样才不辜负古人，也不辜负自己，这才算得上是“求”。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说：我不是天生、先验地依赖天生、先验而有智慧的人，只是爱好学习、研究先哲遗典、古代典章，并在实践中对此印证、选择的人。
39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
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人，生不离困。生存之困、生死之困，诸如此类，解其困，
只能依靠智慧，没有智慧，困而不知其困、不知其何以困，更不知何以出其困。何谓“困”？“梱”的本字，门槛的意思，借代为门，所谓分门别类，无门而门，无位次而有其位次，因此有其“困”。但此“困”，有客观的，如人一生下来，就首先入了“人”这个门，当时的社会环境、人的身体智力等都成了任何个体不可逃避之“门”；还有主观的，如自设门户、画地为牢而自困。要破其“困”、其“捆”、其门，对人来说，从实践而得的智慧以及依智慧而去的实践，是唯一可能依靠的。
而如何得到智慧？前面几章，孔子已经指出智慧来自实践，而对于个体来说，学习前人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最基础的实践过程，“好、敏、求”就是学习前人智慧的三大步骤。孔子说自己“非生而知之者”，但这里却说“生而知之者，上也”，是否矛盾？其实，这正好反映了孔子、《论语》的严谨。孔子并不绝对地否定“生而知之”的可能，因为如果绝对地否定，那这个否定就成了一个先验的命题，这显然和孔子注重实践、注重有为的思想相背离。其实，孔子这种类似观点，在他对鬼神等态度上同样有所反映。孔子并不绝对地否定鬼神等的存在，并不绝对地认为“鬼神的绝对不存在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真理”。孔子只承认因为“生而知之”、鬼神等超出了当下实践而有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范围，因此就存疑、就少谈、就敬而远之，但并不排除其存在，以及在以后的实践而有的智慧中得到解决的可能。孔子的这种态度，比那些所谓的唯物主义者要客观的多。
对于类似的情况，孔子说是“上也”。“上”，并不是人等级上的区别，更不是宣扬任何天才论，这里的“者“字，也并非如同上面三人以及通常所理解的指的是“人”，把这里的“者”字当“人”解释，不过玩弄精英自以为精英的把戏。把人先验、先天地分为三六九等，是典型的胡扯。而且，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后面的“困而学之”与“困而不学”不带“者”字，难道后面就不指“人”？这里的“者”，其实只是语气词，“生而知之”、“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只不过是四种人生的可能情况，和人的三六九等无关。主观上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就是自设其门，就是自“困”；而历史现实中，人确实有三六九等，这就是历史现实客观的“困”，是必须解之的。
显然，人的最好可能就是“生而知之”，但对于孔子来说，“生而知之”超出当下，“学而知之”才最切合当下。学，首先要对其困有所认识，更认识到去其困必假以学，因此“困而学之”，进而“学而知之”，才能以智慧解其困。“困而不学”，就会出现“民斯为下矣”。而“民斯为下矣”，也就是因为“困而不学”。没有人天生愿意落入“困而不学”的可能而不能自拔的，“困而不学”往往不是因为其惰性，而是社会的环境，特别在孔子时代，“学”被所谓的精英贵族所霸占，“困而不学”，实质是“被其困而不能学”，历史现实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三六九等，使得“民”得不到“学”的条件。孔子并不先验、抽象地谈论个体如何得到智慧的问题，个体，必须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之中，“学而知之”并不先验地适用于所有人，因为个体的现实性往往使得人只能“困而学之”，甚至“困而不学”。
在历史现实中，人必须得其“学”才能解其困。这个解其“困”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解一种客观条件制造的“困”，一个是意识形态所制造的“困”，因此“学”成为每个人的现实生存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一个让人“困而不能学”的社会是丑陋的、卑劣的，必须要改造之。孔子注重教育，主张“有教无类”，是与此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说人的全面发展，何谓全面发展？首先就要无其“困”，反对把人先验、先天地分为三六九等，无论这种分类的基于人的智力、出身、社会分工、阶级地位等等。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孔子说：所有人，天生地依赖天生而有智慧，是最好的；所有人，都能自由地学习且通过学习而有智慧，是稍差的；所有人，被分为不同类别而得到不同类别的学习，是更差的。所有人，被分为不同类别而某类人得不到学习的机会，这就是民众被当成卑下的原因啊。
40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对于“圣人之道”来说，“知”是基础，正如上章所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没有智慧，不可能承担君子的使命；而君子的使命是什么？就是“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把“人不知”的世界变为“人不愠”的世界。而“闻、见、学、行”“圣人之道”，不是一个遥远的神话，而是要落实在现实的每个当下，因此而位次，因此而有所“德”。保持其新鲜、其活力，当下活泼泼地呈现，是“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生命力所在。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孔子说：蹈行、践履“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智慧、所得的君子，永远处在创新、创造之中啊。
41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
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禄”的本义是“福气、福运”，《说文》：“禄，福也” ，而《诗经》也有“天被尔禄”。这是当时的人普遍想法，“禄”是上天施与的。其实，直到今天，这也是中国人的普遍想法，否则看相算命之类就不会如此长盛不衰。站在文化类型的角度，人类社会最早的文化类型是所谓的“巫文化”，像“天被尔禄”，就是典型的“巫文化”，而孔子这里所打破的，正是这种“巫文化”的逻辑。但实际的中国历史，传承的却不是孔子的，而是用“巫文化”所改头换脸的孔子。孔子所反对的，最后却被包装成孔子，这在世界历史上却不是一个特殊的现象，马克思的遭遇就更现代、更惨烈了。伟大的思想，最终的命运都逃不过这种改装，但伟大的思想是无法最终改装的，这同样是历史的常态：伟大的思想总要“春光乍泄”。
孔子的回答，完全不涉及“巫文化”的“天被尔禄”。有人可能要反驳说，《诗经》是孔子编撰的，如果孔子并不同意这种思想，为什么会保留“天被尔禄”相关的诗。这种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就像本ID现在解释孔子，并不是说孔子的境界就是本ID的境界。本ID多次说过，孔子、马克思都不是究竟，但如果你连孔子、马克思都搞不明白，就更无法究竟。在人类所有的思想中，孔子、马克思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了，必须先把握他们才能论及其余。但别以为这就是禅，这就是本ID的思想，和这个毫无关涉。本ID就是看到从来没人能真正理解孔子，都是曲解，所以才费这工夫写写孔子的事情，但这和本ID又有什么交涉？孔子、马克思又怎能明白本ID的境界？同样道理，孔子当然可能编撰与“天被尔禄”相关的诗，但“天被尔禄”的“巫文化”玩意，又如何能明白孔子的境界？
其实孔子的回答，完全从上章而来，“多闻”、“多见”，这都是智慧的前提。孔子的话，简单概括，就是“福智两全”。
其实，没有疑惑才是真正的大疑惑，人的言行，有哪个不是自以为很有把握才言行的？人的失败，总是在其最有把握、毫无疑惑的地方；而自以为没有危险才是最大的危险，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了。疑惑、危险，对于人生来说是“不患”的，是没有位次的，人生就是充满疑惑、危险的。人的生命，如风中烛，随时随地都可以被吹灭，至于人的疑惑，那就更多了，随时随地都在两难之中。
