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珉：论董仲舒的“仁政”思想
“仁政”概念是儒家先师的一个重要发明，在国家管理活动中施行“仁政”是儒家一贯的政治思想和政策主张。“仁政”的发明家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董仲舒认为，统治者只是做到以义正我、以仁安人、劝人为善、遵守等级秩序还不行，还必须把德治、仁政落实到国家的政策行为中，使德治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具体可感的、实惠的，这样一个具有良好风气的和谐安定社会才能最终形成。在董仲舒的著述中，从当时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他所主张的“仁政”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消除苛政、暴政
董仲舒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春秋繁露·盟会要》，以下引文只注篇名）“患”是什么呢？从东周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生直到西汉中期趋于巩固的整个历史阶段，老百姓最大的“患”就是苛政与暴政。他认为苛政、暴政的祸患无穷，就是老百姓的作恶犯法行为，也多半是苛政、暴政之患逼迫出来的，因此必须消除苛政、暴政。如果苛政、暴政盛行，那么不管怎样施教化，要做到“性可善”、“清廉之化流”、“王道举，礼乐兴”，都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苛政和暴政呢？苛政是指国家繁重的赋税徭役。在董仲舒的论述中，暴政有两种。不施教化，而用过重的刑罚，这是暴政之一。他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设赏以劝之”、“设法以畏之”都是必要的，但必须“赏不空施，罚不虚出”，必须要有可赏可罚的事实根据，劝、畏都要有具体的表示，而且必须有确定的标准。针对罚，他说：“以畏罚而不可过也。”（《保位权》）这里的关键是“不可过”，过了就是暴政了。
暴政之二是战伐。争战是违背德治、仁政的。董仲舒认为，过重的赋税徭役等苛政“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他痛斥道：“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他认为《春秋》最痛恨的，就是不倡扬德治，而以武力征服人，“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他主张对那些不归顺者应“仁义以服之”，“此春秋之所善也”；如果“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此固春秋之所疾已，皆非义也。”（《竹林》）但董仲舒也不是简单地一概反对战伐，因为在他看来，战伐里边也还有义和非义、道与非道之分。例如“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这些都是“有道伐无道，此夫理也”（《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二、不“与民争利”
不“与民争利”是董仲舒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随着封建国家中央集权专制政权的巩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及国家轻重政策的实施，封建国家与社会各方面在经济领域中“与民争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国家、食禄者和地主与民争利，受害者自然是“民”。有权、有势、有钱者凭借其权力地位和资财，“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老百姓没有力量与他们竞争，而争利者们又“务此而亡已”，其结果必然是“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汉书·董仲舒传》）。思想敏锐的董仲舒细致地观察和分析了“与民争利”这个十分突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以下四点“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和政策主张。
（一）“盐铁皆归于民”
这个思想和政策主张是针对国家与民争利的情况而提出的。国家与民争利，首先是指封建国家直接从事工商业活动与民争利。这里的“民”主要是指工商业者。董仲舒提出国家必须脱离直接经营的工商业活动，不应“颛（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他认为国家直接从事这样一些最易赢利的工商业活动，既违背了“义”、“礼”，又侵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因此必须“盐铁皆归于民”（《汉书·食货志上》）,让民间工商业者来从事这些经营活动。
（二）“薄赋敛，省徭役”
国家与民争利的另一个表现，是封建国家财政上的榨取太重，即他所说的“赋敛无度以夺民财”（《五形相胜》），“田赋、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再一个表现是徭役过度，“多发徭役以夺民时，作事无极以夺民力”（《五形相胜》），徭役之征更胜于租税，是“三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董仲舒认为，封建国家繁重的赋税徭役负担使人民无法忍受，这是违背以“义”化民的伦理主张的，并且还会逼使老百姓做出背义、犯礼的行为。他称赞“古者税民不过十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他批评秦汉时期的苛政“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汉书·董仲舒传》）。他阐发《春秋》大义说：“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竹林》）从维护伦理规范、减轻人民负担和发展生产的角度出发，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仁政主张：“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十一之税”（《五行顺逆》），“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上》）。
（三）“受禄之家”应该“食禄而已”
这个政策主张针对的是封建官吏和诸侯王等“食禄者”经营工商业和兼并土地与民（小农）争利的情况。董仲舒明确指出当时那些依靠国家俸禄过活的人，“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还要“乘富贵之资力”，来“多其牛羊，广其田宅”（《汉书·董仲舒传》）。这些人利用政治特权和手中的经济实力，渗入工商业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买卖侵占土地，这在董仲舒看来是最不得人心的。封建国家从事这些经济活动，多少还是为了国家的公利，国家公利也是儒家“义”的一部分，只不过儒家伦理是反对从“与民争利”这种不义之途去获取国家利益罢了。因此国家的与民争利对义的损害还不是那样严重。而封建官僚和诸侯王等则不然，这些人完全是从私欲出发而追求私利，他们的行为不仅赤裸裸地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且彻头彻尾地破坏了仁义礼的规范。但这些人是一股强大的“与民争利”势力，他们不但下侵民利，而且对上怀着觊觎之心。董仲舒深知这股势力的厉害性，任何制裁他们的国家政策都很难凑效。因此他只能用道德主义的说教，奉劝那些“受禄之家”，既已通过国家财政的渠道取利于民，从而享受国家的俸禄，就不要再“与民争利”，应该谨守等级，“食禄而已”（《汉书·董仲舒传》）。
（四）“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土地兼并一直是整个封建社会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西汉中期已经很突出，兼并的势力主要是封建官吏、豪强地主和商人等。在董仲舒的时代，地主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董仲舒说：秦“用商秧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可见土地买卖是土地兼并的重要手段。董仲舒尖锐地指出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极愁苦，穷极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此民所以嚣嚣苦不足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描写当时脚下无寸土、无以聊生的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上》），可见土地兼并这一“与民争利”给老百姓所带来的贫困惨状。董仲舒对井田制怀着无限惋惜之情，但其实现已经根本不可能。因此尽管面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土地兼并局面，他也没像孟轲那样直接提出制井田的主张。他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但“宜少近古，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汉书·食货志上》）。他只是提出限田的主张，并不寄希望于“难卒行”的井田制，可见还是想立足实际，兼顾既得者利益，可行地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董仲舒的“限田”思想和政策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家赵靖教授认为“董仲舒经济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对土地兼并的揭露和批判。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先论述了土地兼并问题的根源及其危害，并且为限制土地兼并而提出了限田主张的思想家。”（《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529页）
（2007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