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特辑 | 今天，我们不避讳谈论死亡
这几年，好像“死”字越来越说不出口了……
在网上冲浪时，经常看到有网友将“死”用“亖”来代替，哪怕是“笑死”这样的玩笑话也要打成“笑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现在社交平台的违禁词规则越来越离谱，另一方面，人们似乎一直以来都在有意无意地避谈死亡。
其实不光是前面提到的“亖”，我们回想一下，有时一不留神打错字，如果打出了“死亡”“殡仪馆”“墓地”这样的词语，是不是会心里不禁咯噔一下，然后下意识地立马删去；又或者路过花圈店、墓碑店这样的店铺，是不是也会立刻加快脚步，生怕沾了晦气。
去年哔哩哔哩的一部网剧《三悦有了新工作》引发热议，受到了不少观众的肯定，这似乎也是近年来少有的敢于正视“生死”这件大事的电视剧。
主人公三悦是一个家长眼里好吃懒做、不求上进的“废柴女孩”，她误打误撞进入殡仪馆工作——为逝者化妆，从最初面对逝者遗体的抵触、恐惧到最后认识到这份工作的意义，三悦经历了极大的蜕变。
这让笔者想起最近在“宋韵今辉”展览中最为热门的展品之一《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的一段戏剧性的故事，相传晚明收藏家吴洪裕收藏了《富春山居图》后，爱不释手，临终之前想将画一起烧掉带往极乐世界，其侄不忍看到名作被毁，在火中将画抢了出来，但为时已晚，画作已被烧断，一分为二。其中一段就是如今在展的这段《剩山图》，另一段则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吴洪裕的做法非常合情合理，临终了想将生前最爱之物带走是合理的，用火这一媒介来达到带走画作的目的也是合理的。这是因为在传承至今的丧葬文化中，火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火葬”“烧钱”“蜡烛”“鞭炮”“香”等等。
火
在现代，因为政策和观念的转变，家中如有人逝世都会选择火化遗体，因此人们可能会误以为火葬是现代才有的形式，但其实不然，在杭州留下西穆坞，考古学家就发现有6座类似的南宋火葬墓，正式刊布的火葬墓资料较少，无法全面反映火葬的实际状况。但从以上三例，依稀可见南宋两浙地区，尤其是两浙西路火葬盛行之一斑。
火葬之所以盛行离不开佛教的影响。火化即所谓“浮屠法”，上至皇室、下至平民之笃信释氏者，均有采用火葬者。后晋开运三年（946），鉴诸道者在杭州烟霞岭下创建西关净化禅院，始在佛教信众中推行火化，是有记载的火化首例，此后渐成风俗。
在吴越国时期，从钱镠到钱俶，三代五王，以崇佛闻名于世，在他们的推动和经营下，吴越国境内号称“东南佛国”，佛教信仰支配了民众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丧葬习俗。又因火葬相对简易，为贫下之家乐于接受，至南宋初年遂大兴于两浙。
再说回那位临终时想烧毁《富春山居图》的晚明收藏家吴洪裕。他为何会觉得只要将《富春山居图》烧毁，这件名作就会随他一道去往另一个世界呢？
其实，烧纸这类习俗在宋朝时也已广泛传播。在人们的观念里，只要借助可见与不可见转化之间的中介——火，就可将这些“可燃物”化烧传递至另一个世界。
这种仪式操作和价值转换体现的是一种对于物质性的操作和物质观念化的运用，价值形式的转换在于物质化和物品表面形式上的消失和传送。因此，一张纸能将阴阳两界区隔，通过烧纸又将两界循环了起来。
器
在葬礼时，亲属们一般会化烧两类物品，一类是逝者生前所用之物，另一类则是制作的专门供葬礼或祭拜使用的物品。这可以对应“生器”与“明器”。
在随葬品中亦如是。第一类是日常器物，即逝者生前使用之物。如衣衾饰件、金银或陶瓷日用器皿（尤多茶、酒器具）、文房雅玩、书籍、铜镜、钱币等；器用玩好类，男性多文房用具，女性多妆奁用品，直接体现他们生前的生活方式、趣味与价值追求。
第二类是专为葬礼制作的明器（冥器），这其实强调了物品的神圣性属于灵。(不同族群都将发出光亮的现象与生命能量和灵魂联系在一起。)后来，表示光亮的“明”变为同音的表示冥界的“冥”。
例如陶俑、铁牛、堆塑魂瓶、龙虎瓶等，有的明器是实用器物的模拟缩小版，例如陶瓷制作的桌椅、屏风等；有的是世俗生活场景的模拟，例如仆从、车马出行俑；有的是“入墓神杀”，例如十二时神、当圹、当野、仰观、伏听之类，作为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连接媒介。
随着造纸术在古代中国的发展，用纸来制作亮色调的冥器的想法也就应运而生了。纸制品可以通过火焰的形式实现传递(发出神圣光芒的一种形式)而不必埋葬。类似的习俗在宋朝早期就已经广泛传播,并且在千年后的今天变得更为讲究和复杂。
礼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礼记檀弓》）
所谓“以礼化俗”，狭义的礼俗，指在礼制的规范或影响下所形成的社会风俗。
礼俗是国家礼仪在民众生活中的投射，连接着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上下两端——国家在儒教观念指导下形成的礼制和民间宗教信仰、丧葬习俗等风俗交迭的部分，构成了礼俗的内容。
