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城市：“城市研究”的概念、方法与关切

“城市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 1938年，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在做出如此论断时大概不会想到，时隔近一个世纪之后，他的声音依然飘荡在很多城市的上空，不断告诉人们要通过城市规模、城市密度和城市的异质性来把握城市带来的崭新的生活体验和社会状态。当然，在不同的语境中，人们对待城市规模和城市密度的态度迥异：有些地方在礼赞这些城市要素，另一些地方则开始摆脱它们，力图以一种降低密度和控制规模的姿态打造别样的城市景象。

但是，无论语境和姿态如何不同，城市始终镶嵌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民族-国家政治叙事的中心环节，不仅有力地主宰着特定的经济结构，也紧密关联着不同版本的现代性想象。在诸如“全球城市”和“一线城市”这样的话语层出不穷之际，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乃至人生际遇也越来越裹挟在针对城市的话语和政策体系之中。有的人因此“逃离北上广”，有的人成为纷至沓来的“抢人大战”的目标，还有一些则瞄准了作为潜力股的“新一线城市”，在成都、杭州或合肥这样的地方开启自己的事业与生活。当将近三分之二的中国人落脚于城市之中时，我们又猛然发现曾经的“乡愁”开始变得模糊，而“回不去的故乡”成了我们新的乡愁。

面对这一巨变的城市图景和一系列与之关联的社会变迁进程，人们对城市议题的兴趣也与日俱增。除了建筑学与城市规划，还有诸多学科涉足其中，共同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城市现象贡献自己的力量。比如，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过程和机制，城市社会学则深入探讨了城市化的一系列关键时刻如何嵌入又再造了绵延的社会结构和互动关系，城市政治学开始思考这样的巨变在权力关系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投影，而城市经济学延续对集聚经济的关切，跨越时空呼应着沃斯有关城市规模和密度的讨论。

所有这些学科都有力地增进了我们对变迁中的城市空间与社会的认识，但也面临着一系列共性的问题。首先，这些学科都有着自己各自的知识背景和学科传统，它们对待城市议题的方式首先需要服从于既定的学科范式。因此，这里生成的很多针对城市现象的讨论常有一种把城市视为背景、对象或容器——而非主体和主题——的倾向。同时，不同学科脉络的讨论常有不同的侧重点，它们也许偶有交错和对话，但并不总能共同推进对多维度城市现象的共时性探讨，这让我们难以从统合的视角去把握城市变迁的多重面向。不仅如此，这些学科的很多讨论还在本体论层面缺失了一个关键的反思环节：当我们谈论“城市”时，到底在关切什么？在不少现有探索中，论者常常不假思索地接受“城市”的行政区划设定，简单地把区划边界作为城市的边界，而忽视了跨越边界的城市过程和多样的城乡关联。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把握其他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在社会科学众多细分领域中，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其与上述各专门学科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又对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有着清晰的界定。面对不断演化的城市现象，城市研究者也在积极探索新的理论和认识论工具，以期真正将城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题，更加深入和批判性地探询城市过程自身内蕴的脉络、谱系与逻辑。本文立足于对近年来学科演化轨迹的梳理，从城市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理论脉络三个维度切入，邀请读者通过如下三个问题重新思考当下的城市经验：到底何谓“城市”？我们如何才能把握多重的城市经验？城市空间变迁背后的逻辑又当如何阐述？

何谓“城市”？城市研究的本体论反思

城市是一个动态的时空与社会过程，而非静态的有界空间。大卫·哈维对这个观点的论证主要立足于他发展了的辩证法框架（Harvey, 1996）。在他看来，现实中的过程比其产物更为重要。在我们的观察中，任何产物都只是演进过程中的一个横截面、恒存（permanence）或者瞬间，这个过程本身是永无止息的。如果把这个产物（比如某个特定节点的城市景象）当成一个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实体，那么就会忽略绵延和变迁的过程本身，并因此与真实的城市状况和城市进程失之交臂。对此，亨利·列斐伏尔也做了非常有洞见的论述。在《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一书中，他区分了 city 和 urban，用前者来表征诸多专门化的学科作为对象进行论述的固定和有边界的实体（“城市聚落”），而用后者来提醒我们当下正在全球尺度上演化的城市进程（“城市社会”）。换言之，列斐伏尔所界定的“城市”（urban）是无边、弥漫和全球性的过程，是充分承载了当下具有宰制性社会关系的时空景观，也是我们理解全球和全局性变迁的最重要的切入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城市是一个纯形式（pure form），一个促成了相遇、集合和共时性的地方。这个形式没有任何特定的内容，但却是吸引力和生活的中心。它是一个抽象物，但不是形而上意义的抽象，而是一个具体的抽象——它的样子是由与之关联的社会实践加以塑造的。（Lefebvre, 2003: 118-119）