“慎”，通“顺”，“遵循”的意思，该种用法在先秦时代十分常见，例如在《墨子》、《荀子》、《管子》、《韩非子》里都有。“遵循”什么？就是“多闻”所闻、“多见”所见。人的一切，只能从现实出发，只能从现实当下的位次出发，而现实当下的位次不是凭空而来的，自“闻”所闻、自“见”所见。但“闻”、“见”必须“多”，才可能“慎”，否则不过是人云亦云、人行亦行而已。
而“言行其余”，离不开“闻见”的位次，有如此“闻见”，方有如此“言行”。 “多闻见”，然后才能“慎言行”；在“多闻见”基础上的“慎言行”，才可能“寡尤悔”，才可能“禄在其中矣”。在孔子这里，人之“禄”源自人之“言行”，而非“天被”。“人”，包括类与社会以及个体意义上的人。人类的福祸、人类社会的福祸、个人的福祸，国家的福祸，都是自己的言行造成的。要“干”其“禄”，孔子指出了其中唯一现实的可能，就是：多闻见、慎言行、寡尤悔。遵循这九个字切实下去，才可能成就“福智两全”。“福”之“全”离不开“智”之“全”，而“智”没有“福”之“全”，只是苍白之智，无补于事。本ID有两句诗是评价毛氏的：“曾经天地齐同力，毕竟英雄不自由”。“福智两全”，则“天地齐同力”；“福智相偏”，则“英雄不自由”。“多闻见、慎言行、寡尤悔”，须臾不可离矣。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孔子说：子张求问获取福运的方法。孔子说：见闻广泛而去除疑惑，见识深厚而去除危险，遵循如此“闻见”而如此“言行”，那么言行都会少过失。言行少过失，福运在其中啊。
42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孔子说：“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按“道之谋”谋划而不按“食之谋”谋划。以人的欲望饥饿为基础的生产，新的欲望饥饿就在其中啊；以人与天地关系中对照、校对确定人之所需，福运、真正的幸福就在其中啊。君子只担忧如何“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道之谋”，而不担忧“馁、耕、食” “食之谋”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的人在物质与精神上的贫穷。
43 子曰：君子不器。
何谓“器”？《易·系辞》：“形乃谓之器。”，“器”就是“形”；何谓“形”？“形”，就是“相”。何谓“君子不器”？就是“君子不相”。“道，不同、不相为谋”，要“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就要“闻、见、学、行”“不相”之谋。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说：君子不相。
44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从语法上看，本章是明显的互文，古文中，为了语言的流畅与对称，这十分常用。
无须追究究竟是“为己而为人”还是“为人而为己”，归根结底，都是“内圣外王”、“为己为人”一体。这，无古今之别，离此之学，只能是伪学，不可能是真正的学问。而伪学，又何能称为“学”？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孔子说：无论古今，真正的学问与学人，都不离“内圣外王”、“为己为人”的一体之学。
45 子曰：三年学不至，於榖不易，得也。
何谓“至”，就是尽善尽美，“不至”，就是没有达到尽善尽美。其实，这里的“榖”应该解释为“生、活着”的意思。《诗经》里有“榖则异室，死则同穴”，就是这个意思。“於榖不易”，就是只要活着就不改变，一生不变，“易”是改变的意思。
“学”，有一个退转的问题。 “三年”，只是一个约数，不是实指三年，三五年、或七八年，甚至三、四十年，很多人的“学”就全变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达到不退转的地步，为五斗米折腰去了、为名色折腾去了、为新嘲玩意忽悠去了，他的学，并没有一个不退转的根基，风向一变、环境一变，全变了。学，虽然还不能尽善尽美，但在根本上透脱了，在根本上通达了，才有可能不退转，才可能“於榖不易”，这种状态，是“学”的一个重要的位次，是学有所成了，所以是“得也”。而没达到这种对“圣人之道”之“学”不退转、“於榖不易”的状态，是不能算“得也”的。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三年学不至，於榖不易，得也。
孔子说：多年闻“圣人之道”、见“圣人之道”、“对照”“圣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地“校对”，虽然不能达到尽善尽美，但能对“圣人之道”的“学”达到一生不退转的位次，这才算是“学”有所得啊。
46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广雅》有“及,至也”，“不及”，就是上章的“不至”；“如”，而，表示连接；“学如不及”，学如不至，对照、校对“圣人之道”进行学习而不能达到尽善尽美，为什么这样？因为“犹恐失之”。“犹”，不是通常所解释的连词，而是“踌躇疑惧”的意思，《老子》有“犹兮若畏四邻”；“恐”，恐惧、疑虑；“失之”，使之失，之，指代“学”；“犹恐失之”，踌躇、恐惧、疑虑使“学”迷失，因此达不到尽善尽美。
“学”，最经常的状态其实就是踌躇、恐惧、疑虑，特别面对各种的理论、情况，众声喧哗，没有足够的智慧去辨别，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患得患失，不能悬崖撒手、直下承担，归根结底就是不敢承担。在第七章里，本ID反复强调了承担的重要，其中一段是这样的“但是，只有奴隶才需要解放，只有奴隶才需要自由，只有奴隶才需要尊严，而你本解放，你本自由，你本尊严，又何须劳什子的解放来解放你、自由来自由你、尊严来尊严你？你只要承担，人一样去承担。承担什么？承担这个天地，人，天地之心；天地，人之躯壳，你连自己的躯壳都不能承担，你还能算是人吗？承担，就是《论语》、也是儒学的真精神。”
《易经》有“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以天地为“学”，对照、校对，不光光如现在的所谓实用科学般只在表面上打转，更不能如思辩哲学般凭空预设些先验前提，而是直下承担，天地之德，最直观、最当下的，就是“天之不息、地之载物”，任何科学、哲学，都不能违背这最直下的现实逻辑，这就是儒学之“学”所对照、所校对、所承担的，而人的现实存在，个体的现实存在，同样是儒学之“学”所对照、所校对、所承担的。放弃了承担，把承担归置到虚幻的上帝式前提上，都是没有智慧从而踌躇、恐惧、疑虑所致。任何缺乏人的现实承担之“学”，都只能是小人之“学”，而不是儒家的君子之“学”、圣人之“学”。何谓“小人”？因没有智慧而踌躇、恐惧、疑虑，令顶天立地的“人”为之而小者。人之小，皆自小之，小人逃避承担、敷衍承担，最终还是在承担之中，因为承担是“不患”的，不管是直面还是逃避，承担都是现实存在的。
承担，最重要的就是承担这个人之生死、人所有的错误与罪恶。学，为什么会有踌躇、恐惧、疑虑？就是企图要去证明自己的正确，企图要去找一条所谓永远正确的道路。但天地就是你的，天地里的道路都是你的道路，如果不去走，如果没人去走，怎么知道是错误的？任何的道路，都只能是人走出来的，在没走之前，又有谁有资格当上帝去宣告其对错？儒学，不是要给一个所谓正确的标准来规划天地，而是要“行之”，而是要承担。任何的智慧，必须以承担为前提，没有承担，是不会有任何智慧可言的。尽善尽美，不是一个固定的、先验状态，归根结底，就是承担本身。只有智者、仁者、勇者，才会有真正的承担，这才是真正的大智、大仁、大勇。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孔子说：闻“圣人之道”、见“圣人之道”、“对照”“圣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地“校对”而不能达到尽善尽美，是因为踌躇、恐惧、疑虑使它迷失而不能直下承担。
47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典型的互文，求所谓“学而不思”、“思而不学”，都只能迷惘、疲怠而无所得。“学”与“思”，当下地纠缠一起不可分。任何的“学”，都以同一性的“思”为前提，这一点，连康德都很清楚，如果没有“思”的某种前提性结构，“学”是不可能的；而任何的“思”，都以差异性的“学”为前提，这一点就不是康德所能知道的，德里达说“我呈现给自己，是在语言之后”，这就有点靠谱了。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说：将差异性的“学”与同一性的“思”分开，都只能迷惘、疲怠而无所得。
48 子曰：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对于“学”，“闻、见、学、行”的中枢，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跟谁学”。任何的“学”，也都有一个现实的“择师”问题。这里的“师”，不单单指人。西方有所谓重真理更胜于重老师，那不过是把“师”给狭义化了，一切让你可“学”的，都是“师”。