先秦儒家认为“礼不下庶人”，很少有涉及庶人的礼仪规范，然而，“以礼化俗”是历代儒家士大夫的施政理念，唐宋以来，儒家礼仪观念逐渐向民间生活渗透。
北宋徽宗修成的《政和五礼新仪》，第一次在国家礼典中较系统地增加了面向庶民阶层的礼仪规范，完成了“礼下庶人”的历史转变。
在中国的礼仪传统中，丧葬礼以及与丧葬密切相关的祭礼是两类最重要的礼仪。
在当今河北蔚县的冬祭仍然保留着老祖宗传承下来的祭祀礼俗，冬祭的核心环节是向新坟和老坟供奉衣物。女人把精良的棉质或丝质的黑布缝制成布娃娃大小的衣裳,这些短上衣、裤子和鞋用来成套供奉给“新坟”,即去世三年内的死者的坟墓。
三年之后,这些坟墓就会成为“老坟”，这时候所做的衣服尺码和颜色并未变化，但是材料改用纸张。当旧坟在时间和记忆中进一步消退的时候，这些供奉衣物，无论是给遗骸还是灵魂，都由一团棉花和一张藏青色的纸制成。
当然，蔚县的农民并没有说他们是按照《礼记》去做的，相反，对他们而言，这只是经验原则。
无论葬礼、祭祀还是在墓室放置各式明器，我们都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期望”，我们将期望通过埋葬、或是用可燃物包裹燃烧来传递给已逝的亲人，我们期望他们在彼岸能够过得好。
郑嘉励在《读墓》中写道：“等而下之，墓葬壁画、明器组合、墓志铭的体例格套，无一不是真实生活在地下世界‘变形’的镜像。”读墓，何尝不是读人。我们在丧葬文化中读到的与其说是逝者的遗愿，不如说更多地折射出了生者对逝者的期待。
今日清明，唯有在这一天我们似乎能够毫不避讳地谈论死亡。前些年皮克斯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夺走了不少观众的眼泪，电影将死亡分成了三种状态：
生物意义上的死亡——停止呼吸；
社会意义上的死亡——葬礼上的哀悼；
终极死亡——被所有人遗忘。
如果逝者被人遗忘，那么ta就会真正地消失了……
思念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穿透了宇宙，突破了时空，将我们与逝去的亲人连结。就像那句令无数人打开泪腺的台词说的那样：
“在爱的记忆消失以前，请记住我……”
记住是最好的怀念。
延申阅读
墓葬作为一种人造空间，既是建筑营造、器物生产等技艺演进的展示空间，也是家族伦理、丧葬礼俗等思想观念竞逐的舞台，更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技术演进、思想和观念变革的结果。
本书以南宋墓葬及其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南宋为中心，从田野出发，以墓葬为支点，寻求田野和文献、考古学与历史学全面整合的可能性，在较长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探索和揭示墓葬制度、社会礼俗、思想观念的传承与变迁，赋予南宋墓葬考古以较成体系的学术价值。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以化烧纸扎——特别是纸钱——的方式来祭奠已故亲人、祖先以及神灵。尽管常被指为浪费、淫邪，且曾被官方禁止，但这一民间传统依然长盛不衰。
《烧钱》一书从当代生活世界入手检视了这一惯俗，探究了它在传说和历史中的起源、它在古今社会形态中的角色、它的文化逻辑、它与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惯俗的关系，并提出了有关其价值本质的宏大的人类学问题。作者柏桦运用了田野民族志、历史文献、民间故事等多种材料，结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现象学等理论，对“烧钱”传统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细致入微的分析。不管是从实践经验还是从理论框架上说，《烧钱》一书都为我们研究中国民间信仰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求神问仙是中国中古时期宗教表达的重要形式，也为道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一直以来，中古时期的仙和修仙者都被描绘成一群神秘、隐匿的人。而康儒博在这项开创性研究中的看法则大异其趣。康氏认为，仙并未脱离社会，仙仅仅是诸多社会角色中的一个宗教角色，且在这种映照之下得以成立。修仙者不是绝世的，他们要在社会环境中寻求治病救人、预测未来、述异志怪的能力。
该书融合了多元的理论方法和坚实的中国古代文献，在此基础上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修仙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互动。它对修仙作为一种社会氛围的描摹非常新颖，它所提出的研究范式对理解其他社会中的圣人角色也具有创造性。该书先后获得美国宗教学会2010年度宗教研究杰出著作奖和美国亚洲学会2011年度列文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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