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孩子跳楼的妈妈：自杀是我能力范围内，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有时候会发现，很多在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观点，并不一定对。

尤其涉及到原生家庭和亲子关系，要是轻易信了，甚至会伤害到最亲近的人。

比如这句“父母要在能力范围内，给孩子最好的”，在实际生活中很容易变成，“本来只想吃一颗苹果，结果爸妈送了一车梨，还问孩子为啥不爱吃”。

我见过最极端的一位母亲，她觉得在能力范围内，她能做到的对孩子最好的事，就是杀死她自己。

而当法医林红桶给我讲完这个故事时，我才意识到，这也许是一位深陷绝境的母亲，她无奈地用错误的方式，试图给孩子留下一份“礼物”。

当上法医的第三年，我真不好说，活人和死人相比，到底哪个更奇怪。

2021年，我见到了一个坠楼而死的老太太，她呈俯卧位趴在花坛里，两只胳膊扭曲，双手压在身下。

回到死前最后一秒，她双手可能是这样的——接近于合十，再微微往外推，像是在对神佛作祈祷状。

而她赶来的儿子，拉着我的同事不说话，他留着有刘海的寸头，挺大年纪却染了一头金发。像混混一样。

再凑近点看，他被粉底涂的煞白的脸上还打了金粉。

我想跟同事说，这看着不太正常人啊。哪有这样的，妈妈死了，一声不吭，化着浓妆就来了。

后来同事告诉我，这儿子是商业街供人合影的残疾演员。

平时人们管他叫“那个哑巴”，要拍照的时候就叫他“齐天大圣。”

此刻大圣就站在“祈祷”的母亲身边，沉默地注视着尸体。

那时我接了不少案子，有些记不清了，有些还记得点片段。唯独现在要讲的这件事，我老是念念不忘——那个秋天我检查尸体，到处走访，只为了告诉大圣，你的妈妈是为何而死的。

大圣的妈妈死于我家附近的市级医院。

这家医院很邪门，我从小身体不好，经常生病跑急诊。我长大一点自己去医院挂号，打电话给妈妈撒娇时，她总是会再三强调：“别去家附近的那家医院，那里总死人，不吉利。”

她宁可给我20元的打车费，去另一家更远的医院。

有些迷信的她把这当成件大事。

只因为那家市级的医院的坏名声不是一两天了。早在这座小城还以工业和矿产出名时，这家医院就以精湛的“接骨复位”手法，靠治疗职工们被机器压伤的手臂闻名。

治好的患者多了，它逐渐发展成了厂子的附属医院，职工们对这里也有了些不好的传言，不收红包不看病，故意加深治疗损伤，就为了增加住院时间多用药。

随着周边工厂的改制与倒闭，这里成了发不出工资，全靠卖药收绩效吃饭的‘黑店’。

我当上法医以后，这个小时候躲着的医院，变成了自己每个月要去三四趟的地方——老有人在那跳楼自杀。

老法医说它也属于一块“吉祥宝地”，有时一晚上能跳好几个，而且死的地方大差不差。

医院共有三座楼，院门口低矮的门诊部，和两边高大的病房楼一起圈成了一口井的样子。

井中间有一座长方形的花坛。

由于院区的结构，医院里每一个跳楼的死者，他们最后都会落在这个花坛里。

去年院区改造了，以防盗为名，将高层所有的窗户都焊上了铁栅栏。

就算天气正好的午后，阳光也穿不透铁窗，楼里白天也阴冷到很吓人。我和师父说，这装修比起咱们那看守所有过之无不及，“设备再怎么金贵，也不带这么防贼的”，在这上班都容易精神崩溃。

