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妇还乡，要砸十亿收买负心郎的命
原文：《老妇还乡，要砸十亿收买负心郎的命》
假设人命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的话，一条命可能会值多少钱？
瑞士知名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1921—1990）告诉我们：一条人命，说不定可以值十亿。迪伦马特在其于1956年发表的剧作《老妇还乡》当中，创作了一个关于用十亿巨额收买一条人命的故事。
坐拥亿万身家的老妇克莱尔·察哈纳西安，离开了她的家乡——一个名为“居伦”的欧洲小城45年之后，某日重访故土。然而此时的居伦，早已从昔日的繁荣昌盛，沦落到一片衰颓破败。在此水深火热之际，克莱尔承诺向居伦捐赠十个亿，但条件是有人能为她“主持公道”，将当年狠心抛弃她的旧情人阿尔弗雷德·伊尔杀死……
一边是金钱的诱惑，一边是良知的拷问，面对着金钱与良知的尖锐博弈，居伦城的居民将作出怎样的抉择？至于受到千夫所指的“罪人”伊尔，又将何去何从？
迪伦马特的剧作，素来以怪诞著称。德语翻译家叶廷芳指出：“迪伦马特采用的表现手法不是一般喜剧中常见的夸张与谐谑，而是‘怪诞’，即把现实中的普遍性事物加以变形，使之怪异、荒唐，以造成和现实之间的某种距离（即失去真实感或舞台幻觉），换一句通俗的说法就是：给描写对象戴上一种假面具。”
《老妇还乡》作为迪伦马特的成名作，同样将怪诞离奇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同于《等待戈多》《秃头歌女》这类被称为“荒诞派戏剧”的作品那样反情节及反传统，表现得支离破碎，《老妇还乡》整个故事由相对连贯完整的情节构成，并大致遵循着西方传统的戏剧创作原则。不过，假如对戏剧当中的细节斟酌一番，事实上又不难发现，无论是语言、情节、人物设定，甚至是场景布置，很多地方都充斥着非自然跟反常理的色彩。
然而，在怪诞的表现形式背后，却又处处渗透着一种深邃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传达了对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性异化的反思与担忧。
金钱对人性良知的蚕食，是《老妇还乡》最直观可见的主题。
之所以说“蚕食”，是因为居伦城的管理者及市民，实际上并非一开始就被金钱收买，而是一步一步妥协低头，直至彻底成为克莱尔的“共犯”。
最初，当克莱尔要求居伦人为她“主持公道”杀死伊尔，作为换取十亿资助的条件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是断然拒绝的。市长当时还大义凛然地宣称“我现在以居伦城的名义拒绝接受您的捐献，以人性的名义拒绝接受捐献。我们宁可永远贫穷，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手上沾满血迹”，这一举动甚至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但是，居伦眼下的现实情况却是百业萧条，人人饥困，甚至连政府大楼和教堂的照明费用都支付不起。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个道理是全人类共通的，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在一个面包都有可能是奢侈品的时势下，人道和正义就更为遥不可及。
所以居伦城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也加速了克莱尔的复仇计划，因为良心和道德无法解决人们当前最迫切的温饱问题，而横空出世的“救世主”克莱尔却有本事做到。
当金钱决定着一个人的生存质量，而获取金钱的手段又充满着血与泪的时候，良知也就被迫沦为金钱的奴隶。正如克莱尔愤慨地喊出：“我正用我的金钱势力安排世界秩序。这个世界曾经把我变成一个娼妓，现在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妓院。”
随着剧情的进展，居伦城的市民相继倒戈相向，背弃了当初对伊尔的承诺。不仅包括市长、警察、法官等官僚机构，就连原本一直坚定站在良知和道义立场的角色——那位曾经义愤填膺为伊尔发声，声讨克莱尔的教师，最终都成为了克莱尔的俘虏，参与到为她“主持公道”的队伍当中。
寡不敌众的伊尔，只能无奈地接受命运，为自己当年犯下的过错赎罪。
无可否认，伊尔年轻时犯下的过错，给克莱尔造成沉重的伤害，这是必须由他亲手赎罪的。但是，克莱尔从受害者转变成施害者，通过借刀杀人的手法，收买全体居伦市民替她完成这场复仇，又应该怎样评价她的罪与罚？
从居伦市民对伊尔的这场集体审判当中，还可以引申出发人深省的追问：如何看待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之下，多数派决定少数派的权利与命运，并且可能对少数派造成伤害的现象？
其实在居伦城市民的眼里，所谓的“公道”纯粹是“任由打扮的小姑娘”，至于他们裁定公道与否的标准，终究是切身的利益。他们既可以一开始打着“公道”的名义拒绝克莱尔的捐助，也可以在尝到金钱的甜头之后，同样以“公道”的名义处死本来罪不至死的伊尔。
在剧中作为“多数派”的居伦城市民，根本没有一个坚定的立场，就是由一群见风使舵的乌合之众所构成的共同体。他们虽然代表着多数人的一方，但并不等于就是代表正义的一方。
然而，多数派的力量却又不容小觑。在《论美国的民主》当中，托克维尔提出过对“多数的暴政”现象的担忧。
一方面，托克维尔并不赞同，人民里的多数派拥有决定一切社会事务的权力；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否认，多数派的意志往往是权力的根源所在。因此，托尔维尔担忧，如果没有任何力量对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加以限制，这将会严重威胁到自由。除此以外，托克维尔也一针见血地指出：
所谓的多数是什么呢？不过是很多个体的集合，这些个体都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往往有跟组成少数的个体相悖的利益。然而，如果你承认一个拥有全权的人可能滥用权力来伤害对手，那么你为什么不承认多数派也可能对少数派做出同样的事？难道人们聚在一起之后性格就会发生改变吗？在困难面前，人们的毅力会随着力量的增强而增长吗？我是不相信的。我拒绝赋予任何一位同胞为所欲为的权力，同样我也拒绝将其赋予任何一个团体。
伊尔之死，正是“多数的暴政”引发的恶果。他的命运，跟加缪笔下“死于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的荒诞”（此句引自柳鸣九《<局外人>的社会现实内涵与人性内涵》一文）的默尔索，竟是何其相似。
在《老妇还乡》那个道德沦丧，司法失灵，群情汹涌的语境之中，集体的意志上升为判别是非的标准，甚至可以用来裁决一个人的生死，真正的公义反而荡然无存。
历史的经验早已一次次地展示过，当多数派的某些意志——不管它是否合理，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狂热意志——不受到任何规条或律法的约束，并且成为大行其道的社会准则的话，它所带来的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伊尔的毅然殉道，成全了居伦人民的重生。不过，在“公道”随时都能被任意修正的居伦城之中，谁又可以确保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以“公道”的名义被送上刑场的“伊尔”？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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