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生难题

六月，我和Nicky的生活里一直弥漫着一股相当焦虑的气氛： 他焦虑是否要换博士导师，我焦虑是否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而我们俩暗地里共享的焦虑则是希望异地早点结束。

分开来看，我们俩各自的生活好像都还凑合。我喜欢独居的生活，只有为数不多的亲密朋友，却极少感到孤单。经常在周六的下午站在打扫干净的屋子中间，看见窗外的阳光洒在新换的鲜花上，心满意足地抱着手臂，为拥有目前的安静生活感到幸运。Nicky则是每天去学校做研究，间或性和导师吵架，规律地练习长跑。他有轻而易举地同其他人产生联系的神奇能力，不管是在哪里，都能迅速拥有很多朋友，经常一起骑车，爬山，吃饭，聊各自的物理研究。

然后我们每天晚上视频，分享各自的一天。

但是我们还是想更多地一起体验生活，而不是用单薄的语言复述一遍自己的经历。特别是日子变得繁忙的时候，分享变成了十分奢侈的事情。

说起来，到底为什么不能像很多人那样，安心地待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呢？

我们反复复盘过这个问题，究其表层原因，不过是当时申请的时候英国的博士导师没有funding给他，后来他又习惯了欧陆的岗位制制度，工资高房租低，外加天气好，便没有把英国放在头号目标；我呢，德国奥地利的初级工作不多，一大半都要求德语，待在说非英语的国家也让我觉得不便，所以我一直没有计划去欧陆定居。那为什么他一定要在硕士毕业后立即读这个博士，而我为什么不能在语言和文化上妥协一下呢？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就是这样的性格，都无法放弃自己想要的东西。

ok，这个人生难题短期无法解决，而且鉴于我们两个各自都把自己照顾得很不错，暂且按下不表，日后再议。

那么我的人生难题呢，说起来也不复杂，无非就是转行找工作，还没找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会隐隐地害怕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然后无法入睡，第二天撑着眼皮对着镜子，担忧自己又长出来新的白头发。每当面试或者工作要求的技术栈和我会的不一样，我就必须很努力地学习，整日住在油管和技术博客里，一动不动十几个小时速成那些知识，但是却依然觉得时间不够，依然觉得自己怎么学，会的东西也不过只是1% —— 我用了很久的REST API，人家却要我用GraphQL做任务；我觉得我对sass很熟练了，又天降一个vanilla框架；我很喜欢React，很多公司却还在用Angular；我觉得C#后端结构清晰，时髦的初创公司说我们喜欢Golang和Django；我会一点点aws，但是真正的devops组说我们考硬件和c++。这些都没关系，编程语言万变不离其宗，新学技术栈又算什么问题？但是，工作之后慢慢上手一个技术栈是一回事，几天之内速成一个技术栈然后达到面试要求是另一回事。阳光很好的日子里，我却每天闷头在市中心的连锁咖啡店里学习，靠着疯狂灌冰咖啡支撑自己。那时候，我总是想着，只要给我多一点时间，多一点点就好，让我可以安心巩固理论，刷清楚每一道题，完善好每一个project。但没有人会等你。我只能像把咖啡灌进胃里一样，把那些新的概念灌进自己的脑子里。

而对于找工作本身，放低身段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想去一个文化好，薪资合理，最好能给工签，技术上又能让我快速进步的公司 —— 我已经在集齐了所有red flags的公司工作过，同样的错误不会再范第二遍。但是种种要求和客观条件加起来，找工作就变得难上加难。

但如果说转行找第一份工作的阵痛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那么Nicky面对的难题就不那么普遍了。自从四月跟随他的导师搬到慕尼黑，诸多事情都不如意。慕尼黑工业大学虽然声名在外，内部却是一团糟：繁重且混乱的教学任务，几乎没有的行政支持却又有异常复杂的行政流程，糟糕的办公环境，这些都在压榨博士生的时间和精力。Nicky无数次怀念Innsbruck高效的行政秘书，和Waterloo统一、清晰的教学规定 —— 这两所大学还都有宽敞明亮的办公环境。

这些外部条件或许还可以克服，但是关键在于Nicky的导师也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她不仅不具备任何指导博士生的学术能力，每次讨论都只是拖慢进度，严重影响效率，人品上也有诸多toxic的特质，比如言语激烈，道德绑架，micromangement，control freak，限制Nicky的学术社交，等等。