君子之“学”，不是私学，没有任何的门户。天地，无论多宽广，都不过尔心之一尘，又有什么可以门户之？君子之“学”，是现实而不被现实所现实之学，是究底穷源而不被其所困之学，是“不相”而无“不相”之学，是无学而无不学之“学”。君子之“学”，首要确立的是一个“天地人”结构中顶天立地的“人”，这个“人”，不是人道主义者所谓人性垃圾堆积起来的废物，人，连无限都不能将之束缚；没有人，无限也不能命名，又哪里是所谓的人性垃圾可以定义的？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孔子说：是的！你的儿女跟随小人而“闻、见、学、行”，就产生灾难、痒疾。依附小人，就失去子嗣；违背小人，就埋下仇恨。
49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上知”就是君子，“下愚”就是小人，为什么？因为没有“上知”，不可能成为君子。儒家最注重智慧的，而智慧的获得，与“圣人之道”的“见、闻、学、行”是一体的。“见、闻、学、行” “圣人之道”必须达到不退转的位次，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也就是“上知”的呈现。要不退转，必须彻底穷源，“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不及”就谈不上“上知”，而没有“上知”，也成就不了真正的“君子”。而“小人”，将人自小之，与世漂移，浮萍无根，何谈智慧？对于人来说，最大的愚蠢就是这“将人自小”，“小人”就是真正的“下愚”。
君子为什么要“与”小人、结交小人？因为君子都是从小人而来，从小人转化而来，任何人，在没有“见、闻、学、行”“圣人之道”之前，都是小人，都曾自小之。“圣人之道”，是大道，不是私道，永远活泼、当下地呈现，即使没有孔子，“圣人之道”也不会被掩盖，而任何人，只有“见、闻、学、行”“圣人之道”，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智慧、才可能转小人而成君子。君子，不可能与小人为敌，而是要去结交他们，对其“小人”之相“不相”之。但一般的人，如果没有达到不退转，在与“小人”的结交中，就会面临上一章的情况“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因此，站在现实的立场上，孔子还是主张“远小人”，特别小孩子，一定不能交给小人“教育”，否则后患无穷。
但真正的君子，不单单要出于污泥而不染，而且更要赴汤蹈火，于恶世恶人中“见、闻、学、行”“圣人之道”，不如此，无以成就真正的不退转，也无以使得“人不知”的世界转化成“人不愠”的世界。“唯”，这和上章不同，表示希望、祈使的意思，这是孔子对所有立志成为君子的人的希望与期许。“上知”，具有真正智慧的君子，达到不退转的位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不移”，当然也包括“与小人”的情况，也只有通过“与小人”历练，才可能成就真正的不退转。“不移”，不改变、不退转的意思。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孔子说：愿真正“见、闻、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结交、亲附没有智慧、充满贪婪、恐惧的小人而成就“见、闻、学、行”“圣人之道”的不退转。
50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儒家绝不泥古，师古、好古是师其智慧、好其智慧，而智慧必须在当下能活用出新，才是真正的智慧，否则，把“温故”当成在故纸堆里找些原则、准绳来勾画、预测未来，只能是愚行。“习旧知而开新知”只能是某种扩充知识的途径，但决不是唯一的，更不可以此为“师”。类人猿的“旧知”，无论如何去“习”，都开不出网络世界的“新知”。但智慧是超越这一切的，无论是“新知”还是“旧知”，都离不开智慧当下鲜活的创造与呈现，这才是真正可以为“师”的。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说：应当把“积聚、蕴藏故有的、经过时间沉淀、检验的智慧而
保持智慧当下鲜活的创造与呈现”作为君子“见、闻、学、
行”“圣人之道”所师法的目标啊。
51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一句无人不晓的话，却一直无人真的晓得，甚至连并列成分省略的简单语法现象，都没被指出过。“十有五而志于学”后的“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前，其实都相应省略了“志于”。完整的句子应该是“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志于立，四十而志于不惑，五十而志于知天命，六十而志于耳顺，七十而志于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十有五、三十等年岁数字，大致和孔子达到某种相应境界的实际年龄相关，但并不表明这个体经验有着任何绝对的意义，例如，并不是任何人“三十”就一定“立”，“三十”与“立”之间并不必然相关，这些境界也并不一定按年龄机械地被赋予某种必然的次序，只是一种标记；二、所有以往解释都忽视了“志于”的省略，而把后面的境界当成“学”的必然结果，更把每种境界当成一个固定的标准，却不知每种境界是自足而动态的，每种境界都有其“成住坏灭”，之所以是“志于”，只是把每种境界用一个名言标记而已，决不能掩盖其鲜活的当下呈现。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
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说：我十五岁的境界、所为用“从此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来标记，三十岁的境界、所为用“穷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现实可能位次”来标记，四十岁的境界、所为用“透彻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现实可能位次的不患”来标记，五十岁的境界、所为用“闻见学行圣人之道让智慧依当下生存鲜活地呈现”来标记，六十岁的境界、所为用“遵循当下生存鲜活呈现的智慧而闻见学行圣人之道以成就内圣”来标记，七十岁的境界、所为用“依从民心期望但不超越闻见学行圣人之道在当下现实中可能实现位次而成就外王”来标记。
52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以前的一切解释，都是站在单纯的所谓道德修养角度讨论问题，这只不过些伪道德的把戏。每一个人，都是自足于天地，不需要假设一个上帝或道德的上帝来匡正。在“天地人”的结构中，其道德、行为的等，都当下自足地呈现着，连企图摆脱这种当下自足的呈现也只能是当下的，脱离了这个，一切都是没意义的。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孔子说：“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对欲望不贪求从而满足，对生存的环境不贪求从而安身；通过当下的事情去印证，使得理论、言论顺应当下的实际；对现实究底穷源，使现实行“圣人之道”而在现实中成就之，称之为“好学”，是适当的啊。
53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十室之邑”，由所有家族构成的国家，人而家而国，修身、齐家、治国，进而才能平天下。“十”，《说文》，十是数之具，包括东西南北中央，极言其大，也就是囊括所有的意思。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即“必有如丘之忠信者焉”，于“十室之邑”倘若具有遵从我的“忠信”标准；“不如丘之好学也”，即“不如有如丘之好学者焉也”的省略，比不上于“十室之邑”具有遵从我的“好学”标准。这两句话表明了孔子的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深深的忧虑，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光把“忠信”当成标准，而不把“好学”当成标准，这样的国家并不能算是行“圣人之道”。而事实上，以后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光以“忠信”为标准，从希特勒到小布什，从军国主义到民主主义，无一不是以所谓的“忠信”为标准，归根结底就是愚民。孔子所理解的“忠信”是以“好学”为基础的，是人人都具有对现实究底穷源的智慧为基础的，没有“好学”，“忠信”标准只能是愚民把戏。即使这个所谓的“忠信”标准是按孔子的标准而来，如果没有“好学”为基础，最终都要变质，更不用说那些所谓的“忠信”不过是各种愚民的幌子。
