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05 《简说辽宋夏金》读书摘要
1、换言之，中国农业的优良传统是精耕细作，这主要开始于宋朝。汉唐之际，以北方为主体的粮食生产发展，着重于用牛耕代替耒耜，实际上是横向开拓生产广度。大致自宋开始，着重于纵向开拓生产深度的南方粮食生产的崛起，其实是当时世界上的绿色革命。
2、宋朝的铸钱额大大高于唐朝。宋钱不仅在境内流通，还通过走私贸易，广泛流传海外和内陆。辽、西夏和金的铸钱业规模小，其境内主要行用宋钱，以供商品流通之需
3、 宋代是典型的租佃制农业社会。
4、 宋朝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宋代以后，文化方面不是没有新的进展，例如人们常称道的元曲、明清小说、李贽和明末清初思想、乾嘉学派等，但总的说来，中华文明已愈来愈趋于落伍了。一些前辈学者认为宋代文明是中华古文明的高峰，是经得住推敲的
5、长期以来，人们将宋学简单地归结为程朱理学，这是不确切的，因为程朱理学仅是宋学的一个流派，直到南宋中后期，才成为显学，后又长期占据了经学的主导地位。宋学流派纷呈，非程朱理学一家所能囊括。
6、从方法论上说，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则属于宏观类型。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宋学确实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并表现了它独特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7、宋学强大的生命力和突出的特点，还表现在把学术探索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上表现为经世致用之学。但程朱理学又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脱离社会现实的实践，以静、诚、敬等修身养性，这大致上又是理学异于不少宋学流派的基本点。
8、依照古代大儒的思维，是偏喜抽象，偏喜综合，偏喜概括，偏喜想象，偏喜模糊，甚至混沌，而不求具体，不求分析，不求实证。按现代科学实验可分成两种层次，一是理论科学实验，二是技术科学实验。中国古代恰好缺乏理论科学实验的思维和传统。中国古代哲学偏重于政治和伦理，而哲人们大都无兴趣对自然界进行细微的观察和研究，仅满足于用某些抽象概念创立宇宙论。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等概念长期行用，停滞不前，而缺乏通过实证和分析，不断探索宇宙和自然奥秘的精神和思维模式。宋学也沿袭这种传统，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又潜藏着中国哲学由先进转向落后的因素。因为哲学只有扎根在自然科学的沃土，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宋学发展的又一条教训。中国古代哲学，包括宋学的思维模式，也不能不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
9、 人体的经络机制和气功，是东方科学思维的重要结晶，尽管至今还未能以现代精密科学做出解析。宋代所制作的两具针灸铜人和相关医书，是针灸学划时代的进步。与古代数学不同，中华传统医学至今仍然在造福中华民族，并且对人类健康做出愈来愈大的贡献。
10、 要了解宋朝官制，有两条要领：一是注意元丰前后的差别，二是不能用循名责实的方法，因为宋朝官制的最大特点，正是名实乖离。第二条也同样适用于辽朝的官制。辽朝官制也有另一条要领，就是北、南官制。
11、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这是宋朝政治冤狱和文字狱最滥、正直士大夫受祸最烈的一代，主要也仅开三次杀戒：第一次是杀张邦昌、宋齐愈等降金媚敌者，第二次是杀害直言敢谏的名士陈东和欧阳澈，第三次是杀害岳飞、张宪和岳雲
12、自宋以后的金、元、明、清以至更晚，在政治文明方面的倒退，则是显而易见的。皇帝的专制淫威不断强化，政治过程的残暴化，动辄迫害和诛戮，草菅人命，反而被视为司空见惯。从珍视人命的现代人权和文明理念看来，这是理应被批判、谴责及至唾弃的历史罪恶传统
13、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统治者虽然尊崇儒家法先王之论，其实是儒法合一，内法外儒，也必然将法先王与法后王之论杂糅
14、蒙受靖康亡国奇耻深痛，丧失半壁河山的南宋，其保守政治的新特征，就是投降政治，甘愿忍受偏安的局面，而丧失重新大一统之志，也正是北宋保守和苟且的政风的延续。
15、当时未与辽达成和议，仅仅是因为求和不成之故。的确，如前所述，他也看准了辽朝的边患不足以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而内心真正害怕的，是“内患”，是所谓“奸邪无状
16、不但对辽，后来宋朝处理对西夏和金的关系，也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格式行事。张方平说：“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戎为害。”[插图]“和戎为利”，这反映了赵宋历代多数统治者的主张。
