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重走》摘录的笔记

这本《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截至2023年1月20日，历时一个月，终于看完了。回头翻看豆瓣上的标记，2021年5月13日，我都不记得那是怎样的一天了，应该是在热门图书推荐里看到的，从封面和评分都被吸引而来。书找的很快，这几年的电子书不像前几年那么闭塞，得益于国内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这里要表示感谢。

书的第一个序是李海鹏写的，按现在年轻人的划分，此位属于远古时代的老公知了。公知在那时候是褒义词。拜读过他大名鼎鼎的《佛祖在一号线》，有几篇不错的，大部分都是时评，现在看来是很有局限性的。不过毕竟原来有新闻人的底子，文笔还是可以的。

第二篇序是易社强（1935－）写的，老人很有包容性，看到年轻人做这样的事情也表示了欣慰。引用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来形容两次跋涉的不同。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三千五百里徒步，引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这沮丧的一两年里少见的一次鼓舞”。

故事的起因总是充满传奇色彩，1938年2月，在沦陷的内陆，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下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迁云南，其中包含了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包含清华的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北大的曾昭抡，南开的黄钰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最终抵达昆明，与另两路师生会合，组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1.“查看旅行团成员名单，你会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他们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作家、工程师，成为两院院士，我好奇他们最终找到自己的桃花源了吗？我也好奇旅行团中“历史的失踪者”，比如清华政治学系大三学生施养成。他1939年在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出版了《中国省行政制度》，钱端升、王赣愚为其作序，应该是颇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后来他赴美留学，1957年回国，根据我查阅到的新华社电文，他和几个同学3月18日抵达广州，逗留数日后分头前往北京、上海。此时距反右运动开始不到三个月，我也再未查到施养成的下落，直到翻阅了清华十级毕业50周年纪念刊（1938—1988），级友简况里有语焉不详的交代：（回国后）在水电科学院水利史研究室任副研究员，1971年在河南南平该院五七干校受迫害含冤去世（时年55岁）。”

2.“我尤其留意到赵元任和家人友人们在沃克街27号（27 Walker Street）那栋米黄色两层小楼——这栋房子离我2013年访美期间租住的公寓相隔只有数十米，在阳台上就能望见——楼前的几张合影，有一张是与胡适，他穿着黑色的大衣，左手提皮包，右手拿帽子，两腿笔直地站在雪地里，表情有点拘谨。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雪后初晴的波士顿，几乎可以嗅到空气里融雪剂的气味。”

而这大多数细节的历史证据，至今尚能完好保存的，要么就是阴差阳错的幸运，要么就是在海外的儿女整理遗物时发现，一声叹息。

5.“虽然选了工科，他和同学也喜欢读一些人文的课外书，他记得当时最受欢迎的是翻译小说，“年轻人都好新鲜，想知道一些外国的情况”。吴大昌自己比较喜欢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梁思成翻译的，还有胡适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高中毕业前就读完了上册，“那个下册一直都没有出来，胡适之太忙了，没有专心用在这（学术）上面，所以有人讲要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这个下册就能出来了”。到了清华，因为哲学系主任是冯友兰，又开始读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印的，字很大，五块钱一本”，1937年在老家等消息的那个漫长暑假，吴大昌把这本50多万字的书读完了。”

“乱世读书是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发乎本能的世界观，更是他们解决内心危机的方法论。”

6.“发生在1937年下半年的这次南迁，是慌乱、分散和自发的，但也为此后三校有组织地迁往昆明奠定了基础。南迁途中少不了各种情绪的撞击和“教育”。冯友兰和吴有训途经郑州时碰到了熊佛西，三人一起去吃黄河鲤鱼，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了。熊佛西喜欢养狗，席间说起北平有许多人离开了，狗没法带，只好抛弃，而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友兰说，“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

7.“林徽因在津浦线上看到许多兵车，她往大后方去，这些士兵则往前线去，她看到他们吃的穿的都如此糟糕，无法形容自己的感受，“‘惭愧’两字我嫌它们过于单纯”。又想起自己和梁思成三个月前刚刚考察过的熟悉的晋北，“天这样冷……（就不说别的！！）战士们在怎样的一个情形下活着或死去！”她写信给沈从文，“所以一天到晚，我真不知想什么好，后方的热情是罪过，不热情的话不更罪过？二哥，你想，我们该怎样的活着才有法子安顿这一副还未死透的良心？”

8.“林徽因在津浦线上看到许多兵车，她往大后方去，这些士兵则往前线去，她看到他们吃的穿的都如此糟糕，无法形容自己的感受，“‘惭愧’两字我嫌它们过于单纯”。又想起自己和梁思成三个月前刚刚考察过的熟悉的晋北，“天这样冷……（就不说别的！！）战士们在怎样的一个情形下活着或死去！”她写信给沈从文，“所以一天到晚，我真不知想什么好，后方的热情是罪过，不热情的话不更罪过？二哥，你想，我们该怎样的活着才有法子安顿这一副还未死透的良心？”对比现在看来，不禁失笑。

9.有一天上午三位校务委员——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由杨（振声）秘书长陪同前来宿舍实地巡视。巡视完毕蒋委员认为宿舍过于陈旧，设备简陋，影响同学身心，不宜居住。张委员则认为际此大敌当前，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子的学业，实属难能可贵，何况青年们正应接受锻炼，现在能有这样完善的宿舍应当满意了。梅委员因为从前是南开中学毕业的学生，是张委员的学生晚辈，所以未便表示意见。蒋委员听了张委员的意见后便接着说，‘假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委员很不高兴地说，‘假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38]按汤衍瑞的说法，自此之后张伯苓对临大的事很少过问，一切交由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自己专心办理在重庆沙坪坝的南渝中学（后来的重庆南开中学）。

名人的吵架也是有趣的。蒋梦麟和张伯苓在对待陈旧的学生宿舍，各有不同意见。“蒋委员听了张委员的意见后便接着说，‘假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委员很不高兴地说，‘假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像两个争执的小孩子，但背后颇有深意。.

