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包刚升西方政治学
发刊词
政治，不只是“肉食者谋之”。
它是你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如果你不了解政治，你对世界的认知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的学问。也就是，在稀缺性条件下，人类怎么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政治的变动，可能发生在极深极深的地壳里，但是影响所及，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掀起滔天巨浪。一群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命运，从此就面目全非。
这个世界很大一部分资源，其实不是由市场来配置的。
有的资源是靠权力来配置，比如财政资金的分配；有的资源是靠先到先得的规则来配置，比如在银行排队办事；有的资源是靠竞赛来配置，比如就读名校的资格；有的资源甚至是靠抽签来配置，比如北京市的车牌；如果你的视野继续放大，人类历史上最有决定性的资源配置，其实靠的是战争。
1780年，后来出任美国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还在参加独立战争，陪同乔治·华盛顿跟英国人打仗。这时，他的妻子从家乡写来一封信，对亚当斯只问国事、不问家事略有抱怨。而亚当斯在5月12日的回信中有一段话，后来变得非常有名。他这样写道：
“为了我的孩子们能够有自由来研究数学与哲学，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他接着说：“我的孩子们应该研究数学、哲学与商业……以便我的孙辈能够研究绘画、音乐与诗歌……”
在全新的认知中将会成为一个高度结构化的世界
1、缘起：海盗船上的民主制
17、18世纪，海盗船上的船员之间更接近于一种力量或实力上的均势结构。
2、乱局：1787年的美国是如何克服政治困境的？
政治固然离不开暴力，但暴力应该是最后的手段。
政治运转良好的表现之一，就是暴力像核武器一样，存而不用，只是威慑。
美国制宪时面临的三个挑战：
一是空间上的，不同利益板块之间的关系怎么平衡。
二是时间上的，修订宪法，要有稳定和灵活性。
三是权力制衡，权力要有效，还要受到制约问题。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
既有横向上的分权制衡，就是三权分立，又有纵向上的分权制衡，就是联帮制。这样，美国的政府就像一台汽车，既有动力装置，又有刹车装置。
第一单元：权力如何管理社会
3、国家：为什么人类统治统一于国家这种形式
即使你只是买个菜，国家的力量也在暗中起着作用。
就算国家不直接干预一切，但它总是在场的，所以市场交易才能够顺利进行。
学理上论证了国家的必要性：英国近代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
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克服人与人的战争状态,（是基于生存逻辑）。
利维坦：压倒性的力量优势
国家的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暴力；
二是垄断性；
三是合法性。如果仅仅凭借暴力，一个国家的统治成本就会非常高，而且这样的国家往往还是高度不稳定的。合法性就是人们内心中对国家、对统治、对权力的内在认同与自愿服从。不同类型的合法性包括：君权神授、民主选举、替天行道等。
国家是一个合法垄断暴力的机关（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
国家是一个成本很高的政治发明。一个社会须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因为国家是需要成本的。
税收自由日。
两个思维方法：
第一，任何理论都有它的边界条件、都有它的适用范围。
第二，变量思维。政治现象，往往是其他社会因素变动的一个结果。民主制度，它的出现也需要很多条件。
政治学一直冷静地追问，政治领域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4、战争：为什么说是战争塑造了国家？
国家的兴起，是为了破坏人与人的战争状态。
战争塑造了国家：国家构建或者国家构建的根本动力，不是人为设计，而是战争。
打仗，说到底打的是财力。
国家建构必备的三件套：军事系统、税收系统与官僚系统。
军队，没有良好的制度约束，军队反而会成为国家的隐患。
总结：
第一，驱动国家发育的过程，是一根完整的链条。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压力会逐渐从外向内，从上到下传导，让一个国家不得不依次发展出军事能力、税收能力、税收系统和官僚体制。
第二，观察一个国家的政治发育水平，有三块仪表盘，分别是它的军事能力、税收系统和官僚体制的运行状况。
第三，政治问题，并没有终极完美的解决方案。政治就是一个不断出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来应对问题，然后解决方案成为新问题的演进过程。
国家发展三件套：发展军队、增强税收、加强官僚体系的管理。
5、君主制：为什么一人统治模式可以延续数千年？
代议制被发明出来之前，民主制就意味着直接民主，说白了，就是民众普遍参与的广场政治。这种民主模式只适合小国家。
步行，一个人一天所能到达的极限是25到30公里。
君主制的扩展性就强得多，只要君主的战马和士兵能到达，能建立官僚体系和税收系统的地方，就能把这个地方纳入王权统治之下。所以，古代历史上的大帝国几乎都是君主制的。
但君主制这个操作系统需要给自己打补丁：
一是建立一套合法性的话语系统。君权神授或是基于传统或是血统的政治叙事。