17、因为当时金朝自认为可以吞灭南宋。待到金朝愿意媾和，实因宋朝的军力已增长到足以抗衡的地步。其时南宋即使对金保持一种不战不和、武装对峙的状态，也完全可以存活下去。但宋高宗出于猜忌武将的防内需要等多种考虑，宁愿接受极其屈辱和苛刻的和议条款，杀害和迫害抗战派，向杀父仇人称臣下跪，将“守内虚外”的传统，发展到了“斥地与敌”，以求偏安东南的地步。正如一位文士指责他“偷安独乐”，“结胡虏之好，罢天下之兵，诛大将而挫忠臣之锐，窜元戎而销壮士之心”，“自旷古来，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如此作为，在中华古史上也是仅有的。
18、专制政治的本质，却又决然筛选和宠爱随风转舵之人、曲学阿世之士，由他们充当台谏官，就只能为不良政治推波助澜。
19、即使在台谏政治最发达的宋朝，此种“家法”也是极难执行的。宋光宗时，殿中侍御史刘光祖说：“比年以来，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竞，不尊名节，而尊爵位，不乐公正，而乐软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习以成风，谓苟得为至计。”[插图]这个结论其实绝不限于当时，大体是赵宋三百年间的通病，大多数台谏官都是随风使舵、偷合取容、曲学阿世，甚至助纣为虐。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儒家的名节观又无疑成为维系宋代社会，特别是政界风气的一种重要因素，所以尽管备遭摧残，而具有高风亮节的台谏官还是人才辈出，他们不计升沉祸福，而以忠于职守的直言和弹劾，辉耀于汗青。诚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20、历朝历代的士人尽管号称受“圣人之教”，然而在事实上，只有少量士人可以完全履践“圣人之教”，多数士人绝不可能履践或完全履践“圣人之教”。故研讨一个时代的所谓士风，就绝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
21、 与前朝后代相比，宋朝确实最为优礼士大夫。然而及至亡国之际，一方面，有文天祥等一批志士，在无可挽回的颓势下苦斗，文天祥的绝命词说：“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也证明他是无愧于孔孟学说的身体力行者。另一方面，则是“满朝朱紫尽降臣”。养士三百二十年的宋朝，大部分士人却并未为它殉葬
22、宋高宗和秦桧的所作所为，全是荒悖的、乖谬的、羞辱的倒行逆施。他们自己实际上也感到难以逃避天下公论的谴责，就更渴求阿Q式的自我慰藉和麻醉，便招徕文丐，大力倡导为自己吹牛拍马的诗文，他们需要欺人，而更需要的其实还是自欺。一时之间，文丐们纷纷搜索枯肠，争先恐后地以名篇佳作取悦于君相。此类咄咄怪事，却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奇观。
23、中国古代的生态环境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西北沙化，二是黄河水患，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砍伐了黄土高原的森林，破坏了植被，才引发黄河的水患。
24、 正如司马光所说：“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我们缅怀灿烂华夏古文明时，绝不应当忘却成千上万史册中无名的农妇们的劳绩，她们也同样是古文明的支柱。
25、 高利贷在宋时称生放等。北宋规定的民间私贷利率，年利为100%，古时称“倍称之息”，月利为6%，禁止利上加利的复利，农民未纳赋税，不得先偿私债。南宋改为年利50%，月利4%。但在实际上，民间私下借贷，年利甚至高达200%~300%。“豪民多贷钱贫民，重取其息，岁偿不逮，即平入田产”，利用高利贷兼并农民的耕地。
26、北宋纸币诞生地是在四川，当地行用铁钱，这又是一种价贱而笨重的铸币。最初铁钱10文，仅值铜钱1文。铁钱1贯，即1000文，约重3.9千克。如果购买丝织品罗1匹，须用20贯铁钱，约重78千克。这对商品交换，确实非常不便。纸币也就应运而生。
27、宋文明超越了唐文明。近代史家从宋文明中发现若干近代文明的征象，但从主流看来，宋文明仍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延续、深化和堆积。一种文明愈是发展得过于成熟，在蜕变为另一种新的更高的文明时，似乎就愈发积重难返，步履维艰。
28、宋代经学完成了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即由章句之学转变为义理之学，这不可能是什么犹如西方的文艺复兴，而是中国传统经学发展的深化。与此相关的，一是孟子在宋代由诸子之一而被提到亚圣的地位，儒学开始了孔孟并称的新阶段。二是王安石实行科举改革，考试科目罢诗赋，而主要以儒家经义取士。
29、而有利必有弊。自科举实行儒家经义取士后，经学、教育和科举遂成三位一体，把经学和教育的功能单纯地、狭隘地局限于为入仕而参加科举考试，而官位成了读书人唯一的追逐目标。明朝又推行八股文。这些都是对中国士大夫更深、更厉害的思想禁锢。
30、在此种教育和文化环境下，培养出来的最优秀士人，其最伟大的理想无非是赢得金榜题名，然后治国平天下。反观西方，近代所有的哲学名家都是自然科学家。不少科学家有乐于献身科学、造福人类的襟怀，这在前述的中国古代三位一体环境中，是不可能产生的。