上一章，孔子彰显“好学”的三大标准，是从“内圣”角度谈论的；而本章，就是从“外王”的角度谈论“好学”的重要。内圣外王都离不开“好学”，必须对欲望不贪求从而满足，对生存的环境不贪求从而安身，通过当下的事情去印证，使得理论、言论顺应当下的实际，对现实究底穷源，使现实行“圣人之道”而在现实中成就之。而所谓的“忠信”，如果没有“好学”的标准，必然就是凭空定出一些法则、标准、道德，通过愚民式方式来灌输，进而控制民众，就如同纳粹、武士道、反恐，有哪个不强调“忠信”？又有哪个不是以所谓的“忠信”为迷药去制造炮灰？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把其后的、所有以国家为名义的“忠信”丑剧扒了个精光。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说：所有国家，倘若有遵从我的“忠信”标准的在其中，不若有遵从我的“好学”标准的在其中。
54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何谓三人？为何不是五、十人？二人呢？这些问题，大概从来没人能回答与正视过。其实，所谓三人，指的是“君、父、师”，三类最值得尊重的人，“三人行”，与“君、父、师”同行。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说：与“君、父、师”同行，倘若有让我师法的在此：选 取他们完善的并在当下现实更广泛的范围应用、检验，选取他们不完善的并在当下现实中不断修改、完善。
55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这不是孔子的话，而是其弟子子夏的。孔子的思想，经一传再传，最后完全变味，而祸端就从其弟子开始。同称“可谓好学也已”，子夏的“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之于孔子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就如秋风之蝉之于春阳之凤，一蛭之蚁之于九天之鹏。孔子的被曲解与败坏，就是从其弟子，从最简单的“好学”开始。
当孔子的“智慧的当下鲜活呈现”变成子夏对“知识的日积月累”，中华文明的衰败就此埋下祸根，子夏之流绝对是中华文明的千古罪人。五千年文明历史，浩如烟海的典籍，如果没有“当下鲜活的智慧”，都是废物一堆。“知识”如果不产生能“当下鲜活”的智慧，知识不过是知识分子面首店里挂的招牌。这子夏对孔子之“学”的曲解特别起劲，下面有一条同样为祸千古：56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中国有所谓“士大夫”，“大夫”者，仕也；未仕者，士也。知识分子阶层与官僚构成一个利益集团，长期把持中国的文化、政治，知识分子成为最变态、恶心的一群。现在都在声讨所谓的官商勾结，特别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尤其起劲，这不过是因为二千多年的官学、仕士勾结被更直接、更利益的圈子给替代了，因此而生起无名醋意罢了。在中国，从来都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多越变态。知识，成了敲门砖，成了交易的筹码，却忘了，在智慧面前，知识不过是垃圾。一个知识的时代，不过是一个垃圾时代而已。然而， 站在某种角度，“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确实是千古名言，但这里的“优”应该解释成其本义，“优倡”是也。在这种解释下，一副中国二千来年的真实图景就呈现面前：仕、士、优一体。在这一体的自渎中，中国的历史被改朝换代了二千多年却依然一成不变。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已经脱下最后的伪装，成为被官商同时轮奸的玩物。那些利益集团的代理人，那些汉奸走狗的传声筒，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这家那家，资本的狗腿子都不如，最多就是性奴一类。一个戏子泛滥的时代、一个知识泛滥的时代、一个官商泛滥的时代、一个垃圾泛滥的时代，在这千古名言下等价了。但更可怜的时代，就是那些以反知识为知识，反官商为观赏、反戏子为戏子的时代。反知识不过是用另一套把戏来把戏，而智慧无关知识与反知识。这一套套的把戏，难道还未看够演够？
57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其实就是“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学以致其道”的省略，这是一个典型的对称比喻句式。
本章的意思很简单，直译大致就是：就像各种工匠在手工业作坊里为完成他们的制作，君子在学中为完成他们的事业。这里，子夏把孔子鲜活的“学”变成了手工作坊一般有着具体目的、程式、规范的子夏之“学”，这就如同希腊哲学柏拉图之后将赫拉克利特的“逻格斯”变成“逻辑”，从此，一切都被结构着、程式着、基础着，而这一切都对应着一切意识形态的把戏。后世的所谓儒学，在这种意识形态化中沉沦，子夏之流，其祸大矣。
对这种危险的苗头，孔子有着特别的预见，因此就有了下面的一章：
58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这里的“儒”，与后世的儒者、儒生、读书人之类都无关，孔子年代根本就没这样的说法与意指。《周礼》里有“四曰儒，以道得民”。但此文被汉代刘歆整理，是否历史真实，至少康有为是坚决反对的。胡适把“儒”当成起源于商代类似基督教牧师般的某类人，也不过是一个被西方模式所洗脑者的呓语。至于《礼记》中有《儒行》，但《礼记》只是战国及后儒生所撰，反而是一个曲解改造孔子思想的铁证，不足观。抛开这一切关于“儒”的争论，就《论语》本身来看，孔子并没把“儒”当成一个可以代表自己的标签，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这从“儒”在《论语》中的仅见就足以证明。
这里，还是采取《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的标准解释，无论是贵族子弟的教师还是后来的儒者、儒生，都可以看成某种意义上的“术士”。孔子走的是刚阳一路，虽然是刚中有柔，但与“术士之柔”远非一类。本ID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无古人的论断：老子实际上是古代之“儒”的集大成者，而孔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非老子之流可梦见矣。老子之“道”实“儒”，道家实际更应该称为“儒家”，而孔子之学，自从颜回先去后，并无继者，后借孔子之名而惑世者，不过如子夏般的小人儒而已。
在孔子看来，当时包括老子在内的一切所谓“儒“，都不过在小人范围内，没有智慧而自小之，都是“小人儒”。但当时的“儒”、各种的术士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孔子对应着造了一个新词“君子儒”，以彰显自己主张的不同。何谓君子儒？横天横地而不离当下，不离当下而横天横地，转“人不知”之世界为“人不愠”之世界，担当天下而无所担当，无所担当而担当天下，“闻见学行”“圣人之道”而成就之。孔子已经看出子夏之流不堪承担，所以有本章的直接警示，也算为后世留一话头。关于孔子对其弟子的评价，下面一章最为直接。
59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无论“不迁怒，不贰过”是什么含义，但本章里，孔子明确表示，除了颜回，其他人都达不到他的好学标准，这一点是无疑的。这也证明了，上面说子夏之学非孔子之学，确实没有冤枉他。
“怒”，不是通常说的愤怒、怒气，而是“超过”的意思，在《荀子·君子》“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中，就是按此解释；“迁“，变更、变动；“贰”，背离；“过”，超过。古文喜欢对称，往往用一些类似又稍有差别的词语构成对称句式，“不迁怒，不贰过”中，“迁”对 “贰”，“怒”对“过”， 相互间的意思差别不特别大。
孔子之学，立于当下的现实而究底穷源，若“迁”若“贰”，则违背。而“怒”与“过”，超过当下的现实，同样违背孔子之学的基本原则。而只有颜回能领悟孔子之学的实质而能“不迁怒，不贰过”，所以被孔子所盛赞，而其他人，都如子夏般把智慧的当下呈现“迁贰”成对知识的日积月累，又怎么可能得到孔子的认可？
60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本章与上章一致，再次肯定颜回是孔子所认定的唯一符合其好学标准的学生，只是回答的对象不同，由此更证明了此观点非孔子一时之论，而是他的一贯之论，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孔子之后打着孔子旗号的人，都不过是借孔子之名贩卖求名而已。至于对孔子这两章类似回答的繁间之异进行穿凿，都是无聊之举。同样问题，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的人，回答大同小异，极为正常。套用心理学，如果一个人对同样问题的回答永远一字不差，那只能证明此人口不对心，所谓回答都在背稿子，而这显然不是孔子所乐意的。
