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相亲角里读了4年爱情诗，可他们还是对浪漫过敏 | 人间

很显然，艺术家的灵魂不赞同这样的相亲形式，他想用一种方式唤醒一部分的人们对此进行——不能说是反对，起码是思考。

配图 |《大博弈》剧照

作者：李清新

1

上海最大的地铁站无疑是人民广场站，它是3条地铁线路的换乘枢纽，坐拥21个出站口，仅地下一层的换乘大厅，面积便超过了8000平方米。沿着这个庞然大物的触角顺着人流朝上走，从第9个站台走入地面，就是人民公园。

一个摩登城市，多的是比公园更有趣的地方，更何况是在上海的中心地带。往北去就是繁华的南京西路，西边是呈览文化与艺术的上海大剧院，2公里内有最时尚优雅的淮海路步行街，不出国门可见识全世界的万国博览建筑群……不过在这片令人目不暇接的繁华里，人民公园依旧在旅游景点推荐榜单上占据着一席之地。

这个公园没有什么源远的历史。一个半世纪前，这里是农田、坟茔和小村庄，然后被英国人圈走，成了租界的跑马厅。这座平时的销金窟，在一些时候也会承担起军事功能，检阅过租界驻军，庆祝过协约国胜利，操练过万国商团，日本人和美国人也都在这里扎过营——直到1951年，这里才变成了人民的乐园。

人民公园就建在旧日跑马厅的北半部分，它旺盛的生命力似乎扎根在了“人民”二字，只要有人自发地走进来，平庸的风景也会灵动起来。

未进大门，就有乌泱泱一片人头映入了眼帘。4月末初升的暑气，和一片攒动的人头发出嗡嗡的声音，让刚从地下走出来的我有些发晕。我的手机地图显示着通往人民广场相亲角的路线导航，聊天界面上朋友说：“找不到路就随便问个叔叔阿姨，他们肯定知道相亲角。”

对于很多本地人来说，相亲角是人民公园最值得一看的景色。据说在90年代，当时经常在人民公园锻炼的、彼此之间有点熟悉的老人们，经常聚在一起为没有找到伴侣的儿女们物色合适的恋爱人选，而后便吸引了周边的许多老人乃至上海各个地区的人，逐渐形成了一道奇异的风景。这是国内第一个相亲角，后来上海的其他公园，以及其他城市公园里的相亲角，都脱胎于此。至于那些走出国门的相亲角，多半是海外华侨组织起来的，更是要晚于此处许多年。

成千上万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默默塑造出了相亲角的形状。每逢周六周天，还有一些法定节假日，相亲角就会自发地成形，有摩肩接踵的热闹，其余时间，这里只是空旷的平平无奇的公园一角。从这个意义上讲，相亲角很大，进了公园大门便是它的地界，成千上万人沿着中央的空地朝两侧、朝纵深整齐地分布着，仿佛只要有人参与进来，它就可以无限地朝着偌大的人民公园的深处蔓延——蔓延的是自带小板凳的花白的头发，和沿路铺开的白纸黑字的个人介绍——这些带着孩子相亲简历的父亲母亲，是相亲角的主要构成人员。

这样的场景注定是与浪漫毫无关系的，再多的新生的绿意和绽放的繁花，与地面上铺陈开来的、彼此相连的纸张比起来，都黯然失色。

我放缓了脚步，好奇地查看纸上的内容，发现上面是有某种统一格式的：

第一行往往是性别和感情状态，比如“未婚女”或者“离异男”，大写，加粗，居中，像是文章的标题。

紧随其后的就是户籍，上海人户口也需要区分“本地人”和“新上海人”——后者需要追溯原籍，身份证上的数字开头的3位数至关重要，“310”是出生于此的最有力证据。而“新上海人”像是急于表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融合程度，会写上——“新上海人，市中心有房无贷”。

接下来是年龄，为了节约有限的空间，年份被精简到只剩两个数字——如92、87，1980年以前的人可能就不再纠结具体的年龄，有些人会含糊地用“60后”或者“70后”替代。