9.“在燕卜荪的学生里，有一位外表沉静，总是笑眯眯，还有一对可爱的浅浅酒窝的小伙子，叫查良铮，是清华外语系大三学生，毕业于南开中学。早在1933年，只有16岁的查良铮就开始在《南开高中生》发表散文和诗歌，曾署名穆旦，并很快成为这本学生刊物的“台柱子”之一，刊物另一位撰稿人董庶是查良铮的同班同学，两人志趣相投，结下终生友谊。”

10.然联大的开始，实在长沙，而文学院的开始，实在长沙之南的南岳……接触最多，作业最频，是英国人燕卜荪……开三年级英语，用商务版三卷本《当代英美散文选集》，又讲莎士比亚，两学期各讲四个剧。学生作文文法有误，或不改，或改而不评；行文不贯，改，偶或加评；文不达，而有思想，助其达；文字华丽，作老生之谈，指出其空泛；文达而无新解，不评，也不给好分；文达而有新解，小误不足病”。

英人燕卜荪上课更接近于现代的素质教育课堂

11.“在南岳，朱自清有时会整天泡在山脚的南岳市图书馆，为他的《沉思翰藻说》搜集材料[40]；柳无忌编订了英国戏剧讲义；钱穆为后来写《国史大纲》摘录了笔记；金岳霖完成了他个人最满意的一部著作《论道》[41]；陈梦家住在风景如画的“棤庐”，温读从前所不能整读的书籍，除了写成文字学讲义外，还完成了《先秦的天道性命》一书，后来他在昆明给胡适写信：“这五年的苦读，救疗了我从前的空疏不学……亦因了解古代而了解我们的祖先，使我有信心虽在国家危机万伏之时，不悲观，不动摇，在别人叹气空想之中，切切实实从事于学问。”[42]汤用彤完成了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惟今值国变，戎马生郊。乃以其一部勉付梓人。非谓考证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乂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43]。冯友兰完成了《新理学》，并在钱穆的建议下补充修订，“（南岳）所见胜迹，多与哲学史有关者。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己。又以山居，除授课外无杂事，每日皆写数千字。积二月余之力，遂成此书。数年积思，得有寄托，亦一快也。”

在长沙临时大学几个月时间，诸位学者反而沉下心来，相继完成很多学术著作，让人钦佩。

12.“政治立场不同的各方对此回忆截然相反。1949年后留在上海工作的马伯煌说徐特立的演讲主要涉及民众动员问题，很受欢迎，“掌声时常打断他的讲话……刚刚讲完，就被同学们围上了，想要问这问那。主持会议的人因为徐老先生很忙，总算冲破重围，让老先生走了”。马在临大的同学、后来去了台湾的张起钧则称徐特立本来要在临大连讲12场，“但因为……不受联大学生欢迎，只讲了三次便讲不下去了……”。”

政治立场不同的人，由于信念不同，对于事情也是有很多偏见。在各自脑海里的印象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13. 在《抗战日报》工作时，也有人建议黄仁宇去延安，他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就读于那里的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所以多多少少对那里的情况有所了解，“他们显然唱很多歌……还有一大堆的‘主义’……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

14.其中一位是清华化学系大三学生宋延平，他后来改名宋平，去了延安，成为周恩来的秘书。与宋延平同一时期入党的一位清华土木工程系大二女生，名叫陈舜瑶，后来成了宋平的妻子。陈舜瑶是吴大昌的同学，“学习挺好，大家挺佩服她，但（当时）不知道她思想比较进步”。2017年4月，宋平在北京西城区一座不显眼的四合院里，和妻子一起度过他的百岁生日，一本时政类刊物报道了这位中共党内资格最老、退休时间最久的常委，“他深居简出，平日里看书读报看电视，品茗散步，写书法，一个心愿是在不兴师动众的情况下上街吃一次小馆”[50]。2019年7月31日，陈舜瑶在北京去世，享年102岁。

15.随着东部大批国土的沦陷，越来越多学生，尤其是人数众多的江浙学生成了无家可归者，更断了经济来源。江浙流亡学生会在组织中，以期解决生活问题，男生发起志愿军训团，女生发起棉衣运动，但这些都不足以解决普遍的烦恼情绪。有人记述当时学生的各种反应，“‘中国必亡——君不见埃及、罗马……历史是没有怜悯的。’说完话搓搓手，好像在学术上有了重要发明，这是一类；喝酒，竭力不谈国事，也不念书，拿甜蜜的琐屑回忆来弥补新来的巨大创伤，那是一类；浑浑噩噩，跟着别人恐怖、愤怒、高兴，这又是一类；大多数同学则一方面抱住讲义，可是不太‘爱’着讲义，一方面对战局略有关心，可是并不‘非常’关心！一方面做梦太平日子的到来，可以按部就班地飞黄腾达，同时却又愿意舍身报国，死而无怨……他们无可奈何，犹豫、矛盾，而苦闷了，有点儿可怜……”