可能有人反问，如果孔子学生后来都违背孔子，那又怎么证明本ID所解的《论语》又是孔子本来的意思？有怎么能证明本ID不是借孔子之名贩卖求名？这问题早有回答，能解《论语》的，必须超越《论语》，你的见识还比不上孔子，那你又怎么可能解释《论语》？本ID能把《论语》500多章首尾一致、符合语法地解释出来，如果说孔子的观点有可能达不到本ID解释的那么高，那是孔子的问题，而不是本ID的问题。而且，谁又能证明孔子的观点就没有这么高呢？
本ID只关心《论语》这文本能够诠释的可能意义，而且这些意义是前后贯通且互不矛盾的，这就如同把500章《论语》当成500个方程，本ID所解释的意思就是其公共解里的最大值，而千古以来，能寻到公共解的都罕见，更不用说最大值了。本ID解释《论语》，如看掌中果，千万别以为这就是本ID的思想，更不要以为本ID是借孔子之口来宣扬自己的思想。本ID自己的思想，想讲就讲，还用借古人之口？这只是孔子可能思想的最大值，但即使是孔子最大值的思想，又怎么明白本ID的所思所想呢？
不仅是本ID，人人都有风光无限，盖天盖地，又岂是一孔子就能笼罩的？孔子又何曾笼罩任何人、憋屈任何人？不过都是自我笼罩、自我憋屈。然后时不时跳几个鲁迅、胡适般的小丑，可笑可怜！
61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本章的意思是，难道能言善辩的只有颜回吗？也就是说，颜回之所以是颜回，并不是因为他能言善辩。当然，一个好学的人，自然能言善辩，但好学不在于能言善辩，多有能言善辩之徒，不过死剩一张嘴，这种人，又有什么用？
这一章，依然是在肯定颜回之学，只有颜回得孔子之髓。孔子之学，不在言语上，不在文字上，不在如讼师般的口若悬河上，否则，全民讼师化不就完了？就像这个时代，谁都能忽悠、谁都能恶搞，但又有多少人是真明白事的呢？生不知生，死不知死，那叫行尸走肉。人身难得，又有多少人能不耗费在嘴上、床上？说取行不得的，行取说不得的，参！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孔子说：任何人与他辩论而他都能语不衰败的所谓能辩之士，难道只有颜回吗？
62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是“先行其言而后从其言”的缩略。 “行”，发hang，连续贯穿；“言”，不单指出言论，更包括人的一切思想以及相应的行为；“行其言”，把他的言论、思想以及相应的行为连续贯穿，也就是孔子在后面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只有“行其言”，才可能“一以贯之”；“从”，通“纵”，广泛，光“一以贯之”，而不能“从之”，不能使之广泛，那不过是小圈子甚至是个人的自渎，没什么意义。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问君子，孔子说：“先使自己的言论、思想以及相应的行为一以贯之，然后再使之广泛。”
63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本章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子贡，聪明而缺智慧，却对自己的聪明甚为自负，所以就问孔子“我究竟怎么样？”希望得到孔子的肯定。“赐”，是子贡的名。孔子一语双关提醒子贡“君子不器”，子贡不明白，还以为孔子说他是一种器皿，就反问什么器皿。孔子很有幽默感地告诉他，是瑚琏，一种宗庙里盛黍稷敬神的名贵玉器。
知识分子、儒生，总有点臭美的传统，其实，百无一用是书生，儒生那些鬼把戏，最终都成了更大的政治经济把戏的炮灰，知识分子，不是被人当枪使、当旗忽悠就是百年寒门当寒号鸟哀鸣。孔子这里的幽默更绝，宗庙里盛黍稷的瑚琏，就算把你供起来，也不过是祭坛上的摆设而已，至于知识分子好争的名，不过如摆设那玉器的成色，无论成色如何好也还是摆设而已。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子贡问：“我，怎么样？”孔子说：“你，“器”呀。”问：“什么器皿？”答：“宗庙里盛黍稷的瑚琏那样的名贵器皿”
64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这里的“一言”，不在“字句”间，是“言”而“一”。“一”，纯一不杂，而没有“一”，何来“终身行之”？“行”，发hang，连续贯穿。一而行之，也就是一而贯之的意思。注意，子贡所理解的一而贯之，与孔子所理解的是不同的。子贡希望得到一个规律、一个定义、一个天理、一个天道之类东西“一而贯之”，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一个上帝式的想法，但这显然不是孔子的“一而贯之”所指。对于孔子来说，只有现实的当下才是“一而贯之”的，没有任何不变的准则、道德等是可以“一而贯之”的，为了表明这个问题，孔子因而有下面的回答。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恕乎？”的倒装，千古以来，所有人都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当成了所谓孔子的“恕”道，其实都是把这句倒装话的意思给搞反了。“其..乎”的句式，表示的是诘问、反问。正因为当时都喜欢谈论所谓“恕”道，而且给出不同的定义，认为自己的定义才是正确的，然后都企图把自己的定义“一而贯之”，这种想法，就如同子贡的想法一样，孔子就用一个反问句给于反驳。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当时最流行的对“恕”道的定义，也是最普通的常识，孔子反问，难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恕”道吗？显然，孔子并不一味地、脱离当下现实地认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所谓的“恕”道。通过反驳这个最常识言论的非绝对性，孔子就表明了没有什么言论是可以如子贡所认为的可以终身一而贯之的。可笑的是，千古以来，竟然被这样一个简单的反问句所疑惑，竟然把孔子反对的东西当成孔子的东西，这《论语》被这群儒生饭桶给当饭吃了，还论什么语呀？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贡问：“有可以终身一而贯之的言论吗？”孔子说：“自己不想要的就不施加给别人，难道就是“恕”吗？”
65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加”，从“口”而用“力”，十分形象，本义是虚报、夸大其辞、说过头话、在原来的基础上增添、把本来没有的添加上去、诬枉。子贡自己不想诬枉别人，也不希望别人诬枉自己，孔子认为，这不是子贡所能办到的。其实，何只子贡，只要是社会中的人，只要是在“人不知”中的人，就不可能办到，连孔子自己也不能办到。
这子贡，从来就没明白孔子，依然继续他的“一而贯之”的名言游戏，本章又来了一个“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又发着“我不想别人诬枉我，我也不想诬枉别人”的梦。但在当下现实中，这种玩意从来就不可能“一而贯之”，从来就是幻想，不可能实现。一个人对别人的评论、观察，“不患”地在其角度上，在量子力学中，观察者不可能“无加”于观察结果之外，在现实的当下，在“人与人”的观察中，显然也不可能，这种“无加”的把戏如果被当成一个目标去追求，就是大傻瓜，就像企图在量子力学中排除观察者状态的影响一样。孔子在二千多年前就明白这个道理，一句“赐也，非尔所及也”，说白了，就是“子贡，别脑子进水、白日做梦”。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问：“我不想别人诬枉我，我也不想诬枉别人。”孔子说：“子贡啊，这不是你所能达到的。”
66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一以贯之”，可一者，必是“不患”者，对于现实中的人，最基础的、最前提性的、最可“一”的，就是当下的现实本身，一切离开当下现实的，都非一。如前所说，《论语》的关键在承担，承担什么？就是承担这当下的现实，必须首先承担这当下的现实，才可能有改造、超越。
孔子所认为的“学”，都是以对现实的直下承担为前提的，也就是以“一以贯之”为前提的。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问：“子贡啊，你把我当成不断学习从而了解现实当下的人吗？”子贡回答：“对，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啊，我只是直下承担当下现实而贯通它。”