我前天落地慕尼黑，Nicky没时间接我，因为一个美国教授来访问，Nicky的导师认为那个教授千里迢迢来和Nicky做project，Nicky不应该安排其他事情，甚至教学工作也应该停下（其实完全没必要，因为这个美国老师只过来三天，还有和其他学者讨论。而8月Nicky要去美国访问一个月，到时有大把时间）。当然，工作时间待在办公室这要求是合理的。于是我自己坐S Bahn去到市中心，喝完咖啡就坐在外面的椅子上晒太阳。觉得欧陆的夏天真好，温度这么高，街道这么宽阔，过往的行人又那么悠闲，长得还比英国人好看。倒也不亦乐乎。

而昨天是德国公共假期，他的导师却也“邀请”他一大早去办公室和他们讨论，然后中午又要骑自行车一小时去喝啤酒，但是其实并没有讨论他的project。而在Nicky提出能否今天算加班多换一天假期时，又被他导师严厉斥责，说他不可理喻 —— 到底是谁不可理喻？Nicky一气之下直接回家了，决意要换博士导师，换学校、换国家都无所谓。

我那时趴在桌子上睡觉，醒过来发现他马上就到家了，吃了一惊。于是一起去吃一家很有名的韩国菜，点了炸鸡，炸酱面和泡菜炒饭，还有汽水和餐厅自制的spritzer。菜的分量很足，味道也很正宗。我饿得不行，喝下一口酒，吃了一个炸的很脆的鸡翅，又扒拉了几口美味炒饭，思路便清晰了不少，想到他们组最大的red flag就是他们组没有任何人留在了学术界，博士生也很难按时毕业，一毕业都是头也不回转行去业界。好几个postdoc做完都直接离开了学术界。我说，我们当初选择读博的mindset其实都是错误的，那时候心智实在太不成熟了，就是觉得读书、做学术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有什么offer就去了，完全没有识别red flag的能力。运气好一点像我这样，导师的学术水平和人品都不错，说毕业也就毕业了；运气不好的像他这样，学术上没有多少进步，还平添了许多烦恼。如果那时候能够明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做决定时把时间拉到五年之后，而不是局限于短期的利益，就会好很多。倘若再选一次，gap几个月，等他硕士写的文章发表出来再申请，那么英国的老师很有可能也会拿到funding给他，至少机会会更多。可是对当时的我们来说，gap是完全不被考虑的事。

实际上，换导师的话题我们一年前就讨论过。我甚至还给Nicky找了一些潜在的导师名单，但是他那时候就是没能下定决心，一方面担心沉没成本，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导师的势力大，其他老师不敢接。但是现在终于意识到了他导师其实没什么势力，而且这样下去也很难申请到好的postdoc工作。及时止损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

总是担心沉没成本的问题，这样真的对吗？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之事，但是每个当下我们都被赋予了重新选择的机会。如果你现在不停下，坏事只会继续，更糟糕的是, 沉没成本只增不减；如果及时止损，看起来虽然是浪费了之前的沉没成本，但之后的潜在沉没成本却是止住了，还有很大概率改善坏的方面。

要知道，哪怕只是高效的两年都意味着很多事情：可以完成博士论文初稿，够做两份博后工作，可以转行读完一个1-2个硕士学位，可以在一个公司从junior成为mid-level，可以自学补完大学数学和物理课程。

我坚信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没有人应该待在toxic的环境里。我开玩笑说，我应该立即搞一个“rate my PhD supervisor”的匿名平台，对标glassdoor，让那些不称职的导师付出代价，我撼动不了他们的教职，至少能让他们招不到博士和博后。

昨晚回去的路上，下着大暴雨，我躲在Nicky的伞里，两个人还是淋得湿漉漉的。但我莫名其妙的喜欢这场彻底的大暴雨，因为这是夏天的一部分。英国没有这样的雷雨，只有软绵绵的阴雨，让人提不起劲儿。我们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好玩话题，想着第二天晚上要吃的大阪烧和栗子蛋糕，心里依旧怀揣着不同的人生难题。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虽然烦恼尚未解决，但一旦依循自己内心真正的要求做出了某个决定，就会松一口气，所有的纠结都会在一瞬间被冲刷干净，还会附赠许多勇气。

我最不缺的就是勇气。难题终可解，不过要找到自己最心仪的解法，需要serendip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