封窗之后虽然安稳了好一阵子，可那天晚上大圣的母亲还是死了。

传闻总说，医院没有发展还总死人是破了风水。我自然对这些事儿嗤之以鼻，可以前就算了，现在哪还有这么容易跳楼，而且还真就落在了那个老地方——花坛。

这么想来，妈妈说不吉利也有她的道理。

赶到现场之前，我想到医院里密布的铁栅栏窗，深呼口气赶快收拾了装备出门。

曾经有嫌疑人提前锯开了防盗窗，诱骗死者接近，然后将人推下。

我心里慌，忘了妈妈的叮嘱，她给我请过一个护身符，那是狼牙手链，手编的粗五彩绳，加上小铃铛，末端是红豆加狼牙。但这次时间紧，且纪律不允许，我也懒得戴上去。

我急匆匆的，是怕这回现场情况蹊跷，别也是让人开了窗之后“硬塞”下去的。

“又是这个花坛，也不知道收集多少冤魂了”，我们进了大门，远远看着花坛边拉起了警戒线。

我们小城纬度高，入了秋之后天黑的早，花坛里的灌木发出响声，我有点害怕，手伸进口袋里摸了两下证件上的警徽。我有点后悔没有带上妈妈给的护身符了。

报警的保安还在扶着墙干呕，我拍了下他的肩膀，戴上手套招呼着助手准备拍照。

大圣的妈妈趴在花坛里，两只胳膊扭曲，双手压在身下。

她姓李，已经很老了，曾是这里的一名患者，她的病无法手术，回家保守治疗后又多次入院，死亡时距离她最后一次出院不到半个月。

她看着不高，露出的脖颈和手腕极瘦，齐肩的乱发打了结，穿着打扮也并不整洁。

“自杀的人最后一刻一般都会打扮一下，她这个形象到底是不是他杀还真难说。”

我想着，过去询问目击者当时的情况。

“我看见花坛里有个阴影，以为是个酒蒙子躺着睡着了，上去叫她的时候发现一脸的血。”

太吓人了，保安点上根烟深吸一口连连抚着胸口。“她应该是交班时候跳下去的。”

死因怀疑为高坠。我交代助手将尸体带回尸检中心，等家属到场后进一步检验。

我抬头环视一圈铁栅栏压着视线，花坛上都是打不开的防盗窗，这人怕不是凭空落下的吧。

我的余光瞄到门诊的五楼侧面，有一个小天台伸出来，“去那看看。”我招呼保安队长过去。

保安告诉我们，那是放排风扇的台子，他们只有每年检修时才进去，平时都锁着门。说着刚好走到，他把铁门上的锁链抬起来给我看——链条足有十几斤重，在门把手上绕了三圈，末端的大锁孔里生了锈，确实不像经常会被打开。

天台那边是监控死角，录像只能拍到死者落在花坛上，至于具体的坠落位置根本就看不到。

我脑子嗡嗡的，来回踱步，仔细检查周边的各个角落，

“上次检修是什么时候？”

“去年十月。”

这扇门将近一年没打开过。铁门和地面都蒙了层灰。

拍照的同事打开了走廊的灯，开灯的瞬间，不远处的窗台好像有动静，我走近去看，窗框上果然分了两种颜色。擦去灰尘的部分，在灯下有些反光，通向天台的窗户没关紧，玻璃上也有清晰的手印。

近期有人从窗户进过小天台。

找到线索了，拍照取证后，我穿了鞋套走进小天台。窗下的地面有一排脚印通向楼边。

天台边上有大块缺失的积灰，大圣妈妈背上也有一块污迹，成分和天台上的灰尘是一样的。天台上没有其他人来过的痕迹，窗口及栏杆上提取的指纹，也和死者相符，可以断定爬窗跳下的就是落在花坛里的她。

接下来的取证，基本能还原这位老李太太死前的举动。

她来到小天台的一路并不轻松，她生了重病，所以留下的脚印并不利落。

好不容易爬到了小天台，结合栅栏上的握痕，她曾紧握着扶手，每向前挪动一步都需要费很大的力气。

矮栅栏处有一小堆灰烬和未燃完的纸片。

她在深夜里，偷偷为自己烧了香和纸钱。

随后她坠楼，因某种原因，死前呈现出“祈祷”、“许愿”的姿势，直至被我们发现。

我们打着手电，照亮了她赴死前走过的这一路，抓过的扶手，起跳的天台，以及那看似平平无奇的砖缝。

老李太太在砖墙缝里塞了一页纸，潦草的字在手电下勉强被我们辨认。

是遗书——

“这花坛挺鲜亮的，挺好，从这下去能投个好胎。菩萨保佑两个孩子好好过日子。”

老李太太祈求菩萨保佑的两个孩子，一个没来，另一个“大圣”，来了不如不来。

我们准备把她拉回去做尸检，进一步明确死因，大圣冲上来拉着我比划着，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工作性质，只觉得他一头金发太扎眼了。陪同他的社区民警向我示意他是位聋哑人，是死者唯一能赶过来的家属。