67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的学生们，总是自作聪明，本章的主角曾参，孔子死时才29岁，来了一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为祸神州2000多年。本章字面意思很简单，但其中情节，却与下面神会的故事类似。
曾参是孔子的关门弟子，神会也可以算是惠能的关门弟子，但这两个关门弟子，其实都没入门。一天惠能问：“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这就如同孔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这里也同样有一个潜台词“还识否？”神会就抢着回答惠能：“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这就如同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后面说什么，《论语》里没记载，但在《六祖坛经》里，惠能对神会的回答有如下回应：“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这回应完全可以同样给曾参：“向汝道吾道一以贯之，汝便唤作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曾参，也就是一知解宗徒，神会和曾参这两个知解宗徒，在历史上却有相同的一点，就是都成了把本门“发扬广大”的人，神会扫荡北宗使得惠能的南宗一脉大显，而曾参，后来成了曾子，成了孔子门人里实际上影响最大的一个。曾参比神会为祸更深的是，当时禅宗大德辈出，神会这门都没找着的一脉很快就断灭了，而孔子门下，真得孔子之髓的颜回比孔子还早死，后继无人，结果就给曾参这知解宗徒搞出大名堂，2000年来对中国有着最大影响的儒家，其实就是曾家一脉，其门派出了子思，再下传孟子，四书中，除了《论语》，另外《大学》、《中庸》、《孟子》，三本都出自曾参门下，由此就知道，中国这两千多年的正统儒家究竟都是些什么货色了。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说：“曾参啊！我“闻见学行”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曾参说：“是。”孔子出去。孔子的其他弟子问：““一以贯之”是什么意思？”曾参回答：“老师的道理，只是“尽已之心以待人，推己之心以及人”罢了。”
68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前面一直说孔子的弟子们是如何对孔子进行歪曲，如何把自己的私货夹带到《论语》之中，其中最过分的就是这位“有子“了。在《论语》中，孔子其他弟子都称呼名字，只有“有子”和“曾子”是被带上“子”的尊称，连颜回这孔子最出色的弟子，在《论语》中也没被称为“颜子”，这就很奇怪了。最奇怪的是，在《论语》通常排序里，“有子”的第一条语录排在孔子最出名的三个“不亦”后面，等于在500多条语录中排名第二，是所有弟子里最早出现的，而“曾子”的第一条语录，被排在第四位，是所有弟子里第二出现的。现在，搜索排位还要付费，这“有子”与“曾子”，都是孔子晚年才收的弟子，有何德何能单独被尊称而且排位如此靠前，完全占据最好的广告位置，二千多年来，让如此多人看《论语》时，都被迫第一时间记住这两位，凭什么？唯一合理的解释，现在流传的《论语》就是这两位的弟子合伙编辑的，其中大量夹带了他们的私货，这简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无耻的一笔。
此人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完全与孔子的思想背道而驰，连“曾子”的所谓“一以贯之”都与孔子无关，这所谓的君子之本，不过是为了把其“孝弟”了就不“犯上”进而就不“作乱”的谎话说圆而编造的更大谎言。其中的逻辑关系无非是，你要成为君子，首先要有“君子之本”，有了“本”才有“道”生，而“孝弟”是“仁”道之本，君子都要遵守。这样，通过伪造的所谓“君子之本”，“有子”就一步步将人引向永远无条件地不“犯上作乱”的真正陷阱，否则就是忘“本”了，然后就可以宣布此人违反“仁”道，就不是“人”，是“贼”是“寇”，然后就可以围而灭之，这样，这些害怕被“犯上作乱”的人，就可以永远继续为非作歹，鱼肉世界，这就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统治者看着“有子”、“曾子”们所夹带着私货编撰的《论语》就特别亲切的根本原因。
69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违”，本义“离开”；“无违”，就是不要离开当下社会的现实，这包括了文化、经济等。后来有些人把“无违”当成不要违背父母，这显然是不对的，于实际情况不合，难道杀人放火之辈就没有儿女？难道他们的儿女也要跟着杀人放火才是“无违”？而且，孔子在后面也给出了“无违”的解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里，孔子强调的是“礼”，由于“礼”在《论语》中被反复提到，很多相关问题必须在后面逐步解决，但这里必须首先知道，“礼”对于孔子来说是当下的，没有超越现实永恒不变的“礼”。
“礼”，最初与“祭神求福”的“礼仪”相关，进而引申到社会生活中各种行为上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而这，必然与当下社会当下本身相关。而“孝”本身，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同样具有当下性。因此，在孔子看来，所谓的“孝“，是在社会行为规范的动态系统中一个当下的呈现。没有任何先验的规范，使得“孝”有绝对不可更改的标准。如果你父母是汉奸、东条英机，大义灭亲就是最大的“孝”，这才是真正的“无违”。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懿子问孝。孔子说：“不要离开。”樊迟替孔子赶车，孔子对他说：“孟孙向我问孝，我回答说：“不要离开”。” 樊迟说：“什么意思？”孔子道：“父母在世，用社会当下约定俗成的规范去侍奉他们；父母去世，用社会当下约定俗成的规范去安葬、祭祀他们。”
69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本章字面意思很清楚，但与上章视角不同。上章是站在整体的社会结构角度审视“孝”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的当下性。而本章，是站在具体个体的角度，审视“孝”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体行为的当下性。所谓“在貌为恭,在心为敬”，孔子强调“敬”，而不是表面上的“养”。心，惟在当下，一心不敬，则不过将父母当成犬马，即使能养之，又有何益？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问孝。孔子说：“能养父母就被认为是现在的孝了。甚至狗和马，都会有人养；如果内心不敬，又用什么来区别这两者？”
70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上章孟懿子的儿子。“父母唯其疾之忧”是“唯其疾之忧父母者”的倒装与省略，“唯”，纵使；“其”，指代儿女；“之”，结构助词。孔子这里说的很平易，也很有操作性。什么是孝？孔子给出一个判别的标准，就是“儿女纵使生病也担忧父母的那种感情”，为什么？因为自己生病而使得父母担心，更使得父母得不到照顾，为此不安，因此产生忧愁。这种感情是当下产生、发自内心的，不需要什么道德规范去约束。本章，如上章，同是站在具体个体的角度，审视“孝”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体行为的当下性。孝，不是一种虚无飘渺的道德概念，而是一种真切的当下的感情，纵使你生病，也当下产生担忧父母的感情，这就是孝。当然，平时没有生病时，当下产生担忧父母的感情，同样也是孝。但在生病等极端情况下，依然能当下自然地产生担忧父母的感情，这种孝才算是经历考验的。
注意，这里的“疾”只指生病，不指那些不当行为等导致的过患。人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白发送黑发，任何不珍惜自己生命的，因为一些恶习而遭遇意外的儿女，都是世间最不孝之人。另外，因为自己的行为遭受伤残、牢狱等，道理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一个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而导致伤残、牢狱、甚至死亡的，绝不可能在当下真正产生对父母的担忧，这些人心里如果真的担忧父母，就不会容忍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而把自己陷入险地。缠中说禅白话直译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问孝，孔子说：“（孝就是）纵使自己生病也担忧父母的那种当下产生的感情。”
