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鲲：《“古文运动”叙述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自序

2010年9月，工作七年之后，我来到母校西北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邵宁宁教授。我硕士时的专业方向是唐宋文学，导师是尹占华教授。毕业后，任教于天水师范学院，学院分配给我的课程主要是宋元文学、大学语文之类。我的兴趣广泛，从不以文学自限，大学时考研本想考中国思想史方向，学习哲学，后来发现学哲学让原本就孤独痛苦的我更加痛苦孤独了，于是放弃了哲学，报考了我更加擅长的古典文学专业。然而从读研起，我深切地意识到：学古典文学，如果了解现代文学，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因为古代和现代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此，我更加有意识地阅读现代文学——当然也读外国文学，一方面是兴之所至，一方面，我知道：不了解外国，就很难透彻理解中国。读研，选择一个方向，只是为了学业的方便，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和创作文学，只是相对而言，我对古典文学更加偏爱而已。

读研时，由于阅读的激发，我写诗以旧体诗为主。毕业工作之后，我开始大量阅读外国现代诗歌。我对现代诗的创作冲动和灵感被激发出来了，于是我彻底停止了旧体诗创作作，专意于现代诗创作。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已大体了解，我对古典文学的好奇已不复存在。于是，工作几年之后，我考博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方向，以期拓宽学术视野，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现代意识。

邵宁宁教授是我大学时当代文学课的老师。邵老师的课，是我大学时认真听过的极少数课程之一。不是因为我喜欢当代文学，而是邵老师的课讲得很精彩，展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平。我在本科时，时常去邵老师家中拜访他，和邵老师有过不少交流，获益匪浅。邵老师主攻现当代文学，但他古典文学修养也很深，并做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这是我很欣赏的一种读书、治学风格。试图打通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这大约是我和邵老师共同的学术理想。邵老师在西北师大获得博导资格时，那里尚没有现当代文学博士点，于是，西北师大文学院在古代文学专业下面增设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一专业方向，以便于邵老师招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是复旦大学章培恒等学者倡导的一个学术方向，于2005年获批为复旦大学文学院的一个博士招生专业，成为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并列的二级学科。因有成例在先，故西北师大沿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一名称。其实，邵老师告诉我，他想做的是“中国文学古今通变”，而非“演变”，“古今通变”是研究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是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重释、重构。“古今演变”在语义上，似乎暗示着其侧重点是从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其实有志于贯通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都有探寻两者内在关系的自觉意识，只是“古今演变”这个词语不太准确。

就读博而言，“中国文学古今通变”这个方向最适合我，因为我不想纯做古代文学研究，或现代文学研究，我认为把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贯通起来，我们的文学研究乃至创作，才会产生更重要的觉悟。邵宁宁师2008年开始招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我是他的第二个博士研究生。2013年，我博士毕业之后，邵老师就去海南师范大学任教了（现任教于杭州师范大学），并招收中国现代文学的博士，我成了邵老师“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方向的关门弟子。我不敢说已经领略到了邵宁宁师的学术旨趣，我们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邵老师让我对“中国文学古今通变”研究有了更多的自觉思考，尤其是所谓古典文学是被现代学者以现代的观念重释、重构出来的这一核心理念，让我对古典文学有了一些新的认知。博一第二学期，我开始思考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很快，想到一个题目，即我发现，如果把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通而观之，唐宋古文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两次文学变革运动，两者之间看似相隔千载，其实有着微妙的关联——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反对的古文、文以载道等文体、语言、观念不正是唐宋古文运动所提倡并确立的吗？所谓“桐城谬种”只是一个靶子、符号，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反叛的正是“桐城谬种”背后的古代文学尤其是古文运动所树立的文学传统。因而，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逆子”。但是吊诡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一方面反对“文以载道”，一方面又以现代文学的形式装载着各式各样的主义、思想、立场，这分明是规模更大的、更深入的“文以载道”，只不过古代的“道”被替换成了现代的思想，这说明五四新文学运动与唐宋古文运动之间是相悖又相承的复杂关系。而且，“唐宋古文运动”本身就是由胡适等人建构出的古代文学叙事、话语——所谓“文学运动”压根就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建构。而为什么在“五四”之后，出现了“唐宋古文运动”这一建构，并且很快流行开来？“五四”前后，对唐宋古文的认识有哪些类型的观点？它们反映出怎样的文学观、文学生态？经过考索，我发现，透过对“五四”前后激进、保守以及超越保守与激进的不同的文学立场的唐宋古文观的梳理，可以对中国文学观的现代转型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譬如反对唐宋古文者都持进化论的文学观，以及所谓“纯文学”观，而尊奉唐宋古文者皆持尊古或保守的文学观，甚或传统的“杂文学观”；至于“文以载道”，更是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文学理论问题。以上几种观念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转型的重要节点。倘若从阐释学以及古今通变的视野、方法出发入手，研究“古文运动”的阐释史（建构史），正好可以沟通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

