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永生与时日无多：医学、尼采与奇异博士
本文选自：《<奇异博士>与哲学》
[美]马克·D·怀特 主编；
仇舒一 译.
作者简介
乔治·A.邓恩（George A. Dunn）是哲学和流行文化领域的作家。除了为威利-布莱克威尔（Wiley-Blackwell）众系列丛书供稿外，他还主编或合编了六本关于哲学和流行文化的书籍，最近的一本是与杰森·埃博尔（Jason Eberl）合作完成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hristopher Nolan），2017年由列克星敦出版社出版。乔治和奇异博士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到访过珠穆朗玛峰，只不过乔治最远也就到了大本营，还是坐着一辆旧货车抵达那里的。货车破旧得可怜，喜马拉雅蜿蜒山路上的砾石让车子颠簸了一路，他一直在后悔为什么偏偏没有带上自己的悬戒。
对现代医学来说，死亡是败笔——2016年上映的《奇异博士》电影在开篇就说明了，主角史蒂芬·斯特兰奇（Stephen Strange）不喜欢这种失败。要不是车祸悲剧性地葬送了这位神经外科医生辉煌的职业生涯，斯特兰奇医生确实从未败过。他“履历完美”，比利请他帮忙救治一位“罹患晚期脑胶质瘤的68岁女士”时，他就是这么自夸的，不过要救这位女士并不容易，很可能会毁了他完美的记录，所以他拒绝了。但他也不喜欢医治没有挑战性的病例，因而又拒绝了一个“35岁，在某种实验装甲中压伤脊柱的空军上校”，理由是这手术跟过家家一样简单：“我当然可以治好他，但其他人照样可以。”(1)
因此，在被那场灾难性的事故毁了双手之后，他的世界就这么崩塌了。物理治疗永远无法把这双手恢复原样，其他掌握先进实验疗法的医生为了确保自身声誉也拒绝接受他这个病例，而“我得为自己的名誉着想”正是史蒂芬曾用来拒绝病人的理由，何其讽刺。史蒂芬的整个医生生涯——除此之外他似乎也不剩什么了——都在救死扶伤：他专注于研究促进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发生，修复受损神经组织，这成果有望拯救数千条生命；手术室里，他把病人从死亡边缘拉回，并不止一次抢回已宣告脑死亡的患者。若说死亡对史蒂芬来说是败笔，活着也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车祸虽然没有带走他的生命，但毁掉了他的双手，无异于终结了他活下去的唯一意义。
去向东方
“这不是世界末日，还有其他事情可以给你的生命带来意义。”他的好友和同事克里斯汀·帕尔默（Christine Palmer）劝他，但他愤然反问道：“比如什么？你？”看着史蒂芬徒劳执着于医治那双无法康复的手，克里斯汀想劝他放弃，认清“有些事情他是无能为力的”。可他无法想象失去事业后的生活，所以紧抓住过去不放——过去再也回不来了，他也就愈发绝望、愤怒。走投无路之下，他去了尼泊尔，到那喜马拉雅山的高处寻觅奇迹。他找到卡玛泰姬（Kamar-Taj），成为古一法师（Ancient One）的门徒，本想学习治愈双手的奥秘，后来却学会了从对过去的执拗中觉悟，迎接转变和死亡。其实这正是克里斯汀想要告诉史蒂芬的，只是，或许他注定得先去世界的另一边，去到东方大陆，在最绝望的时候遇见那位身着藏黄僧袍的法师，由她讲述同样的道理，如此才能真正听进去。
至少从19世纪起，就有一种惯例把包括印度次大陆、喜马拉雅区域，尤其是远东（Far East）在内的“东方”视作智慧和灵性的土地，而认为西方则充斥着没有灵魂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科学知识不断增长，浅薄的智慧却无法将其运用自如。在人们的认识里，西方就是这样一个精神贫瘠的地方，而史蒂芬在很多方面就是这种形象的缩影。他自负、自我，自以为掌控着全局，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只相信理性和科学，像个孤儿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里单纯如白纸，上面只有人类涂抹上的色彩。“人类是物质的，仅此而已，”他用科学物质主义的信条反驳古一法师，说道，“你也不过是这宇宙中一粒微小而无关紧要的尘埃罢了。”
