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使用的是被撒旦污染了的语言
一、隐喻的诱惑与缺陷
隐喻，按说属于诗歌的范畴。从文学史的某一刻起，诗歌与小说，本属一家的两兄弟分道扬镳。隐喻就像诗歌分得的一件价值连城的家产。隐喻的价值连城，在于提供了一个垂直的深度，将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现实，分解为表象与本质。这样，我们在表达一个事物的时候可以同时表达其所隐喻的事物，在叙述人间的时候，可以同时涉及天堂与地狱。对于现代的小说家，隐喻始终诱惑着他们。他们像觊觎兄弟的家产一样觊觎着隐喻。卡夫卡就是一个从诗歌手中抢走隐喻的大师，他把现代生活中的人（《变形记》）和现代体制（《城堡》）整个隐喻化了，提升到哲学的高度。
在《动物痴人》当中，郑在欢动用了隐喻。具体而言，叫做动物隐喻。这方面的历史就更长、更庞杂。在源头上，动物形象与图腾、宗教、信仰关系在一起。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只取其中的两个动物隐喻：羊的隐喻与狗的隐喻。
羊总是隐喻着良善、柔弱、服从，比如基督教对信众的“羔羊”之喻。狗经常隐喻着强势的一方，凶狠、霸道。比如希腊神话中看守冥府的地狱巨犬。在郑在欢的故事里，羊，作为一个被饲养的动物，与农村来的朴实善良的骚虎住在一起；狗，作为宠物，与城里专横霸道的小房东住在一起。二者隐喻着地位完全不同的两个主人。
骚虎与小房东，拥有两套完全不同的“动物观”。来自乡村的骚虎认为，“世界不是人类的，是动物的。”他相信人也是动物之一种，是与动物平等的存在。他尊重每一个动物的独立性、主体性和生命权。而小房东的动物观，完全是高高在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观。他认为人与动物有本质性的差异，人的价值远高于动物，动物没有自己独立性、主体性和生命权，是“畜生”——“赶紧带着你这些狗日的畜生给我搬走。”
故事推进到后面，骚虎的羊意外闯入了小房东的家，为此小房东的狗咬死了羊。从这里开始，故事就不再是羊和狗之间的冲突，而是它们所隐喻的那些身份与观念的冲突——低位者与高位者的冲突，朴素的“齐物论”与人类霸权主义的冲突。
这就是隐喻的力量：在讲述一个特定事件的同时，也讲述了一个普遍性的事件；讲述经验世界的同时，还讲述了观念的世界。
但隐喻的缺陷也在于，它将故事中的形象从具体的时代与现实背景中抽离出来，变成了一个“可解读的符号”。隐喻越有力量，故事就越容易全盘滑入观念的层面。小说这个文体的魅力，在于小说中处处是“难以解读的符号”，在于在虚与实之间、具体与抽象之间游走，在于永不定于一尊、永不斩钉截铁的暧昧。隐喻，在快速换取小说深度的同时，牺牲了这个文体的暧昧。
二、小说家使用的是被撒旦污染了的语言
郑在欢是河南人。河南人喜欢“喷空”，一个“喷”字，可见对说话的狂热。河南人是说话的高手，我是从刘震云那里得出这个结论的，特别是他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从中知道，说话兹事体大，横关千古，纵关八荒。说话即是宇宙，说话即是人心。
在小说里面，说话的有意思之处在于话的真假难辨。也就是前面说到的“暧昧”。话作为一个非物质的东西，假亦真时真亦假，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这就为艺术表达提供了足够的自由。