二是制度。用一套制度和程序来规制人的行为、影响人的头脑。塑造一套君君臣臣的政治文化。
三是家族世袭制。通过代代相传巩固君主制。
打补丁、防死机，提高稳定性。
6、官僚制：为什么官僚制问题重重却难以改革？
在政治学上，官僚制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指基于科层制规则的一套行政系统。
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国家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官僚制的问题是内生于“国家规模困境”的。
在互联网上，安全和方便是很难兼得的。
回应性高：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回应本地民众诉求。带来的问题是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
一刀切：首先考虑标准化和一致性。
很多时侯，一个官僚制系统的可统治性与可管理性，要比它的适应多样性或回应性更重要。
基于目标管理的绩效考核。
官僚制的另一个法则：即便是官僚制导致的问题，也只能用官僚制的方法来治疗。
马克思韦伯关于理想型官僚制的论述，应该基于几个原则：
一是等级制原则。
二是专业化原则。不同部门进行专业分工。
三是流程化原则。就是办事过程严格遵循程序。
四是文书化原则。就是官僚制的决策命令依赖一套文书系统。
五是非人格化原则。就是所有程序、规定与政策不搞差别对待。
统一性，是官僚制的基因。
官僚制，它的无法根除的负面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避免国家分崩离析而必须承受的成本。
如果你发现一个困境在逻辑上无解，并不是真正的无解。只要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整个事情的逻辑结构被重塑了，解决方案就自然浮现了。
提高官僚制的回应性：现代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民主制的兴起、地方自制的扩展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出现，使官僚制的回应性有了大幅提升。
7、暴力：内战何以发生以及为何难以和平解决？
第二单元：社会如何控制权力
8、城邦：以民主控制权力的首次尝试为何没有成功
雅典城帮、古典民主制中存在的问题：
人民有统治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吗
在柏拉图看来，统治是一项专门的技艺，如航海
和医术，而大众是不可能掌握这项专门技艺的。
靠民主讨论修不成高铁、搞不成核电站、动不了医改法。为什么？大家意见不统一嘛，所以，就只好继续讨论下去。
多数政治还可能演变为多数暴政。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公元前399年的苏格拉底之死。这是雅典民主制度永远的耻辱。
给民主制打补丁,三样发明：一是代议制；二是宪法与法制；三是分权制衡。
9、共和：混合政体如何解决民主制的缺憾？
罗马人发明了一种混合型政体，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
主制融合在一起。
罗马共和国的宪政体制包含三个要素：执政官、元老院、平民大会加保民官
（1）执政官：执政官代表君主制的因素，它强调的是统治的效能和政治行动力。在共和国面临紧急状态时，执政官有决策权。
（2）元老院。元老院代表贵族制的因素。彰显的是共和国的理性、智慧与美德。掌管最高司法权。元老院是一个知识能力与德行都出众的精英统治机构。
（3）平民大会代表的是民主制因素，强调的是多数平民的利益。
这三种政治团体既独立运作，又相互制衡，并密切合作。
共和制的困境：一是疆域的扩大，中央命令的传达无法及时，有了割据的空间；二是国家战争状态的日常化；三是贫富差距拉大。
历史成就：美国宪法参考了这种混合制政体。
总统：参考的是君主制，手握大权，能量巨大。
参议院：代表着贵族制因素，间接选举而来，代表着精英力量。
众议院：代表着民主制因素，是由各州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代表平民的声音。
美国的宪政是一种混合政体。
10、立宪：政治权力是如何被驯服的？
1215年，《英国大宪章》：是国王不能做什么的一份
权力清单。查相当于一部中世纪的宪法。
但国王手里掌握着暴力，不遵守大宪章。
政治就是用实力说话。即使有宪章或规则，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力量，规则也会被废除。
如果贵族们杀死国王，贵族获得土地的合法性就消失了。这是问题的关键。
即便杀死一个无恶不作的国王是可能的，但杀死国王后，贵族们还是需要一个新国王。这个新国王会比前任国王更好吗？恐怕未必。《英国大宪章》规定，合法反抗方式不包括杀害国王及家人。查理一世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叛处死刑的国王。
《大宪章》之后，国王在法律之下的观念深入人心。以《大宪章》为起点，英国创造了一种以宪法和法治来约束权力的新发明。
如今，无论是总统，还是首相或总理，行使权力同样需要面对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比如，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时刻都要准备接受国会的质询与盘问。一旦他们逾越宪法或法律所允许的限度，国会、法官或独立检察官们就会来对付他们了。
规则是第二位的，实力才是第一位的。
人不同于动物，人是被驯化的，而累积的规则往往有着驯化人行为的强大力量。
11、议会：作为政治平台的议会是如何生长的？