16.另一件事是临大校方邀请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国民党军队著名将领陈诚来湘演讲。一位在场学生记述，陈诚将军眼睛炯炯有神，态度谦虚，好几次自称“败军之将”，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43]，“我常常对部属说，‘忠于职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大家在一个目标之下，一定范围之内，尽到自己的本分”。他对这群学子说，“诸位读过西洋史，知道纪元前三世纪罗马人攻入希腊城时，希腊的大科学家亚基美得，一面沉着地在实验室继续做‘比重’的实验，一面愤怒地大骂罗马军的野蛮。我们就要有亚氏这一种死守不屈的精神。我认为教育在抗战期中有着很大的任务，尤其在安定后方一点，具有直接的效用。……日本人曾经批评中国的军事将领，不学无术，妄自尊大。

17中山路上最有名的餐馆是长沙四大名厨之一柳三和开设的三和酒家，临大教师亦会来此宴请，清华政治系教授陈之迈的婚礼就曾在此举行，这里的素烧方、三层套鸭、七星酸肉、口蘑干丝、白汁菜心、生炒羊肚丝等等，“均为他家所不及也”[33]。据说，文夕大火时，这些美食还意外地“救”了临近好几家店铺——大火前一日，放火队员进驻三和，柳感到搬走无望，所余山珍海味与其付之一炬，不如亲自下厨供放火队员一饱口福，结果这些士兵放量痛饮，半夜城南火起他们还在睡梦之中，等到酒醒准备放火，又接到停止放火迅速灭火的紧急命令。

18.走出古巷，我看到了墙上的“益阳市资江风貌带项目概况”，“力争通过3—5年时间，把资江风貌带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城市滨江风貌带”。一条马路之隔是一栋被拆空的五层白色水泥楼，外墙用粉笔写着温和甚至有点书生气的抗议：“告各位朋友：这里住了人，请不要破坏我们的水电！！！打烂水管，用这样的手段停拆迁户的水太不应该！！！”本来是想追怀一下当年学生足迹的，没想到赶上一场拆迁的尾声。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旧城改造已是完成时，但在许多地方，它还是进行时——此后的旅行，我会一再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的时间远非均质，道理上明白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

19.益阳的这座老桥建于1974年，是本地横跨资江的第一座大桥。当年京滇公路周览团从长沙前往常德，中午经停益阳，大小车辆还需依次乘船渡河，团员就抓紧这个时间用膳，午餐有资江鱼，“鲜肥可口”[3]，欢迎人群中有一小队妇女，白帽白鞋，浅蓝衣服，团员们一开始以为是护士训练班的学生，后来打听，才知是妓女，有人遂感慨：“人说商女不知亡国恨，妓女受过训练以后，这话也许就会打破。”

20.下楼吃了个炒米粉就天黑了。上楼写日记，洗漱，准备就寝，洗手间里有一只大壁虎，我想把它赶出窗户，但它一动不动，我笨拙地拿一张纸想包住它，它断了尾巴一下子窜入蹲式便池，这让我非常难过，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做龙虾，那只大龙虾在水池里就非常不安分，我担心把它投入沸水里一定会蹦起来，结果真到了那一刻，它却一动不动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21.由太子庙往西，地势渐低，过石门桥后，更展开沅水下游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这里少见稻田，多种花生与蔬菜，一畦一畦的黄花，环绕着几间茅屋，让戚长诚想起了沉沦敌手的北国[6]。他应该不知道，这大片农田已经被国民政府征用，将用于秘密修建常德机场（对外称建广场），为芷江修建的空军基地提供加油中转服务。1938年3月，常德桃源汉寿三县一共出动了超过1.2万民工，自带工具和伙食，全凭人力在半年内建好了一条长1350米、宽50米的飞机跑道。10月，武汉失守，日军南下湖南指日可待，一片混乱中，长沙燃起大火，而常德也不得不把刚刚修好的机场即刻破坏——地方政府再次征集民工，在那条一架飞机都没有降落过（另说降落过两架）的跑道上挖出45条深2米、宽5米、长50米的深沟[7]——这只是典型的战时交通冰山一角，倘若回顾抗战时期中国的交通史，你会看到数不清的修好再破坏、破坏再修好的荒诞故事。

22.我的车已到桃源县境内的陬市镇，国道有点拥堵，私人中巴鸣着喇叭横冲直撞，司机冲着窗外用普通话骂了一句傻逼，我立刻想起了那位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问司机，让他教我一句骂人的常德土话，结果这位以前跑大货的60后大哥居然害羞起来，憋了半天没骂出来，只是自嘲：“我们常德人讲礼貌，不骂人……”

23.我们从翦伯赞聊到移民，从移民聊到族谱，又从族谱聊到中原文明中心观，我俩发现对方头脑里都有一幅地图，并且分辨率还不低。他六岁时就在他父亲的地图册上涂鸦，画“三峡省”，那是80年代中国政府决定筹建但后来夭折了的一个省份，我是小学上课时不听讲，在课本上画长江水系，从沱沱河、当曲和楚玛尔河一路画到大江入海。我的长江流到他的三峡省时，北有嘉陵江注入，我们沿嘉陵江而上，聊到合川，聊到钓鱼城，聊到投石机，聊到阿拉伯人的武器，聊到元代对世界的征服，再聊回元代对南方的开发——从桃源以下直到沅陵，一系列以“驿”为名的乡镇，就是元代通往西南最主要驿道留下的痕迹。八十年前的湘黔滇旅行团和八十年后的我仍然沿着这条驿道的大致线路在前进。

我很久没有经历这样单纯交换知识、漫无边际的谈话了，这更像学生时代的事儿。多数时候，我羞于抛出或者接住那些知识，在这几年的流行语境里，这些知识要么“无用”，就是说，没人会为之付费，要么只有“使用价值”，主要功能是让被包装之物显得有一点文化。大概是包装别人包装久了（借用一个前同事的话，就像在妓院里弹钢琴弹久了），自己也没了底气，不和那个被包装的虚浮之物捆绑出场，就自觉是炫耀或者空谈——在买椟还珠的楚人地界想起这个命题还真有点命中注定——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里写：“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人们的记忆如此短暂，谁又能保证若干年后，买椟还珠不会作为一个“善于营销”的正面词汇被植入更年轻一代的头脑呢？

