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2023年普利策奖获奖特稿:亿万富翁的道德考量
2023年5月8日，一年一度的普利策奖颁奖，获得特稿写作奖（Feature Writing）的是华盛顿邮报的Eli Saslow。颁奖词是：关于人们与疫情、无家可归、吸毒和不平等作斗争的个人叙述，令人回味，这些叙述共同构成了当代美国的一幅引人注目的肖像。他的获奖作品包括四篇特稿，以下是其中的一篇，刊登于2022年1月30日的《华盛顿邮报》，原标题是：The moral calculations of a billionaire（亿万富翁的道德考量）。
在经历了史上跻身超级富豪行列的最佳年份之后，美国745位亿万富翁中的一位不禁要问：“赚多少才够？”
利昂·库珀曼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的家庭办公室里。(Scott McIntyre，《华盛顿邮报》)
股市开盘才17分钟，利昂·库伯曼（Leon Cooperman）就拿起电话查看自己赚了多少钱。他拨了一条私人电话到他在新泽西的交易柜台，就像他每天要做的十几次一样。
“早上行情还行吗？”他问。
“噢，是的。市场不稳定，但你的股票在上涨。”
“告诉我数字。”
“看起来赚了六七百万。”
“很好。谢谢你！让我们保持稳定，”78岁的库珀曼说。他挂了电话，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股票图表一分钟一分钟地上涨，预示着成为美国亿万富翁的又一个好日子。在办公室外面，他可以看到他的妻子离开去打她每周一次的桥牌，一群打高尔夫的人在一个私人球场上打球。他选择每年至少在佛罗里达州居住183天，部分原因是为了享受该州居民的低税率。从早上7点到午夜，他通常坐在办公室的办公桌前，管理着他作为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经理的职业生涯中赚到的超过25亿美元。
大约从1975年开始，他的收入就超过了家庭的支出，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开始把赚钱看作是一场他可以玩并赢的严肃游戏，而不是个人必需品。他投资、交易、出借、送人，每天看着账目不断增长，超出了他的需求，有时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理解。
“我不想说现在都是玩钱，但我还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呢？”他有时会思考。他妻子的步入式衣帽间已经比他在南布朗克斯长大的公寓还大。他们在佛罗里达的家有一个定制的无边泳池，但是五年来他一次也没去游过。
他查看了一下屏幕上的股票图表，又给交易部门打了电话。
“还好吗？有什么消息？”
“很好，是的。高价股被杀了，但价值股却表现得很好。你又多赚了大约1000万。”
过去的一年是美国745位亿万富翁中最好的一年，自疫情开始以来，他们的累计财富增长了约70%，尽管数以千万计的低收入工人失去了工作或家园。现在，这745位亿万富翁的财富加起来比美国底层60%的家庭加起来还要多，库伯曼每天都能看到他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差距在扩大——在股市上平均每分钟增加4788美元，每天增加190万美元，到2021年总共增加7亿美元。随着创纪录的财富继续向处于经济顶峰的一小部分人转移，库伯曼也能感觉到其他一些事情在发生变化。
“亿万富翁甚至不应该在美国存在，”他在电视上推荐选股后收到的一张纸条上写道。
另一条留言写道：“总有一天，我们会拿着干草叉追杀你们所有人。”
“醒醒吧，白痴。你和你永不满足的贪婪是我们最大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他回复了大多数私人邮件，记录了偶尔收到的死亡威胁，每当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演讲中批评亿万富翁时，他都会给他们写信，因为他不明白：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他违反了什么规定？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处于弱势。他上过公立学校，举债成为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每周工作80个小时，做出了明智的决定，运气不错，为自己和客户积累了财富，向政府缴纳了数亿美元的税款。他有一个57岁的妻子，两个成功的孩子和三个孙子，他们正在帮助他决定如何将他的大部分钱捐给一长串慈善机构。“我的一生就是一个美国梦的故事，”他在一次慈善晚会上领奖时说。他一直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白手起家的英雄，现在却发现自己在一个经济不平等猖獗的故事中扮演了贪婪的恶棍。
现在又收到了一系列来自一个在新泽西经营慈善机构的陌生人的电子邮件。她说，亿万富翁们利用税法漏洞，逃避缴纳他们应缴的税款。她说，他们留下的过度财富“给后代带来了负担”。她说，库伯曼不知道生活在贫困中是什么感觉，也不知道每个月在付房租和买食物之间做出选择是什么感觉。