31、依今天的知识反省中华传统文化之源的经学和诸子，中国人哲学思维是偏重于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而不重视自然哲学。中华的传统思维，是偏向于不作细致的、个别的观察，仅凭借想象，就不费气力地构筑其宇宙模式。
32、从中国古史上看，禁锢思想言论最大的、影响最深的事件也许是以下五事。一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二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是宋神宗在王安石的倡议下，将科举改为以儒家经学取士，从此实现了经学、教育和科举的三位一体。四是明朝在科举中采用八股文。五是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厉行文字狱。
33、禁锢思想言论既有威逼的一手，又有利诱的一手。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一旦将教育的功能理解和压缩为以读经而科举中第做官，又进而以八股文取士，这其实是更厉害的禁锢，对中华文明的落伍产生了极严重的影响。
34、直到鸦片战争前，经学仍然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甚至是唯一的学问，人们最终沦落到坐井观天的地步。
35、就住而论，古代主要发生两次大变化：一是自西周开始，以砖瓦木结构房屋取代了夏商时期的茅茨土阶，这是一大进步，直到清代为止，中国式的居屋大致还是沿用砖瓦木结构；二是在唐宋之际，人们在室内由席地而坐改为垂足坐，由此引起家具和礼仪方面的一系列变化。
36、如果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而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富贵、贫贱、毁誉、欢戚、升黜，害怕政治上犯“公罪”，不务求个人操守的清白，不能坚持原则，在贪浊的社会和官场里，就必然是私罪可有，而公罪不可有。
37、文天祥遂赋著名的《过零丁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38、 文天祥最后在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公元1283年1月9日）慷慨就义，时年四十七岁。文天祥的绝命词说：“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表明他确是一个儒家优秀传统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39、古今一揆，知今有助于识古，究古有助于察今。治史应当古今一体化，有条件者，也应中外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史识可说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洞察力。史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歌颂正义，批判邪恶。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记载和研究，是维系社会良知和正义的重要舆论力量。以上两条功能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
40、迄今为止，一切文明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将社会总人口划分为阶级，是人类对自身社会认识的一次飞跃。阶级区分虽不能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结构包举无遗，却是抓住了人类文明社会结构的根本和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最根本的实质问题，是强调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人类文明史的科学提炼和总结。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其实都是阶级论的派生。阶层论等蓄意掩盖和抹杀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就只能是违背人类文明社会的根本事实，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和歪理邪说。
41、尽管每朝每代的覆灭，总是各有许多具体的条件和情况，而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还只是“腐败”二字。腐败的根源，说来说去，也无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
