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好友Angel

我一直觉得，和Angel的友谊，值得写写。

我们是初中校友，同年级，隔壁班。15岁时我就认识她，因为她是年级第一。初中三年，我们总听到对方的名字，经常照面但不熟悉，互相欣赏也暗中较劲。初三那年，我考进了县里的重点高中，而她去了杭州进修外语，随后赴美俄亥俄留学，从此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

我们相熟相知，始于中考结束后的一个清爽的夜晚。那天，我盘腿坐在乡下房子的木板床上，拿着手机给Angel码字。聊到兴奋处，我的内心突然开始发颤：

“嗷嗷嗷！你也喜欢荆棘鸟！！”

“梅吉！”

“对，我超爱她”

“傲慢与偏见，你看吗？”

“嗷嗷，那个我看，我超爱达西！！”

“我也！”

“还有伊丽莎白！”

“对！”

“还有飘！”

“瑞德和斯嘉”

“没错！”

那感觉，就像在世界那一头挖出了另一个自己。

啧，真奇妙。

******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西方小说的忠实爱好者，并且从中汲取精神养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聊书里的东西，无论是我们都喜欢的梅吉，还是评价褒贬不一的拉尔夫。

梅吉，像玫瑰花一样美丽而带刺。我们都很喜欢的小说女主角。

那时我们都不成熟，但无知毕竟无畏。我们都迷恋纯粹的知识，自诩清高，并且鄙夷流俗的功利。一样地视自由为最高的追求，一样地感情充沛，无论对书，还是对世界，一样地不切实际爱幻想，也一样地苦心寻找与自己灵魂相契的朋友。

我们庆幸遇见了对方，感慨在彼此身上找到的共鸣与精神慰藉。有一次，她甚至跟我说，“我感觉你和那些凡夫俗子是不一样的”。我当时觉得好笑（毕竟，把周围的人都归为凡夫俗子听上去好像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不过实际上，我还是被深深地flattered了。毕竟，在这个普遍以“漂亮”“可爱”“善解人意”来衡量女孩的社会，有人能认可你的不同，是件很难得的事情。

某年除夕，我们还做了一个约定：不妥协，保持自己的棱角，不因外界改变自己，永远向往爱和自由。

******

她在俄亥俄的七山念高中，那是我在地理书上才听到过的名字。她说，那里的生活很浪漫：思想很自由，人们很包容，还有舞会、大草坪和好风景。

我刚开始很羡慕她，但渐渐这种情绪也就淡了。留给我想这些问题的时间并不多，因为我也开始念高中。寄宿制的学校，每天五点半准时起床，十点半准时熄灯。高一的时候我还喜欢每周回家看部电影，和同桌谈论电音和Avicii，自修课溜去图书馆，望着整排的西方小说出神。但后来，我被彻底squeeze out。只能机械地看些杂志和教辅，学着做一个高效的信息获取机器。

高中为数不多的假期里，我们还会打电话聊天。有一天，她跟我说，

“你变了。”

我甚至没有犹豫，接着她的话说，

“是的，我变了。高中生活改变了我。”

******

上大学后，我们争吵变多了。大概是彼此的价值观，都到了一个成长形塑乃至成熟成形的阶段。困惑、迷茫与不断的追问，conflicts很多，contradictions很多，但更多的是paradoxes。

其实我不爱争吵，总想着该如何尽快结束争吵，但Angel不愿意接受一个草率的和解。少数涉及价值观的话题，我们仍会争得面红耳赤，质问到令对方难堪，直至陷入良久的沉默。

有一次，甚至到了双方都激动得哭了的地步。

争论起源于她问我，你不觉得，国内的很多老师都不尊重人吗？

我说，是的。但背后的历史文化原因更值得深究。

她很惊讶，难道你觉得，这些是可以被excused的吗？

我说，没有，但是在中国的环境里，这些确实更容易发生。比起一味的批评，探究这些缘何发生更重要。这些行为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社会的一整套行为逻辑和文化密码。

她接着发问，难道人与人的平等不是真理吗？

我说，当然不是，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恰恰相反，人生而不平等，更像是我们真实生活的世界。