显然，不是所有西方人都认同这种世界观，因为它低估了人们面临的生存困境，而且过于崇拜科学、技术、医学，以为只要有了这些，人类就可以随心改造冰冷宇宙的这一隅。不过这的确反映了西方固有的一种态度，那便是只关注科技发展后人类获得的巨大力量，以此来为科学物质崇拜辩驳。影片开头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力量，我们看到史蒂芬运用高端的医学技术和熟练的技巧挽救了病人的生命，可是在卡玛泰姬，古一法师却忠告他“你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成功，但到此为止了”，并指导他“放下你的自我（ego）”。若说西方是超理性主义者（hyper-rationalist）的天下，轻视自然的力量，那大众想象中的东方就是灵慧之地，人们去那里学习如何放弃掌控，学会接受理性的无能为力，从而求得智慧。
卡玛泰姬承载着西方人理想中的独特亚洲文化，由东方研究者提取各个传统中的要素拼凑而成，它们不相协调，从多方面展现神秘、开悟的东方。古一法师不是佛教徒，但穿着佛教僧侣的藏黄僧袍，给史蒂芬看的书中画有印度“脉轮”（chakras，坦陀罗体系中人体的精神能量中心）和中国针灸图像；卡玛泰姬的学徒们则着日本款式服装，接受武术训练，而法师如智者般正容亢色，传授一些神秘箴言（“在现实的源头，精神和物质相连，思想雕琢了现实”）。古一法师显然不是亚洲出身——影片交代她是凯尔特人（Celtic），如此一来，她就与新纪元（New Age）的玄秘智慧和基督诞生前的西方对自然的亲近微妙地联系起来。凯尔特人在大众想象中就像东方智慧在西方的遥远映射，很早之前就随着基督教轰轰烈烈的发展而式微。影片虚构了这样一个充满喻义、多元混杂的亚洲国度，并非用来刻画亚洲文明的现实，而是传递一种意识：在成就西方科学技术的路上，我们丢失了一些关键的东西，不过它依然存在于别处。正如史蒂芬回医院时对克里斯汀说的：“发现西方医学没什么指望后，我就去向东方。”
“物质，仅此而已”
史蒂芬说的是“西方医学”（Western medicine），但也许用“现代医学”（modern medicine）更为确切，因为他从事的这种医学，与17世纪时伴随科学革命诞生的一系列有关人类地位与自然界的思考有紧密关联。引领这场革命的有两位哲学大师，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和勒内·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他们创设了后人所称的“培根计划”（Baconian Project）（起名为“培根”是因为他在其中居主导地位）。
这项计划源于减少人类苦难的迫切需要——正如培根所说“征服人的需求，克服人的苦难”——也源于发展科技，征服自然，扩张人类自由国度的需要。(2)它既塑造了西方文明，又极大影响了日益突显的全球现代文明。笛卡尔更加直接，他称该计划的目的是通过自然科学发展新技术，从而让人类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所有者”。如此，
我们不仅拥有了无限的工具，能更加便捷地利用自然资源，享受丰收果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健康得到了保障，这是头等好事，也是享受生活中其他好事的前提。(3)
笛卡尔将延长生命的无限可能性视作现代科学做出的最大贡献。他曾写道：“一直以来，我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延年益寿。”(4)现代以前，医学工作者在致力于救死扶伤的同时也清楚，治疗可能无用，死亡不可避免；但在“培根计划”里，人类力量遭遇的任何壁垒都意味着对人类自主性的损害，因此人类必须一起攻克这个难关，获得对自身存在的控制权。对笛卡尔来说，死亡就是必须征服的敌人——对斯特兰奇医生来说亦如此。(5)
当代哲学家（兼物理学家）杰弗里·毕晓普（Jeffrey Bishop）指出，“培根计划”视人的身体为无生命的肉体，而不是活生生的、既富有生机又受过苦难的躯体，也看不到其所有者有着各自的身份、阅历，各有所求，亦有所惧，也有所爱。(6)这就有些讽刺了。这不仅是说，大部分外科医学生在学习手术技巧时的“第一个病人是死人（尸体），是真真正正的解剖刀下的人”(7)，更是在说要像对待机器一样研究和操纵人类高度复杂而精细的躯体，还要像机师修理死气沉沉的仪器一样对其进行修复。史蒂芬认为人莫过于物质而已，便是折射出医学对待人类身体的这一态度。
