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译齐奥朗：《生之缺憾》第五章

我读他的书，缘于他写的一切都让我有一种遭遇海难的感觉。开始时好像懂了，之后开始兜圈子，随后便卷入了一个平缓的漩涡，却毫无恐惧，心里正念叨着会不会沉下去，就真的沉下去了。可这并不是真的溺水——想得美！回到水面，呼吸，又觉得明白了，并惊讶地发现他似有所言，而且还听懂了，随后又再次兜起了圈子，再度下沉……这一切意在深奥，也似乎确是深奥。可我们一旦警醒就会发现，那不过是玄虚晦涩而已，而真正的深刻与刻意的深刻之间，其差异与启示和心血来潮之间的差异同等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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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谁，但凡献身写作，都会在冥冥中坚信自己的作品能经得起岁月、世纪和时代本身的考验……写作过程中，如果他觉得那作品难葆其生命力，就会在中途放弃，也就无从完成。“行动”与“盲信”这两个术语之间确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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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声消失了，微笑也随之消失。”

亚历山大•勃洛克[1]的传记作者这句评语看似天真，却为所有堕落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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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是信徒也非无神论者的人是难以探讨上帝的：所有人，包括神学家，再不能二者居其一，这无疑就是我们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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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家来说，走向超然和解脱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他比任何人都更需要自己的弱点：如果他战胜了自己的弱点，也就迷失了。因此他必须提防自己变好，若真的变好了，他定会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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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警惕自己对内心的省察。对自身的认知会惹怒和麻痹内心的恶魔。所以我们应该找找苏格拉底何以什么也不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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蹩脚诗人只读诗人就会更蹩脚（犹如蹩脚哲学家只读哲学家一样），若读点儿植物学或地质学的书可能收获更大。人只能藉与自己所学相距甚远的学科来充实自己。当然，这只有在自我能大行其道的领域方成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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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图良[2]告诉我们，癫痫病人会“贪婪地吮吸竞技场上被杀罪犯的鲜血”给自己治病。

假设我留心自己的直觉，那或许是我打算包治百病的独门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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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权对某个把我们当作怪物的人生气么？从定义上讲，怪物是与众不同的，而与众不同，即便是恶名昭彰的与众不同，内里也有某种积极的东西，这种选择虽稍显特殊，但不可否认仍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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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敌人，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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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位思考之前，莫要臧否他人。”这句古老的谚语让我们无法臧否他人，而我们之所以有所臧否，正是因为我们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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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爱独立者为维护自我之独立，必不惜身败名裂，必要时甚至甘冒耻辱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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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没有比批评家、更不必说我们每个人内心中的哲学家更可恶的了；如果我是诗人，我会像迪伦•托马斯[3]那样做出反应：只要有人当面评骘其诗，他就马上倒地打滚，并扭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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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令自己躁动不安的人会一个接一个地做出不义之举，并无一丝愧疚。无非是坏脾气罢了。——愧疚则留给那些不为或不能为者。愧疚取代了他们的行为，悔恨慰藉了他们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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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麻烦大多源于最初的冲动。最不起眼的冲动付出的代价比犯罪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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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记得自己的苦难，所以病人、被迫害的人和各类受害者终将占据最大的优势。其他人，幸运者，当然有其美好的一生，却无生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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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屑给人留下印象的人都很沉闷无聊。好自诩者也相当不受待见，但他很卖劲，也不惮其烦：因为他虽则无聊，却不想无聊，所以我们应该为此感谢他——我们渐渐会忍耐这样的人，甚至会将他另眼看待。反过来，我们还会转而对那些无视他的努力的人大动肝火。该对他说什么呢？能指望他什么呢？所以，要么保留一丝沐猴之残余，要么索性闭门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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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害怕努力，而是害怕成功，这就足以解释我们何以屡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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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找一篇有伤人词语的祈祷文。不幸的是，想祈祷就得随大流。这是信仰的最大困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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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不确定能否随心所欲地自杀时，人才会惧怕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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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舒哀、马勒伯朗士和芬乃伦[4]都没屈尊谈论过《思想录》。对他们来说，帕斯卡[5]显然有失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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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是无聊的解药。治疗方法须比疢疾更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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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把自己提升到理想中的我就好了！可我不知道有一股什么力量随着岁月的推移把我拉了下来。为了能浮上自己的水面，我甚至不得不使用一些想起来就让我脸红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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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每当我蒙受了耻辱，为了远离报复的欲望，我会想象自己安静地躺在自己的坟墓里。心情立刻就平复了。切莫小看我们的尸身，它有时也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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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思绪都来自受到横加阻挠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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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他人的唯一方法是深入自己的内心。换句话说，要与所谓 “宽宏大量”的精神逆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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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我能和那位哈西德派[6]拉比说：“我一生的幸事是，在我拥有某样东西之前，我从未感到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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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人类为所欲为，大自然所犯的错误不仅是误判：而且危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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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令意识恢复，那是病态的恐惧，而非自然的恐惧。否则动物的意识水平会远高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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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作为猩猩属[7]可以说很古老了；可在历史进程中，猩猩属仍相对年轻：它属于新贵，还没时间学会如何在生活中举止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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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就该为自己改名了，因为我们已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从死亡开始，一切都有了另外一面。死亡仿佛离我们很近，很令人期待，我们与之言和，乃至视其为“人之至友”，就像莫扎特给他垂危的父亲信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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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须忍耐到底，直至不再相信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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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欲念和恚恨者见不到真相。”（佛陀语）