我们劝他回家等结果，可他却跑下楼，站在警戒线前面挥舞着手，将花坛和死者指给来往的路人看。

他含糊地喊着话激动地比划着，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看着像是要一个说法。

当时更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他那张很奇怪的脸，上面除了金粉，还有眼线和口红，慢慢都花了。

回到实验室，我面对的是另一张脸。

老李太太被翻过身，仰面躺在解剖台上，她已经面目全非了——口鼻出血，鼻骨塌陷，鼻子向右侧偏移。

脸上有大面积擦伤，上面沾着泥土和草叶。

她的左侧胸腔塌了一大片，肋骨瘦的根根分明，加上全身枯败的的暗黄色，是明显的恶病质表现。

我戴上手套，按压她侧肋的塌陷处。手底下熟悉的摩擦感，提示有肋骨骨折。

我实习鉴定的第一个案子，是一场造成死者胸腹开放性损伤的严重车祸，师父抓着我抗拒的手，贴上死者的肋骨，所以我对这种损伤的记忆尤其深刻。

他说专业上将这种咯吱咯吱的响声称为‘握雪感’，这种形容非常精准。

感谢师父，那年冬天我没怎么玩过雪。

老李太太的手臂，仍然呈“许愿”状屈曲在胸前，由于骨折压缩，两只手臂都不是正常的长度。

我抓着她的手臂活动了下，两只手臂由于失去原有的关节屈伸，正常的弯曲方向已经改变，在我的动作下呈现出极扭曲诡异的角度。

其实这种怪异的姿势，从侧面说明了，死者在临终前的那一刻最真实的想法——

落地前，她试图调节重心以手撑地增大生还几率，所以手先触地，出现肩关节脱位合并双上肢压缩性骨折。

老李太太是自杀的，但最终还是想活着的。

我回到医院招呼同事收工，大圣还站在花坛边上。

他怀疑自己的母亲是被推下去的，但尸检表明她身上除了跳楼造成的骨折和内出血之外，没有任何强迫损伤。抽心血进行检验，也没有被麻醉的证据。

完全无法表明她的死与“他人”有关。

然而我看着大圣此刻的行为，和他母亲选择的死法，我联想到了一件让我们法医也恐惧的情况。

结合现场勘查，我们认为，老李太太提前在自杀现场踩好了点，专门挑选傍晚工作人员忙碌，巡逻疏忽时来到这里，然后一跃而下。“明明出院了，又专门回到医院自杀。”听着就反逻辑。

我想起她听不懂话，却固执的儿子大圣，更加焦虑。

死者出院又回来费尽心思跳楼，儿子守着尸体不肯走，我结合之前的工作经验推测，这摆明就是要医闹。

低收入群体中，很多人生命的最后一步，是用自己身体给后代换点钱和福利。

虽然医院不负主要责任，但为了平息舆论，总是要付出代价把人哄走的。我记得，上一个医闹，家属拿了钱转身就去赌博还嫌不够花。再上一个，一纸诉状连告三级，要求医院赔偿百万。

“扯横幅摆花圈，跪地哭闹......”

我脑海里已经有了画面感，工作量剧增就算了，舆情处理不好，我作为本案法医还要吃个投诉。

不久前，我师兄没能处理好这事儿，家属到法院上诉要求医院赔偿，顺便投诉他态度有问题。最后师兄一连写了三个情况说明，上报给领导，吃了处分才平了事。

我揉了揉头，这情况，比真出了命案还麻烦。

大圣离开现场以后，我把陪同他的社区民警拉到一旁，问起他家的具体信息。

社区民警告诉我，这对母子确实没钱，尤其是老李太太生病以后，这户人家低保的钱根本不够用。

她七十五岁没有老伴，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女儿嫁了人之后在外地的养殖场工作，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

儿子也就是大圣，因为家里穷，小时候生病吃药意外成了听力障碍，未结婚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偶尔去打打零工。母子俩平时靠低保和残疾补助生活，每月能有个一千来块，日子也勉强能过得去。