城市综合医院里，全身麻醉躺在史蒂芬手术台上的那个病人实际上无异于一具尸体——也几乎要像一具尸体那样被摘除器官了，就算他的心脏还在跳动。幸亏史蒂芬没有听信主治医师关于其“脑死亡”的错误诊断。医院就是这样的地方，拥有无数高科技设备，进行无数高效手术，用高超的技巧修补人体这种东西的内部零件，以实现预期效果。医学的艺术刻意将鲜活的躯体化为被动对象，不然便无法把握、预测和掌控这台“机器”。毕晓普认为：“生命处在不停变化之中，而我们很难把握运动物体和变化着的躯体的真理规律，因此生命不是我们打造真正医学的基础。”(8)
超越死亡
比起鲜活的生命体，医生固然更倾向于把病人的身体看作亟待修复的机器，但他们并非不关心这些病人——克里斯汀·帕尔默医生就很关注急诊室的病人。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医学只关注身体这台机器，而不在乎身体的主人，所以倒显得极合乎道德，不偏不倚，众人平等。与史蒂芬不同，克里斯汀从不认为救治他口中“带枪的醉汉蠢货”或“人类渣滓”是屈尊的工作，医生的使命就是挽救生命，不是评价他人生命的价值，后者已然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让人健康长寿或许不在话下，但，活着的意义为何？何时该优雅地并充满感激地放任生命逝去？这些问题他们无法回答。时至今日，人类的追求已不是寿终正寝，毕竟“培根计划”言明所有自然约束就是让我们去克服的，所以我们向往更长的寿命，越长越好，比如古一法师从黑暗维度（Dark Dimension）窃得了数百年的生命，直至被外力击溃。对现代医学来说，死亡就是败笔，代表医学无法实现其治愈的奥义。
这也是“培根计划”的问题之一。我们的文明一旦开始过分追求征服自然，便很难为其设定合理的界限，结果就是，我们难免过分相信医学，过度自信于人类的力量和天赋。当人们相信宇宙万物都应顺从人类意愿时，任何力所不能及之事都变得痛苦而不可容忍，这正是史蒂芬听说最先进的治疗手段也无法恢复双手时的感受——不啻为晴天霹雳，这不仅击毁了他苦心营造的外科圣手的生涯名誉，更深深动摇了他的培根世界观，致其搁浅在严酷现实的坚硬浅滩上。
古一斥其“过度自我膨胀”，戳穿他“妄想掌控生死万物”，但这点“恐怕就连技艺超群的史蒂芬·斯特兰奇医生也做不到”。她的话看似是在针对史蒂芬并不讨喜的性格，却又何尝不是在针对“培根计划”——史蒂芬遭遇车祸并绝望前的世界观，甚至整个现代西方世界背后的主流世界观？不知史蒂芬是否意识到，摆脱失败的“培根计划”就是他整个东方之行的核心。
“这个世界还没有回到正轨”
想寻找对现代西方野心的批判，无须去东方，不妨看看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他用犀利的言语驳斥“培根计划”的推崇者，指出计划中想要“征服需求，克服苦难”，消除磨难和阻止死亡的目标都是不合理的空谈。他认为，人类只有经历痛苦并面对生命的原始需求，才可能让人生变得有价值。
尼采是如此饱受苦难。他一生健康状况欠佳，消化疾病、视力问题和严重的偏头痛长久折磨着他，迫使他早早辞去了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的职位。可以说，尼采的经历与史蒂芬有相似之处，后者的辉煌生涯也是断送于身体残病；但他们又不一样。哪怕造化弄人，惨遭不公，尼采也没有向命运愤怒咆哮。一次习以为常的疾病发作过后，他写道：
我想知道更多作为美的必要条件，那样我就能成为创造美的人了。命运之爱（Amor fati），从今以后让它成为我的爱吧！我不想向丑宣战，我也不想去指责，甚至不想去指责那些做出指责的人。当我持否定意见时，我只会转移视线。总而言之，大体上看，我仅仅希望有一天我能成为一个肯定者（Yes-sayer）！(9)
尼采相信，重要的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改变世界，而是学着爱它原本的样子，包括经受苦难和接受死亡。