然后她就冒火了。在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开始颤抖，带着哭腔，她开始讲美国的黑人，如何因为没有办法改变的社会现实而饱受歧视。并且告诉我，只有进入受害者的语境中，你才能真实地共情，平等实际上才有谈论的可能。像我这样总是为施暴者辩解，反而会助推不平等。

接着，她继续指责说，国内的老师们，几乎没有平等意识；指责中国的文化，总是为上位者辩护。

这时我也急了。我觉得，她没有资格将个别老师的行为等同于全体，也不能如此鄙弃我所热爱的文化。

于是我开始和她讲钱穆，讲《中国历史精神》，到最后，我发现自己居然也在流眼泪。

debate最终无疾而终，最终是谁也不服谁。这样的争论显得有些荒诞。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游离于具体的对象而失去明确的逻辑。而且我们总是太过发散，以至一些事实性的判断被简单的价值判断所替代。而一旦涉及到价值观，就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了。无论对方说什么，都很容易拱火。

这样的争论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虽然不太愉快，我还是从其中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并且有了更多机会重新审视自己。

******

我和Angel很大的不同，在于遇到一个社会问题时，我先关注到的往往是它为什么会发生；而她总会先感到悲愤，说，不该如此。

我偏好历史，喜欢历史的人总是在追因，她偏好文学，文学青年总是喜欢深沉的批判，而他们的心是面向未来的；我在为现存秩序寻求一种合理的解释时，她总在抨击旧制度，谋求新秩序，向死而生，向阳而生。

我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敬爱钱穆先生。也许是在近代史中感受到了太多屈辱，他的那一套——讲中国历史的道，讲它寻求向内扩展而非向外扩张的精神特质，实在太吸引我。

《觉醒年代》里有一集，辜鸿铭拖着小辫子在讲台上讲中国人的温良，我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并不支持辜鸿铭，但在那个语境下，我感到真实的感动）。

这种价值观念，和Angel所接受的西式教育，是绝然不相容的。尤其Angel的高中，左翼氛围很浓厚。Angel说，右翼在她们学校几乎没有生存空间的。她也很奇怪，都是优渥家庭出生的孩子，却偏偏生得很激进。他们学《独立宣言》，看马克吐温的小说，批评希特勒和斯大林，关心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与福利，而视自由平等为最崇高的东西。

而我觉得，在当今中国，生存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谈平等是奢侈的。至少激进地谈平等问题，并不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也难以引起大多数的共鸣。

Angel总批评我，说我有一种“存在即合理”的固化思维。我说，我附着在这个社会现实当中，我比你更懂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我有时候也反思，也许是我太保守了。对于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来说，总是安于现状，惰于改变，这样的思想也许有毒的。我也害怕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维护，在经年累月之后，会变成对旧制度的美化，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粉饰。

但我也有些难以想象，如果Angel回到国内，大概会有多失望。也许那时她能够体会到，我的疑虑与迟滞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切肤之痛后的无奈与彷徨。

不过仔细一想，我们的分歧其实也没有那么深。我们同样深爱着这个国家，同样汲汲以求现代性的实现与文明的进步。只是方法与路径有所不同，激进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本是一体两面。争吵与对立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发掘我们的共识。

******

在平等问题上，Angel总能给我新的思路。

我从小就偏爱英雄主义。喜欢三国，喜欢霍去病、阿基琉斯和亚历山大。

以前我还和Angel说，托翁在《战争与和平》里，提倡以仁爱代替英雄主义，把拿破仑被描绘成一个光着膀子、总是在清理腋下毛发的小人，这未免不太公平。

而英雄主义偏偏是Angel最讽刺的东西。她认为，一旦把人英雄化，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愈难实现。自我神化和意义塑造，是平等的死敌。

我其实客观上赞成Angel的立场。我也讨厌造神运动，讨厌封建统治者鱼肉百姓还篡改了很多史书为自己正名。但是我还是喜欢那种血脉贲张的时刻啊，喜欢李自成率领起义军进京的场景、茨维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写的平凡人的英雄瞬间。