但在开天辟地那会，在神的世界之中，话，并没有那么复杂难辨。这就要谈到语言的堕落史。按照基督教的说法，最开始神所使用的语言，是百分之百的真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言没有一句空话、假话，每一句都对应一个真相，一个事实，都是可证实的。后来，神和天使的队伍中出现了第一个叛徒，撒旦。这个堕落天使，开始说出一些欺骗、诡诈之言，一些空话、假话。而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本是神的子民，使用的是神说教授的真话。后来，他们被撒旦引诱，他们的语言也随之被污染了。魔鬼的话掺进了神的话之中、假话掺进了真话之中。从此，人类只能使用真假难辨的语言了。
小说家使用的，正是被魔鬼所污染了的语言。这种语言，特别“诚”的时候就会放光明，因为靠近了神的语言；特别“不诚”的时候，就会引发恐惧，因为靠近了魔鬼的语言。真与假、光明与恐惧、善与恶之间的转换，是小说语言最根本的美学秘密。
郑在欢的才华，就在于他掌握了语言的这个秘密。他在小说中，多次让人物使用这种真假难辨的话，引发人物的转变、事件的转折。比如，燕燕和张全约会回来，说两个人白天各自上班，从没有在白天见过，于是说：“《聊斋》里面，男的跟女的见面，都是晚上，而且那些女的都是女鬼。”一来二去，张全被燕燕认真的表达吓到了，真的紧张起来。比如小房东的狗咬死了骚虎的羊之后，整夜吠叫，跟中了邪一样。张全跟小房东说，骚虎会跟动物说话，是他控制了狗。这种话，因为动用了撒旦的欺骗性的力量，对小房东造成了恐吓的效果。小房东这才接受了调停。
行动，当然是推动情节最好用的方式。但在厉害的小说家那里，比如巴别尔（读一读他的《盐》吧！）、博尔赫斯（那图穷匕见的《刀疤》），他们可以只用一句话，就把善恶、真假和整个世界的秩序颠倒。真正的语言大师每说出一句话，都像向天空抛出了一枚不确定性的硬币——没有落地前，印在硬币两面的天使和撒旦，谁都没有胜算。
三、闯入是戏剧性的本质
故事有两种，一种是戏剧性的，一种是非戏剧性的。后者往往作为文学实验存在，比如意识流，比如贝克特的荒诞戏剧。那么，绝大多数的小说，是逃不开戏剧性这个课题的。
戏剧性，本质上就是两个字：“闯入”。
“闯入”，一是要求故事存在互相区隔的、不同的叙事层面（现实的与梦境的、男人的与女人的、贫穷的与富有的、有权的与无权的等等），二是要求一种突然性、意外性。在这个意义上，戏剧性，就是指故事突然从一个层面突入另一个层面所造成的效果。
《动物痴人》，很好地实践了这个戏剧性的法则。郑在欢在故事中，设置了很多硬性的区隔：市中心的二环与城郊的六环（空间区隔）、房东与租客（贫富区隔）、直播世界与现实世界（真假区隔）。他自如地在这些区隔之间制造着戏剧性：让燕燕从黑暗的六环“闯入”二环明亮的沃尔玛；让骚虎的羊“闯入”房东的地盘；让龙哥所在的虚假的、表演的世界，“闯入”骚虎所在的平静的、朴实的世界。小说就是在这一次次的“闯入”当中，推向了高潮。
需要专门谈的，是龙哥对骚虎的“闯入”。龙哥看到了骚虎身上“爱护动物”的吸金标签，来到骚虎家里，做了一场天花乱坠的直播秀。我所注意到的是，郑在欢借由这次“闯入”，将一种新的节奏注入了小说，那就是资本新一轮高速积累所产生的癫狂的节奏。这是新的形式感。这就是我对处理当下题材的作品的期待：不仅要呈现新的经验内容，还要呈现出维持新的经验内容的那个形式。
故事讲到最后，龙哥从直播世界来到骚虎、张全、小房东、燕燕等人所处的现实世界。他像病原体一样，将直播世界（资本世界）的那种“繁荣的表演性”，传染给了张全、小房东、燕燕。随之传染给他们的，还有继承了撒旦纯正血脉的“假话”。他们因为沉入了语言的表演、沉入了虚假的屏幕，而被现实除名，消失在了艺术的荒诞性之中。只有骚虎，这个自始自终不说假话的痴人，因为保留了基本的动物性，而逃开了被荒诞所吞噬的命运。
假的人，因为无限逼近虚假而消失；只有真的动物，因为保留了动物性的诚实而活了下去——这就是作为小说家的郑在欢，对这个时代所作出的判决。
（原题《隐喻、说话、闯入：郑在欢小说中的三种力量》，删节版首发于《文学报》，未删节版见《当代》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