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作者：Steven B. Smith）读书笔记

哲学工作者们不仅在面对相同的哲学问题时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而且在做哲学的方法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同的方法之间甚至存在着对立（当然也存在相容的可能性）。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种方法而不是那种方法？我们选择一种方法的理由是什么？或许理由是诉诸于自己的情感和个人喜好。但是当我们喜欢倾向于一种方法而不是另一种方法时，往往会将对某种方法的喜爱等同某种方法的优越。如此一来，我们可能会在坚持自己的方法时而陷入独断，并且排斥与自己所喜好的方法相对立的方法。避免这种独断的一种方式是多去倾听与自己坚持的方法相对立的方法的声音，并思考他们之间的差异，然后为自己做出判断。或许我们会因为这种倾听而使自己改变自己的方法，又或者我们会因为这种倾听更加确证自己对自己所坚持的方法的信心。作为一个喜欢分析方法的哲学菜鸟来说，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去阅读一本按哲学史方式写作的政治哲学导论。

这本政治哲学导论就是Steven B. Smith写的《政治哲学》。Smith是著名的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学者。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研究致力于检讨西方文明的总体进程，强调重新开启古人与今人的争执，并由此审视当代思想的种种潮流。现代性向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是贯穿施特劳斯学派的主线。施特劳斯学派坚持政治哲学的首要和中心问题就是要检讨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Smith在他写的这本《政治哲学》中坚持了施特劳斯学派的这些核心立场。他想用这本书表明：为什么只有透过昔日最严肃的思想家的视角，我们自己的关切才是可以理解的（序言1）。他认为研习政治哲学常常从研习该学科的伟大著作入手（P1）。了解“什么是政治哲学”的最佳途径，不过就是研习那些被公认为政治哲学宗师的人的作品与思想（p2）。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去哲学史上的经典政治哲学文本，可以将我们带入政治哲学中那些永恒的问题：什么是最佳政制（regime)?政制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是什么导致了政制的产生和延续？谁是政治家？最佳政制与现存政制之间的关系？基于他的方法论立场，他的整本书按照历时性的顺序，从《安提戈涅》开始，一直到托克维尔，最后以“爱国主义”这一章结束。

这本书与分析风格的作品相比较，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它并没有将注意力停留在概念分析和思想实验上，没有去将文本重构成一条条论证。但是它又跟普通的政治思想史写作不同，它特别强调透过哲学文本而反思我们当今的政治生活。换句话说，它思考的不是我们的论证，也不是我们的文本，而是我们的当下。它将这些文本当作我们和生活的一面镜子，当我们在镜子面前仔细观察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时，我们似乎会更加理解我们和我们的生活。例如，Smith用柏拉图的《理想国》思考我们当下的民主生活。《理想国》的第八卷描述了民主制下人们在生活中的放纵。这种解释用于现代民主制度下的人，人们会立刻就能对它有所察觉，特别是节食、锻炼、时冷时热的放纵享乐，以及道德冷漠(p74)。我们的民主生活中可能存在沉溺于物质享乐的风险，同时民主也包括了某种道德的无政府状态倾向，这种状态将自由混同于放任，将权威混同于压迫。这样的民主像是在说：不存在什么可耻的事情，一切事物都可以被允许。由于否定对我们的欲望的任何限制，或是出于一种由于所有欲望都是平等的因而一切都被允许的享乐主义信念，这里产生了一种放纵（P74-75)。这种洞察是对我们当下民主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这表明，民主有其限度，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放弃民主制。因为很可能如丘吉尔所说：民主制是糟糕的政制，却是人们所有尝试过的之中最好的。

又如，Smith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呈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贵族共和观。然而，Smith认为，当我们在反对亚里士多德把共和解释为令人难以忍受的精英主义和反民主主义的做法之前，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棘手的难题：耶鲁大学除了是一个旨在对潜在领袖进行道德教育和智识教育的精英组织之外，还能是什么（P87)？事实上，Smith洞察到这种令人反感的精英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盛行，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也对当代社会的精英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哲学理解生活的方式不止是概念分析一种方式，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很好地理解我们的生活。

当然这本书最能勾起我思考的是书中的两个观点，这两个观点应该是代表了Smith的核心主张。第一个观点是：哲人只有在最佳政制下才会真正感到自在。但我们知道，最佳政制缺乏现实性。因此，最佳政制包含了一种至高的悖论：它超越了现存政制，但是它缺乏具体的实存。这使哲人很难成为任何现存政制的好公民，哲人永远不会真正感到自在，永远不会对任何政制真正保持忠诚，除了最佳政制。最佳政制与任何现存政制之间的张力，便是使政治哲学成为可能的空间。哲学的先决条件就是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一个需要解释也必然需要政治批判的世界（P87)。这个观点比较符合哲学工作者的直觉，但是却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理所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很多大众也不会对现存政制保持忠诚。我们去公园散步，能听到许多老人家吐槽现存政制的缺点，并表达他们所认为的理想政制。他们似乎也只有在最佳政制下才能感到自在。然而，我们并不会称这些人为哲人。Smith的这个观点似乎没有很好地将哲人与这类大众区分开来。因此，我们可能会有一种疑惑，哲人与这类大众的区别是什么？或许区别在于哲人掌握了更多的哲学知识和术语，尽管一个掌握很多哲学知识和术语的人，我们不一定称其为哲人。

第二个观点在于Smith比较赞成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知识与技艺知识、理论知识的区分。亚里士多德想把道德和政治知识的研究，与诸如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纯粹理论追求区分开来。与理论科学不同，政治学的主题千变万化，因此不能将它一般化归纳成类似于法律那样的东西。实践知识总是暂时性的，它能够产生的真理只是大部分成真，例外总是存在。实践判断与理论只是和技艺知识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合适或适当的意识，一种对特殊处境的细微差别或具体细节的关注。明智的人能从一个处境的纷繁复杂的布局之中，捕捉到最合适或适当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人具有洞察力和辨识力这样的特殊才能，这就使他们与那些更具有纯粹理论或推理性情的人区别开来（P98)。Smith接受了这个看法。他认为政治家关心的是在特定的形势下应当如何行事。政治家所需要的不是一批真命题或者可普遍化的命题，而是一种知道如何行事的敏锐感，或者说“政治头脑（政治判断力）”。最伟大的政治家都具有这种能力，例如宪政的奠基者们，他们创立永恒的制度框架，以便不够伟大之人和后来之人处理变局（P99)。如若真像Smith和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那么我们现在的政治哲学研究的意义在哪里？政治哲学研究通常就是在理论的层面去追寻关于政治的真理。然而这种理论知识是否能对我们的政治实践产生巨大影响？或许不会直接产生影响。但是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这些理论知识有利于培养人的政治判断力。然而，如若真是这样，为什么没有几个政治哲学家是杰出的政治家。也许，政治哲学研究有自己的限度，它的意义仅在于能够增加我们对政治的理解。至于它是否会培养人的政治判断力，则完全是偶然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