她儿子没去找工作，每天骑着小电驴去麻将馆打牌。

社区民警回忆，那天，老李太太嗓子不舒服，使了劲咳出一大口血，看着地上的血，她把自己吓晕了。

儿子发现老李太太在卫生间待了很久没出来，疯狂跑上跑下、砸邻居的门比划着。也是邻居帮忙报了警，一起将老太太送了医。

在医院躺了会儿，老李太太恢复过来了，就想回家。

管床的小护士不让走，说怕出事故，要做了检查才放人。“反正给报销一大半呢，”她说，“花不了多少。”

老李太太的体检结果不太乐观。

社区民警把诊断报告拿给我，学过医的我看着也吓了一跳。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老李太太的情况可以发一篇论文了。免疫抑制加肿瘤，无论手术还是放化疗，都很难得到好的结果。更别说在我们这小城市，相当于被判了死刑。

治疗起码需要十几万，可他们家还靠低保和补助过活。就算能报销，也要先拿出钱来。

老李太太还给远嫁的女儿打过电话想要点钱，还被女婿拒绝了。

老李太太的女婿以需要照顾自己家庭为名，不让她女儿回娘家，也不给她出钱，还说：“她死了都不会管。”

我不理解为什么女婿和女儿会这么绝情。

“她儿子以前不正经”，社区民警和我说。

娘俩这个两居室的小房住了十多年。老李太太卡着临退休的年龄下了岗，本来有点家底的，还风风光光嫁了女儿。可儿子年轻时，会带乱七八糟的女人回家，就当着他妈的面乱搞。

女婿回来撞见过一次，发现这老妈居然管不了儿子找小姐，无法接受这种娘家，就不让老婆回来了。

这些年过去，老李太太的存款也花得差不多了，儿子也和那些女人断了关系。

只是这女儿和娘家的关系迟迟没有修复，现在人死了都没一个电话，更别提当时生病想要援助了。

最后这笔钱不是儿子出的，而是邻居们。

他们住的地方叫老铁东，地方很乱，没有什么城建规划，甚至有条火车铁轨从楼中间穿插过去。

其他人过的日子没比老李太太家好多少，每个月一千块退休金，吃点白菜和炖骨头。就这样，每个人也愿意拿出几十块、一百块的给老李太太交住院费。

即使那段时间老太太脾气突然变得很怪，对邻居们也很不好。

她会趁天黑，顺手偷走邻居家晾在外面的衣服，理由只是说看着鲜亮喜欢，失主带着警察找上门来也拒绝归还。她还骂走了在得知她生病之后，主动来给她讲故事的小朋友。

她还做出更激起众怒的一件事。

小区里的居民来到空地跳广场舞。她把一大袋垃圾，直接丢下来落在人群中，异味随着汤水漫出来。

差点被砸的大姐打了报警电话，大家带着社区民警爬上五楼敲老李太太家的门。

警察在门口重复着每次出警时的劝说，不能高空抛物，这样很危险。

“啊呀他们太吵了我睡不了觉啊，我难受。”

老李太太上不来气，说一句话能喘三声，撂下这么一句后又慢悠悠扶着墙挪回了屋。

差点被垃圾砸了头的大姐不高兴了。

这是个啥态度，大姐靠在门框上顺着气，“给她送医院去吧同志，她这危害社会啊。”

然后大家凑着几千块钱，给老李太太交了一期住院费。

可老李太太没两天就吵着要出院，嫌看病花钱，不让走就在病房抽烟喧哗。

她回家没多久又会惹邻居讨厌。

与其说是嫌弃，倒不如说是念在多年邻居的情谊。

咒骂她的邻居们一次次掏出自己的养老钱交给警察，让老姐妹去医院住着，“别扰民了。”

老李太太以前不是这样的，社区民警翻出个文件夹。

关于她家的回执单子有好高一摞，记录了许多情况。也正因为她儿子的残疾，所以很多事只能民警帮忙。

老李太太做的一手好菜，人也很好，她没得病那会帮上班的邻居带孩子，楼里的小孩中午放学都爱去她家。

她没有孙子，自己省吃俭用着每天做一大锅的饭菜，还给孩子们洗几个水果带走。

大家给她钱也不收，老李太太针线很好，给大家缝缝补补也能赚个手工钱。

天冷了之后小区门口会来卖白菜的车，大家上百斤的买，做成酸菜能吃一整个冬天。关系好的邻居会问问她要买的数量，顺便帮她搬回来。作为回报，她也会手把手教给老姐妹们腌制酸菜的秘方。