再往后的内容一般是学历，如果有傲人的学历，会浓墨重彩地写上两行。留学经历必然不可省略，常春藤的名校可以自成一派；倘若学校名不见经传，则需要带上国名——有了几个拗口的外国名，整个简历都光鲜起来。没有出过国门的话，国内排行前十的名校才有资格写出全称，否则便只能写“211、985毕业”——倘若连这也不是，便又矮了一头，只能含蓄地写“本科学历”。不过，观察许久，会发现硕士和博士密度极高，大专及以下学历才是凤毛麟角。但即便是较低的学历和收入，也要写明，短板也不得不展示出来，因为在这里，“真诚”是第一要义，倘若前期虚假信息导致了见面后的矛盾，公开的争吵只会更丢脸面。

最后，工作和收入是重头戏。外企、公务员、事业编、大厂……每一个精炼的字眼都是“高薪”或者“稳定”的代名词，附上几十万的年薪（税后和税前也要写清楚）作为注脚，以房产和代步工具收尾，一个闪闪发光的相亲对象便跃然纸上了。

这些白纸上鲜有人张贴照片，顶多描述身高和体重。这些生物信息在此情境下显得无关痛痒，就像“相貌端正”“性格开朗”一样，只是为了完成这份简历的格式化内容。格式的最后部分是联系电话，多数会写清楚，是父母的联系方式——几乎没有纸张上留下相亲者本人的电话号码。

2

我弓着腰低着头，有些狼狈地挨页看过摆在地上的简历——蹲下身子可以显得优雅一点，但是那样有挡住旁人走路的风险。一些替女儿相亲的家长们懒洋洋地坐在小板凳上，拿余光看向我，大多数并不会给我一个眼神，而身前摊着男性信息的叔叔阿姨们则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

“小姑娘自己来相亲啊，想找个什么样的？”一个大叔摊开双手抖了抖，“随便看，看上哪个跟我说。”

他的身前有十几张带着塑封的A4纸，每一张上面都是一个适婚或者超过了适婚年龄的男人。来之前，我了解过相亲角里时常有相亲机构人员出没，以介绍人恋爱赚取佣金，便问：“您是相亲机构的吗？”

“不是不是哦……”大叔连连摆手否认，指着正前方的那张纸，“我就这一个，这些是我帮忙看着的。”

他的正前方，是一张毫无特殊之处的A4纸，上面写着的年纪是“82年”。

“小姑娘你哪年的啊？”

“95年的。”

两句话的功夫，已经有人围拢了过来。我有些尴尬地想要离开，大叔却饶有兴致地想跟我聊下去。

“95年的也不小了哦，想找个什么样的？”他的手指向了身前的简历，开始介绍起自己的儿子，“1米8几的帅小伙要不要？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生哦……”

“年纪有点大了……”我委婉地拒绝。

“年纪大点好，年纪大点的男人会照顾人。”

大叔还想强势地想和我继续聊下去，好在另一个围观的大叔替我解了围：“小姑娘你不要理他，82年的年纪是太大了啊！自己82年的么，还非要找86年以后的，上哪里找啊？”

“您是……？”我小心翼翼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帮我女儿来看看的呀，我女儿84年的。84年跟82年的么正好呀，可以让年轻人自己了解了解发展一下的呀。他非要找86年以后的，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84年的不符合我们家的要求，都快40岁了……”最先跟我搭讪的大叔腾地一下站起来，一步跨下铺着无数简历的台阶，和路过的大叔对上了脸。

“不可能的。”路过的大叔不看冲到自己面前的人，只冲我说道，“想找86的你猜要怎么样？除非整个社会都变了，再过50年……”

我还没接上话，他忽然转过头，冲着那位面前的父亲狠狠地说道：“再过50年，等下辈子就行了！”

不知道这两位爷叔之前是有了怎样不愉快的交流，趁他们剑拔弩张的空儿，我矮着身子落荒而逃。等穿过两拨人群，回头再看，他们也散开了。没看上眼就是不会再有交集的陌生人，犯不着真的动怒动手。

走到阿姨多的一面，身边略微安静了一些。她们看起来有一点疲惫，微微歪着身子，眼睛半闭着，都不怎么愿意多说话。有人就着瓶装水啃着面包，似乎这就是她的午餐了。

我停下脚步默念着纸上的信息，一个假寐似的阿姨忽然开口：“小姑娘自己来相亲的啊？蛮活泼的。”

