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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雷磊 | 从动画到拾得影像，电影是一座建筑

AME影视计划 2023-04-04 12:14:30 浙江

他曾和说唱歌手小老虎、音乐制作人李星宇组过音乐组合“嘿！！！”。2010年，他们发行了与众不同的首张专辑《嘿！流行音乐》，至今在豆瓣上保持着9.0的超高分。他们以家庭自制的形式，在那个年代写下了最纯粹的、最天马行空的说唱音乐。在知道雷磊是个动画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前，我对雷磊的第一印象是专辑开场时华丽的一句“雷磊同志，在百忙中，还亲笔啊，为这张专辑，绘制了一本漫画书。”

《大手啊大手，越大越好》| 2012

雷磊的主要身份是动画导演，他经典的动画作品《鸭梨还是外星人》《大手啊大手，越大越好》等在充满律动性的音乐下，充满了雷磊匠心独具的想象力。这些动作色彩漂亮，故事浪漫，充满着纯粹的视听魅力。

《鸭梨还是外星人》| 2008

2013年，雷磊开创性的拍摄了《照片回收》这部影片，成为中国最早几位拍摄拾得影像（found footage）的电影制作人。2019年，雷磊执导了自己首部实验动画长片《动物方言》，拾得影像与动画自如组合，他轻巧而和谐地完成了媒介间的互动，并用看似冰冷的物体（objects）侵入了观众的情感。

《动物方言》| 2019

2020年，他的短片《公园日记》入围了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与此同时，《公园日记》这一短片也作为影像装置，在名为“庐山恋影院”的美术馆展览中进行放映。2023年，雷磊带着短片《发光的河》前往柏林国际电影节。

《发光的河》| 2023

此外，2017年起，雷磊任教于加州艺术学院实验动画专业。2018年，雷磊担任奥斯卡动画短片及长片单元评委。从音乐到动画，再到拾得影像。我最初是雷磊的乐迷，后来成了他的影迷，我好奇于他的创作经历，更惊喜于他不断向内、探索个人记忆的实验影像。抱着对偶像多年动态的关注，我与雷磊开始了如下对话。

雷磊

导演、实验影像艺术家。1985 年出生于中国江西省南昌市，作为实验影像艺术家，他的创作同时涉及录像、绘画、音乐装置和多媒体剧场演出等。2009年获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硕士学位。2014 年获得亚洲文化协会蔡国强奖学金。2017 年任洛杉矶加州艺术学院（实验动画专业）教授。2018 年任奥斯卡动画长片及短片单元评委。2019 年他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动物方言》入选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

1 AME:您是怎样走向动画这一条道路的？

雷磊:我在清华读研究生的时候，五道口有非常多的club和live house。在那里我接触了非常多地下音乐，也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当中有玩极限运动的，有搞涂鸦的，有玩滑板的。这些亚文化和象牙塔般的校园生活形成强烈的对比，让我意识到年轻人应该是酷的，有自己主张的，有自己表达的。我觉得动画是非常年轻的一种语言，动画导演与极限运动员或者插画师等职业一样，是一个非常酷的年轻人的identity。

2 AME:在接触您的动画之前，我其实是嘿！！！乐队的粉丝。您刚刚也提到，您早期的动画和音乐有关，请问您是怎么和小老虎、李星宇一起成立了这个乐队？

雷磊:当时，我毕业的时候没有地方住，李星宇家正好有一间空房，我就住在李星宇家了。那我们三个人经常会去打篮球，在家里聊天，吃烤串，像现在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一样。但到晚上可能我们就会随便做一点音乐，录录两首歌，这成了我们三个人的交集。

在年轻的时候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互相激励，那个时光真的很难得。说实话我还记得当时我在胡同里有一个小展览，我特别紧张，就问小老虎怎么办，还有那么多问题没解决呢。小老虎就说，你以后还有那么多大事要做，这一小展览就这么紧张？没这个必要。所以，除了音乐上的合作，我们仨更多是生活上的伙伴。现在我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发展，大家在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年轻的那段时光对我来说，真的是宝贵的经历。

3 AME:您提到最初对动画的认识时，经常把动画和音乐放在一起来谈。您认为动画和音乐的关系是什么呢？

雷磊:其实当时不会想的这么清楚。那时候我觉得，动画是一个想法，音乐创作也是一个想法，这些想法都可以表达我们生活的态度。这可能是当时的一个状态，没有那种学术的见解，比如动画是什么，音乐是什么，他们的关系又是什么，一切都很懵懂的状态。只是觉得这个挺酷的，就比如说把老奶奶的缝纫机变成搓盘的scratch。我还记得《鸭梨还是外星人》里用到了这个点子。这是动画的点子，但是他的灵感可能来自某个晚上，我们那时总去愚公移山或者一些club，DJ会scratch。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鸭梨还是外星人》| 缝纫机变成搓盘的scratch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教科书里把视听语言像公式一样拿出来讨论，比如这样的画面配合这样的音乐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很多年轻人，不止是我，他们有一些十分浪漫的想法，非常具有荷尔蒙，能够让人感同身受。

