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史和当今现实的对应关系

书有死书，史有死史。如果要让历史活过来，就需要它与现实产生出联系，要让它变得有用。只有当历史与现实达到同步共振或者同构时，才能实现这种“活法”。历史在史学中至少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过去发生过的事件的历史。它属于物自体，是无法完全被真实反映的；另一种就是被人书写的历史，特别是被后人。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中的历史，指的就是第二种含义。

梁启超书写的清学史，就是他那个时代的“现代”史，即所谓之要“文艺复兴”。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也是西汉时的“现代史”，是为了针对汉武帝的政治表达。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台湾，还是大洋彼岸，都有相关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这里所要讲的，是清代的汉学史要不要让它活过来。

清代的汉学，是清代学术最辉煌的体现，是华夏文明不可被忽视的一环。但长时间以来，它一直被忽视了，特别是因为它带有落后的意识形态及发霉的古董气息。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国学进入了濒危的境地。但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新出现了国学热，这是因为经历了中间将近八十年的趋向现代的历程，国学反而变成了陌生的事物，并且是可以借来为我所用的。这是在兴趣的层面。从价值的层面看，西方无法真正带来有价值的伦理指向。西方宗教水土不服，反而儒教、道教颇有根基。在西方，学术向来是要通过“客体化”来观察的。而在东土，则是通过“境界”的内外相合的方式，实现生命的成长。这一点，实学无法完成，近代西学也无法完成。清代的汉学，是实学大潮的一部分，至近代与西学相接，不仅没有抵牾，也许有不合，且在方法论上则多有默契，所以被胡适等人所推崇。

因此，清代的汉学，以现代的视角看，并不落后，只是和中国的文化传统相比，并非居于文化传统的核心层，而是边缘层。因此，实学中，经世学有些世俗的气味，无法带来境界的提升。而儒学中的汉学，究与经典相接，俗雅各占一半，仍然并非核心层，只是较经世学略近一步。

说了这么多汉学的不好，但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善”的一面。首先，汉学难。难即可贵。从汉学学者身上能看到一种类似当今的奥林匹克精神，不畏艰难，知难而上，许多著述通常要花费十年、二十年，是以尊之。其次，是从汉学所讲究的方法论的科学性上，看到一种求真求实的精神。只有通过汉学方法，中国古代的经典才能变得可信、可读、可感。这种面对古代时空阻隔而产生的理解差距困难，被清人一一克服掉了，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而汉学史呢？实际上这里说的是汉学史学。只有通过史学，才能更好地理解当时的历史。因为你看到了的东西未必能深入理解的，但你理解了的东西却能更好的观察它。对于历史上的人、事、物，都是如此。如果说历史与现实的同构，那么清代是离当今最近的一个古代王朝。古今学术的消长，其规律必有相通之处。人性之相通，则不必言。有古之人科举以谋功利者，有今之人求职以为功利者，差异并不是很大。世界纷纭，或以提挈把握为枢机，精覈奇点为至要，则史之所启示焉。

2023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