我讪笑。

“你把帽子和眼镜拿下来我看看，包得太严实了。”这个突然醒来的阿姨像是进入了捕猎状态的猫科动物，完全不给我反应的时间，连珠炮似的发问，“哪里人？做什么工作的？在上海哪个区？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

我赶紧表示，自己只是过来看个热闹，并不是诚意想要相亲。阿姨便立马噤了声，又入定似的半闭上了眼睛，像是蛰伏起来养精蓄锐，等待下一次出击。

由于我的声音太大，身边的人都知道了我没有相亲的诚意，一下都对我失去了兴趣，连一直远远坠在我身后的叔叔阿姨也散开了。整个相亲角看不见几个年轻的身影，他们想要上前找我搭讪，又没等到合适机会。

我朝着公园深处又走了一段，没有人再知道我前来的动机之后，我主动和几个看起来好说话的人聊了几句。他们有人已经连续泡在这里好几年了。

“您的孩子知道他在被相亲吗？”我见缝插针地提问。

“知道啊。”

我接着问，孩子是否同意这种形式的相亲。

被问的阿姨有些不悦地反问：“同意，有什么好不同意的？”

“那您有没有相到合适的，和您的孩子见过面聊过天……”

面前的人明显有些不耐烦地说：“相到了我还在这里干嘛？我回家去了呀！”

3

为了掩盖自己的“不良”企图，我又匆匆转换了阵地。

往里的一片小型空地上有一个带着音响自顾唱歌的中年女人，她的面前是自己的相亲简历——1963年出生的她，离过婚，生过孩子，有一套在宝山的拆迁房和退休金，希望能找一个有房子和退休金的男人共度余生。几个人被阿姨的歌声吸引驻足，看了几眼之后又走开了。阿姨没有停下来跟谁对话的意思，自顾地唱着情歌。

看见连唱情歌的女人都不会引起周围人的关注，我忍不住找了个人问：知不知道在相亲角里有个读情诗的男人？

“读诗啊？什么诗啊？没看过。”一个今年年初才开始过来“摆摊”的大叔直摇头。

“那个人啊？”旁边的大叔抬眼看了看我，冲自己的同伴小声说，“就是扇形广场上的那个人吧……”

“哦他啊？”两个人对了下眼神，心领神会地点了下头，不再言语。

“您知道吗？”我有些兴奋地追问。

“你问他干什么？”率先想起来的爷叔瞥了我一眼，语气里有些厌烦，“那个人脑子不太正常的。”

说罢，他们两人凑在了一起小声交流起来，不再搭理我。我便朝着他们所说的扇形广场的方向走去。

所谓的扇形广场，就是进了公园大门后西侧的一片空地。它的直角边朝内，安置着几个供人休息的座椅，再往里是高大的杉树和正盛开的绿植。弧形边是两道台阶，我进来时因为光照正强，那里只有铺了一地的简历，并没有人“值守”。等我兜了半天再绕回来，林荫已经盖住大半个广场，弧形边缘依旧无人，有一半的简历留在光里。

不过，里侧的长凳上已经坐着几个逛累了的中年人，他们目光毫无焦距地朝前望着，似乎是在看向广场中央那个站在小板凳上、旁若无人地朗读着诗歌的男人。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诗只念了一半，男人就停了下来。他从小板凳上跳下来，打开放在一边的手提袋，拿出一瓶矿泉水喝了两口，然后将手里的书籍随意翻到一页，又开始了下一篇的诗朗诵。没有人发现他前一篇诗歌戛然而止了，他身后坐着的几个人姿势不变，依旧看着他的方向。

有路过的人好奇地走上前，看着小板凳周围的物件——板凳的正前方是一张塑封的A4纸，左侧是一个大包裹，包裹外面有另外一二十张散落的A4纸。但只要这些路人不找男人搭话，即使他们在观察的同时不断地发出评价，男人也不会停止念诗。

我凑近了看，旁边散落的纸上是打印出来的一些诗歌，中间那张是男人的简介。与那些相亲者一样，这张纸上的寥寥几行字也概括了许多。它的标题是“相亲角里的爱情诗”，再往下写着：“艺术家曹再飞于2019年4月5号起每周末、节假日在此朗读经典爱情诗”。