4 AME:其实嘿！！！乐队的很多歌，其实和那个时候的hip-hop很不一样，它是非常浪漫的一些想法，你的动画也都是天马行空的、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的、充满纯粹的一些画面，我觉得特别美，特别喜欢。

雷磊:对，我觉得这对我们三个人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说实话，大家都很难回到一个没有压力、纯粹挥霍时间、挥霍精力一起做一件事的阶段。大家在生活上可能都会有各自的负担。可能你也是，或者未来我们的读者也是，特别难的找到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真的没有太多的追求，也没有太多的目的性，而是纯粹把生活当作一个可以放松下来的过程。我知道，后面可能也有一些乐队去模仿当时嘿！！！的那种状态，但是我觉得嘿！！！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无法复制的，其实还是就特真诚的三个男生在卧室里穿着秋裤录音的感觉啊！

5 AME:我觉得2013年可能是您创作生涯中比较特殊的节点。因为那一年你先是导演了动画《这不是一个可以说谎的时刻》，这还是小老虎和李星宇合作的歌曲。但同时，您也开始拍摄了《照片回收》，这可以算是内地比较早的“拾得影像”（found footage）。您是怎么开始慢慢走向这种转变的？

雷磊:这也是无意识的。这种转变源于我对自己的一种困惑。我们之前聊到，年轻的时候对动画只有懵懂的认识，就是觉得特别酷，特别荷尔蒙。但是，当我去了非常多的电影节和动画节，见到非常多艺术家，看到非常多大师的作品的时候，我会产生一些疑问：什么是实验动画？什么是我的语言？

《这不是一个可以说谎的时刻》| 2013

这些问题不断困扰着我。当时能够解答这些问题的办法，很有可能就是去掉自己非常擅长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音乐非常好听、故事很浪漫、颜色也很漂亮。那这就是我的符号吗？我就需要这么做一辈子吗？如果我一直按照这个逻辑工作下去的话也没有太大的意思。

《照片回收》| 2013

所以我当时去掉了所有我觉得习惯或者是擅长的东西。我希望用已有的图片，不做修改，不去讲故事，看看能够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这就是那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后来非常有幸碰到了我的好朋友托马斯·苏文（Thomas Sauvin），我们一起合作了这个项目，那也很感谢他当时有一个北京银矿的收藏计划，也非常大方的分享出来，和我一起工作。

托马斯·苏文（Thomas Sauvin）

6 AME: 您早期一些作品的主角或多或少都是人，但是到了《照片回收》和《动物方言》等比较近期的作品中，您关注的对象从人变成了物体。在您的动画中，物体其实始终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您怎么理解您对物体的关注？

雷磊:我会关注动画中的物体（objects），是因为这些物体相对来说更开放。如果我们的电影大部分都在讲人的故事，这会非常方便的把观众带入叙事。其实在做《动物方言》、《照片回收》的时候，我其实都不希望大家去共情影像中的人物，反而希望大家和这个影像保持一些距离，这样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观点、记忆带到电影院。我觉得这很重要，画面中的物件可以给大家一个开放的空间，它没有那么强烈的叙事性，我们也很难在物件上达到共情。

《动物方言》

但是观众会把自己的记忆带过来，比如说《动物方言》在柏林放的时候，观众会说在东德有类似的社会主义家具；在韩国放的时候，观众会说在韩国也有类似的现代性城市建筑。所以，物体会更有利于观众去进行影像的开放讨论，而不是被影像所捆绑。 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成熟，让我们沉浸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面。但在当代，是否可以让观众和电影保持一定的距离，导演和观众可以对于影像平等的对话。

7 AME：您怎样去理解动画中的一些物质性？

雷磊:电影的物质性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实验电影一直都关注电影媒介的物质性，某些实验电影导演不会去考虑电影的叙事性，而是让观众体会胶片本身。比如说某位艺术家会选择在地下埋了十年后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的胶片，然后把这种物质性的变化投到大银幕上。我们的审美是对于处理材料方式的审美，而不是对于叙事的一种审美。这种审美是我在非常多的美术馆和电影节放映中体会到的，在我的动画里面也会经常看到非常粗颗粒的纸张，然后胶片的一些损坏的痕迹。这其实都是电影的物质性带来的效果。