“她说得很有道理，”库伯曼一边说，一边又读了一遍那封邮件，这让他想起了一个他自己也开始思考的问题：在一个历史上不平等的时代，亿万富翁的道德责任是什么？
“谢谢你的邮件。我给你提供一些关于我自己的背景资料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他回信说，然后他附上了一份简短的传记和他写给政治家的信的副本。“对于我是谁，似乎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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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库珀曼获得霍雷肖·阿尔杰奖。(Scott McIntyre，《华盛顿邮报》)
他知道当人们想到亿万富翁时，他们会想到什么。他读过关于过度和奢侈的故事，亲眼目睹了其中的一些，但那不是他。他没有像对冲基金经理肯·格里芬那样花2.38亿美元买下纽约的顶层公寓；或者像比尔·盖茨一样在伯利兹的私人岛屿上度假；或者像投资者斯蒂芬·施瓦茨曼那样，花1000万美元为自己举办有骆驼和杂技演员的生日派对；或者像唐纳德·特朗普那样每年花7万美元在护发上；或者像史蒂文·科恩那样，花大约800万美元购买一条保存完好的14英尺长的鲨鱼；或者像媒体大亨大卫·格芬那样在艺术品上花费超过10亿美元；或者像Facebook为马克·扎克伯格那样，个人安全预算2300万美元。
他没有像埃隆·马斯克和杰夫·贝佐斯那样拥有自己的宇宙飞船；或者像谢尔盖·布林那样的600英尺的飞艇；或者像拉里·埃里森那样退役的苏联战斗机；或者像史蒂夫·韦恩那样拥有直升机停机坪和游泳池的价值2.15亿美元的游艇；或者像约翰·保罗·德约里亚那样的的私人列车；或者像凯莉·詹娜那样五百万美元的豪车收藏。
库伯曼的交通工具是一辆25岁的施文(Schwinn)自行车，他喜欢骑着它在附近转圈，还有一辆现代汽车，他每周会用它跑腿几次。
他重新查看了屏幕上的股票图表，拿起电话给他的妻子托比打电话，她正坐在大厅那头的办公室套间里。
“我一会儿要去Costco买些羊排，”他告诉她。
“我们还要买什么吗？”她问。
“应该不用了，”他说。“我只是去看看有什么特价商品。”
1962年，他们在亨特学院相识，就在一起了。当时，纽约公立大学的学费每学期只有24美元，而在美国生活的希望是每一代人都能超越上一代人。她是罗马尼亚一位苦苦挣扎的枕套推销员的女儿；他的父亲是一名水管工学徒，13岁时从波兰移民过来，高中没念完，每周工作六天，后来在搬水槽上楼到四层公寓时死于心脏病发作。
他的父亲留下了一笔价值不到10万美元的遗产，但库珀曼也继承了父亲的信念：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经济阶梯很短，只要有决心和努力工作，就能爬上去。在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美国孩子中，超过90%的人会比他们的父母赚得多；三分之二出身贫困的人将至少跻身中产阶级。库伯曼在夏天当服务员，晚上去商学院时在施乐公司打工，然后在高盛做分析师，年薪1.25万美元。他喜欢说：“我的博士学位是为穷人、饥肠辘辘的人准备的。”他告诉同事，资本主义就像非洲野生动物园里的一场生存之战，而成功的关键是在狩猎中采取狮子或瞪羚的心态。“太阳出来的时候，你们最好跑起来，”库伯曼告诉他们。在九年内，他被任命为合伙人。不到十年，他就成了百万富翁。
他和托比一起学会了如何变得富有，这主要意味着决定如何不花钱。他仍然觉得买衣服批发和乘坐新泽西的公共交通上班最舒服。尽管托比不需要每小时25美元的工资，但她很喜欢自己的特殊教育教师工作，所以她继续工作，并把工资捐给了学校。上世纪80年代，他们在新泽西州花32.5万美元买了一栋房子，后来又花500万美元在佛罗里达州盖了一栋房子。他们担心给两个孩子一大笔遗产会让他们失去动力，所以他们把一小部分财富存入了一个信托基金，只有在他们的儿子35岁时才能动用，那时一个已经是成功的商人，另一个是拥有博士学位的环境科学家。
库伯曼最终离开了高盛，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Omega。20年来，随着股市飙升，他的数百万美元以平均每年14%的速度增长，直到他和托比跻身美国最富有的几百位亿万富翁之列。2010年，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当时巴菲特刚刚启动了一个名为“捐赠誓言”的项目，要求亿万富翁将至少一半的财产捐给慈善机构，库珀曼夫妇当晚就做出了承诺。
“我可以花1亿美元买一幅毕加索的画，但我对它不感兴趣，那又怎样？”库伯曼告诉他们。“我们过着非常理性的生活。我们的钱有什么更好的用途呢？”
他们捐了1.5亿美元给新泽西的一家医院，5000万美元给纽瓦克高中的学生提供大学奖学金，4000万美元给哥伦比亚商学院，4000万美元给亨特学院，3000万美元给表演艺术，2500万美元给犹太家庭基金，2000万美元给熟练护理人员，1500万美元给食品银行，等等。但无论他们捐出多少钱，他们的钱仍在继续赚更多的钱，而中产阶级的工资基本保持不变。在过去的50年里，贫困家庭和收入最高的0.1%之间的差距扩大了10倍多。现在，孩子们挣得比父母多的几率只有43%。