因应列斐伏尔的这一分析视角，城市研究者不断推进在城市本体论层面所做的探索，力图更好地把握城市这个“具体的抽象”。在对巴西圣保罗一处临时性的居所开展的分析中，柯林·麦克法兰（Colin McFarlane）注意到，我们要更加关注类似这样的城市元素是如何从“日常生活之海”中逐步构建起来的。（McFarlane, 2011a）在他看来，城市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种不断进行的“聚集”（gathering）过程——正是在收集、合成、排列和再利用的微观实践中，我们方能切实把握城市空间内蕴的过程性、关系性和生成性（becoming）。这样的分析进而邀请我们去探索如何能够从德勒兹意义上的“组合”（assemblage）视角重新理解城市。在麦克法兰的论述中，组合视角既是一种思考的路径，也清晰地表征着城市进程的内在属性，因为它在时间性的维度关联着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它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下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种零碎的事物为什么以及如何累积在一起，并使特定形式的城市主义成为现实？

透过组合视角，我们不仅能充分把握差异、多元和不平等的城市主义得以生成的具体语境、过程和机制，而且可以进一步探索城市进程中社会要素与物质元素的相互作用机制，重塑城市研究中对能动性和批判的构想方式，并为更具寰宇性的别样的城市想象奠定基础。（McFarlane, 2011b）当然，在批判城市研究的视野之下，组合视角对物的能动性的关注需要与“更广泛的整体性”（尤其是政治经济结构等“语境之语境”）衔接起来，以更好地剖析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中嵌入的社会力量及其演进动态 。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德勒兹在针对组合的论述中主要聚焦流动性、不可预测性和物质本身内蕴的活力，但是城市研究中对组合视角的调用更为关注这些纷繁的物质对象如何能够有助于界定我们思考城市问题的语境，从而推进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与解决。

在诸多亟需理解的城市语境中，来自边缘的声音日益占据中心位置。在当下常见的解读中，城市边缘（比如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常常被视为“尚未（足够）城市化”的地方，或被贴上“脏乱差”的标签——并因此成为被整顿和改造的对象——最终目的则是促成这样的地方实现所谓“全面城市化”。但从本体论的维度来看，城市边缘的意义远不止于城市空间外扩的前沿地带这么简单，它们在形态上也许是外在于常见的城市想象的“他者”，内里却蕴含着成为城市（the city yet to come）的过程本身。

围绕着内与外交织的辩证法，我们得以在这种边缘化的城市性中更加鲜明地窥见形塑城市空间、城市社会与城市进程的诸多力量与机制。只是，对于城市边缘的学术探讨常常被一种霸权性的学术话语所笼罩：过往的一系列文献都倾向于用植根于英美城市经验的“郊区”（suburb）来命名全球各地彼此迥异的城市边缘，而无视这些不同的边缘在本地语言中的称谓所呈现出来的丰富的历史和地理语境。（Zhao, 2020）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珠三角城市的城中村、印尼爪哇岛的desakota、巴西的favela，以及遍布全球南方国家的所谓slums ，这些不同的词汇表征着差异化的城市经验，也在提醒我们进一步探询语言中所蕴含的城市本体论议题，而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城市认识论：如何把握多重城市经验？

认识论的主要关切是如何确认特定的知识为“真”，因此对于各个学科来说都是构建自身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过去20年间，城市研究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是比较城市主义（comparative urbanism）的兴起。在后殖民主义等相关理论资源的启发下，城市研究开始反思既有理论图景在地理维度的缺陷——欧美中心主义，并逐步把其他地方的经验观察纳入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之中，力图借助比较研究等方式更好地把握多重城市经验。这一文献脉络摆脱了用一小撮英美城市构建起来的大量所谓“城市理论”，把目光聚焦在传统理论无暇关照、甚至在地图上隐身的“寻常城市”（ordinary cities）身上。虽然这些寻常城市汇聚了全球南方的多数城市人口，但在传统的城市知识体系中却缺乏话语权，不得不削足适履地屈从于来自纽约、伦敦、芝加哥或洛杉矶发出的“理论”声音——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沃斯。

在发表于2002年的一篇开创性论文中，詹妮弗·鲁宾逊（Jennifer Robinson）明确为这些寻常城市发声，呼吁那些沉溺于所谓“世界城市”（world cities）或“全球城市”话语的人们拓宽视野，去直面这个充满了（寻常）城市的世界（a world of cities）。随后，她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在2006年出版的《寻常城市》一书中系统总结了自己的核心关切：