……也就是说，对所有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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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吸引他，他却仍留在现实世界：一位没有柱廊的隐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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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指望我，那就找错人了。”

谁会这么说话？——上帝与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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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达成的每一件事、来自我们的每一件事，都渴望忘却其源，但只有藉对抗我们才能成功。所以说，这些事给我们的所有成功都打上了负面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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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无话可说。所以不能限制书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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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即便一败再败，也总像新的失败，而成功，即便屡屡成功，也会诱惑力不再，让人提不起兴趣。这并非不幸，而是幸福——傲慢的幸福，其实，它会将人引向愤懑和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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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和佛陀同样有用。”诚哉斯言。因为敌人窥伺我们，容不得我们自由自在。他们总是藉挑明和泄露我们最不起眼的弱点将我们径直引向救赎，总是想方设法防止我们变得与其形成的关于我们的概念不符。故而我们必须对其感恩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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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对否定的、毁灭性的书籍及其危害性力量做出反应，我们就能更好地掌控我们的自身和存在。事实上，那是一些能鼓舞士气的书，因为它们能激发否定它们的能量。这些书越有毒，就越有益，前提是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就像我们读任何一本书时所采取的态度：从反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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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予一位作家的最大帮助是禁止他某段时间内写作。这种短期暴政不可或缺，它可以暂停一切智识活动。不间断地表达自由会断送才华，令才华过度消耗，无助于感觉和经验的积累。不受限制的自由是对精神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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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怜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毫无意义。一旦稍许有些自怜感，定能摆出一副思考者的姿态，而且就像奇迹出现了一样，我们就真的开始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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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斯多噶学派[9]的信条，我们必须默默屈服于不依赖我们的事物，但这一理论只考虑了外在的不幸而忽视了我们的意志。对那些来自我们内心的东西该如何应对？如果我们自己便是吾侪的不幸之源，又该怪谁？怪我们自己么？所幸我们让自己忘却了自己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且只要每天更新这一谎言，更新这一遗忘，生存环境就变得更其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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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觉得，我的一生始终生活在一个远离自己真正之场域的地方。如果“形而上的流亡”一语没有任何意义，我的存在本身就会赋予其某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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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天赋越高，灵性的进步就会越小。天赋是内心生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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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盛大”一词落入官样文章，就只能在谈论失眠或异端邪说时再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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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古典时代，同一人往往贤哲、圣人兼而有之。若打算对此类成功有个概念，不妨想象一下“屈从”兼顾“出神”，冷静的斯多噶主义者兼顾狂乱的神秘主义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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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可疑。那么，作为生命之偏差和耻辱的“生活”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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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告知对我们的差评时，与其生气，还不如回想一下自己对别人说过的所有坏话，如果别人也同样说我们的坏话，我们就会明白，其实这很公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没有比诽谤者自己更脆弱、更敏感、更不愿承认自己有错的人了。只要对其稍有异议，就足以令其情绪失控，雷霆大发，怒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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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象看，各宗族、教派、党派都很和谐；从内部看则多有不睦。比之任何社会，修道院内的冲突同样频繁，同样恶毒。即便逃离这个地狱，也不过是为了在他处重建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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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谦卑的皈依也会体验到某种提升。所幸仍有例外。

我喜欢十八世纪那个出于自我贬抑而归附了基督教的犹太教派，我同样喜欢皈依了基督教的那位南美印第安人，他哀叹自己成了虫豸的猎物，却没有被自己的孩子们吃掉——倘若他并未弃绝其部落的信仰，那本该是他应得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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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再对单一宗教感兴趣而转向所有宗教乃属很正常之事，因为人只有藉各种宗教才有可能理解精神崩溃的众多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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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们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没有遭遇过应得的挫败是一件很让人羞愧的事，我们最有资格期待这些挫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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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人来说，或多或少接近结局的前景颇能激发其能量——无论能量是好是坏——并刺激其疯狂工作。他们天真地以为藉自己的努力或自己的作品便可名垂青史，所以要铆足了劲儿完成它、结束它：分秒必争。