“库伯曼先生，我们需要你的捐款来维持我们的美国梦，”他每天都会收到几十封募捐信，其中一封这样写道。
“库伯曼先生，现在有1100多万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
“库伯曼先生，请帮助我们提供干净的饮用水……”
“库伯曼先生，疫情已使6000万家庭面临失去家园的风险……”
他每年向50多个组织捐款，也向一些在个人困境中写信给他的人捐款。库伯曼说：“除了我的家庭，写支票是我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然而，不管他写了多少个零，这都让他想做更多的事情。他说：“在这个国家，我们正以许多令人沮丧的方式走在错误的方向上。他相信资本主义的精英理想——“机会平等，但结果不平等，”他说——但在他看来，成功的几率仍然受到种族、性别和越来越多的经济起点的影响。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代际贫困率每年都在上升。处境最不利的儿童落得更远了。从他自己的经历来看，他相信大学教育是最好的选择，但学费却在不断飙升。
他说：“除非你把机会均等，否则这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他看了一遍有价值的事业清单后，他和托比觉得捐出一半的钱是不够的。60%不足以满足该国的需求。75岁也没有。因此，他们同意成立一个家族基金会，最终将捐出90%以上的财产。库伯曼决定，与其真正退休，不如继续管理他们的账户，这样就有更多的钱可以捐出去。
库伯曼不像许多亿万富翁那样挥霍无度，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办公桌上。(Scott McIntyre，《华盛顿邮报》)
库伯曼家里办公室里的一些书。(Scott McIntyre，《华盛顿邮报》)
每天下午4点股市收盘时，他都会核对一下自己持有的40只股票的最终数字，回顾一下第二天的投资策略，然后在博卡拉顿圣安德鲁斯乡村俱乐部的棕榈树和高尔夫球场周围散步两英里。这个社区与周围的郊区有一条运河、一座门楼、一堵10英尺高的墙和一个红外安全系统。这700套房产中，有几套属于其他亿万富翁，其他大部分属于在佛罗里达过冬的百万富翁。在新冠疫情期间，随着豪华房地产市场的爆炸式增长，住宅价格上涨了40%以上，所有居民都变得更加富有。
库伯曼走过一座旧的设计师之家，它正在被拆除，重建成一座新的设计师之家。他继续沿着这条路走向红土网球场、水疗中心和带露台的俱乐部会所。一位居民开着一辆新的宾利车经过，库伯曼挥了挥手，然后看着这辆价值20万美元的车继续行驶。“有很多人炫富，”他说，“但我可以把那个人买卖100次。”
疫情期间，他和托比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大门里，在外面的俱乐部里吃晚饭，和朋友们打牌，但每隔几天他们就喜欢开车出去兜风。有一次，在疫情早期，他们开车去附近一个安静的公园，结果发现停车场里排着150多辆车，人们在一个临时搭建的食品银行等着一袋袋罐头食品。“在一个如此富裕的国家，这令人沮丧和震惊，”库伯曼说，这让他想起了孙女在中学时写并发表的一首诗，名叫《七英里》，讲的是新泽西州肖特山的极度富裕与附近纽瓦克的极度贫困之间的地理距离。“一方面，我们拥有的太多了，”她写道。另一方面，他们一无所有。只隔了七英里。”
库珀曼说，孙女以优等生的身份从斯坦福大学毕业，成为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支持财富再分配的社会主义者”。他崇拜她，钦佩她的同情心和智慧，但他一再反对自由派的观点，即重新分配财富的一种方式是对亿万富翁征收70%或更高的税。他曾写信给沃伦参议员，讨论“压榨富人”，还写信给奥巴马总统讨论“贬低成功”。库伯曼是一名注册的独立人士，他在上次选举中投票给了乔·拜登，因为他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是一个专横的人，他在执政期间的行为非常可耻”，但库伯曼最相信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他的钱是他自己挣来的，因此是他自己花还是送人。他每季度给联邦政府寄去一张1000万美元的预估税支票，并表示他支付的实际税率为34%。他在信中告诉政客们，他愿意多缴税，但他认为最高有效税率不应超过50%。
“让美国伟大的是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它激励工作、努力和创造力，”他写道。“资本主义有缺陷，但****没有好处。为什么不传播我的职业道德，而不仅仅是我的财富？”
现在，他绕过一条死胡同，转身向自己的家走去。多年来，他每天都和他的哥哥霍华德一起散步，直到霍华德去年12月去世，享年85岁。最近，库珀曼一直在回想他们的生活。库伯曼选择每天早上5点15分起床，每周花80个小时工作，只有感恩节后的周五才休息。与此同时，他的兄弟选择不上大学，然后尽快退休。他更喜欢打壁球，和朋友一起去赌场，自愿在医院做轮椅搬运工。库伯曼最终带着他的数十亿美元和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医院的入口处；他的哥哥去世时身家不多，但他的手机里有几十个亲密朋友的电话号码。