他们家最早的报警记录差不多是在一年前，是老李太太发病时，自己打来的电话。

她问民警能不能帮她去药房买点感冒药。“我觉得咳嗽，迷糊，有时候还喘不上气。”

老李太太的儿子出门办事不方便，因为残疾，他很难表达清楚陌生的事物，比如买药。

那时老李太太会在深夜里喊叫，用手边能拿到的东西砸墙，叫醒另一个房间熟睡的儿子，说自己做了噩梦害怕。她儿子管了几次以后，就直接开着家门睡，让她的呼喊声先叫醒对门的邻居来关照。

白天他浑浑噩噩的，走着熟悉的道路做着熟悉的事儿：出去打牌。回来后再领母亲下楼转转。

当时看，会感觉这个儿子不爱妈妈，后来想想，这个儿子更像是在逃避身体残缺带来的无能。他赚不到钱，打不了普通的零工，连帮妈妈买药都很难做到，他没有存在感的生活了几十年，只会吃低保打零工。

他真正学会承担责任，是在第二次报警的时候，那次老李太太直接昏厥了。

老李太太嗓子不舒服，使了劲咳出一大口血，看着地上的血她把自己吓晕了。

儿子疯狂地去找邻居，砸门，请大家帮他打个报警电话，这才把老太太送医。

医生说，治病需要起码十几万。可他们家是靠着低保和补助过活。虽然治病能报销但是要先拿出钱来。

老李太太的儿子，听不见医生和社区民警的对话，贴着墙站着憨笑。

“治不起就回家，在这躺着还浪费床位。”医生看着这对母子寒酸的穿着，便懂了大半，面色阴沉地离开了。

老李太太在病床上躺了三天。那几天，她儿子做得最多的就是笑，每天对护士点头哈腰地笑。

多亏了邻居凑钱，给了这对母子住院的机会，也给了这个儿子尝试独立照顾老太太的机会。

他不去打牌了，他拉着每个路过的白大衣，他说不出话，只知道要拉着他们去母亲的床前“看看”。

社区民警说，这家医院的医生，对这种贫困的重病患者态度不是很好。

他们会当着母子的面，嘲笑老太太是穷鬼，说她是老不死的。

她儿子听不见，看到医生在说话，都只是笑。老太太听着没有反应，只是躺在床上。

“论迹不论心么。”社区民警说，她阻止过几次，但老李太太家欠着费用，没被赶出去就挺好了。

我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口。

是老李太太主动出院的，她说想回家过日子。

保守治疗并没有想象里轻松。随着病情的进展，她开始脱发消瘦，身子佝偻下去，脸上也脱了相。

随着病情的加重，她跑医院的频率越来越高。

社区民警一趟趟陪她去医院复查，每次她们都提着一袋子止痛药回来。有医院开的，更多的是自己买的。

这家医院有个地方很怪，开的药，说这里没有，会让病人到附近的药房买，价格贼贵。

社区民警对此也没办法。她和我说，老李太太每次从医院开不出方子，回来的一路上她只要见到药房就会进去转转。开始的时候老李太太用自己的卡，只要售货员推荐的药她都会买。

后来老李太太用儿子的医保信息。再后来她只买最便宜的止痛片，几元钱一板。

最后老李太太会拉着社区民警的手，求她帮自己代买售货员推荐的中药和按摩。“我会还你的，我还有挣钱的地方。”