我将着重关注针对城市生活的比较研究可能为构造这些别样的城市研究策略带来何种新的潜力。在这一探索过程中，真正重要的是去探寻处理不同城市之差异的有效路径，而非简单地把一些城市贴上“现代性”的标签，而把其他城市留在所谓“传统”的境地。同理，我们也不应当直接把其中一些视为更加“发达”的城市，并将它们放置在城市序列的更高等级之中。与这些惯常的思路相反，后殖民城市研究的路径要求我们勉力探索从看似迥异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经验中互相学习的潜力。（Robinson, 2006: 41）

比较城市研究的路径摆脱了线性和目的论的时间观，深入反思了这类观点背后隐藏的殖民式和新帝国式的权力关系，超越了传统-现代二元论，采用一种更加寰宇主义的视角，把不同国家、地方和城市的迥异经验放置于研究图景之中。在具体的比较研究实践中，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溯源（genetic）的方式追踪特定的城市结果是如何涌现的，又关联着其他何种现象和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生成（generative）的路径，把不同案例内蕴的奇异性（singularities）纳入对话之中，通过比较来识别关联，并获得构建新的理论的契机。（Robinson, 2022）但无论采用何种策略，都需要遵循差异性、关联性和可修订性的原则，拒绝简单套用任何宣称具有“普适性”的理论。

面对比较城市主义的挑战，那些依然秉持欧美中心主义的城市“理论”的拥趸们也开始了他们的反击。以艾伦·斯科特（Allen Scott）和迈克尔·斯托珀尔（Michael Storper）为代表的一众学者声称，“这些浮在表面的经验性的差异，不过是普适理论在不同地方的变种而已，不能简单地通过差异来反驳理论本身的正当性”。（Scott & Storper, 2015）在他们看来，城市研究应当聚焦所有城市的共性、普遍规律和内在逻辑，否则讨论将既不清晰也不合法。更具体地看，他们认为古往今来的城市发展都受到两个定律的主宰：第一，经济集聚是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最根本的黏合剂；第二，集聚的空间表征是特定的城市土地联结机制（urban land nexus），以尽量同时满足所有经济参与者对邻近性的偏好和对负外部性的区位的规避。这样的观点并非孤例，在其他城市经济学家的写作中也常常得到呼应和支持，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所著《城市的胜利》。

安娜亚·罗伊（Ananya Roy）在回应文章中对此做了非常精准和犀利的反驳。（Roy, 2016）她回忆起自己曾经如何力图借助上述分析视角去重新理解家乡加尔各答，最终却发现既没有办法在那里的贫民窟里面找到“集聚经济”的痕迹，也没有办法在土地产权属性并不明晰的地方去识别一个加尔各答版本的城市土地联结机制。相反，加尔各答的城市生活和城市进程密集地镶嵌在各种类型的非正规经济、就业和聚落之中。如果说城市经济学家意图维护的理论是一种“世界文学”，那么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去处理真实存在的社会、经济、空间特征与宣称具有普适性的“世界文学”之间的张力。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剖析这种视角背后存在的认识论预设：倾向于把不同地方的历史差异矮化为经验变异，同时把全球性的现象等价于所谓“普适性”。在罗伊看来，隐身于这些预设背后的是一套理论的自负，它植根于欧洲中心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空间原教旨主义，认为只有特定的城市经验才能生成理论，宣称城市发展必须仰仗城市经济的增长，同时用本质主义的视角简单化理解空间现象。

比较城市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历史和地理差异放置在前台，去认真地理解每一个城市与地方，关心它们本地的历史和地理状况，从而借助新的观察和比较去构造别样的理论可能性。当然，关注在地状况和时空差异并不代表着对理论的拒斥，这也是城市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研究者对比较城市主义的常见误解。杰米·派克（Jamie Peck）就曾评述道，有一些比较城市研究变成了“仅仅在表面发现差异的研究”，虽然促成了对既定理论的反思，却无法进一步在理论层面提出替代性方案。（Peck, 2015）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诸多超越了国家和城市边界的进程与力量时，如何把握这些流动又彼此关联的过程和图景？但事实上，比较城市主义并没有忽视这些过程和图景。相反，这一文献脉络十分关注把具有差异性的案例放置在关联的图景里面，从而通过对一个或若干案例的剖析去揭示上述流动和关联着的城市进程。在最近的一系列讨论中，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意识到，要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实现城市理论的重构，需要我们超越和扩容既有的城市语汇，因为常用词语常常局限着理论的表述方式和分析视角，无法满足我们从迥异的城市经验中互相学习的要求。语言由此亦构成城市研究认识论的一个分析进路。

