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阵自由的微风——2022读书生活

西闪/文

诗人翟永明今年春天推出了新诗集，有幸得她相赠，书名很像一种反讽，题为《全沉浸末日脚本》。我很少读诗，却仍被她的诗句击中，“内心充满水滴/在谣言中上升/在真相里下沉”。世相纷乱中以此映照，自觉今年阅读最大变化在于心态。很多时候，我对那些正经的著述失去了兴趣，尽管它们深刻严谨，也不失优美，但我宁愿把头埋在电子书里，用穿越、架空、玄幻和武侠的“爽文”来消耗阅读的热情。一直到年终回顾之时，才依稀感到这过去三百多天的阅读里还有某种脉络可循。

在反乌托邦气息最浓的四月，洪涛的长文《Totalitarianism意味着什么？》给我留下颇深的印痕。当我试图正视现实，思考“正-反”乌托邦的各种可能，他对奥威尔作品的精到分析触及了我内心的一系列问题：这个世界是理所当然的吗？还是一步步沦落至此？未来是既定的吗？还是说存在不一样的选择？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囚徒一般，只能依靠想象力去感受自由的微风。同时我也不忘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沦为一个“模范犯人”。所以我再一次捧起了《监狱亚文化》（孙平著），去贴近每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怀揣类似的心思，我也读罗新的《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以及画家陈滞冬的《嵇康之死》。前者说：“历史会影响我们的未来，但是真正决定未来的，是我们的现实，是我们当前的立场、意志和选择，以及我们的行动。”后者则认为，一个人除非具备不依附权力的生存能力，否则很难拥有真正的自由。

因此我很难在段义孚的著作里找到慰藉。无论是他的《恋地情结》还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我总觉得他提供的不过是一种恋旧的乌托邦，既不面向希望的未来，也不揭示真实的过去。齐格蒙特·鲍曼有一本书就叫《怀旧的乌托邦》，可以拿来与段义孚相印证。

有人曾给乌托邦分过类。有朝向未来的乌托邦，也有缅怀过往的乌托邦。有蓝图式的乌托邦，就有反偶像的乌托邦。拉塞尔·雅各比有两本书都与乌托邦思想有关，分别是《乌托邦之死》《不完美的图像》，我之前粗略翻过，这次重读，好像有新的收获。

有论者说雅各比复兴了一股“无政府主义的微风”，我觉得这个评价也适用于另一位学者，那就是詹姆斯·斯科特。今年我读得格外认真的是斯科特的《反谷》。台版读了，又买了大陆译本《作茧自缚》，打算以后再读。

比起学者扬起的微风，艺术家掀起的风似乎更能抚慰人心。大卫·霍克尼的两本画册《The Arrival of Spring in Normandy》和《春天终将来临》可谓美不胜收。画家用极其自由的笔法描绘的世界，几乎与现实相平行，让人不禁去想，乌托邦或许真的值得追求。然而德国艺术家安瑟姆·基弗描绘的又是另外一幅景象，那是铁与火的末日。读他的谈话录《艺术在没落中升起》，联想这几年的大疫，感触很深。相形之下，我就觉得E.M.齐奥朗的《在绝望之巅》不过是无病呻吟，读了等于没读。

学术领域的假话、空话和套话未必少于文学，艾伦·索卡尔等人合著的《时髦的空话》就是对此的批评。作为“索卡尔事件”的主角，这一次作者拿出了更加严谨的证据来揭穿知识分子的话术。但是，事实往往不是黑白分明的，索卡尔的指控有时候也会失准。阿西莫夫在《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中凭空生造了“心理史学”这样的一个概念，然而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却坚称，很大程度上他认为的经济学就是心理史学的碎片。我还记得完全可以划入同一阵营的乔姆斯基与福柯几乎无法理解彼此的语言，但却不妨碍我既可以读《乔姆斯基精粹》，也可以读《必须保卫社会》。

当然，直言不讳的风格更招人喜欢。譬如在《一个人最后的旅程》里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语言就很犀利，史蒂文·史密斯的《现代性及其不满》也蛮直白。比较起来，同样属于社会学的范畴，白锦文主编的《恐慌帝国》在水平上有些不均衡，不如弗兰克·斯诺登的《流行病与社会》那么系统完整。

科普类的书籍我一向读得较多。今年有印象的有三本。一本是比尔·舒特的《疯狂的心脏》，作者不仅把心脏这个器官交代得很清楚，还留意到了它在不同时代与不同社会中的文化地位，这一点以后我还会继续关注。爱德华·威尔逊是研究蚂蚁的权威，但《蚂蚁的世界》算不上专著，略显粗疏。迈克尔·斯特雷文斯的《知识机器》有些晦涩，我对自己接收了几分真知有些吃不准。

今年读到的传记中有两部不错。一部是马丁·桑塔伽塔的《但丁传》，另一部是理查德·J·埃文斯的《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我为它们分别写了较长篇幅的评论，在此不予赘述。

我之前一直用大屏的kindle dxg 阅读电子书，年中设备无法维修彻底歇菜，令人懊恼。之后入手了一款新设备，阅读体验有了大幅提升。接连读了亨利·保尔森的《与中国打交道》、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栗山茂久的《身体的语言》以及《哈韦尔自传》等。当然，也包括我之前所说的大量“爽文”——特别是年末“阳”了的这段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