24.有经验者告诫下乡的知识青年，要记着老祖宗的经验，“不失农时”，要从保卫乡土出发解释抗战，告诉他们卫乡必先卫国，“不可空谈救国”；还要注意解释最近几个月的两个流行词：焦土战与游击战，避免让老百姓产生恐惧心理；要留意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以后敌人占领此地，他们“便是将来的陈胜吴广”，“会自发起来杀敌”。下乡尤其要注意细节，官腔让人反感，洋装让人反感，“男女授受不亲”也会让人反感，“不要使乡下佬看得不顺眼”。对了，还要注意发展几大盟友，首先要加强与乡保长的联络，但不要靠酒肉牌赌套近乎，二与族群长辈联络，切忌打官腔，三要与当地士绅联络，他们最能影响本地舆论，“要注意从对方及其家族利益出发，不可讲大道理”。时刻记住抗敌救国才是民训中心，至于知识分子同样关注的取缔私塾、破除迷信、改良医术等等，哪怕心里介怀，均非当前要务。

25.路过一个村组，方方正正的灰色二层小楼，朝向国道的立面都刷满了广告。空调、清酒、花炮，这是劝人花钱的，邮政理财产品和义乌商城是劝人挣钱的，“首付5万携手，义乌成就百万富翁”，但最多的广告是治病的，各式各样的男科医院和妇科医院，触目惊心的疾病名称，让我想起八十年前清华化学系大二学生董奋在离开长沙前去逛天心阁，看了不少文雅对联和各式古物，但拾阶而下时，沿级木牌不是补肾丸就是调经丸，“俗！煞风景！”他在日记里挖苦道，“好像湖南人个个都是痨病底子，而女的个个月经不调。”

26.湘黔公路常（德）沅（陵）段的修筑者是湖南公路局总工程师周凤九，一个“工业救国”的笃信者。当他为修建这段公路前往湘西时，住在沅陵城内的许多外国人说：由常德到沅陵修筑汽车路么？五十年后大概可以通车。周凤九亲自选线，顺山势布线，绕行升坡，五个月就完成了土路[3]，1935年9月常沅段竣工通车，1936年6月1日，湘黔公路全线通车——连通西南的生命线终于在战争前一年贯通。周凤九出席了6月1日在沅陵举行的通车典礼，《大公报》记者注意到他“辛劳过度头发发白”，次年京滇公路周览团过境，“认湖南公路成绩特佳，誉为全国公路之模范”[4]。抗战爆发后，周凤九先赴任湖北公路局，又赴四川主持修筑川滇西路（乐昌—西昌—祥云），他的家人则由长沙避难重庆，1942年，他的小儿子周光召考入重庆南开中学，后来又考入清华大学——其时抗战已经结束，受到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震撼，周光召决定学习物理[5]，最终成为新中国的“两弹一星”元勋，并在1980年代成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27前往云南山高路远，清代中叶以后，湘黔驿道各站都设有轿夫若干，以利迎送过往官吏，包括马底驿在内的几个湘西驿站设有马45匹，排夫75名，比长沙、衡州等中枢大驿还要多[26]。嘉庆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19年，一位35岁的年轻官员，也是沿着这条元代开通的官道前往云南主持乡试的。他6月29日从北京出发，7月30日抵达湖北荆州，那年夏天“热不可耐”，长江突发大水，官道尽没，不得已改为舟行，8月5日到了常德，次日前往桃源，当地邑令建议他日夜兼程赶路，因为缅甸向朝廷进贡的大象也正由这条道路自西向东行进，前方的驿站恐怕不够住的，于是他当日赶了60公里路，宿在郑家驿。8月9日，他照旧凌晨4点多就出发，天刚亮时经过荔枝溪和马鞍铺之间的马鞍塘（大约就是我手机信号全无的那个路段），在此地遇到了缅甸贡象的队伍——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一直到三天后甚至都还没全部通过沅陵，这般盛景之下，或许不会有人想到，帝国其实已经走到了衰败的边缘。当晚，年轻的官员投宿马底驿，在日记里写道：“驿在马鞍山之麓，故以命名。是日山路陡甚。”二十年后的1839年，这位名叫林则徐的官员因为虎门销烟而为世人所知。[27]次年，鸦片战争爆发。

28.继续往前走，一个穿着斑马纹衣服的微胖女子推着小车，上面写着装修楼房漏水几个字，但主要是卖老鼠药，小车上的喇叭循环播放狠话：“不怕你老鼠多，就怕你没有老鼠，老鼠闻到死光光。老鼠吃到死光光，老鼠就死在旁边。老鼠死得快。老鼠死得多，老鼠走过当场死。1分零6秒，120都救不了。”

29.后来杨嘉实把这本日记的原件捐给了清华大学，又把父亲的其他日记带到了美国。湘黔滇旅行日记他读过很多次，读到父亲与同学在沅陵下雪天吃酒时非常惊讶，“因为他一生是烟酒不沾的，非常自律，没想到他年轻时还喝酒”。但主要的感慨还是，父亲比自己同龄时成熟多了，“一个是战乱，比较早熟，再一个，以前受到的教育也比较系统。像我们10岁以后基本上就是‘文革’了，什么东西都没读过没学过，传统文化这一块有很大欠缺，你看北大校长读错字，就是和我同一辈的人，很正常，有很多盲区”。