曹再飞依旧在读诗，他看起来很不“艺术”——穿着普通的黑色长袖T恤，深色牛仔裤，一双卡其色的平底皮鞋。虽留着胡子，但没有特殊的形状——总之，毫无让人眼前一亮的艺术家气息。

不过，从2019年的4月距今，4年有余了，能坚持干“读诗”这样一件大众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很“艺术”的。

4

4年前的春天，曹再飞第一次经过相亲角。

他本身是一名画家，当时是为了去上海当代艺术馆参加一场活动。相亲角里挨挨挤挤的银发族和雪片一样散落的相亲简历，让他大为震撼，因为此前他从没想过相亲活动能以此种形式呈现。

“人被扁平化为一些物质的东西，爱情被压缩到一个不存在的境地了。很不尊重，这是不对的。”曹再飞对自己的评价是内向的，这在我们的对话过程中可见一斑。他经常停下来思考，然后零碎地说上几句。

第一次经过相亲角的时候，曹再飞就想着要做点什么。很显然，艺术家的灵魂不赞同这样的相亲形式，他想用一种方式唤醒一部分的人们对此进行——不能说是反对，起码是思考。

如果用他自己最擅长的方式，那一定是将此情景描摹下来。可是绘画在此处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如果在相亲角摆上相亲角里的众人画像，大概会先被群起而攻之。拍摄纪录影片更加行不通，一定更加被排斥。

曹再飞略加思索，决定在这里读诗。

爱情和诗歌都是美好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天然地具备吸引能力。当人们看不见的时候，可能会遗忘美好，但当这些美好被展示在眼前，一定会吸引到一些人驻足的。于是在2019年4月5日，一个清明节假日，曹再飞带着自己的小板凳和一本艾略特的《荒原》出现在了相亲角。

除了画家的身份，曹再飞还是一名大学老师。可第一次在人民公园的人群面前读诗，让他感觉比第一次站在讲台给几十名学生讲课还要紧张。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

荒地上长着丁香

把回忆和欲望掺和在一起

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当时曹再飞没有准备麦克风，大声朗读加上情绪紧张，让他在温暖的4月大汗淋漓。第一次的诗歌朗诵只持续了半个小时便结束了，他朗读了30多页的《荒原》。和之后的无数次诗朗诵一样，身边鲜有人在乎他在做什么，但他依旧觉得有很多双眼睛看向自己，很多声音在议论自己。

事实上，只有少数几个好奇且大胆的人凑过来，而他们也只是留下几句话后便离开了。

那些话里有赞同，他们觉得明码标价的相亲行为太过功利，赞同曹再飞朗诵的诗歌里所描述的爱情；有嘲讽，他们觉得曹再飞的行为就是沽名钓誉；也有疑惑，他们追问曹再飞到底在做什么，因为“读诗”似乎不能成为一个明确的目的；还有责骂，他们觉得曹再飞脑子不正常，在他们身边读诗会影响到自己的相亲活动——曹再飞没有换地方，于是这些人只好离开了。

诗念到一半，一名佝偻着身子的青年保安打断了曹再飞。

“你在干什么？”保安微仰起头冲曹再飞发问。

“我在读诗。”

“读诗做什么？”

“读一些爱情的诗，这不是相亲角么……”

“不行，你这样会打扰到别人。”保安斩钉截铁地说。

“那我把声音调小一点。”曹再飞侧身调节了一下挂在肩头的麦克风。

于是小保安也偃旗息鼓了——大约没有哪条规定明确说公园里不能进行诗朗诵，而他站出来驱赶曹再飞，只是下意识里觉得这个男人和相亲角里的其他人太不一样。

过去4年里，曹再飞面对过许多次类似的驱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遇上三四波人。最开始，他会围着自己的小舞台（那个小板凳）铺上一圈打印出来的诗歌，远看和旁人铺了一地的相亲简历别无二致。有保安过来制止他，在听到解释以后，依旧强势要求曹再飞收起满地的诗：“这是不允许的，每个人只许摆一张！”

保安们会平等地驱赶摆出一地广告的中介，曹再飞觉得这有点道理，于是只留下了自我介绍，将其他的诗歌都摞在了一旁。他的性格很随和，如果妥协和迁就能够解决问题，他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让步。