一个基本的政治学原理：一旦一个政治实体诞生，它的
生长和演化，既不是由创设这个实体的初衷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政治博弈者单方面决定的，而是有着它自己的一套动力演化机制。
在政治领域，你经常可以看到，仅有政治规则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执行这套规则；否则，这套规则就会落空。1295年，第一个现代版的英格兰议会就形成了。
英格兰议会的两院制格局（代表的是不同的利益群体）
正是因为议会主权的确立，导致后来出现了国王的统而不治，出现了对议会负责的内阁，然后是责任制政府的兴起、政党政治的形成，等等。而所有这一切的起点，就是议会这个起初很不起眼的政治平台。
两个观点：
第一，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言，很多重要事物并非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社会演化的产物。起初，为了约束王权，创设了贵族会议。后来，为了寻求更大的合法性，议会不断扩大规模与代表性。最后，国会下院议员的选举权得到普及，终于落实了民主制。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旧瓶装新酒的操作，英国完成了向现代政治的完整转型。
第二，政治往往是社会结构的投射，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引发政治变迁的重要动力。从中世纪到近代，英国政治变迁的动力，是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贵族与国王的博弈是关键。后来，工业革命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了普通平民在政治上的崛起，这又构成了推动英国普选权的社会条件。
12、民主：现代民主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独裁者手册》的作者布鲁斯·梅斯奎塔提到过一个例子，1865年到1909年统治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成功地把比利时从一个非民主的君主国变成了民主国家；但与此同时，他却在刚果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
同一个国王，完全不同的统治，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在当时的比利时，他必须让很多人满意，才能维系统治；而在刚果，他只要让少数人满意，就能毫不费力地统治。
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例子。在一个企业里，如果一个人贡献太大，不给股权往往是不行的。这也是为什么越是新设企业、越是需要创新的企业，期权制度就越流行。
所有这些，都揭示了另一条重要的政治学原则：政治结构，其实只是社会结构的最终表现。或者说，政治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晴雨表。
政治权力结构，短期会有各种波动，但长期往往反映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动。
按照这个逻辑，民主制兴起的前提，是普通民众拥有了更大的政治力量。那么，原因是什么呢？答案是：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英美国家所发生的经济、技术、观念变迁，造就了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越是平等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政治力量的差距就越小，就越有机会成为一个民主社会。
芬兰政治学者塔图·温汉南作了一项研究，样本数包括了172个国家，时间跨度则长达一个半世纪。他的研究就发现，一个社会的经济资源与知识资源越分散，也就是越平等时，就越有可能实现民主。
那就是石油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为什么更难实现民主。中东北非地区，是全球石油资源最丰裕的地区，但同时也是民主程度最低的地区。
原因就在于，当一个社会的主要财富来自于石油，又有极少数人控制着石油时，这个社会就是高度不平等的资源分布结构，所以，就更难实现民主。
政治发明
13、制衡：司法审查为何能约束民主权力？
当人民成为主权者之后，民主的权力是否还要被约束的
问题。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 违宪审查权。
马歇尔在判决书中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宪法构成国家的根本法律和最高的法律，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而断定什么法律是违宪，显然是司法部门的职权和责任。”
政治往往是一个既需要讲究原则，又需要懂得妥协的过程
所谓政治，其实是一种平衡的艺术
德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和联邦政府诉艾希曼案
容忍焚烧国旗的行为强化而不是削弱了国旗所代表的自由价值
第三单元：制度设计的政治智慧
14、政府形式：议会制好，还是总统制好？
行政机关，就是总统、首相或总理领导的部门；立法机
关，就是议会或国会。
英国，由民选的议会决定首相与内阁人选，由首相与内阁掌握行政权，对议会负责，这种模式叫做议会制。
美国，由民选的总统掌握行政权，同时，民选的国会掌握立法权，总统与国会互不统属，这种模式叫做总统制。