“老太太挺想活的，是过日子太难了。”民警没要她的钱。

老李太太烟瘾很大，她觉得疼起来的时候会吃下一大把止痛药，之后卷上旱烟点着猛吸两口。

咳嗽声尖锐而空洞，是肺组织被肿瘤细胞逐渐吃掉的声音。

她本来是少有不信神的人家，从医院治了那么久之后，发现中药和止疼药都不好使。

她干脆找来红布摆开神坛，祈求菩萨照看。

可惜的是，菩萨也无法阻止她的病情反复恶化，她一次次因为病情突发被迫住进医院。

医药费还是没个着落。

她的儿子是聋哑人，找不到正经工作，现学习一门技术也来不及。

社区民警给他介绍了个活儿，让他化妆成孙悟空在夜市里摆摊和人拍照，一次能收五到十元。

“有钱了你妈妈才能治病。”他答应得挺痛快。

他第一次装扮，借了社区民警的眼影盘，抹了一脸金色在镜子前转来转去。

最后他做出动作——对着镜子，咧着嘴，嘿嘿地笑。他从此成了大圣。

大家都笑着说他可以降妖除魔了，他自己好像也听懂了。

每天晚上他会转给社区民警一二百块钱，偶尔回来早一点时提着水果。

他将水果也交给警察，比划着让她去看望老李太太。他就不进去了。

染了头金发，脸上的金粉也永远洗不干净，挺大的岁数倒有点像小混混，他估计是害怕老太太乱想，因为在他年轻时就是怪异打扮，一副长发，穿着皮衣骑机车，搂着小妞的样子。

现在他不能再让妈妈担心了。

可老李太太不知道孩子在慢慢长大，她每天躺在病房里，看不到子女在做什么，也明知自己没有未来。

她仅有的感知，只会是来自医护的嫌弃，和越来越厚的药费单据。

她只剩下一个办法可以“为孩子好”了——促使医闹的发生。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了，老人用自己的身体，给后代们换取“最后的价值”。

可孩子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谁也不知道。我和社区民警告别，走出警务室。

得去找这个“大圣爷”聊聊。

我对这个职业多少有些成见。

我曾亲眼见过不少“齐天大圣”，坐在店门口台阶上，翘着二郎脚，直愣愣盯着路过的行人。

有人和他对视，便扯着胸口的二维码迎上去，呲牙咧嘴地要钱，顺便吓哭小孩子。

强买强卖的感觉，着实令人不适。

而我现在要去找的这位，他身上有过小混混的过往，还贴着个“疑似医闹”的标签。

但想到他在花坛边扯住我衣袖，另一只手直指着死去母亲的样子。我对他印象并不坏，甚至想劝劝他。

那天夜里，我和社区民警来到他工作的夜市街。

最热闹的地方，有群人围成一个圆圈，架着摄像头直播，我们也朝中间张望着。本以为会看到“大圣”耍着铁棒大显威风，找了一圈，却没在人潮里看见他。

转过身，不远处高楼投下的阴影里，却盘腿坐着一只低着头的猴子。

他仍然是金发，头饰被摘下放在一边，发型已经被压乱。高楼的阴影下，他一口接一口狠抽着烟，烟头的亮光下，好像真有一双会发光的火眼金睛。

从母亲最后一次被送住院，到她去世后差不多一个月，他一直做着这份工作。

见我们走来，他忙捏灭了手里的烟，却被烫得咧了下嘴。把烟蒂塞进裤兜时，又被烫了一下。但他却只顾着拿起地上的头饰，慌忙往头上套。

我赶紧示意他没关系，不用紧张。

他也认出了我们，指了指自己的装扮，又指了指我，憨笑着摇摇头。

小时候，邻居家姐姐上特殊学校，和她的接触下，我懂一点点手语，连蒙带猜的，我弄懂了他的意思。

“还是个蛮敬业的孙悟空。”我这样想着，打开手机对话框，跟他沟通此行的目的。我需要去他家里，找一些老人生前的身份证明，并让他在尸检报告上签下字。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告诉他医闹是会被警察处理的。

但我并不想恐吓他，万一能说通呢？

路上我劝他，“你别再去医院了，有什么要求和我们说。”

