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阅读经验——《十诫》02

据说基耶斯洛夫斯基从未给这十集电影命过名，也并未强调过它们分别对应着哪条诫律，人们大部分时候只能根据影片的内容来附会。比如这一集，通常的观点认为是在讲“不可妄称主名”，但你要说对应着“不可贪恋人妻”或者”不可杀人“，似乎也说得通。

因此，正如“勿妄称主名”所告诫的，我们也该“勿妄称片名”，不要被语言的游戏束缚住了，不要循名称义，而忘记了是其所示，结果“以真实眼泪为始，以虚构语词为终”。经常有人强调，评价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片子，要脱离开“那些使其真实内容僵化的术语”，尤其是那一类宗教的或者精神分析的复杂阐释。这种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它同时也万金油一般地适用于一切“反对阐释”的优秀作品，未必就有助我们直观地接近影片本身。我们同样不必奉此一“直觉主义”为诫律。

回到正题。本集讲的是一则标准意义的“医患关系”故事。阅尽人情冷暖的“冷酷”医生，与身怀难言之隐的患者妻子，本身就是朴实而充满戏剧性的角色关系。巧妙的是，在纠缠于患者生死的常规情感冲突之外，本片埋下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道德困境：活一人即意味着杀另一“人”（胎儿）。原来，妻子在丈夫生病期间出轨，与情人珠胎暗结——对婚后一直不孕的她而言，这可能是她获得孩子的唯一机会。她自陈深爱着丈夫，若丈夫病愈，则无论是出于愧疚还是忠诚，这孩子都定不能留，因此她想要从医生处获得一个明确的诊断结果。最终，在万般犹疑和推脱之后，医生选择了撒谎，从而让她保住了孩子，却未曾料到丈夫竟“奇迹般地”康复了。

乍看之下，这就像是某种电车难题的复杂改版，只不过生死取义的并非某人的一举一动，而全在医生的一席话语，而结果从功利的尺度讲，似乎是怪诞又合理的皆大欢喜——除了幸福外，没有人失去什么。医生、妻子从此各自背负上了谎言，而“复活”的丈夫，可能要永远活在谎言之中了。

如此结局，若要评理，可能人们多会批判妻子不忠，毕竟一切矛盾的症结皆出自于她的出轨行为。但细细一想，又实难对其大加挞伐。因为无论是在情节还是视觉上，这名妻子都处于一个极为孱弱的位置。就情节来说，这个女人显然是这个冰冷的蓝灰色世界的牺牲品。未知的命运将她飘摇着推向旋涡的中心，她不得不独自承受这一切。“情人”的隐没姑且不论，而她目下所及，所能求助的对象皆为男性，无论是仰慕者还是堕胎者，而她自己的身体根本不能为自己所掌控，甚至要为了男人不理智地逼迫自己走上（基督教意义上的）杀人之路。她之于医生的关系也是如此，即便后者相当程度地表现为了一名智者与慈父，但仍然是强势的，能够凭着步履就将这个看似高傲的女人挤压在小心翼翼的铁型的机器之中。

当然，本片的主旨并非是要申言这些贯穿整个社会、整个影像的性别权力关系。如是设计，只在于唤起观众在道德判断之外的另种审视，乃是“勿要”之外的“不得不要”。恰如“十诫”之名，虽说是告诫，但何尝又不是一种撞坏南墙之后的经验总结。稍加留意，也不难窥见这题中应有的宗教意味（不论有人多么反感提到这一点）。正如在上一则日记中，我提过的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只有在极端的痛苦与纠结中，人才能真正迈入宗教态度阶段，去寻获那超越了善恶是非的启示感。

本片里，启示照见的并非是妻子，甚至不是如同见证了神迹一般复活的丈夫（其人在病榻上卧姿如同耶稣一般），而恰恰是在这冷色天地里唯一维持着暖色调的医生，其冷酷外表之下，良知与情感的纠结如岩浆一般缓缓翻涌。影片暗示了他其实可能知晓丈夫的病情，但同时他也背负起了犹疑的代价——撒谎并起了伪誓（原剧本中，医生说“上帝为我作证！”）。这自然在多重意味上违反了“不可妄称主名”的诫命：一方面，他明确告知那位妻子，自己的“神”独据一隅，旁人不可触达，因而神之名也独属于他，无人可以僭指；另一方面，他又用智者的狡黠，用技术理性失效的谎言暂时卸掉了这对夫妇的疑虑。就像上一集的那位父亲一样，他亲手造了一尊伪神，然后“不得不”悲剧地负重前行。对此，我们是释然的，不然还能怎样呢？在医生在与自己老伴的对话里，他提到了自己在战争中失去了包括孩子在内的家人。这则信息透露出他在结局里如是“不得不为之”的合理性，进而也让我们窥见某些来自波兰社会的更大的创伤。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片子无疑都是拍给八、九十年代的人看的。对于彼时的人来说，战争不曾化作历史，仍是创伤性的记忆，而行将来临的动荡只会更进一步加剧人们内心的动摇和恐惧。在这种氛围里，良知——无论是否秉主之名，无论是否昙花一现，都成了极为保值的硬通货。对于今天来说，这则影像仍不失回味无穷，便在于我们仍然动摇于一系列轻飘飘的伪誓，却偏偏谁都不再有名义诉说良知，替我们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