15、政党：政党为什么会兴起？
简单多数决定制的选举制度，更容易导致两党制；比例
代表制的选举制度，更容易导致多党制。有人还把这个规律，称为“迪韦尔热定律（Duverger’s Law）
简单多数决定制的选举制度，更容易导致两党制；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更容易导致多党制。
美国、英国就是从简单多数决定制的选举制度到两党制的典型国家。
两党制尽管稳定性比较高，但有一个地方饱受诟病，就是所谓的“两党专制”问题。
英美两国对两党制不满的选民这样自嘲：你只能在两个“烂苹果”之间作选择，挑一个还没有烂透的；此外，你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现代民主政体的两难：你到底要更好的稳定性，还是要更好的代表性？这个两难，就相当于在一个公司里，你到底要大家的意见都能体现，还是要决策的效率与速度。
16、国会选举：为什么选举制度能左右政党体制？
一轮投票制不利于政党之间达成政治共识，容易导致民
主政体的崩溃。
两轮多数制提高了总统的合法性，所以，就逐渐成了更流行的总统选举制度。
两轮多数制的优点，其实还不只是总统获得更高的合法性，它还会对一个国家塑造政治共识、形成更好的政治博弈结构产生影响。
在第二轮投票中，大大小小的政党会整合为两到三个主要的政党联盟，从而起到塑造政治共识和强化政党整合的作用。
因为民主政治永远可能有意外或偶然事件。哪怕是存在强势政党的情况下，选举有时都会爆出冷门，出现“政治黑马”。
跟一轮多数制相比，两轮多数制的总统选举制度，具有三个重要优势：一是让总统享有更高的合法性，二是更好地塑造政治共识，三是更有效地整合政治力量和塑造政党联盟。所有这些，其实都有利于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什么是“外溢效应”？通俗地说，制度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会产生你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你预期之外的人或事产生影响。
17、央地关系：分权模式好，还是集权模式好？
央地关系的制度设计
很多时候，政治确实是一种平衡的艺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对一个较大规模的国家来说，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地方分权，往往是难以有效治理的。但是，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中央集权，有的国家就会面临着分崩离析的风险。所以，央地关系上的政治，同样是一种平衡的艺术。
进一步说，对不同国家来说，央地关系的政治意涵，其实是不同的。比如，对日本这样族群宗教单一、没有重大地区分歧的社会，央地关系无论采用什么模式，估计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尼日利亚这样族群宗教多样性很高的国家，央地关系的制度模式选择，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否则，国家就很容易分崩离析。这种差异，展示了政治情境分析的重要性。
老概念了——政治是一种平衡的艺术。但问题是，怎么平衡呢？政治平衡的关键原则，就是“区分优先次序”。
不同的国家，面对的关键矛盾不同，政治的优先次序就不同。这意味着，平衡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在不同的政治情境条件下，排列出适当的优先次序，然后再进行正确的应对。
很多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化，其实都跟它要应对的政治分歧与冲突有关。
第四单元： 政治中的分歧与冲突
18、自由：自由与权力的合理边界在哪里？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分歧
社会与政府之间时时发生着博弈。这种博弈，也可以理解为自由与权力的较量。保守自由的力量与扩张权力的力量，就开始了政治博弈。
如何找到自由与权力之间的均衡点
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有两个主要观点：第一，人是自利的；第二，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引导人采取合理的行为。因此，只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自利的个人就会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促进集体的福利与社会的繁荣。
小密尔的论证，是以个人绝对自由的假定作为起点的。然后，他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一条原则：政治权力可以正当地干预个人行为的唯一理由，就是防止一个人对其他人的伤害；如果不是这样，政治权力就不应该干预个人的行为或者选择。
只要不侵犯他人，一个人就应该拥有完全的自由。
19世纪上半叶，自由放任主义就难以应付城市化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了。一个著名案例是，今天风景迷人的巴黎，当时竟然是一座遍地垃圾、臭气熏天的城市。后来，政府变得有所作为以后，大规模的城市下水道、人类排泄物的统一处理、自来水的供应系统，才陆续出现。
自由放任主义的另一个挑战，是自由竞争导致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冲突。