30.湘黔滇旅行团的许多人都试图在路上理解中国。刘兆吉沿途采集的一些民谣令他感到不适，比如这首，“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稼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又比如这首，“要想老婆快杀敌，东京姑娘更美丽；装扮起来如仙女，人人看见心喜悦。同胞快穿武装衣，各执刀枪杀前锋。努力杀到东京去，抢个回来做夫人”。他对指导老师闻一多说，原始啊野蛮啊，结果被闻一多批了一通，说他还是孔夫子那一套。刘兆吉不服气，当天行军结束后，看见几个同学在喝茶，就凑过去抱怨：今天真是触了霉头了，被闻胡子给臭骂一顿。那几个同学没人接话，他奇怪了，往黑漆漆的屋里面定睛一看，发现闻一多端端正正地坐在里头，把他给吓坏了，赶紧道歉，说自己说错话了。闻一多回他：你刚刚说错了什么？我没听见啊，你再说一遍？

31.张学良到沅陵次月，湖南省政府也迁来了沅陵，随之而来的还有湖南广播电台、《抗战日报》和雅礼中学等大批学校。雅礼中学初中部有一位学生叫厉以宁，他在沅陵前后工作生活了七年，直到1951年夏天坐船去长沙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25]。整个抗战期间，沅陵是内迁的重要中转站，也是湖南的“大后方”。1942年到1945年间，穆旦的堂弟查良镛也曾两次在附近一个农场生活，第一次是为准备联考，他考上了西南联大，因为没有路费学费，只能放弃，上了免学费的中央政治学校；第二次是他从中央政治学校退学后，回到湘西的农场里种油桐、读书、翻译，谋划着战争结束后自己的前途。这里的汉人苗人无一不会唱歌，冬天的夜里，他与他们围着从地里挖出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熟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再用铅笔一首首记录下来。湘西给他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致后来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里，无数次出现与湘西有关的地名或者情节，《射雕英雄传》里一灯大师、瑛姑隐居的地方在湘西，郭靖、黄蓉“过常德、经桃源、下沅陵”，一路寻找的铁掌山也在湘西，而《连城诀》里的狄云干脆就是沅陵南郊的麻溪铺乡下人，他说，“我的小说中……最好的男主角是很忠厚、老实、朴素，受了委屈也不怪人家，武功不是很好，对人很体贴的狄云”[26]。

32、1949年春天，沈荃，那位两上前线抵抗日本人的军官，在上海目睹旧政权的衰亡，感到心灰意冷，不愿南下广州，而是携妻带子回到了家乡凤凰。在这之前的1946年、1947年左右，沈荃的表侄黄永玉去过一次南京，见到了在国防部工作的三表叔。虽然已是中将，但沈荃的生活过得很清苦，心情也沉重，“看样子气数尽了！完了！内战我当然不打。和你二表叔跟田君健合作写抗战史[32]也成为笑话，谈何容易？……看来要解甲归田了……”[33]

1949年8月，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程潜通电和平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进军湘西，陈渠珍也选择了和平起义，沈荃跟随老上司一道参加了起义，凤凰县于11月7日解放。五个月后，凤凰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设立凤凰常备队，沈荃任指挥员，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职务，常备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四十七军一三九师四一七团，在凤凰县各地剿匪和轮流受训。不到一年，龙云飞父子的反叛引发了对起义人员的重新审查，1950年12月18日，凤凰常备队在一天之内被解放军包围缴械，同一时间，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34]

1951年2月9日，沈荃人在狱中写出数千字的《反省书》，“我以为我是进步军人，不入帮会”，在第四部分“我过去的罪恶”中，他写道，“……不过我带兵十多年，除了作战，从不杀人、抢人、强奸”。11月28日，沈荃被判处死刑[35]。1983年沈荃得到平反，被确定为起义人员，妻子罗兰被增补为县政协委员。

33.依葫芦画瓢，我也打算乘车经芷江去晃县——现在叫新晃，虽然同属一市，但沅陵到这两个地方都没有直达车，只能先去怀化转车。南行不久，就告别了杭瑞高速——再见面要等到云南了——转223省道，高山在苍翠中露出嶙峋的石骨，过辰溪县时又一次跨越沅水，并沿着它的支流麻阳河行驶了一段，当年沈荃被枪决的那片河畔就在辰溪。人在北京的沈从文是一年多以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我们一直关注爸爸的反应，”他的次子沈虎雏回忆，“沉默，彻底的沉默。”[9]“他不提，我们也不敢提，”这是黄永玉的回忆，“眼见他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也不哼一声。”[10]依葫芦画瓢，我也打算乘车经芷江去晃县——现在叫新晃，虽然同属一市，但沅陵到这两个地方都没有直达车，只能先去怀化转车。南行不久，就告别了杭瑞高速——再见面要等到云南了——转223省道，高山在苍翠中露出嶙峋的石骨，过辰溪县时又一次跨越沅水，并沿着它的支流麻阳河行驶了一段，当年沈荃被枪决的那片河畔就在辰溪。人在北京的沈从文是一年多以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我们一直关注爸爸的反应，”他的次子沈虎雏回忆，“沉默，彻底的沉默。”[9]“他不提，我们也不敢提，”这是黄永玉的回忆，“眼见他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也不哼一声。”[10]

