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第一条论纲：新的女性主义浪潮正在改变罢工。

Feminism for the 99%

7.8

Nancy Fraser Tithi Bhattacharya Cinzia Arruzza 南茜·弗雷泽 / 2019 / Verso Books

来源：Arruzza C., T. Bhattacharya & N. Fraser 2019, Feminism for the 99%. London: Verso. pp.6-10.

最近的女权主义罢工运动于2016年10月在波兰爆发，当时超过10万名女性参与罢工及示威游行，以抗议该国禁止堕胎的政策。到了那个月底，抵制的激流已跨越重洋来到了阿根廷。在那里，参与罢工的女性对卢西娅·佩雷斯（Lucía Pérez）被谋杀的悲惨遭遇发出怒吼：“一个也不能少！”（“Ni una menos.”）这股浪潮随后迅速扩展至意大利、西班牙、巴西、土耳其、秘鲁、美国、墨西哥、智利及其他许多国家。这场运动起源于街头，随后又在工作场所和学校掀起浪潮，最终又吞没了野心勃勃的娱乐业、媒体行业和政治场。近两年来，这场运动的各种口号响彻全球：#我们停下来（#NosotrasParamos）、#我们罢工（#WeStrike）、#我们要生存（#VivasNosQueremos）、#一个也不能少（#NiUnaMenos）、#时间到（#TimesUp）、#为了99%的女性主义（#Feminism4the99）等等。这场运动由细浪聚成浪潮、再由浪潮发展为巨浪，最终形成了一场新的女性主义运动——它可能获得充分力量以打破现存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同盟，从而改变政治格局。

在2017年3月8日，原本在各个国家分头展开的行动演变成了一场跨国运动。全球的运动组织者决定共同发动罢工。通过这一壮举，他们再政治化了（re-politicized）国际妇女节。罢工者把那些去政治化的俗气的小玩意儿——早午餐、含羞草和霍尔马克卡片——扔在一边，复兴了这个节日深植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女性之中的、快要被世人所遗忘的历史根基。他们的行动唤起了20世纪早期工人阶级妇女运动的精神——这些罢工和群众示威游行在美国主要由移民妇女和犹太裔妇女领导，它们启发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设立了国家妇女节（National Women's Day），又促使德国社会主义者露易丝·齐茨（Luise Zietz）和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呼吁设立国际劳动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

今天的女性主义罢工正在通过重新激活这种斗争精神的方式再造我们深植于为工人权利和社会正义而展开的斗争的历史根基。被广阔海洋、崇山峻岭、宽广大陆和国家边界、铁丝网、隔离墙分隔来开的女性联合起来，为“团结是我们的武器”的口号赋予了新的意义。罢工运动打破了国界阻隔和象征之墙，宣告了妇女力量所具有的巨大政治潜力：这些用有偿和无偿劳动支撑着这个世界的人具有这种力量。

但这还远非全部：这场迅速发展的运动已经发明了新的罢工方式，并且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注入到罢工形式自身之中。通过将游行罢工、示威、小规模罢市、封锁行动和抵制行动连接起来，这场运动对罢工行动作了补充——原来的罢工行动原本风生水起，但在长达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攻势中急转直下。同时，这股新浪潮还使罢工民主化、扩大了罢工的范围——其最大要点在于扩大什么能够算作“劳动”的观念。参加罢工的激进主义女性拒绝将“劳动”限定在有偿工作上，她们还要夺回家务劳动、性行为和微笑的权利。通过指认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化的、无偿的劳动所占有的不可或缺的地位，这场运动使人注意到那些无偿的、但确实使资本从中获利的活动。而至于有偿劳动，罢工者同样在较宽泛的意义上看待什么能够被算作“劳工问题”。她们不只关注工资和工作时间，还聚焦于性骚扰和性侵犯，以及对生殖正义（reproductive justice）和罢工权利的阻碍。

于是，新的女性主义浪潮有了弥合“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之间难以消除的裂痕的潜力。通过揭露“工作场所”和“私人生活”的一致性，它拒绝将斗争范围限制在其中任意一者；通过重新定义“工作”和“工人”，它也拒斥了资本主义对女性的有偿和无偿劳动的结构性低估。总而言之，以罢工形式开展的女性主义预见到了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阶级斗争阶段的可能性：它是女性主义的、国际主义的、环保主义的，同时也是反种族主义的。

女性主义者的介入来得正是时候。在一度风光无两的、聚焦于生产领域的工会被严重削弱时，女性罢工的战斗性爆发了出来。为了重振阶级斗争，运动家们已转换了场地，关注新自由主义对卫生保健、教育、退休金和住房权利的侵犯。通过聚焦资本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的侵蚀的这些方面，他们将自己的目光转向那些为了维持人类生存和社会共同体所必需的劳动和服务。如今，在这个“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领域，我们能发现许多最激进的罢工和反击行动。从美国教师的罢工浪潮，到爱尔兰对水务私有化展开的斗争，再到印度达利特环卫工人的罢工运动——这些运动全都是由女性领导、由女性推动的——工人正奋起反抗资本对社会再生产的侵犯。尽管这些罢工并非正式附属于国际女性罢工运动（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Strike movement），但它们之间有许多共通之处。它们都高度评价必要的再生产劳动，反对对这种劳动的剥削；它们还将工资和工作场所有关的诉求与提高社会服务公共支出的诉求结合起来。

此外，在阿根廷、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女性主义罢工行动还获得了来自反对财政紧缩政策力量的广泛支持。不仅女性和性别不合社会规范者（gender-nonconforming people），男性也加入到这场运动对教育、卫生、住房、交通和环境保护经费紧缩的大规模抗议之中。通过对金融资本施加于这些“公共利益”的侵犯的反抗，女性主义罢工由此成为了为保卫社区而展开的广泛努力的催化剂与典范。

总而言之，激进行动主义女性主义的新浪潮正重新发现原本不可能的观念，要求同时取得面包和玫瑰：夺回延续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从我们的餐桌上拿走的面包，同时从反抗的愉悦中获得滋养我们精神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