同样的前景也会让其他人陷入“何必？”当中，陷入洞察力的阻滞当中，陷入无可指摘之消沉的真实处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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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再版我的作品时，若有人故意改变什么，无论是一个句子还是一个单词、一个音节、一个字母或一个标点符号，都该受到诅咒！”

叔本华是作为哲学家还是作为作家说出这番话的？二者皆是，这样的兼顾（我们不妨想想每一部哲学著作的惊人风格）绝无仅有。黑格尔不会如此诅咒。其他一流哲学家——柏拉图除外——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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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无懈可击且无情的讽刺更令人恼火的了，它让人喘不过气来，更不用说思考了，它不是含蓄的、偶然的，而是大规模的、自动的，与其微妙的本质格格不入。总之，这就是德国人运用讽刺的方式，德国人是对此思考最勤却又最不能驾驭它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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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并非受诱导生成，却试图给自己找一个正当的理由，为达此目的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最下作的借口，且一旦发明此类借口后便再不放手。焦虑是先于其具体表达、先于其各种变化的一套现实，它自我诱导，自我生成，它是“无限创造”，此类情况更容易令人联想到神性行为而非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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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的悲伤：一具哀歌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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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墓前应写上这样几个词：“做戏”“欺骗”“笑话”“做梦”。很难想象生存是一个严肃的现象。一开始它就从根底上被认定是某种作弊。墓地的山墙上还应写上这样一句：“无所谓什么悲剧。一切俱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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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这么快就忘掉他脸上的恐怖表情、他的笑声、他的恐惧、他的极度不安和他的好斗。他不高兴，是的。我从未见过一个躺在棺材里的人还会这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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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向前看，也别向后看，只看向内心，别害怕，也别后悔。人但凡是往昔或未来的奴隶，就不会屈尊深入自己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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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某人不育很是不雅，尤其当这是他的先决条件，是他的成就方式或他的梦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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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入睡的那些夜晚好像从未存在过似的。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只有那些没阖过眼的夜晚：夜，意味着不眠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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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必解决困难，我把现实困难全都变成了理论难题。面对着这个“无解之题”，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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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学生想知道我怎么看那位《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作者，我回答他说，我早就不读他了。“为什么？”他问。“因为我觉得他太天真了……”

我对他的冲动乃至热情都持保留态度。他不过是打翻了某些偶像又换上另一批偶像。一个冒牌的反传统主义者，其中有青春期的因素和某种贞洁性，也有我不甚了解的他孤独的一生中固有的天真和质朴。他只是从远处观察过人类。如果他能做到抵近观察，也就无须再构想或鼓吹什么“超人”了；这种荒唐、可笑甚至光怪陆离的嵌合体，这种臆念，它只能出现在那些没有时间成熟的头脑中，只能出现在没有时间洞悉那种漫长平静的、对超脱厌恶的头脑中。

我更喜欢读马可•奥勒留[10]。在疯狂的抒情和充满听天由命思想的随笔之间，我没有丝毫犹豫便做出了抉择：我从一位疲惫的皇帝那里获得的安慰或希望，远比那位让人眼花缭乱的先知要多。

[1] 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re Blok，1880-1921），俄国诗人，俄国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人物，成名作是《美妇人集》（Cantiques de la Belle Dame）。

[2] 德尔图良（Tertullien，150-230），或译戴都良、特图里安、特土良，基督教主教，早期基督教的神学家和哲学家。

[3] 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威尔士诗人，二十世纪英国诗坛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

[4] 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法国哲学家和神学家，十七世纪笛卡尔学派的代表人物。芬乃伦（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1651-1715），法国天主教神学家、诗人和作家。

[5] 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数学“帕斯卡定理”和物理学“帕斯卡定律”的发明者，后转向神学研究，1655年起隐居修道院，写下了《思想录》（Pensées）等经典著作。

[6] 哈西德派（hassidisme），犹太教正统派的三个支派之一，十八世纪起源于波兰犹太人。

[7] 猩猩属（orang-outang），也叫人猿、红猩猩、红毛猩猩，灵长目人科的一属。马来语和印尼语叫作“Orang utan”，意思是“森林中的人”。

[8] 隐士（stylite），特指基督教早期住在神庙废墟、柱廊、门廊甚至柱子顶端并实行最极端之禁欲和苦修的隐士。

[9] 斯多噶学派（stoïcisme），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流派。该学派的学说以伦理学为重心，秉持泛神物质一元论，强调神、自然与人为一体，“神”是宇宙的灵魂和智能，个体小“我”须依自然而生活，爱人如己，融合于整个大自然。

[10] 马可•奥勒留（Marc Aurèle，121-180），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的最后一位皇帝，161-180年在位，斯多噶派哲学家，有以希腊文写成的《沉思录》（Pensées pour moi-même）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