所以，过去200年间，西方社会实际上始终存在着两种相反力量的对垒，一种是保守自由的力量，一种是扩张权力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这就好比我们开车，既需要踩油门，又需要踩刹车，两者看似互相冲突，但恰恰是两者的共生关系，不断实现着自由与权力边界的微调。
这样做，既能恪守一个社会所珍视的政治传统，又能应付实际政治的各种挑战，从而使得立法与政策能够达到社会普遍乐意接受的状态。
总之，19世纪总体上是一个自由占上风的世纪，20世纪上半叶则出现了政府权力的扩张。最近半个世纪，他们又在重新寻找自由与权力之间的新平衡。而正是这种不断的微调，一方面适应了变化的现实，另一方面避免了社会的动荡。
19、干预：为什么干预未必有效，但政治家仍然选择干预？
亚当·斯密说过，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政府呢，
就好比是一只“闲不住的手”。打个比方，一个公司设置一个部门，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但只要这个部门一设置出来，这些职位上的人，就要“无中生有”地做很多事情。
总体上，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的自由放任主义就逐渐衰退了，主张政府干预的思潮却在节节攀升。
一个社会的主流认知，是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决定或公共政策的重要背景条件。就像经济学家凯恩斯提醒我们的，利益的角色常常被高估，而观念的力量常常被低估了。
20、福利：为什么福利国家并不总是受到欢迎？
到了19世纪上半叶，由于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已经成了著名的“世界工厂”。
撒切尔夫人这样说：“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让人喜欢你，那么你就需要随时随地在任何事情上准备做妥协，这样，你就做不成任何事情。”
具体政治措施变化的背后，其实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但社会结构的变化，要想影响具体政策措施的变化，还需要借助两个变量的传导作用：一是社会主流观念的改变，二是政治家的领导力。
21、公债：这什么很多民主国家都深陷主权债务危机？
澳洲国家和北欧国家总体较好，这两个地区的多数国家，
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控制在30%-50%之间。
那么，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呢？这些国家的创新之处，其
实是实行了更为严格的财政纪律和法律约束。
澳大利亚的经验是，不仅实行了强有力的总额控制，而
且还确立中长期政府预算框架。瑞典的经验是，不仅实行国会预算总量控制优先的原则，而且还根据经济周期来编制动态平衡的多年预算方案，并且把1%的政府盈余作为年度预算目标。
深层的原因应该归结为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运作。
柏拉图、孔子这两位东西方的思想宗师，都假设政治家们追求的是公共利益，或者他们至少应该追求公共利益。东方的韩非和西方的马基雅维利强调了政治人物对私利的追逐。
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家也是理性经济人，也都是自利的，理性计算和追求效用最大化。
在这个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还将政治领域视为一个充满各种交易的政治市场。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政治家的利益是获得更多选票，是实现成功当选；而选民们的利益是获得他们自己想要的公共政策。这样一来，选举就变成了政治家用政策换选票、选民们用选票换政策的政治交易过程。
财政赤字就是民主政治运作本身所导致的结果。这就是“民主赤字论”的主要逻辑。
詹姆斯·布坎南的政治经济学家
里根：“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发达民主国家的公债危机，表面上是一个财政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
这一讲的重要启示是：民主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但如果政治家过分迎合选民利益，就会带来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冲突。因为政府公债，最终仍然要由全体选民来负担。民主固然是好的，但民主能否实现稳健的财政，却是一个现实的挑战。
22、移民政治：更寻求人口同质性，还是更包容多样性？
为什么过去主张自由多元的民主国家，如今也开始考虑
限制移民了呢？
通过同化与归化，塑造具有同质性的美利坚民族。
跟美国相比，欧洲人口变化的主要趋势，是穆斯林人口的持续增加。
第一个概念是政治认同：其实关系到“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第二个概念是民主价值观。
第三个概念是政治分歧。但随着人口多元化，社会内部可能会兴起基于族群-宗教维度的政治分歧，从而引发新的政治冲突。
很多欧美白人族裔选民产生了这样的拷问：随着移民的大规模涌入，美国到底是谁的美国？欧洲到底是谁的欧洲？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生前出版了最后一部著作,题目是《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他干脆认为，美国精神的核心是盎格鲁—新教传统。当美国社会的族群-宗教多样性大幅提高以后，这种传统就可能会弱化，甚至会导致美国的衰落。