齐天大圣摆摆手，沉默着继续朝前走，他戴着高高的头饰，影子在路灯下拖得老长。

外面的天彻底黑了，铁轨两旁沙丘的影子被拉得老长。老旧的单元楼里堆着各种杂物，不小心踩到会咯吱作响。

楼梯间的灯不停闪着，我抓着社区民警的手，一步步跟了上来。

齐天大圣在五楼停住，摘下脖子上的二维码，缠绕在门把手上，掏出钥匙打开了门。

出乎我的意料，他家里很干净，房间里没有过多杂物，几种必要的家具，样样被擦得光亮。能感受到主人每天都在给这个家做清洁。

桌上摆着一张遗像，照片里是个微胖、卷发、笑容慈祥的老太太。和枯瘦的死者看着不到三分相似。难以想象这些日子，疾病到底怎样折磨了她。

遗像前没有香炉，只摆了两个苹果。苹果看起来很新鲜，应该是经常更换的。

我拿了档案袋从里屋出来。

他倒了两杯水，微弯着腰递给我们。木质沙发上摆着一套虎皮裙和一盒金粉，应该是他的另一身“工作服”。

他身上的披挂在白炽灯下泛着刺目的金光，可这位齐天大圣的神态却不够张狂。

我接下两杯水，递给社区民警一杯，他拿起桌上的碗也盛了水端起来。

“想以水代酒么？”他用碗沿碰了我的杯底。

我抬起头来，只看见他咧着嘴，憨笑。

这个笑容让我难过，我想着移开视线不看他。

走完工作流程，我们准备出门离开，他却拉着我的胳膊不让走。

“作为家属他有权力知道真相，”社区民警说。

于是我在他身边坐下，尽可能把整个事件还原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比划着讲给他。

他的母亲是自杀，原因是生了一场治不好的病。

我不清楚老李太太独自住在病房时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她是哪次住院时发现的天台。

她爬窗和走向楼顶时，一定费了巨大的力气，坠地之前的求生欲，也一定让她后悔过。

法医们常说，哪天我们想自杀，也千万不要跳楼。肢体的压缩性骨折会代替遗书解释一切。

“害怕，还没后悔的机会，得多难受。”师父总这么说。

而我难得有耐心，和死者家属细致地解释这些。

刚开始，他激动不已，频频比划着。后来却陷进沙发里，低垂着头，一动不动盯着我的相机。

相机里正显示的照片，是他妈妈的遗书。

老李太太写，菩萨保佑两个孩子好好过日子，这可能也是她病重以后，每天对神像祈祷时会说的话。

她无法再帮衬孩子的生活，于是只能寄托给神佛。

这也是她最后的关心。

沙发挺硬的，他的坐姿却像整个人被抽空了力气。

我把遗书交给他。

他伸过毛茸茸的双手接住，没打开看，折叠好摆在了遗像前面。

遗像里的老李太太，胖乎乎的，面带微笑，真挺慈祥的。

他送我们出门，我在缠在门上的二维码上扫了五百块钱。

他摆着手，连连摇头。

我打字给他看，“下次遇见，我去找你拍照，这个钱提前给你。”

齐天大圣没说话，他的眼睛亮闪闪的。

我用手语比给他“再见”。他抬了头，瞪大眼睛，露出惊喜的样子，比划着回我“谢谢你”。

他在死亡证明上签下字那刻，我的工作就已经结束了。

那之后，夜市街要整修成网红基地，清空了所有商铺，扯着两米高的围布装修了半年。夜市重新开放后，我没有再遇见过他。

我还是担心他会去闹事，抽空跑了几趟医院。

负责人说，他只在老李太太自杀那天出现了，此后没有再来过，哪怕一次。

负责人还告诉我，医院出于“人道主义”给了他一些钱，希望警察也能尽到职责，维护医疗环境的安定。

从院里出来之后，我打给社区民警。她告诉我，后来社区给他介绍了一份保安工作，加上各类补助，足够覆盖他的生活成本，让我不用太担心。

“猴王把头发染黑了，”她在电话那头笑，“攒着钱，说要找个老伴呢。”

挂了电话，我想，神话终究只是神话。

神话故事里的孙悟空有着救苦救难的能力，而现实里的猴王，摘下头套，也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

他救不回母亲，只是在最后一段陪伴母亲的时间里，无意间拯救了自己。

或许那句“菩萨保佑两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已经深深地埋在了他心里。

那个夜晚过后，他的全部人生，都是对这句祈祷的回应。

林红桶告诉我，她后来把这件事讲给了她的妈妈听。

当年她觉得这件事好离谱好离谱。

而她妈妈说：“你没有吃过苦，有些东西，你还不明白。”

红桶说有机会也想去援助非洲，援助那些受苦的人。

妈妈说，咱们国家还有需要帮助的人群，支持她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去支教，要用钱就和家里说。

但最后妈妈还是生气了，因为她听到，红桶当时没有戴上她给的护身符。她甚至很凶地骂了红桶。

我问红桶，最后那个护身符呢，她说那次过后，条件允许的时候就会戴上。

我以为她是经历了这个案子，开始相信一些神秘的东西了。

她说不是的，她戴上妈妈托人请来的护身符，只有一个原因——

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让妈妈的“祈祷”得到回应。

插图：大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