尼采认为，成为肯定者就意味着站在西方宗教和哲学主流传统的对立面，而宗教和哲学，在他看来，都诞生自对生命暗含的敌意，因为它们都厌恶生命中的那些苦难、折磨和拘束——用今天的话说，人生就是在死前不停遭罪。但是人们不想遭罪，因此虚构了一个永恒不变的形而上领域，在那里，时间停止流转，伤痕得以治愈，眼泪被轻柔拭去，是天堂一般的地方。尼采称这些人“背后世界论者”（hinterworldly）——“Hinterweltler”是他自创的德语单词，字面意思即“信仰此世界背后的那个世界的人”——并指出，“是人的痛苦和无能创造出了背后世界”。(10)
叛出古一师门的大反派卡西利亚斯（Kaecilius）也想建立一个“超越时间和死亡的世界”，人们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会享有永恒的生命。但与尼采提到的背后世界不同，卡西利亚斯想要召唤到地球上的多玛姆的永恒空间（至少按照漫威电影宇宙所呈现的画面）真实可怖。虽然尼采不相信永恒世界，但是他绝对会赞同，电影中的永恒空间之主多玛姆是个贪婪的反派角色，用“永恒生命”的承诺掩盖了其空间吞噬生命的事实——他降临地球之后，时间停滞，人们停止了活动，变成了毫无生机的雕像。尼采肯定会说，多玛姆以及召唤多玛姆的恐怖后果表明，永生的希望是建立在对生命的憎恨上的。卡西利亚斯真的应该读完这本书（“警告应该放在咒语之前”(11)），或至少读读尼采，看他字里行间如何警告大家不要去信仰背后世界。
背后世界何去何从？
到了现代世界，科学物质主义不断发展（最典型的口号就是“人类是物质的，仅此而已”），对背后世界的信仰因此日渐动摇，难以为继。但消失的仅仅是这种信仰，其所隐含的对生命的憎恶感依然存在，只是改为依托“培根计划”来消除这个世界的苦难，毕竟，我们只是“这宇宙中一粒微小而无关紧要的尘埃”，无法再信仰另一个世界作为安慰，帮助我们承受痛苦。
当然，这是史蒂芬对古一法师说的话，他认为人类是被宇宙遗弃的存在。令他惊讶的是，卡西利亚斯也说了同样的话。可见，这两个看似对立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世界观是重合的——至少，在卡西利亚斯和那个刚刚抵达卡玛泰姬的史蒂芬之间是如此，因为那时候的史蒂芬还怨愤着命运的不公，极度渴望恢复过去的生活。当时，古一认为他太过“固执、傲慢”，太“有野心”。莫度（Mordo）说史蒂芬让法师想起了过去的徒弟卡西利亚斯，还提醒说，卡西利亚斯的堕落是由于过度追求“力量”，想要战胜外在的“敌人”，而不是合理利用力量以打败内心的“恶魔”，像莫度说自己所做的那样，而这前车之鉴也有可能成为史蒂芬的未来。借用尼采的观点，卡西利亚斯是背后世界论者，而刚入门的史蒂芬·斯特兰奇是“培根计划”的支持者，他们有着一样的敌人和恶魔要对付。
他们的共同敌人是时间，内心的恶魔则是尼采所说的对时间的复仇精神。卡西利亚斯说：“这个世界还没有回到正轨。人们渴望永生，想要超越时间，因为我们都是时间的奴隶。时间是对人类的侮辱。死亡是最大的耻辱。”时间流逝会带走我们珍爱的事物，从而带来悲痛，而随着我们不可避免地走向各自的终点，时间更会夺走我们的最爱，那就是生命。“时间消灭一切。”卡西利亚斯哀叹道。命逝去，生别离，万物流转，光阴不可逆转，失去的不可挽回，这些都是人类痛苦和悲哀之源。
史蒂芬跟卡西利亚斯这个背后世界论者不同，作为培根的信徒，他的野心是控制现实，而不是超越时间，毕竟他没有想要躲去另一个世界。不过，他的确受着时光流逝带来的痛苦，沉溺于消除伤害、恢复过去的幻想之中，最终散尽了家财，穿越半个地球到了卡玛泰姬。导致他这么做的原因不外乎拒绝接受过去已去的现实。用尼采的话说，史蒂芬和卡西利亚斯都病态地执着于向时间“复仇”。尼采对于复仇心切的人类意志（human will）的描述，与折磨着史蒂芬的魔鬼的形象相符合，“它对过去的一切无能为力，只是一个愤怒的旁观者”。(12)我们必须克服复仇精神，克服这种不愿接受时间和过往的想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命运之爱”。尼采认为，这是快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3)
“痛苦是我的老朋友”
尼采认为，人们为了阻止时间流逝和事物变易所做出的努力不过是无用功，但是这也不是让我们愤恨有限的生命，或屈服于摆脱尘世之躯壳、进化成没有死亡和腐朽的更高存在形式的虚妄幻想的借口。我们必须明白，万物变易乃至死亡这种终极变动，只是存在之自然起落中的应有之义。世事无常是人类社会的特点，本身不存在任何不合理性，若是与多玛姆的所谓“救赎”对比就更加明显，因为多玛姆降临后的世界是一片静止和死寂。