可也有些保安不那么容易打发。曾有人以不知道曹再飞发表的内容里有没有不当的言论为由，坚持让他离开，他就耐心地陪着那位保安一篇一篇地翻看诗作的内容。看完后，保安依旧不让步，两人就沉默着蹲在地上。

曹再飞忽然灵机一动，指着一首诗说道：“习主席出国访问的时候还提到过这首，说这首诗除了歌颂爱情之外，也是在描述美好的生活，建议大家多读。”

“是吗？”那名保安被明显被这句话打动，他停下手头的动作，顺着台阶就下来了，“那你接着读吧。”

5

公园里的保安们和那些常驻的老人一样，都是些熟面孔，时间久了，曹再飞不与他们主动交流，就像是油滴入水，各自保持着距离。

曹再飞曾经设想过种种人们对自己朗读诗歌的反应，最后证实了，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那一种——不在乎。他这些年在扇形广场的定期朗诵，对相亲角的影响，似乎只有将那个地点的人驱散到了几十米之外。那些为子女相亲的父母们不愿意和曹再飞同时出现，向保安举报无果后，便留下了一地的简历自身离开。诗歌的出现对其没有实质上的伤害，但却让他们觉得不舒服。

“大家都在谈论车子、房子、钱的时候，你在谈爱情。”曹再飞思索了一会儿，说，“显得你很清高——你清高就把周围的人衬得俗气，所以人家不喜欢你。”

对不少人来说，相亲角的功能远不止为子女找到伴侣这么单一。像打太极拳跳广场舞一样，定时开展的相亲角具有强大的社交属性。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年龄、家境，甚至苦恼（孩子大龄未婚）都相近的朋友，大家定期相会，互通生活中的烦闷和趣事。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锲而不舍、风雨无阻地来参加这场效率不高的相亲活动。比如新冠疫情解封后不久，老人们戴着口罩，即便保持社交距离，也要来参加相亲活动，甚至因为公园出现了密接患者导致上万人被居家隔离——这样的热情，明显是超越了为子女相亲本身了。

这些热心的社交人会主动友好地和曹再飞沟通，也会应邀站上他的小板凳读上一首短诗。具体地看一个人时，TA的衰老可以是优雅的，略微紧张的诗句里似乎还夹杂着对爱情的憧憬和甜蜜。

“很多人读诗都比我有感情。”曹再飞说。

他会凭感觉邀请围观的人挑一首喜欢的诗朗读，大部分人第一反应是拒绝，觉得不好意思，但在曹再飞的鼓励下，最终会站上那个20厘米高的小板凳。他们当中有些人是路过，有些人是看了网上的视频后慕名前来的，有些人已经步入暮年，有些人还未经历过爱情。

在一些网友所做的旅游攻略上，相亲角是人民公园的一个推荐景点，而曹再飞的爱情诗朗诵，是相亲角的一个隐藏彩蛋，如果遇见了，是值得拍照留念的。对于专程来“打卡”的游客，曹再飞会盛情邀请他们参与进来。

“读诗就只是读诗而已，没有门槛，只要想读就可以。”

正如曹再飞自己这些年所做的事情，就只是“读诗而已”。他不和参与到自己读诗活动中的人做深入的交流，大家萍水相逢后各自散去，所有的交集在读完一首诗后立即结束。正如他不对这个角落做读诗之外的事情一样，他不去谈论价值观上的问题，不做评判和解读。爱情诗可以吸引对诗歌和爱情有期待的人前来，而诗歌本身则在这个相亲角为爱情保留最后一点空间。

曹再飞并不排斥相亲，在2008年的时候，刚刚毕业工作的他参加过一次给青年教职工准备的相亲活动，男士缴纳30元的酒水费，女士免费。内向的曹再飞没有在那次相亲中认识女伴，但对活动本身的印象还算好：年轻的男女在一个刻意牵线的环境下自由交流，虽然拘谨，却是“人与人的交流”。与之对比鲜明的，就是人民公园相亲角的模式，如同房地产商挂出的待售房产的信息，来相亲的人像是在中介门店一般对着纸上的信息挑拣。