42、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大致总有好的、坏的、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分。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适用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传统，也应当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适用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华文明当然是人类史上的优秀文明，否则，又何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但中华文明也有其严重缺点，否则，又何以在最近的五百六十年左右逐渐落伍。当中华民族处于先进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傲感，不易虚心体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反之，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于落后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卑感，将自己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更有甚者，则是本民族与外民族坏的、应当废弃的历史传统反而极度膨胀，恶性泛滥。既不要自傲，更不能自卑，这就是中庸之道。时至今日，中华大地仍处在文明重建阶段。中华民族不甘永远落人之后，也不会永远落人之后。在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中国传统文明的精华，必将以其久远而顽强的生命力起着重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43、以言定罪，以言量刑，则无疑是人类政治文明低级阶段的产物
44、就中华政治传统而论，中国古代也有忧国爱民、清正廉明、直言敢谏、举贤任能、忍辱负重、临危受命等好的政治传统。但是，若对古史作整体考察，好的政治传统无疑不占主导地位，可以命名为非主流政治传统。至于专制、愚昧和腐败的传统，却在中华古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命名为主流政治传统。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而腐败又必然依赖专制。这亦可谓一对难舍难分、形影不离的传统政治遗传基因
45、光有物质生产的增长肯定是不够的，在专制主义包袱被抛入太平洋之前，中华民族决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先进民族。
46、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中国两个古老的历史哲学命题。其实，在不少场合下，还有时势造小丑、小丑造时势的历史哲学命题。纵观中华数千年史，其实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情况，还远不如时势造小丑、小丑造时势的情况多，而后一种情况对民族兴衰的影响，也远比前一种情况多而大。
47、 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很强调所谓君子和小人之争，强调名节。事实上，在专制政治体制下，皇帝亲小人是正常状态，亲君子却是非常状态；士大夫失节是正常状态，而守节却是非常状态。从根本上说，专制政治总是宠爱随风转舵之人，曲学阿世之士
48、不忌讳横挑鼻子竖挑眼式的苛责、鸡蛋里找骨头式的挑剔，正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统治自信心的表现。反之，害怕直言，又是社会缺乏自信心的表现，统治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在中国古史上，惩创直言，从来是社会走向衰世的表征，是无道暴君的指标
49、孙中山就不同了，他首先举起了一面民主的大旗。从他开始，任何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就必须具备民主的素养，他们的爱国正气，也必然体现在他们的民主的素养上
50、中华民族的反贪如果只是停留在清官戏的水平上，只能说明我们民族没有长进
51、古人对盛世的内涵没有作出全面的、规范性的诠释，如究其规范，盛世大致可有四条标准：一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乐业；三是社会犯罪率低；四是容纳和欢迎直言
52、值得注意者，后世人羡称唐朝贞观之治，而唐太宗君臣身居盛世，不自诩盛世，这正是他们的高明处。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在奠定现代中国疆域方面，功不可没（今日的中国版图约只及乾隆时的四分之三）。但从另一角度看，这又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拉开差距的主要时代
53、文化造神运动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是一种重要的、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而宋高宗和秦桧的文化造神运动又具有典型性。大凡统治者日子不好过，或者自感理亏心虚之时，就往往乞灵于自我造神，而必不可少的条件，是需要有一批文丐。固然可使吹牛拍马的文字堆积如山，鼓噪一时，但到头来，此类文字便成了“满地黄花堆积”，“如今有谁堪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