对尼采来说，向时间复仇是一种不可取的精神，而解药就是他提出的“永恒轮回”（eternal return），这是他在宣布了自己的“命运之爱”后，于同一部作品中首次作为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引入的概念。
如果某天或某晚，一个恶魔偷偷潜入你内心最孤寂阴暗的角落，对你说：“你这辈子，这么些年，到头来还得再活一遍，两遍，三遍，无数遍。”你难道不会瘫倒在地，然后咬牙切齿地诅咒说话的这个恶魔？或者，你有没有一瞬间激动地想说：“我的神啊，再没有比这棒的话了。”又或者，你会不会对自己格外满意，满意到你觉得再没有比得到恶魔确认可以永远做自己更好的事了？(14)
满足于现实，愿意永远地重复经历一模一样的人生，接受其中的痛苦折磨、沮丧失落和避无可避的衰弱死亡，这就是尼采说的征服了复仇精神的命运之爱的真谛。但是，很多人无法完全接受衰老和死亡，认为那样不够完美，“没有回到正轨”，所以他们绝对忍受不了活在这样的永恒“时间轮回”之中。
尼采相信，永恒轮回是某些人之砒霜，某些人之甘露，可以用来对付那些反抗有限生命的人，比如卡西利亚斯，也比如成为奇异博士之前的史蒂芬。史蒂芬当然不见得读过尼采，否则就可以在横遭变故后自我宽慰，而不是变卖东西，到东方寻求解答，不过他确实在卡玛泰姬接触到了“时间循环”，也足够聪明，自己摸索出了如何运用时间循环对付多玛姆——对无常现实的敌意的最高化身。
进入多玛姆的黑暗维度后，史蒂芬站在一个巨球表面喊道：“多玛姆，我来谈条件了。”多玛姆跟他“谈”了，结果显而易见，一口能量就把史蒂芬给分解了。但是就像尼采的“永恒轮回”似的，相同的场景一遍遍循环，每次都会回到谈判的这一刻，史蒂芬一次次死而复生，又一次次被愈发暴躁的空间主宰给杀死。对着愤怒而困惑的多玛姆，史蒂芬解释了他的目的：
奇异博士：正如你把自己维度的能量给了卡西利亚斯，我也从我那带了些来，就是时间，无限循环的时间……现在就是这样，你和我困在这同一时刻里，永远循环。
多玛姆：那你就这么无数次死去吧。
奇异博士：没错，可地球上的人可以活下来。
多玛姆：那你就得受苦了。
奇异博士：痛苦是我的老朋友。
多玛姆：你不会赢的。
奇异博士：大概，但我输得起，就一直这么输吧，永远输下去。
最后，多玛姆被迫放弃侵略地球，并终止诱捕全人类进入无生机永恒监狱的计划。不知道多玛姆有没有牙齿，若是有，可以想象它是如何咬牙切齿（像尼采思想实验的第一个实验者似的），恐惧于受困在无限的时间之中，正如我们害怕永远被囚禁在黑暗维度之中一样。
奇异的领悟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场谈判中史蒂芬的态度转变。过去，这个自负的医生把死亡看作人生的败笔（而他着实厌恶失败）；现在，他自愿接受折磨和死亡，不停地重复失败，因为他是至尊法师了，他的使命就是保护地球不受神秘力量侵袭。过去，他对既定的现实充满无力的怨愤，徒劳幻想着改变现状；现在，他对过往充满感激，把它们当作“老朋友”——我们已经了解到，好朋友也会是好老师。
尽管知道生命中必有一死，当拨给我们的时日耗尽，我们得将生命双手奉还，但是既然我们活着，就要爱惜生命，也不愿轻易死去。古一在临死前向史蒂芬坦白：“我还没有准备好。没有人准备好。我们左右不了自己的时间。”她还说：“死亡赋予生命意义，让你知道时间短暂，去日无多。”我们需要死亡，如此我们的存在才显得更加珍贵，我们的选择也有了更多的重要性和紧迫感。死亡不是“侮辱”，而是我们深深爱着生命的理由。
注释
(1) 所有引用对话均来自2016年电影《奇异博士》。
(2) Francis Bacon,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cis Bacon (New York：Routledge, 2011), 251.