城市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

在城市研究领域，政治经济批判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分析路径之一。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哈维和列斐伏尔等批判城市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空间与资本积累之间日益密切的关联。他们分别借助资本循环和空间生产等分析框架，力图把握这一关联的内在机制与逻辑。在他们看来，城市之所以会发生剧烈的空间转型，是因为资本积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当资本在传统工业部门遇到过度积累时，它们便不再把重心放在对特定商品的生产上，而是移向对城市空间和建成环境的生产，这就是从初始循环（primary circuit）转向辅助循环（secondary circuit）的过程。

与这一变化相伴而生的是另外一重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新自由主义的兴起。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和随后漫长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二战后西方国家广泛实施的福利制度难以为继，不得不开始探索替代性的制度方案。之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英国和美国不约而同地把市场交换的伦理信念设定为一种新的常识，认为稳固的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才能增进人类的幸福，国家只需创造和维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框架，并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减税、削减福利开支和放松管制等方式加以实践。这一新的政治经济安排也彻底改写了城市的空间和社会面貌。随着相关实践的推进，尤其是哈维称之为“城市企业主义”（Harvey, 1989）的诸种策略被广泛推行，作为外部强制力的城市间竞争不断强化，城市空间的奇观化和城市政策的投机性也逐渐蔓延开来。在各种滨水空间开发、城市更新案例以及通过公私合营（PPP）推动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城市逐渐通过“士绅化”等机制被打造成上述辅助循环的有效场所，居于其间的普通人则不得不忍受高涨的房价、社会的极化、居住的分隔乃至强制迁移。（Lees, et al., 2016）

新自由主义的思维和举措随着相关国际机构不断宣扬的“最佳实践”而流转到世界各地，成为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城市制度框架。但是，这种全球性现象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一种普适性的分析视角，因为作为动态治理技术的新自由主义必须与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 “共栖”，这受制于各地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状况，所以其遍在性是复杂和异质的。（Ong, 2006）比如，在中国过去40余年的城市巨变中，城市空间转型的政治经济机制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主导的、基于土地的和城市导向的资本积累过程，国家始终在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并保持着一种中心性的位置，这与上述英美城市经验截然不同。当然，这种总体性的差异并不妨碍特定的城市企业主义元素在我们周遭落地。在城市之间针对资源、资本的零和博弈中，在不断升级和奇观化的城市建成环境里，在走向临时化和碎片化的经济与产业结构中，我们都能识别出相应的政治经济安排的影子。

城市政治经济分析并不总是宏大叙事，我们同样可以借助其透视城市变迁与转型的微观案例。比如，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各种各样的村落在过去十数年间快速消失，让位于不断涌现的新的城市形态——高密度住宅区、商业综合体、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等。如果我们深入这些村落内部，去了解正在发生的社会-空间巨变的细节，就会意识到这些村民不能被简单地贴上“拆二代”或“钉子户”的标签，也不能被简化为一夜暴富的城市化大赢家。他们自然有着自己的关切、诉求和地方感，但是在城市到来的时刻，他们也确实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们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大的城市化进程对照起来看，会发现通过政府提出的安置方案融入城市生活方式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方式，沃斯的话只对了一半。这样的局面镶嵌在了以上讨论的国家主导的、基于土地和城市导向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因此可以构成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起点：比起生活方式，“城市主义”是否更应当被视为一种特定类型的国家工程？

结语

城市研究的本体论设定、认识论框架和理论路径都是多元和充满辩论的领域，但这些纷繁的声音在共同提醒着我们：城市议题自身总是充满了复杂性，不能简单地遵从同一个理论、同样的原理或同一种声音。当我们再度审视类似“何谓城市”这样的问题时，不妨尝试与列斐伏尔或麦克法兰的视角做进一步对话：如果我们把城市视作一种动态变迁过程中的“具体的抽象物”，如果我们采用了组合的分析路径，是否以及如何能够更好地界定和理解我们所关注的城市进程？在这样的尝试中，我们还需要牢记比较城市主义的提醒，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本地和历史的境况，而非来自特定城市的特定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在迥异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经验中互相学习的潜力，一方面发出“寻常城市”的声音，另一方面拓展城市研究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必须密切关注城市变迁内蕴的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和利益格局，充分注视其中牵连着的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思考对于他们来说更为合理和公平的城市进程会是什么样子，又能如何得到推进。对城市变迁之逻辑的理解，和对城市公平与正义的追寻，都应当是城市研究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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