这个选题得到了邵老师的认可，博二第一学期期末开题时，我把题目定为《阐释与通变：现代视野中的“古文运动”》。阐释学理论来自西方的伽达默尔等哲学家，“古今通变”是中国的学术传统，两者可以相结合去分析具体问题。我的目标是把从中唐至宋元明清，到现当代的古文运动叙述加以彻底的梳理及阐释，重点是“五四”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即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期的古文运动叙述状况。所以，本论文可以说是文学史的研究。开题答辩时，兰州大学的程金城教授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这给了我研究和写作的信心。历来对古文运动的研究几乎都是在唐宋文学的范围内，其成果已积箧盈藏（如今已趋饱和）。其实，自北宋“古文大兴”之后，所谓“唐宋古文”一直在被建构，于是南宋、金、元便建立了所谓“唐宋文章”的体统，明代的“唐宋派”与“秦汉派”争胜，“唐宋八大家”的观念正式确定，进一步推高了唐宋文章的地位，清代桐城派更是奉唐宋古文为圭臬；“五四”以后，彻底反转，古文被推翻，白话文派发明了“古文运动”这一话语及叙事方式，以便于重新叙述中国文学史，为现代文学建构新的观念。所以，虽然“古文运动”是一个老话题，可是当我们把古文运动的叙述史从唐代一直贯通到当代时（放置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便会对古文运动就有新的观照，其意义不在于对唐宋古文运动本身有多少新发现，而在于从古至今的古文运动叙述映射出的文章学以及文学观念的演变，因此拙著是从某个角度出发的跨越千年的文学史研究，并且是古今贯通的。这大约就是本书的学术创新或者价值所在。

唐代到北宋的古文运动叙述史，成果累累，梳理出来并不难。难的是对“五四”前后古文运动叙述状况的梳理，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并加以分类、分析。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大致厘清了眉目。可贵的是，我发现五四时期主张文、白并行的人比我们想象的多，通常的现代文学史都过于凸显白话文派与古文派之间的观念之争，以至某种程度上遮蔽了超越激进与保守的文白并行派的观点。其实，古文、古诗词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落潮之后，一直活跃于现代文学的大家庭之中，并与现代文学相融合，产生出古今融汇的奇丽的现代文学艺术，民国时期的文学大家无不如此，这种打不倒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古文运动主要生发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改革文风、文体的问题，一是“道统”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至今仍是重大的文化命题，古文或儒道只是表面，根本问题是我们需要怎样的文风以及思想之根。故此，“古文运动”从学术的角度看，是一个过去时的问题，但从文化的深层角度看，它仍是一个尚未结束的现实，甚至未来的问题。我想，好的学术著作，不仅在于它研究了什么问题，而且还在于它激活或激发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我的目标。

由于需要搜集梳理的文献量很大，涉及问题繁多，在博士毕业前，我只写完了唐至北宋的古文运动叙述史，以及“五四”前后至当代的古文运动叙述史部分，已得28万字。南宋至清代部分也搜集了不少材料，并列出了大致纲目，但未及完成。因为大体框架和重点写出来了，所以论文通过了答辩。2015年，在某领导的催促之下，我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以“‘古文运动’叙述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没想到获批了。这是我第一次申报项目。因为打算把重点放在“古文运动”叙述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部分，古代部分只作为一个必要的铺垫，但必须完整；1949年以后的“古文运动”研究大体没有出龚书炽1945年出版的《韩愈及其古文运动》一书的框架，因而尽皆删去。我对唐至北宋的古文运动叙述史做了压缩，以概括的方式写完了南宋至清代的“古文运动”叙述史，又对“五四”以后的“古文运动”叙述做了新的补充和论述，于是“古文运动”叙述之于现代文学转型的意义便被凸显了出来。与其大而全面，不如详略得当。其实我对古文运动叙述史的叙述，也是一种建构。