72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本章依然是站在当下的情感角度讨论“孝”，“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在一般人看来，就是“孝”了，但孔子并不这样认为。因为这种所谓孝的行为，完全可以是不情愿、在某种道德规范压力下出现的，这种行为不是发自内心的当下情感，露于外，就会“色难”，这就不能算是“孝”。缠中说禅白话直译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子夏问孝，孔子说：“有事故，让年轻人负担其中的烦劳；有酒食，让年长者吃喝；但如果这些行为不是发自当下的情感，只是由于一种道德规范的力量，内心不情愿甚至在外显露出脸色为难，那么，难道就能把这种行为当成孝吗？
73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该句意思是，当父母还健在时，即使像“游学”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要以身赴险，孔子也是不赞成的，如果一定要去，那么就会有“谤”，也就是被诅咒的意思。这里的诅咒，可能是旁人的，也可能是命运的，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也是一种诅咒。孔子在这里说得很平实，对于一个家庭，家族的传承是很重要的，别以为这是封建思想，试想，所有人都断子绝孙，那人类还存在吗？唯一需要纠正的，就是家族传承并不一定以男性为基础，女性也一样。而古代人的寿命都比较短，父母在，对于家族来说，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延续其香火，任何以身赴险的事情，必不可取。即使香火已延续，一旦以身赴险使得白发送黑发，那就是天底下最大的不孝了。这点，对男性女性都是一样的。缠中说禅白话直译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说：“当父母健在时，即使是游学也不能到偏远险恶之地，否则一定招致旁人或命运的诅咒。”
74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孝”是一种当下的，直接呈现的情感，而这一章，是对此一个最平实的描述。“知”，从“口”，旁边是“矢”，意思是“识敏,故出于口者疾如矢也”，即“认识、知道的事物,可以脱口而出，像箭一样快”。“父母之年”，父母的年龄；“不可不知”，不可不脱口而出。什么事情才能脱口而出？当 然是常被挂念的，与自己的身心、情感一体的。我们的身体，来自父母，被父母所养育，自然与父母是身心、情感一体的。如果连“父母之年”都不能脱口而出，那如何能称为“孝”？这里的“年”，除了指出年龄，还有和父母相关的一些日期，例如他们的生日，还有我们的出生日等等。有人可能奇怪，我们的出生日如何与父母相关？其实，我们的出生日，对于父母，特别是母亲来说是苦日，在古代，这一点更明显，因为生育条件不好而死去的母亲，在当时并不罕见，就是平安，生育中所受之苦，也是人生之大苦之一。而这种当下的情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是“悲欣交集”的。其实，人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如此，“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悲欣交集”。人，非纯苦非纯乐，苦乐皆有，才有所谓的人。如果按六道轮回的观点，鬼道、地狱等纯苦，天道纯乐，都不适宜修行悟道。而只有人道是苦乐皆有，“悲欣交集”，所以才说人身难得。得此难得之人身，而不行正道，就如盲龟偶遇一孔木而弃之，怎能不万劫于苦海沉浮？如果连“孝”这最基本的情感都没有，又何以为人？何以行之正道？孔子、论语虽非彻底之论，但从这最基本处着手，却是最平实可行的。缠中说禅白话直译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孔子说：“父母的年龄、生日等，不能不常常挂念以至能脱口而出。这种当下的情感，一方面带着欢喜，一方面带着忧惧，悲欣交集。
75 子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
本章的意思，就是“君子被义所开导，小人被利所开导。”那么，何谓“义”，何谓“利”？“利”，就是利益、利害关系所组成的现实社会结构以及其对应的一套现实运行机制；“义”，各种现实结构所对应的道德、法度等规范。
小人，在参与利益之网的现实运作中，被利益之网的潜在力量所开导，明白了其中运行的机制与结构，从而于其中而游刃有余，由此而得其大利，所谓窃财而不留盗痕，窃名而万古留名，窃国而成国之圣人，这才算够得上当一小人。
君子，首先要成一小人。君子成于小人，一个不是先成小人的君子，不过是一个糊涂蛋。于“利”糊涂，成不了小人，更成不了君子。“君子”，能游刃于利益之网中，更被各种现实结构所对应的道德、法度等规范所开导，知其时、依其时、行其时而转其时，不相其相，转毒药而醍醐、大地而黄金，“人不知”而“人不愠”，这才是真君子之所行。
小人，虽说是对利益之网而游刃有余，但因为画地为牢，自我小之，为一我所牵，最终不过仍是机关木人，到头来，被一点聪明所误，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已。而君子，尽知小人所知，行小人之行而无一我之所牵，不废一法而行千法万法，行千法万法而不立一法，于所知所行而自在。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
孔子说：“君子被各种现实社会结构以及对应的各种道德、法度等规范的关系之网中蕴藏的力量所开导，小人被利益、利害关系所组成的现实社会结构以及其对应的一套现实运行机制的关系之网中蕴藏的力量所开导。”
76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后人解前人文字，最大忌讳就是把一些当时根本没有的字义附会上去。句子意思可以引申，但字义一定不能胡来，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这章的根本就两字：“周”和“比”。何谓“比”？“比”在甲骨文里是两人步调一致、比肩而行，典型的象形字；“周”，甲骨文里是“田”里有四点，表示把田里都种满了，因此就有周遍而没有疏漏的意思。
那么，什么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呢？字面意思就是，君子所见所闻所知所行周遍而没有疏漏，但不会让别人和自己步调一致、比肩而行；而小人，总是希望别人和自己步调一致、比肩而行，但所见所闻所知所行却不能周遍而没有疏漏。
这里很明显，孔子认为，所有小人的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都是希望别人和自己步调一致、比肩而行，为什么？小人，被一个“我“所牵制，他自己的行为、见解，都不过是那个“我”的造作，永远和那“我” 步调一致、比肩而行，因此，这种内在的品行自然就推而广之，希望任何人都和“我”一样，所有人的利益都为“我”而来，诸如此类的。
任何希望和自己步调一致、比肩而行的学问、宗教、理论等等，都是小人之学。例如所谓的基督教、道教之类的玩意，立一个上帝、道，然后让人去步调一致、比肩而行，这就是典型的小人之学。
君子之学，不同而大同，不需要什么步调一致、比肩而行。这世界有无数种花，怎么可能让每种花都步调一致、比肩而行？看看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知道，东西方君子之间思想的共鸣。
君子，所见所闻所知所行周遍而没有疏漏，君子不会预先设定一个框框，戴有色眼镜甚至脚镣去知去行，只会从当下的现实出发，全面地收取所有的材料，对所有材料“不相“之，这些材料，包括社会的所有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精英面首到面首精英，从生老病死到奸淫虏虐，一事不知，儒者之耻。
只有了“周”，才可能“不比”，面首的世界只有来面首的和被面首的，小人的世界只有小人。君子的世界，不光有君子，里面还有面首、小人。君子，没有世界，君子的世界，只是世界本身而已。世界“不知”，君子“周”其“不知”而“不相”之，转“不知”之世界为“不愠”之世界，而君子，本无能转所转。就如同阳光普照，无所谓照物，而物得阳光而自彰，阳光本无能彰所彰。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孔子说：君子，见闻学行周遍而没有疏漏，却不会让别人和自己步调一致、比肩而行；小人，让别人和自己步调一致、比肩而行，见闻学行却不能周遍而没有疏漏。