“我们都得到了我们想要的，”库珀曼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欣赏彼此所拥有的一切，但把我赚来的东西都给他是不对的。”
他走上环形车道，走进房子，回到办公室。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果，”他说。“世界本来就不是完全公平的。”
站立者为库伯曼，出生于1943年，在南布朗克斯长大。(家庭照片)
库伯曼(左)和他的兄弟霍华德(Howard)，后者于去年12月去世。(家庭照片)
他的选择是：再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12个小时，监测市场行情，看着窗外游泳池反射的阳光，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到交易台。市场下跌。股市上涨。他购买了300万美元的不良债券。他又向慈善机构捐赠了500万美元。他当天赚了1800万美元。他欠了600万美元。上午，他跑赢了市场，午饭时输了，一小时后赢了，然后又输了。“这说得通吗？”看着屏幕上数字的变化，他问自己。“整天坐在机器前，赚着我不需要的钱，然后把钱给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自从哥哥去世后，他一直在想，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来打发时间，所以在股市收盘前的一个下午，他关掉了电脑，开车到圣安德鲁斯大学大门外几英里的地方去参观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学校校长邀请库伯曼向一群低收入的大学生讲述他的职业和价值观。
“信不信由你，我和你们所有人都有很多共同点，”库伯曼站在讲台上，看着来自一个大学奖学金项目的大约40名学生说，这个项目与库伯曼和他的妻子在新泽西创办的项目很相似。大多数是有色人种学生，他们的父母是移民。他们都来自年收入不超过3万美元的家庭。疫情期间，这些学生一直住在校园里，因为他们的一些家庭因裁员、驱逐、海地地震、多米尼加干旱、冠状病毒感染和疫情死亡而陷入困境。
“我能理解你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库伯曼说，然后开始做一个简短的ppt演示，讲述他从一间一居室公寓到登上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的经历。
“我工作很努力。我想赢，”他一边说一边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我是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经济体系。”
“你是如何变得富有的？”他问。“你开发出人们想要的产品或服务。世界因为有拉里·埃里森和比尔·盖茨而变得更美好。看看他们创造的就业机会。看看他们为世界所做的好事。对富人的攻击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要把钱捐出去，”他说。“这是我的誓言，也是我妻子的誓言，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
他看完了幻灯片，然后回答了一些问题，过了一会儿，房间中央的一个学生举起了手，等着麦克风。她说，她也对从商感兴趣，她解释说，阻碍她的众多障碍之一是启动成本。“在佛罗里达，你需要200美元，”她说。
“你需要的远不止这些，”库珀曼说。
“我知道，”她说。“我的意思是，从零开始，花200美元拿到许可证和文书工作。”
库伯曼看了她一会儿，试图想象从零开始意味着什么，以及不是在20世纪60年代，而是在2022年从贫困上升到极度富裕会是什么样子，贫富差距已经扩大了10倍。但他也曾经处于现在这些学生的位置。他对美国梦的信念，要求他相信有一天他们也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承认，这很难，”他说。“越来越难了。但99%的人仍然可以加入1%的行列。只要有足够的运气和决心，这是可能的。”
他告诉他们，他每天早上5点15分起床；他是如何选择了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他是如何在贫穷、饥饿和动力中获得博士学位的；他是如何跟随自己的直觉；他每天都像狮子追逐瞪羚一样奋力拼搏，冲向经济的顶峰，99%的人在他身后退去。
“我愿意谈论作为一个富人和作为一个穷人的问题，”他告诉他们，作为美国经济两极分化的亿万富翁，有一个真理是他确信无疑的。
“有钱更好，”他说。（全文完）
“越来越难了，”库珀曼说。“但99%的穷人仍然可能加入1%的富人行列。这是有可能的。”(Scott McIntyre，《华盛顿邮报》)
作者简介：Eli Saslow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2014年，他凭借长达一年的关于美国食品券的系列报道获得普利策解释性报道奖。他还曾于2013年、2016年和2017年入围普利策专题写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