如果按照相亲角简历里的格式介绍自己，曹再飞说那自己是个“不合格”的对象。这个出生于安徽北方的男人，即便已经获得了新上海人的身份，也依旧是相亲角里的“二等”人。虽然他购有房产，位置却在上海郊区。虽有稳定的工作，却只是一名小小的大学讲师……一切都差强人意，不可能在成千上万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更不可能杀出重围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不过好在他已经完成了结婚生子的步骤，这可以让他在这相亲的洪流里找到一块坚实的土地站稳。

6

早早地结婚生子，听起来依旧很不“艺术家”，尤其是在上海。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们应该是国际化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的，不会过早地踏入婚姻——更加不可能通过相亲结识自己的伴侣。

但是曹再飞说，自己始终有一部分精神根植于故乡的小城，就像是他不能变更的身份证号码一样。所以，硕士毕业之后，当父母催促他早点成家时，艺术家精神也并未产生巨大的反抗。他在第二次相亲中结识了自己的爱人，两人认识半年之后便举行了婚礼。

“我就像是咖啡和大蒜的组合一样，有甩不掉的土气。”

曹再飞的妻子从事着跟艺术相关的培训工作，她不读诗，曹再飞也不会读诗给她听。对于他们的爱情，曹再飞有另外的表达方式——每次准备出门读诗之前，曹再飞会做好该做的家务，在读完诗之后，他会准时回家和妻子孩子共进晚餐。

其他城市模仿着人民公园孕育出来的相亲角，大多也占据在城市公园的一角，规模大些的有上千人，小一点的可能只有一二十人。每当曹再飞出差到那些城市的时候，总会抽空去那里读上几段诗。苏州、成都、合肥……这些城市的相亲角有些在周五的下午开放，有些在周六出现，因为参与人数较少，它们维持的时间不会像上海这样长。不过和上海的遭遇没有太大不同，当地的人们对曹再飞的行为有好奇，有排斥。一些小城的相亲角人数太少，那些父母们可能在日复一日的“摆摊”过程中彼此早已相熟，便聚拢在一起毫不掩饰地冲着曹再飞指指点点。也许是因为曹再飞停留的时间太短，也许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就更加包容，曹再飞在其他相亲角很少遇到愿意一起参与诗朗诵的人。不过他对此也没有额外的期待。

读了一个小时的诗，曹再飞停下来，擦干净一块小方砖，从包里拿出一面古铜色的金属牌。牌上是一个黑色的剪影——一个人，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扶着腰间的扩音器，微微凸起的小肚子和脚下的小板凳，无疑是曹再飞的自画像。这是曹再飞自己设计的logo，画面的下方写着：爱情诗广场。

“如果哪一天不来了，起码留下一个地标，证明我来过。”曹再飞将金属牌贴在地砖上后，仔细地擦去边缘渗出的胶水，有些遗憾地说道，“稍微小了一点，下次再做大一点，跟这个地砖一样大才好。”

“你打算结束这场行为艺术了吗？”我有些诧异。将人民公园的这个小角落命名为“爱情诗广场”，在我看来应该是活动的开始，没想到曹再飞却将其作为结束的标志。

“感觉已经够了。”曹再飞有些含糊地回答。

他在此读了4年的爱情诗，最开始的2年，每个月至少来读8次诗，几乎不错过任何一次相亲角的营业时间，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信念感和使命感驱使着他前来。后来他不再执着了，尽量保持每周都会出现的频率，即使是上海2022年漫长的封城后，人民公园重新对外开放相亲角的第一时间，曹再飞也带着自己的诗歌出现了——后来那次因为密接患者被居家隔离，他也没有逃过。

“那你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结束仪式吗？”我期待着他会准备一个艺术化的告别。

“应该不会。”曹再飞笑着说，“哪一天读完之后，就再也不会来了。”

说到“不来了”，曹再飞又提起了一个之前他常见到的老太太。因为他们的“摊位”相隔很近，眼熟且友善，见面时会点头致意。老太太属于社交需求大于为女儿相亲的那一类人，但在一次收摊之后就忽然消失了。曹再飞无从揣测她是厌倦了这样的行动，还是已经为女儿择得良人——或者她自己的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总之，老太太再也没有出现。

“如果这个地标被保安清理了怎么办？”

“那如果有人来缅怀这个爱情诗广场，就只能大致知道在哪里，连具体位置都找不到了。”

爱情诗广场（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