8 AME: 您在近期的作品中为什么会想到进行不同媒介之间的拼贴，这个您刚刚好像也有说到过一些，我想请您具体展开一下。

雷磊:一方面，我经常在工作室收集老照片，电影片段和杂志。一个新的材料可以激活之前一系列的收藏，它可能就会变成某个作品的轮廓。多维度的材料放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电影。另一个方面，现在非常多电影的逻辑和美术馆影像有一些相似，而美术馆中的影像作品可能也会向电影靠近，边界开始模糊。

《发光的河》

举一个例子，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作品，拉杜·裘德的《倒霉性爱，发狂黄片》。这部电影其实分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拍摄有点像长镜头的文艺电影；第二个段落非常video art，是图像和文字的拼贴；第三个段落很像一个当代的戏剧。这三个段落组合在一起，呈现出的形态就非常有空间感，就像我们进入一个美术馆，在墙上看到一幅画，在地上看到铅笔屑，在场馆的阳台玻璃旁边有一个录像机正在播放绘画的过程。它的维度是非常开放的。

《倒霉性爱，发狂黄片》| 2021

我也是希望给观众非常开放的维度，观众可以在不同的媒介中间跳跃。最后构成一个自己的叙事。观众进入电影院就像获得了一个没有拼好的魔方一样，观众可以自己去完成这个魔方。

9 AME: 您刚刚提到了美术馆，您的作品《公园日记》我印象里也到美术馆进行展览过，我想问一下您怎么去理解美术馆电影这样的一种散漫的观影方式？

雷磊:电影院和美术馆有很大的区别。我个人理解就是电影院的作用或者是导演的力量，还是需要通过时间线来发生作用的。就是比如说像詹姆斯·班宁（James Benning）、像拉杜·裘德，时间线或是时间轴是他们非常重要的工具。但是美术馆会更强调电影的形态，就是展示的形态、媒介还有和观众互动的物理上的关系。当然，美术馆电影也可能有时间线，但这是更观念的时间线，以一种类似雕塑的方式呈现出来。

《公园日记》

在美术馆和电影院两个维度工作，可以帮助我自己去理解、梳理我的创作过程。在电影院放映时，我会希望观众可以在一条时间线上，像看一个展览一样跳跃于不同的空间，获得观影的自由度与空间感。在美术馆放映时，我反而希望把这种美术馆的自由散漫变成一个电影院。当观众走到不同空间，他们可以坐下来，在类似电影院的形态中获得一些叙事。

10 AME: 为什么您现在的创作比较喜欢把影片的内容聚焦于家庭和回忆等私人的情感领域？

雷磊:我一开始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后来去到更多的电影节我就发现这就是大环境对我的一个影响。

《公园日记》

五年前我们似乎非常乐观，对大家来说，好像有一个美好的没有国界的，大家都平等的生活的乌托邦。但是随着过去三年的情况和局部战争，世界是一个逐渐互相脱钩的状态。最后回到我们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内部的关系，亲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大时代下，亲人之间如何相互帮助，如何走过难关？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11 AME: 对您来说，动画意味着什么？

雷磊:和动画相处多年，我慢慢找到自己的可能性，对自己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楚。这些年中，我当然有很多变化，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动画像一把尺，可以测量我自己长高了没有，长胖了没有，洞察着我的变化。

12 AME: 您在加州艺术学院任教的这几年，加艺的校园氛围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新启发，比如您前面提到的James Benning也是加艺的教师。

雷磊:当然，James Benning和我虽不是一个部门的同事，但他给我带来一些电影观念的变化。

詹姆斯·班宁（James Benning）

James Benning今年已经81岁了，但他还在不断创作，他基本每年都有新的作品在纽约林肯电影中心，法国真实电影节等各大节展上映。这种旺盛的创作力，和他对电影本体的不断质问，让学校、让我都收获很多启发。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mes Benning | 2022

如果我是Benning的学生，看完他的电影后，再上他的课，我会觉得我和艺术家在这个世界是平等的，沟通的，有机的在一起的。把Benning作为方法，我们会迅速会进入到分享—创作—再分享的良性的循环里，这非常重要。过去三年，国内一些创作者的创作可能陷入停滞。我很幸运可以把我的新作品带到柏林和大家见面。但无论环境如何，我希望给自己一个小目标，可以创作出源源不断的可以和大家交流的作品。

13 AME: 那您可以透露一下未来的工作计划吗？

雷磊:未来有一部新的长片电影在孵化阶段。之前有一个电影项目也已经参加西湖纪录片电影节的创投，但到现在也没有做完，希望能够早日完成，期待它们能早日和大家见面。

采访：卷毛小柴汪汪汪

排版：狮子彻夜未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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