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时分
我总是回想起离开天津的那个下午。那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冬日，晴朗无云，淡蓝色的天空向高处无限延伸，有一种不想和地上的人发生任何关系的淡漠。但空气中藏着冷风，如果不出门根本无法感知的寒冷。
我们一家三口站在空荡荡的公交站等一辆预计将会在20分钟会到达的公交车。狭窄而清净的马路，没有一个人经过，没有一辆车驶过，没有一丝响动。很难说这表示此刻周围居住生活的人在休息还是根本不在家、不存在，抑或是这气氛恰恰代表城市荒凉的本质。
总之，我感到非常难受，渴望尽快从这个氛围中抽离出来。
我和妈妈并肩站着，爸爸和我们隔着一段距离，站在站台的另一边。他手里拿着手机，低头刷着短视频，大概是为了获得平台奖励金在努力着。我们都知道，今天我将离开家了，短暂的团聚以今天为句点，妈妈又开启新一轮的正数和倒数。今晚我的房间会没有人睡，夜晚的床没有温度。妈妈无法也不会去呼唤我的名字。
讨厌离别，更讨厌离别中的等待。
虽然我知道这么想不对，这种感受非常不成熟，不像个大人。但我还是会常常在离别的当下有一种自己做错了事情的感觉，不然我为什么会感到不安，为什么要遭受这样莫名其妙的心灵惩罚。
我想起看过的心理学书籍中的内容，意识到我的思维又在决定我的情绪了，蚕食我的快乐、我的平静。我戴着口罩，双手插进大衣口袋，专注呼吸。
淡漠的天空也好，晴朗中夹带的冷风也好，空荡荡的马路也好，爸爸或妈妈此刻的心情也好，我都尽量不去想，只是全神贯注地关注自己的呼吸。
在等车的时间里，和母亲谈了什么呢？大概是感叹因为过年得了新冠，在家没有吃上什么美食的遗憾。计算并期待着十天半个月之后会彻底痊愈。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沉默着，远远望着车来的方向。
可是忽然，妈妈用手臂环住我的胳膊，用撒娇的口气说：“哎呀，又要走了。”然后轻轻地将头靠向我的肩膀。总是无比坚强的妈妈，第一次冲我撒娇。
一瞬间，我根本不确定如何回应她的。一瞬间，我感觉我们的身份好像倒置了。
她是那个情感上依赖我的“女儿”，而我则是那个要去远方打拼的“妈妈”。
我记得她挽住我胳膊的那一瞬间，她身上穿的墨绿色羽绒服压在我的卡其色大衣上。袖子与袖子紧紧相依。羽绒服内胆里的气体随着她环抱的压力瞬间离开了布料，我感觉我心里也有个什么东西同时被抽掉了。也许是空气，也许是别的什么，不同于羽绒服袖子的是，我的心并没有被压瘪，而是变成一个冰冷的空洞，就像是所有羽绒都离开了羽绒服。
那它是不是应该被称为外套。而我的心是壳。或是一个无。
空荡荡的马路上漂浮着从妈妈的羽绒服里钻出的空气，周遭的一切倏忽间动了一下，有什么生命在这一瞬间死去。
曾经，我也有过和遇上那空洞一样的感受，比如，在读《掩饰》的时候。作者说自己害怕向父母出柜的原因，是“因为有人会死去”。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母亲用日语说，“我们就再也不能回日本了。”我这才意识到，我之前为什么那么害怕向父母出柜。因为有人会死去——我自己，我母亲，我父亲，都会死去。我们会蜷缩成团，面向墙壁，然后断气。当母亲说出那句话时，我知道她是在宣告一种死亡——虽然只是一种死之隐喻，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死亡，但的确也是一种死亡。这就是我杀死的那只信天翁——我杀死了母亲那十字架般的无邪，杀死了她对家的念想。
那时候的那句话确实意味着某种死亡。
前段时间看《黑暗荣耀》，剧中最让我感到恐怖的一幕是：第一集中文东恩的球鞋静静安放在幽暗的走廊上。
那天，她有百分之零点零一的可能可以不进家门。但当她走进堆满杂物的混乱的走廊时，那一天会被彻底改变。如果那天之前她还没有想过死，那么那天之后，她会想。
因为家里有带来致命伤害的人在等你，于是那条走廊酝酿了一种死亡在逼近的恐怖氛围。而比这更吓人、更令人绝望的是——她撞见孙明悟的那一刻——你知道，房间里的人也知道，你一定会走进去。不知道她会不会有一刻很希望自己是那双球鞋。
《下一个素熙》中，当素熙跟父母说自己想辞职的时候，她家里也有和文东恩家的走廊类似的氛围，杀你的人不在那里，你却感觉自己正在被杀死。我一下子为自己撒谎找到了借口，为了活下去。
马不停蹄地写稿，有一天，我站在厨房水槽前刷完所有碗碟之后，忽然感觉松了一口气。我赶了几天稿子，翻了十本书，我很卖力地写，因为我喜欢编辑给我回复“太给力了”时的感觉，也喜欢她拿到新选题会第一时间邀约我的感觉。提炼主题，形成观点，激发共鸣，传递价值，这些我都能做到，收到钱的时候，那个在冬日北方公交站的空洞会被满足感充满。然后，又变成排出空气的羽绒服袖子。虽然我正在做着某件事，但我却不能向妈妈诉说某件事。我也知道，我们都是不会撒娇的人。
我有时候想，我已经过了30岁了，这样想事情太软弱，没有人会在30岁以后在意和父母的别离。心理学家会让你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不要被原生家庭PUA。小红书的博主会告诉你拒绝过度内耗的N种方法。我甚至会想某位朋友会这样回应我：习惯就好了。你才出来几年？我甚至告诉自己这种情绪是不成熟的、会被蔑视和取笑的。不安、彷徨、无措、恐惧，情绪被视为社会生产的阻碍、个人进步的绊脚石，被驱赶、被纠正、被粉碎。
当我想用文字把芜杂的心绪定形，却又没有能力做到的时候，那天母亲双手挽住我的胳膊，头轻轻靠向我肩膀的那个瞬间便会闯入我的脑海。寒冷的空气灌进我残存病毒的身体，又再离开。我一面想要记下当时的不安，一面又觉得这些东西非常不堪。
《恐怖分子》的开头，周郁芬写过这样一段话：“那天是春天到来的第一天，如果你了解季节，变化只是一种轮回的重复。这一年春天和往常没有两样……”
也是一年春天，我们不能好好说话，只能通过消耗身体和精神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信念，直到春天过去，再到夏天过去。与其说我们在等待时间过去，不如说我们都知道春天终会再来。
站在冷飕飕的风里，我很想回应母亲些什么，但没有一种真实的情感、没有一句来自信念的东西荡漾到嘴边，最后，我只能故作轻松地说：“很快就回来了。”确切地说，我说不出一句我自己相信的话。我找不到我足够相信或眷恋的东西可以和母亲这句“又要走了”所释放出的能量相匹敌。如果我说了什么，那也一定会像离开羽绒服的空气一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