34.河流南岸是连绵山丘，东南方向的山顶有一座尖形建筑，是明末清初修建的文笔塔，八十年前，钱能欣也注意到了它，他的感觉是，这“代表文化的文笔，对于这个冷清的城郭，更觉惨然”[8]。一百二十年前，那位年轻的英国军官，应该也是在这里看到了鬼魅一般的英国工厂的轮廓。那是一座占地60亩的现代化钢铁厂，三个高大的烟囱，32件大型机械，总重量超过1780吨，全套在英国采购，连同各种型号的耐火砖块，先运到上海，再沿南京、汉口、常德而上，节节转运，到了舞水，滩高水险，又需按件起驳[9]，船小无法保证运力，还屡屡失事，一旦翻船又要组织打捞，如是花了两年时间才把全部设备运抵青溪[10]。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钢铁工厂，比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厂还要早三年[11]，也是洋务运动后期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一次悲壮尝试。青溪铁厂的筹建始于光绪十一年（1885）。

35.攻克镇远后，“镇远官府和商人众多的钱财，加上敌军事先运到镇远的辎重物资，部分金条和数万银元，以及大量粮食、被服、药品、枪支弹药等，红军运了三天三夜，极大地充足了红军的给养……有学者认为，贵州的镇远、遵义两座名城，一个从物质上，一个从政治路线上挽救了红军”。

36.提心吊胆过了几天，老板安慰丰子恺，说有家在乡下山中，必要时可请他一家前去避难。丰子恺感激之余，问何以为报，老板第二日拿了一副大红闪金纸请他赐字，“老父今年七十，蛰居山中。做儿子的糊口四方，不能奉觞上寿，欲乞名家写联一副，托人带去，聊表寸草之心，可使蓬荜生辉！”丰子恺满口答允，下楼提笔就写。那闪金纸不吸水，墨迹久久不干，茶房等人把这副大红对联抬出门去晾晒，哪知一线生机，就在此出现——本地加油站的一位赵姓站长路过，见到门口晒着红对子，知道是丰子恺的字，主动登门拜访。丰子恺告知这位赵君苦衷，赵便安排他一家搭乘一辆运汽油车的空位前往贵州，而丰子恺则留下一幅水墨画作为回报。顺利到达贵州后，此事在朋友圈中传开，众人谓之“艺术的逃难”，丰子恺却觉得，“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微细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28]。

37.一个青年说：“抗战胜利了，那我首先就要游历中国的珠江流域到大江南北，以至于黄河两岸，再而东四省……”一个面孔很黑的顽皮朋友说：“我吗，抗战胜利了，想到四川天府煤矿公司做推销员去。”一个因为战争中断学业的人说：“我的希望，是能够回乡去把劫余的家业访问一下，倘使这能变换些钱的话，我要在凯旋的愉快中满足我的狭隘的‘求知欲’，读书去！”一个商界职员说：“我先痛快的大唱一场，并且第一首先要唱愉快的‘祖国进行曲’，直到口渴喉哑为止，以后……喔，以后的事太多，这里不须要说。”一个离家时只有十几岁、此时已经结婚的女性说：“抗战胜利以后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回家……让家乡人看看，女孩子的勇敢和智慧，也是会发生出力量的。抗战几年中，我拿过枪杆，拿过笔杆，还到大学去读过书，所以也没有落伍，问心无愧，可以傲然的去见江东父老了。”一个松花江流域的海军学生说：“故乡，算起来已经别了十年啦，出来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可是现在懂事啦！抗战胜利了，我想回去看看故乡，去看看幼年时玩雪球，听流水的地方，现在是怎样的情形？”[57]

38.在安顺县图书馆，旅行团师生见到了正在续修安顺府志的黄元操先生。府志局在图书馆楼上，杨式德等人走进去，见一位精神爽健的老者迎上来，便是局长黄老先生了。黄是安顺本地人，时年63岁，给杨式德的印象是“谦恭稳重，真是位笃实的学者”[31]。不知这群平津来的学生是否曾与老先生谈起故都？黄老先生早在民国元年（1912）即当选国会议员，居住在北京近二十年，曾参加过护国、护法运动，拒绝贿选、反对曹锟当大总统，1931年告老还乡，从事公益事业。

因为日记记载不详，同样不知学生们是否问起续修府志的经费来源问题——修志乃各界人士倡议，邀约资金富厚的商号负责人商讨，最后决定由特货（鸦片）增收，作为开办府志局及日常费用——有时候魔鬼确实可以帮助天使的事业。修志持续数年，初步定稿，但1949年后，这部45万字的《续修安顺府志》在保管部门沉睡了数十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两年时间核对整理，才终于付梓，而黄元操先生已经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切了。1951年他被抄家，家人从北平带回的书籍碑帖字画古物十余箱全部失散，同年11月19日，黄元操因病辞世。[32]

39.我想起在重安江凯里一侧看到的标语，“政府帮我把房建，我为计生做贡献”。“那是以前的标语了，”他说，“那时还有‘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之类的呢。”

我问他对未来有什么隐忧，这位年轻的公务员说他对个人没有什么担心的，工作稳定，钱也够花，隐忧是经济大环境——村里征地，拆迁补偿一亩三四万，卖给开发商十几万，钱都在房地产上，实体经济怎么办呢？

40从1939年1月22日到1944年12月5日，80箱来自故宫博物馆，曾赴英参展的国宝，包括王羲之三帖、吴镇《双松图》、边景昭《三友百禽图》、宋徽宗《溪山秋色图》、晁补之《老子骑牛图》等等，经南京、汉口、长沙、贵阳，辗转避难于此，那是另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了。华严洞

41中日战事，我锦绣河山，竟被摧毁半壁。幸有西南各省，是我国的上房，是我国的内室，是宝藏的仓库，是生产丰富的田园”，在西南专号名为《西南是建国的田园》的评论里，杂志主笔孙福熙如此开头。