古代史里，我最仰慕的是君臣之谊，臣对君的忠，君对臣的爱护。但那毕竟是上对下的关系所衍生出的副产品，本质上并无平等可言。

******

Angel读书时，喜欢看微观个体，关注小人物的复杂情感变化与抉择。而我喜欢很宏观的东西，喜欢看历史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生，逆之者亡。

其实我也挺矛盾的。我也不是觉得微观个体的故事不值得讲，只是觉得在历史的大山下面，个体的尊严就像一张纸一样薄。平等这种东西，是在语境下面求得的。人不可能超脱历史环境之外谋求平等。就像Angel会觉得，古代的妓女、罗马治下的底层人民、种植园里的黑人，可以通过他们的反抗求得更多的东西。而我会觉得，不自由毋宁死固然值得讴歌，但落实到单个个体，他们都应当有为保全自身而牺牲自由的权利。

******

我一般不敢跟Angel聊女权的问题，因为往往一谈就崩。

Angel总是说我有残留的男权思想。总是在为旧制度作辩护，对异性过于包容而对同性抱有偏见。

虽然表面上不承认，但这样的批评也不是毫无道理。

有一次坐飞机，我们在聊《遇见王沥川》的女主，说她率性敢为，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我开玩笑说，不太喜欢这样的女性，我喜欢在爱情上含蓄一点的。

气氛突然凝滞了。Angel突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那男性呢？

我陷入了沉默。原来我的潜意识里，还是会觉得，男性可以做的事，女性不适合做。

我是个很爱古代史的人。但一部封建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男性的历史，女性的生存空间小得可怜。《红楼梦》里探春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像林黛玉、李清照这样女性，只能社会制度框架外——诗歌的天地里挥洒自由。所以我很难在古代史里找到对广大女性群体的认同感。

西方小说里，试图突破体制的女性多一些。《小妇人》里面的Jo和《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是Angel最喜欢的两个女角色。

而我却偏爱斯嘉丽。斯嘉丽理论上不能算是一个突破体制的人，我喜欢她是因为她性格上的横冲直撞，还有不倒翁一般挫而不倒的意志。

Jo，跨越雷池追求解放的女性

于是渐渐地我发现，我和Angel追求的自由，原来并不相同。Angel的自由，是对不合理制度的反抗，是飞蛾扑火的飞蛾幻化成美好的身影，是以卵击石的那一刻蛋壳的无比坚定。

最近她很痴迷马克思，总是跟我提起马克思自由的concept。马克思的自由，本质上是在社会关系中求得的。自由的获得，必然伴随着对旧的社会关系的粉碎与重塑。

而我向往的自由，更多求诸内心。这是一种消极自由，有些避世的倾向。我渴望心灵探索的无疆界，认为即便身陷囹圄，自由依然是可得的。这种自由不求打破任何现有的社会关系，而重在现有社会条件下找到内心的安宁。它外化出来，有时表现为豁达，有时表现为狂妄，有时表现为荒诞不经的行为。乃如令狐冲挂壶饮酒消愁、欧阳修佯做醉翁、苏东坡在墙外听墙里佳人笑，更多是一种情趣与排解，而非切实可用的价值观。 ******

现在，我认识Angel己经五六年了。五六年的时间里，她在美国，我在中国，隔着一个太平洋，几乎无话不说。不间断的发消息、打电话，但现实中又聚少散多，几乎活成了网友的模样。

我们当初相识，是慨叹于对方和自己灵魂上的呼应。今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分歧，在不同的教育体系和生长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但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依然保持着对自由、真理和爱的追求。几个月前，我发给Angel一段爱因斯坦的话，给她激励，也是自勉：

“倘若没有对志同道合者的亲切感，倘若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永远达不到的对象，在我看来生活便是空虚的。人们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名、奢侈——我总觉得是可鄙的。对于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我有着强烈的感受，但对于直接接触他人和社会，我又表现出明显的淡漠，二者之间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过客”，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是我的直系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从未失去一种疏离感和保持孤独的需要，而且这种感受正与日俱增。人会清楚地发觉，与别人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并不足惜。这样的人无疑会失去一些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但也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不去尝试把他内心的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