(3) René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 and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4th ed., trans. Donald A. Cress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1999), 35.这两个目标，即减轻劳动的痛苦和征服死亡，就相当于在试图克服《圣经》中上帝将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中驱逐出来时给予人类的两种诅咒(Genesis 3：17-19)。
(4) RenéDescartes,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 Ⅲ：The Correspondence, trans. Anthony Kenn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75.
(5) 更多有关医学伦理的“培根计划”的讨论，参见Gerald McKinney, To Relieve the Human Condition：Bioethics, Technology, and the Body (Albany, NY：SUNY Press, 1997), 25-38。
(6) Jeffrey Bishop, The Anticipatory Corpse：Medicine, Power, and the Care of the Dying (Notre Dame, 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1), 14-23.
(7) Jeffrey Bishop, The Anticipatory Corpse：Medicine, Power, and the Care of the Dying (Notre Dame, 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1), 14。
(8) Jeffrey Bishop, The Anticipatory Corpse：Medicine, Power, and the Care of the Dying, 14.
(9) Friedrich Nietzsche, TheGay Science：With a Prelude in German Rhymes and an Appendix of Songs, trans. Josefine Nauckhoff and Adrian Del Caro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76 (Section Ⅳ.276).
(10)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A Book for All and None, trans. Adrian Del Caro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1 (Section I.3：“On the Hinterworldly”).
(11) 此处借用了奇异博士的台词，他因尝试书中的时间咒语而被王和莫度警告后，抱怨道：“警告应该放在咒语之前。”——译者注
(12)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A Book for All and None, trans. Adrian Del Caro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1 (Section Ⅱ. 20, “On Redemption”).
(13)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A Book for All and None, trans. Adrian Del Caro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1 (Section Ⅱ. 20, “On Redemption”).
(14)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194 (Section Ⅳ. 341).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