人口结构就是选民结构，就是政治力量的结构，就是政治分歧的结构。由此看来，只要一个国家人口结构的族群-宗教多样性提高，就一定会带来新的政治后果。
第五单元：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
23、共同体：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更容易陷入政治危机？
非洲的国家，人均GDP只有几百美元。
为什么有的第三世界社会更容易陷入暴力冲突呢？答案是，它们缺少一个具有政治整合能力的国家。
如果你熟悉西方的语境，你可能听过一句著名的话：“国家是必要的恶。”在国家问题上，这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政治传统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文艺复兴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一。
西方政治传统的一个主要关切，就是如何制约国家
许多第三世界社会面临的，不是国家过于强大的问题，而是国家过于软弱的问题。或者干脆说，它们就没有一个有效的国家。
从欧洲经验来看，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往往经历了一个国家制造战争、战争塑造国家的过程。
非洲国家，当它们独立时，军队、官僚制和税收系统都没有充分发育，国家构建并没有完成，国民的国家认同程度也很低。
穷，不只是经济问题；穷，往往还会有政治后果。它们能用于现代国家建设的资源非常少。要知道，无论是现代化的军事系统，还是官僚系统，都要以相当的经济资源为基础。
单说要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行政文书系统，都是难上加难
社会结构越复杂，不同群体的政治分歧就越大，沟通成本和交易费用就越高，要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就越难。
“脆弱国家指数”：就是国家能否控制冲突与暴力，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与秩序，以及防止国家可能的解体与崩溃。
国家独立不等于国家构建已经完成，不等于国家认同已经形成。
经过这些分析，你应该看出来，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固然需要有政体思维，需要关心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的问题，但同时还需要有国家思维，需要关心它们能否完成国家构建，能否塑造国家认同，能否建设起一个可以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与秩序的有效国家。
到20世纪80年代，新兴的国家理论才开始把国家本身视为一个政治问题，把现代国家构建、政治认同塑造和国家能力提升作为关键的政治任务。这才使得理论更贴近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所以，很多时候，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正是理论决定了你能看到什么。
24、停滞：为什么有的落后国家容易陷入“蒙博托陷阱？
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共同体，其实主要是两个任务：一是在组织上，完成看得见的国家建构；二是在观念上，塑造不大看得见的国家认同。
简单地说，任何人类群体，首先都要解决统治问题。这些最落后的非洲社会也不例外。那么，欧洲殖民者离开以后，这些非洲社会究竟如何统治呢？
对于最落后的国家，最自然的统治其实就是个人统治。但一个人仅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统治国家的。所以，他既需要政治结盟者与支持者，又需要发展出一整套的官僚制系统。
问题是，欧洲的殖民官员撤离以后，当时非洲社会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发展出一整套欧洲意义上的、符合理性化原则的官僚制系统。原因就是，一个非常落后的非洲社会，既缺少经济资源，又缺少人力资源，还缺少法律传统与规则意识。
我们说得再具体一点。比如，官僚制建设往往需要一支文官队伍。但文官队伍从哪里来呢？欧洲历史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早在1224年就创办了那不勒斯大学，那是欧洲第一所完全由政府官办的大学。这位皇帝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研究学术，而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官僚队伍。没有这个条件，这位皇帝也很难发展出一套能取代封建诸侯统治的官僚体系。
其实，古代中国隋唐时期兴起的科举制，目的也是中央集权国家试图削弱世家大族的影响，而能建立一个符合自己原则的官僚制系统。
然而，当时的刚果（金）和非洲很多国家，都还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条件。于是，剩下的做法，就是统治者需要基于私人关系来寻求政治结盟者与支持者。作为交换，他需要为这些政治支持者，提供非正式的权力和利益。
这种统治结构，就好比法国现代税收制度兴起之前的“包税人模式”。国王需要包税人来解决自己的政府收入问题，就只好放任这些包税人在自己各自的地盘上胡作非为、自行其是、中饱私囊。
所以，蒙博托统治模式的基础，就在于社会极度落后，国家制度发育不良。借助“统治-分赃模式”来管理国家，就成了这些统治者的一种选择。