42在门口等到一辆依维柯，出永宁即开始盘旋下山，其间一条岔路通往花江镇，昨晚翻阅宾馆房间里《锦绣关岭》一书，写到花江狗肉的来历，说是光绪年间食不果腹，疟疾成灾，有人偶然煮食家犬，疟疾病除，当地人由此相信狗肉可以治病和滋补。民国以后，花江集市常有狗肉出售，加之古驿道商旅往来频繁，吃狗肉的日渐增多，“时有人设摊出售，称为‘狗肉汤锅’……无不交口称赞”。

43胜境坊朝向云南这头的地上也铺满了麦子，西晒把“滇南胜境”四个字照得金光发亮，旁边的“万里晴空”非常应景。这是一座13米高、重檐翘角、有着九级斗拱的牌坊，始建于明景泰年间（1450—1457），康熙三十四年（1695）和民国十六年（1937）两次重修——古代中国以“九”为尊，紫禁城午门的斗拱也是九级，在黔滇交界处建一座最高等级形制的牌坊，研究者说，这是帝国威严的象征，用以震慑西南少数民族，东向楹柱上的一副对联可作佐证：“总督印畀以三边改土归流一劳永逸；太傅坊标于万里畏威怀德百代常新”，上联称颂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西南成功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稳定边疆，下联夸奖的则是与傅友德、蓝玉一同率三十万大军西征，后来留在云南的沐英，他和他的后代镇守云南，大兴屯田，礼贤兴学，传播中原文化[13]——我在平关吃到的那份大葱番茄炒蛋，不知他们是否亦有贡献？

44明嘉靖年间被贬谪云南保山的翰林院修撰杨慎有可能是胜境关的最早记述者，公元1525年，在胜境坊建成后的第七十二年，杨慎随着几位解差经亦资孔抵达这里，他注意到了云贵两省截然不同的天气，“西望则山平天豁，还观则箐雾瘴云，此天限二方也”。杨慎记述行程的《滇程记》被认为是第一部中原至云南的旅程指南，在这本书里，他还描述了云南的多风，“入滇境多海风，蜚大屋，人骑辟易。贵之雨，云之风，天地之偏气也”

45。有一个细节潘春和王友玉都没有提及，这位慷慨热情的县长古梅柏，在旅行团到达之前，以招待学生为名勒令平彝百姓每户缴纳一元钱——这一细节来源于《革命与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作者易社强对旅行团学生的采访，但易社强同时体谅地解释说，古县长的好客与龙云的训令精神是一致的[29]，我在《云南省政府公报》中查到了这条训令，“电饬途经过各该县县长妥为护送”[30]。

得知真相的团长黄师岳非常愤怒，但是他不愿意冒险得罪龙云的人，毕竟，在接下来的日子，这群流亡的师生还有赖于云南省主席的照拂，于是他给了古县长300元，有礼貌地请求他把这笔钱还给百姓[31]。4月21日，东方刚露出鱼肚白色，一弯明月还悬在空中，学生们便起身准备出发了。平彝城还在熟睡中，他们穿过静悄悄的街道（钱能欣觉得，“街道也唯有这个时间是新鲜的，健康的”[32]），由西门出城。太阳渐渐升了起来，十五里至多罗铺，旅行团在阳光闪烁的林间通过，林间有丰盛的香味。

46.查看老屋介绍时，我还意外地发现1912年创办曲靖师范的谢显琳先生（1887—1968）也曾租住在院中十年（1952—1962）之久。翻阅《曲靖文史资料》时，我读过谢先生在去世前三年写就的《省立曲靖师范、中学三十七年的一些回忆》，重点回顾了他创校以及应对学潮的经过，读完不禁感叹，从平津京沪到滇东小城，那个年代的校长苦心周旋于气势汹汹的学生与疑心异党的政府之间的经历是何其相似，文人志趣又何其可叹（如谢显琳自述：“余之生活犹然一学生生活也，大布可衣，藜藿可饱，一切嗜好未敢妄沾”），只是这样的地方知识分子，很难有机会被更大范围的人们所注意罢了。

47这一路我都在寻找“清畅”的河流，但多数河流既不“清”也不“畅”，湘西有一些自由奔腾的溪河，但被五里一岗的挖沙作业弄得浑浊不堪。黔东一些河流倒比较清澈，但阶梯式开发让它们个个都得了肠梗塞，徒步旅行一个多月，只在五里山和马过河看到了算是既“清”且“畅”的流水，这和景区内干净的溪流还不完全一样，你看见村民用背篓背着孩子涉水，你看见老人和狗一前一后按照自己的方法过河，你看见两只白鹭在杂花生树的对岸浮游，你看见汤汤流水下岩石被冲刷出的形状，你知道那是活生生的世界而非景观。

48抗战一年多，随着沿海都市的沦陷，西南的滇越铁路成为中国最为依赖的出海口。也许你还记得，长沙临大的绝大部分教职员、部分男生和全部女生就是通过滇越铁路奔赴昆明的。他们由长沙南下广州，在香港体会了“钱的世界”，第一次坐了爬山电车，俯瞰浩荡的海水和鸽笼似的高楼大厦，还拜访了陆秀夫携南宋末帝投海处；在越南海防提防着无处不在的扒手，被法国海关工作人员推推搡搡地检查，这些法国人“只对穿西装的和妇女客气些”，又看见越南的穷人被人用洋火烧耳朵，如羔羊一样驯顺，“亡国奴简直不当人看！”终于上了开往云南的火车，一路摇晃得厉害，车头的煤灰不时飞进车厢，在河口入境，交护照登记，说是联大学生，检查人员颇为优待，没有额外检查，重回中国国土，看着窗外高山、溪河、飞瀑，“以往在图书上所见的山水，原来是在这里，祖国真伟大啊！”在开远遇到领着童子军为前线战士募捐的青年人，一问原来是今年毕业的北大学生，捐完钱互道：“昆明见！昆明见！”到达学校已是第二天晚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外墙上的七个大字：“举国同温将士寒”

