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与抒情，兼及价值秩序
叙事作品的核心价值在于认识，在于发现，认识和发现跟反映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为什么非虚构、纪录片、纪实文学都无法真正进入文学艺术的正殿，因为它们的价值仅限于记录。不能否认记录的重要性，中国古代有强大的“史传”传统，秦汉时期的史传文学，魏晋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明清的笔记小说，甚至于《聊斋志异》所谓的“志”，都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狭义）的文学艺术，因为它们的创作方法和创作理念都是“历史叙事”，都是记录，作家在把自己对世界、人类、自身的看法，以及把艺术的想象力、创造性灌注其中这两个方面所能施展的空间非常之小。这不是作家的问题，这是文体本身的局限性。
所以说“小说（fiction）”是一种高级的文体，也正缘于此。什么反映了某某时代某某群体的苦难和辛酸，诸如此类的肯定性价值判断，无非还是局囿于史传文学、历史叙事的评价系统之内。反映了又如何呢？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苦难呢？在苦难之下，人类应该如何自处呢？光忍着就行了吗？光哭哭啼啼，去厂里吵吵闹闹就行了吗？心脏支架，今天报销不来，明天再去闹，今年报销不成，明年还去报销？确实，史传文学和历史叙事，很容易会陷入两种叙事困境：一，拒绝揭示，拒绝反思，拒绝批判，拒绝内视，拒绝启迪，拒绝精神力量的再培育、再生长，拒绝人类灵魂深度的再挖掘、再批判。二，沉溺于自我感动和悲悲戚戚之中而不能自拔。
往回看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无非两个强大的传统，一是上面说的“史传”传统，二是“抒情”传统。这两大传统看似是两条脉络，仔细一推敲，竟会发现它们竟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史传，所以抒情；因为抒情，所以要史传。于是中国文学在史传和抒情的滑轨上来来回回地滑行，怎么也跳不出窠臼。五四以来曾经一度跳出来了，但是很快又跌回去了。下岗是史传，哭哭啼啼是抒情，因为下岗了，所以哭哭啼啼，为了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要哭哭啼啼，更所以要一笔一划地梳理并史传下岗的过程：先是厂子没有订单了，再是厂子养不起人了，再是厂长秘密开列下岗名单了，再是工人们私下打听谁谁谁在名单之上了，再是谁的关系硬、谁更加靠近核心谁就能提前知道谁谁谁在名单里了，拉拉杂杂，絮絮叨叨……在这个完美的叙事闭环里，无论是“认识”和“发现”的价值，还是人类精神力量的坚韧和强大，抑或人类灵魂的复杂与孱弱，都没有得到任何面向上的、实质性的探讨。咱就光哭就行了，表情跟上，音乐跟上，节奏放慢，氛围营造出来，大家跟着一起哭，哭起来。
多年来，常常听到一些人一聊到某某著名作家的某某著名小说，一上来就是这样评价：“我小时候（通常是指初中）读这个小说时，哭得稀里哗啦的。”问“然后呢”，顿时就蒙了，TA不知道“哭得稀里哗啦”以后，竟然还需要一个“然后”的。有人会说：“你为什么整天问意义？！”或者又说：“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表现方法，每个人的审美都是不一样的。”当然，本来我的讨论也是先划定一个圆圈，在有限的、狭义的范围内进行讨论的，因为我讨厌大而化之，讨厌相对主义，讨厌没有边界意识的宏大讨论。当然，如果超出这个范畴，我们的讨论就不需要这么严肃了，大家嗑着瓜子，喝着酒，碰着所谓“梦想破碎”的杯子，期期艾艾地聊和吹就行了。那样的话，价值秩序是被模糊掉的。然而如果要进行有价值的讨论，那就不能大而化之、模糊边界了，就不能抹平价值秩序，而用价值相对主义进行无效的讨论了。
——2023.5.13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