77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本章重点，就在于“同”与“和”。“同”，会意字，“冃+口”，“冃”，重复，何谓“同”？就是通过口头上的不断重复达到聚集，当然，这反映着孔子时代的特征，实际上，这口头上的限制并不需要。例如，文化就是一种“同”，文化，从开始的口头传播到现在的网络传播，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不断重复达到聚集”的效果；“宗教”更是一种“同”，所谓的教义、教宗等等，就是一种“不断重复达到聚集”的玩意；“科学”一样是“同”，“科学”从本质上是文化、宗教的大汇集，科学相信“不断重复的实验”达到“同一”的效果，是其成立的基础，是科学得以聚集的基础。总之，文化、科学、宗教等等，以及一切社会结构中的一切玩意，本质上都是“同”，都是“不断重复达到聚集”的玩意。“哲学”之类的玩意，无论唯心、唯物、一元、多元、辨证、诡辩，同样是这样。这一切，本质上都是小人之学，在“人不知”的世界，其学也只能是小人之学。聚集，本质上都不过为了一己之私利。在资本横行的国家、年代，资本就的最大的“同”，社会上的任何现象、言论，都在“不断重复”达到聚集在资本之“同”的大旗之下，资本社会的人，本质上不过是“资本”的复制，都不过是被“资本”所抽干的行尸走肉，而一切的文化，本质上不过是“资本”的叫春。“和”，去声，就是“相应”。“天人相应”、“心手相应”，“桴鼓相应”，诸如此类，都是表达了“和”与“相应”。在孔子那里，在君子眼中，只有“天人相应”，却没有所谓“天人合一”的小人之说。注意，这里的相应，超越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应手”，那不过依然在共业的境界之中，而一般人的理解，连海德格尔所说的“应手”都达不到。人类社会，“地”的一种形态，不过是“天人相应”而成，无所谓“天”，无所谓“人”，“天人相应”而成这人类社会这“地”的特殊形态。天，“地人相应”而成；人，“天地相应”而成；地，“天人相应”而成。成无所成，不过是相续相缠，相应而已。孔子在本章里，揭示“天地人”结构最重要之一的关系，就是“相应”，就是“和”。就如同音乐中的即兴演奏，这宇宙就在这相续相缠中“和”、“相应” ，这里没有任何需要“不断重复”去达到聚集的。企图通过“不断重复”去聚集点什么玩意、抓住点什么玩意，不过是小人“我”之私心相应之妄想。而君子之间，也只是相应；君子于所在的时代、社会，所对应的“天地人”结构中，也只是相应。就如同空谷与空谷的对话，可以风雷激荡、可以溪水潺潺，可以幻化出天地间所有的神奇与风景，但却依然只是空谷与空谷的对话，空谷与空谷的相应，如此而已。缠中说禅白话直译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说：君子相应而不聚集，小人聚集而不相应。
78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在后面的《论语》中，有这么一条：子张问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也就是说，“美、恶”是关乎人的品行的，用现代的话，大致就类似于说“美德、恶行”。在孔子眼里，德行是合一的，说德就是说行，说行也就是说德。何谓德？就是“得”。孔子讲究的是“行必果”，必须有所得。而这“得”，不是个人利益上的，而是在品行上的“得”。注意，这里的品行，推而广之，可以关乎家、国、天下。人，有其德行；天下，亦有其德行。这种德行，在孔子眼里，不是没有“美恶”之分的，而是“美恶”分明的。
“之”，这里不是结构助词，而是其本义，动词，在远古文字里，是一个象形字，象征着树木的枝茎等不断长大，引申为“生出，滋长”的意思。
通常的错误分句：“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将这里的“人”看成是别人，将君子和别人打成两橛，然后君子似乎有特殊的魔力，能够成就别人的“美、恶”；相同的逻辑也被用在小人身上。其实，本章探究的，是一个如何成为君子、小人的问题，这里的“人”是泛指的。
君子、小人，都是一种“德行“，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并不是一个诸如毕业证之类的东西。原句倒装，相应句子等于“人之美而君子成，人之恶而君子不成。小人反是”。
人，本无所谓君子小人，这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见闻学行”而来。人，不断滋生出美德，而杜绝恶行，人就能成为君子；反之，就成为小人。这是和孔子人人皆可尧舜的想法相一致的，人人平等，最终能成为什么，关键是看你自己“之美”还是“之恶”。
正因为有此，才有修身的必要，才一切自足，不需要去求任何外面的神力。因为一切外力，都不可能替代你去“之”，你的生长只能是你的生长，你的德行只能是你的德行，没有任何上帝可以替代。孔子从来不会相信，那些被所谓上帝一救就可以永生的无聊谎言，孔子只相信自己的力量，一切都由每个人自己的力量生发出来，这也是中国古代 “自强不息”传统的逻辑所在。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孔子说：人不断滋生美德，君子成就；人不断滋生恶行，君子不成。小人的成就与此相反。
79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於比。
“适”，本义是“往、到”，引申为“归向”；
“莫”，通假“慕”，“向往”的意思。
“义”，名词动化用法，“取义”的意思，但这不是“舍生取义”里的“取义”，那里的“义”变成了一种上帝式的无聊道德规范，这里的“义”是“仪”的古字，“容貌”的意思；
“比”，就是“小人比而不周”里的“比”。
“归向”落实为一种行动，“向往”只是思想里那一点东西，因此“莫”比“适”程度上要轻点。君子对于天下的事物，不会立一个绝对的标准、上帝的模式之类的玩意在行为上去“适”，甚至连思想里的的“莫”都不会有。但历史上，无数的人，就是要在天下的事物里，忽悠点玩意出来，让人去“适”、去“莫”，然后这些徒子徒孙就当炮灰、传教士不断折腾。这一切，都不是君子所为。君子不但自己不去“适”去“莫”那些偶像、上帝、道之类的忽悠玩意，更不会去制造这些玩意，这天下，没一法可得，没一法可失，没有什么值得去“适”去“莫”的。
但光无“适”无“莫”，依然不是君子所为。君子无“适”无“莫”天下任何一物，但也不轻视天下任何一物。那种号称天下无“适”无“莫”，然后就扮成所谓的高人高士者，不过是“适”去“莫”这些所谓高人高士的无聊玩意。君子眼里，无净无污，天堂地狱一任往来，君子可以混迹于小人堆里“取义”之于“比”，呈现一种“比”的容貌，行小人行却无小人之“适”与“莫”。
一般人都把菩萨“适”“莫”于一些自己想象的神圣事物，但难道乞丐、妓女、面首、杀人犯里就没有菩萨所行？菩萨行，无所不行，地狱天堂人神鬼兽崇高低劣，无处不在。菩萨行而无所住，无所住而无所不行。甚至，行“适”“莫”之相，也是菩萨之行，而君子之行的道理是同样的。
菩萨自可见菩萨，君子自可见君子。有小人也装着说自己的小人之相只是“义之于比“，自己是无“适”无“莫”的，那当然可以蒙骗一般人。一般人被蒙骗，那是活该被蒙骗。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太多了。特别那些喜欢用大口号、大宣传、大理论去忽悠的，把全世界蒙骗得七倒八歪的，那还不是很正常的事情？这难道不是“人不知”的世界最经常发生的事情？别以为希特勒如何坏，日本军国主义如何残忍，好象别人被蒙骗是很悲惨，值得同情的。但没有这些所谓被蒙骗的，没有这些屈服于强权的人，哪里会有希特勒、日本军国主义？
最毒的花，如果没有其土壤，是长不出来的。而“人不知”的世界，就是所有毒花最好的土壤。最毒的，就是人的心地。所有的恶行，都是共业的结果，别把自己当成无辜的婴孩。老子号称婴孩是最纯洁的，要回去，那是脑子进水。婴孩的残忍并不比成年人小，只是没有能力显现而已。
但人的心地，又是最善的，所有的善行，同样是共业的结果。善恶，都是尔心所生。成君子的是你，成小人的也是你，没有人能替代你。
有人可能要问，明明知道“无适”、“无莫”，但为什么还是去“适”去“莫”了？这就是自己的心力被业力所牵引，自己的力量没有达到。业力之风只能吹走那些能被业力之风吹走的，而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于这业力之网，“无适”、“无莫”地自由于各种境界。
生死是大业力，光喊“无适”、“无莫”，如何如何讨厌去“死”去轮回，但“死”和“轮回”依然不爽。真正的君子，不仅要之於天下而无适、无莫，更要之於生死而无适、无莫。因此，下面的句子同样是君子所必须的：“君子之於生死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於死。”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於比。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一切，没有行为的归向，也没有思想的向往，甚至可以让自己的容貌呈现出小人的“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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