49这首诗让丁文江想起了滇越铁路的往事。丙午是1906年，滇越铁路云南段开工第三年，这条窄轨铁路翻山越岭，施工难度极大，法国人修路时，本地人怕瘴气，不肯做工，于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到山东直隶两省，大登广告，招聘工人，招来一万多人，死去五千以上，南溪一段，有“一根枕木一条命”的传说，“这一位‘津门穷客’一定是一万多人中的一个，被法国或意大利人骗到云南来的……到了云南以后，云南的地方官对于他们的待遇绝对不敢过问。这是在中国修铁路最可痛的历史”[21]。

50住持是个闲散的人，“在世间没意思，还是出家好，要是我还是在家，能有这个时间坐下来喝凉茶吗？我那些同学，在上班，一个月五六千、七八千，一万的也有，我说我一个月五六百，就一个低保，吃住都在庙里面。我跟他们说，我们一天瞌睡来了睡觉，口渴了喝水，肚子饿了吃饭，你们一天折腾下来，又是喝酒，又是应酬，累死了，一大堆事让你去折腾，没意思，人生就是那么短暂的时间。我还可以云游，中国都跑遍了，去哪个寺庙挂单都有吃的有住的，积蓄我是没有，只要有车费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出家人到哪里，就一个小背包，大太阳戴个斗笠，多简单”。

51不过易社强仍然做了一个区分，那种“忠诚的爱国”与“从小被教导要听话”是不同的，前者缘于一种身份认同：我是学生，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那时的学生要独立得多，他们对老师非常具有批判性，看看胡适，大家都尊敬他，但当他反对学生运动时，学生就反过来反对他……”

52战争可能使精英和大众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这是易社强的总结，“但这种经历对他们有不同的意义。对于知识分子，贫穷困顿是为了国家事业作一时的牺牲，对于群众，这种牺牲是长久的，贫穷也是长久的……一场抗战还难以把这种观念转变成国家政策。”[37]想象一下，假如是你，你愿意为弥合这道鸿沟做点什么？愿意为此走多远？以及，到底应该走多远？你也许无动于衷，认为它天然合理，或者干脆选择闭上自己的眼睛。“中国人尤其擅长于此，”易社强说，“中国的历史有太多困苦了，如果你不闭上眼睛，你怎么活下去呢？你怎么存在呢？”你也许对此心怀内疚，那么你可能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苦苦探索或许并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也许你认为改良的光与热不足以照亮黑暗的社会，你可能就是后来振臂一挥的闻一多。史景迁说，人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把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希腊歌剧中的合唱班，“恐惧而又着迷地注视着舞台中央结局已定的人与神的搏斗”，但他们还是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仍拥有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当他们选择走向舞台时，结局往往是“比别人早些死去”。当然，你也可能幸存，你继续往前走，往前走，最终，你帮助舞台中央的人把“平等”的观念变成了国家政策——十一年后的解放，至少在观念上，就是这么发生的，那是对“富强”之梦最激烈的一个回应。

53大观楼公园里头有一方场，中间是唐继尧骑马的铜像——八十年后，方场尚在，铜像不存——联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在这方场内发表了讲话，“你们的长途跋涉是很令人满意的，我以为你们要遇到土匪，而你们遇到的是火牛洞，事实和理想相去这么远，我未来昆明时，以为房舍一定不成问题，因为总可以找到，不然也可以用竹子制或用木头建，不是经济而便当的吗。长沙圣经学校的大食堂是用木制的，用了七百元钱，拆了再卖二百元，只费去五百元，多么经济。然而一来这里没有间房舍，也没有成材可用的大竹子，木材也很少，以至于我们的校舍发生极困难的问题。于是又想到蒙自……这也是处处说，没有经过详细考察的理想与现实是不相符的。然而做人的方法就是要时时修改我们的理想去适应现实。这应该是诸位长途步行所应得的一个教训，一件最大的收获”[51]。

54闻一多遇刺后，黄钰生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在追悼会上，他把闻一多比作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婉转谴责当局暴行，而他悼念闻一多的挽联是，“茫茫人海同乡同学同事同步行三千里回首当年伤永诀，莽莽神州论学论品论文论豪气万丈横视古今有几人”。

其实这两位好友在联大后期已经疏远了。“他左，我右；他民盟，我国民党。”黄钰生后来回忆，“1941年以前，我还收到共产党的宣传品，这说明共产党在争取我，1941年之后，我收不到了。”[11]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联大教师无论左中右，都有表达自由，“一段时间的笔战、舌战十分激烈，但是从来没有动过拳头，更没有拿过棍棒。胜者对输者不采取打翻在地而且踏上一只脚的办法，这是胜者高姿态的表现。这也正是联大内部民主精神之所在

55.300名学生[33]中，目前所知保留完整日记并公之于众的三位，钱能欣后来供职于外交部，余道南解放后回到常德老家，在南县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至退休[34]，杨式德是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其子杨嘉实告诉我，父亲日记之所以能够保留，是因为“文革”中非常幸运地未被抄家。和他们一样，许多人都做了日记，但因为各种原因丢失了。董奋只留下了非常生动的长沙日记，这位在圣经学院彷徨着未来、自嘲“基本功差，狗嘴中何以能生出象牙”的化学系小伙子，到昆明后改学土木工程，毕业赴滇缅铁路，在澜沧江边工作了一年，解放前后一直从事公路、铁路勘测设计，1959年调入沈阳铁路局，退休后回北京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