关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研究，学界已有诸多成果，有从语言角度（白话与文言）出发的，有从文学观念角度出发的，有从文体角度出发的，我所选择的“古文运动”叙述角度是一个新的角度，但并不是一个大的角度。就我所见，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的《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一书是研究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部力作。单教授选择“民族主义”这个貌似和文学无关的思潮角度来观察中国文学的转型，涵盖了文学转型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对文学的渗透等多层面，多角度，可以说是抓住了关键。而且，单教授此书阐发的意蕴超出了文学范畴，而指向中国文化的古今之变。就中国文化的转型而言，民族主义恐怕也是关键之一，所谓“救亡”与“启蒙”皆在民族主义的场域之内。故此，拙著对中国文学转型来说，只是一个新的补充，并非关键。将来，我想选择一个能够贯通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更大的、新的问题加以阐发。

其实，就中国文学而言，打通古今并不是最好方法或终极目的，因为文学除了古、今的维度，还有东、西、中、外等维度，它们全都联系在一起。我欣赏金克木先生的文化观，他认为所谓东、西、中、外、古、今，虽有很大差别，却又是走同一条路，有同一个方向，甚至有惊人的相似；他想打破这种时空分别，而以“显、隐”重分（见《用艺术眼光看世界》《探古新痕》）。我认为这是一种更加全面、深刻的文化观。时空的区分是机械的、表面的，关键是发现内隐的文化的深相。譬如，正因为我们把相隔千年的古代的文章变革运动与现代所谓“古文运动”的建构关联起来，才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微妙联系，及其背后丰富的意蕴。所谓比较文化学，就是对不同时空的文化进行比较，比较只是手段，发掘显在现象背后的深隐“实质”才是目的。

本书是我的第一部章节体学术著作。章节体是从西方传来的著述体例，以某一问题为纲，以逐层推进的逻辑为章节顺序，这便是系统性的著作。博士学位论文是标准的系统性的著作。拙著自然有不可避免的博士学位论文腔。章节体著作可能会逻辑严谨，但也不尽然。章节体、学报体有不可避免的呆板。形式刻板时，灵动减少；逻辑严谨时，情韵不足。章节体著作有其优点，作为议论文，其关键不在体例，而在是否有真知灼见，以及文章的魅力。文章的魅力因素众多，至少就语言而言，最好的语言应该是有弹性的，甚至是情理兼融的。难道我们的学术著作不能像李健吾的《咀华集》、梁宗岱的《屈原》、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那样既深刻，又优美？在偏于文艺批评的著作中，这应该是一种高境吧？不必模仿，但可以借鉴吧？我所谓学术著作中的“情”不一定是“抒情”（像李长之、闻一多的文章那样），而是潜涵在思辨背后的对人之命运与意义的“关切之情”（这是人最根本的“深情”）。目前学界流行的学术文体，并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学术文体。没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充满如此之多的引文、注释，仿佛戴了很多首饰的头脸，但很显然，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人文著作的创造力并不出色。《论语》是语录体、《老子》是箴言体，《庄子》是寓言诗化散文体，朱熹《四书集注》是注疏体，柏拉图《理想国》是对话体，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诗体散文……究竟什么才是理想的“学术”文体？应该说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应该是多样的吧。进而言之，所谓“学术”也只是“术”，李耳（《道德经》的托名作者）、庄周绝对没把他们的著作当学术，他们所表达的是“道”。我们做学术的是不是应该在“道”面前保持谦逊？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现代中国早已是“新邦”了。但我们的文化，新的不够旧，旧的不够新，中的不够西，西的不够中。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固属浅见，但李泽厚所谓“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也是妄言——文化的中外、体用之间的关系哪能那么简单处理？但愿拙著能为新文化观的建设提供一点启示。

2021年12月18日，写于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