当然，这种统治模式的结果，就是国家掉入了“蒙博托陷阱”。即便是今天，如何防止掉入“蒙博托陷阱”，仍然是不少落后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本讲的重要启示：“蒙博托陷阱”的关键原因，不在于单个统治者的品质，而在于塑造这种统治模式的社会条件。
而一旦陷入“蒙博托陷阱”，一个落后国家不太可能靠一次简单的政治转型，就能迅速成为一个政治清明、治理有效的国家。
所以，政治的改善往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大致来说，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官僚制发育以及精英阶层的再造，都是这个系统工程的一部分。
25、增长：为什么有的威权主义政体能创造经济奇迹？
学术界就有一派学者主张，发展型威权主义要比民主政
体这种主张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经济落后、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分歧较高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民主政体下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精英的政治竞争，容易导致政策的高福利化、激烈的再分配斗争，甚至是不同集团的暴力冲突。一旦这样，经济增长就没什么指望了。（民主政治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的高福利化）
而威权主义政体的特点，恰恰是更强调政治整合，而不是政治竞争，因此，就更能避免出现严重的内部纷争与冲突，更有利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
尤其对那些族群、宗教多样性程度高的国家，稳定有效的威权主义政体，可能要比新兴的民主政体，更能强化国家整合和抑制政治冲突。而这个条件，往往是落后国家经济起飞的前提。
从根本上说，在威权体制下，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统治者的政治自觉。
“标签化认知”：简单地说，就是喜欢贴标签，然后根据标签来判断事物。
一种制度模式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关键不在于它是民主政体还是威权政体，而在于它是什么样的民主政体或什么样的威权政体。
新加坡的经验来看，法治似乎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新加坡在政治强人李光耀的统治下，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紧接着，通过强化法治，新加坡使得政府权力本身受到了约束，进而能够维持更长时期的增长奇迹。如今，从人均收入来看，新加坡已经迈入一流发达国家的行列。
26、转型：为什么有的国家会遭遇民主转型的难题？
社会如何控制权力这个基本问题。我们第二模块曾经专
门讨论过。解决问题的办法，包括用法治来约束权力、用分权来限制权力、用选举和投票来管住权力、用司法审查来控制权力，等等，这是一套很复杂的制度解决方案。
法国大革命之后，1792年就建立起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但这种共和政体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好的政治秩序。首先，它导致了从吉伦特派到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一场原本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革命，沦为暴民的狂欢和血腥的审判。然后，它又导致了国内不同教派的冲突，而民主的方法似乎对此无能为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法国连续几年都处在安全、秩序与法律缺失的状态。
这就为法国的重新威权化，提供了社会和心理基础。实际上，拿破仑的出场，就代表了这样的社会需要。对当时的法国人来说，民主代表了混乱和暴力，而拿破仑则代表了稳定和秩序。
(民主政体有可能带来暴民的狂欢，如果不能带来稳定和秩序，就还不如威权政体，比如法国大革命）
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转型
应该从物理学的范式转向生物学的范式。为什么呢？因为政治不是一个机械系统，而是一个有机系统或生态系统。
生物学范式把一种新政体视为一个大型有机系统的某个器官。这个器官能否起作用，还取决于其他与之配套的生命组织。从这种视角看，一部新宪法能否起作用，其他匹配条件的影响往往是关键。比如，政治家与政党如何操作这样一部新宪法，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此，生物学的视角要比物理学的视角，更能准确地把握人类政治生活的真实。
27、分歧：财富结构如何塑造发展中国家的政治？
美国自1787年制定宪法之后，除了19世纪中叶因为奴
隶制问题爆发过南北战争，其他200多年基本维系了稳定的民主共和政体。
美国的宗主国是英国，拉丁美洲的宗主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拉丁美洲国家跟美国土地制度的不同，对两者政治发展道路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以自耕农土地制为主的国家，普通家庭能以低廉的成本获得面积较大的自有土地。
正是由于这种土地制度和自耕农模式，从1787年美国制宪到后来19世纪、20世纪的投票权普及，美国民众的政治要求一般都比较温和。不仅如此，跟无地农民或城市无产者不同的是，相对富足的自耕农更信奉凭借自己的努力过上好的生活，而不是仰仗再分配与福利国家。这也是美国个人主义精神一直比较兴盛的社会背景。
我这样一分析，你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拉丁美洲的民主化，往往伴随着民粹主义（平民掌握政治，被短期民意绑架）的崛起，为什么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党会这样的深入人心。
结果是，当民主演变为激进社会革命时，军事政变就上演了。这就是拉丁美洲国家从民主走向激进改革、再引发军事政变的常见逻辑。而这种模式的起点，竟然可以追溯到拉美国家高度不平等的土地制度。这一点，跟美国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以后观察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事件时，能拥有专业训练的视角。
28、思维：政治学思维模式思维模式究竟如何与众不
同？
经济学思维模式。要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拿研究假设来说，经济学大厦的第一块基石是理性人假设，它假定人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大概率事件，也有一部分人是损已利人的）。
政治学也有一套自成一体的思维模式。政治学也研究资源配置。
回到真实的社会，你就会发现，通过权力配置的资源，并不比通过市场配置的资源少多少。这样一来，经济学不能解释的很多现象，就要靠政治学来解释了。
拿研究假设来说，经济学大厦的第一块基石是理性人假设，它假定人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其实，人性中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追求对人的支配最大化、追求影响力的最大化。政治学往往会更强调这个因素，并把人对权力的追求看成社会的重要驱动力量。
国家思维：现代政治学的第一个基本思维模式，就是重视对国家的分析。宫廷背后的国家，才是政治的核心。
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国家，就像经济学最关注市场。
国家几乎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前提。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说，如果没有国家，就会陷入人与人的战争状态。
国家还意味着权力关系的强制性。这完全不同于市场领域的平等交易关系。
国家还是很多重大问题、重大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说：“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
国家思维、权力思维和因果思维是现代政治学的三个基本思维模式。
29、结局：人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政治经验？
第一条法则是：有效统治是人类社会的必需。凡人类群居的地方，就必须被统治。国家建构是物理过程和心理过程的合一。物理过程，主要包括建立起能垄断暴力的军队、一体化的官僚体系与有效的税收系统。心理过程，主要是指在国民中普遍地塑造国家认同。
第二条法则是：必须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迄今为止，人类约束权力主要有三项发明：一是用宪法与法治的办法来约束权力；二是用民主和投票的办法来约束权力；三是用分权制衡的办法来约束权力。
第三条法则：好制度使坏人变好，坏制度使好人变坏。
如果一个职位上的政治家，制度不赋予他适当的权力，他就做不成什么事情。另一种极端则是，如果制度赋予他过大的权力，就容易放纵他、败坏他。这都说明了制度的重要性。
第四条法则：分歧与冲突是人类政治的永恒主题。
政治上恐怕不会有完美的乌托邦，也不会有理想化的世外桃源。人类更真实的政治，始终充满着分歧与冲突。
今天，这个世界最常见的三种分歧，主要来自阶级、身份认同与意识形态。
阶级：贫富分化。
身份认同：来自不同族群和宗教的人们往往政治认同不一样。
意识形态：政治观念上的差异导致意识形态的分歧。有的人主张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有的人主张更大的政府和更多的干预。这样两个群体，当面对社会福利政策的选择时，永远会表达不同的主张。
管控不同群体的政治分歧，使之避免升级为严重的政治冲突。
第五条原则：观念是塑造政治的重要力量。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就认为，利益的作用往往被高估了，而观念的力量常常被低估了。他发现，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都比我们一般人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特别是，很多政治家执政时，他们的思想资源，往往来自于上一代的思想家们。所以，凯恩斯的名言是，“活着的政治家往往是已故的经济学家或思想家的思想奴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不无道理。
一般的观点是，政治决策的起点是事实。但在我看来，政治决策的起点并非事实，而是决策者对于事实的认知。这也说明了观念的重要性。
简洁的理论，往往更注重主线和原则；复杂的理论，往往更注重情境和匹配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