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之累》笔记
考虑到司马光自己赞成教化妇女、鼓励她们研读经史，上述评语就更加耐人寻味了。他始终认为求学问道对女子而言同样重要，可一旦涉及写作，他却坚守底线：他显然找不出任何理由支持女子习文。——10
即便到了晚明及清代，特定场合的确接受并鼓励妇女写作，但将这些诗文公之于众仍备受争议，因为公开一位女性作品僭越了“女主内，男主外”的伦理界限。正如费侠莉所言：“一位妇女的诗文被外人看见或听闻，就好似她遭到了肆意的窥视。”直至晚近数百年，情况依然如此。这一点让我们会想起清代著名小说《石头记》中的场景：宝玉曾偷偷将众姊妹诗作带出大观园，甚至有族人提议将之刊印出版，探春和黛玉得知后大惊失色、忧虑重重，因为这些诗作本是在封闭、私密、受保护的大观园中写成的，不宜外传。【虽然传统里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但在”主“的性质上男女却不是处于一种平等状态；男性既能主外，他也能够对家庭事务进行决策，反过来却不行，同辈间女性不能违抗男性的决断。因此所谓”主内“的女性，她并不是在“管理”家务，而是在“打理”家务。包括因丈夫早逝而获得家庭内权力的妇人也是，她打理家庭，是为了将之交到这个家庭的后继男性手里——也就是“垂帘听政”、代为管理。（其实若要深究，这个“主”倒也不在男性手里。而在家庭本位的“家”手里。）】——11
在程颐对他母亲的描述中，我们发现，其主旨与态度典型地反映出时人对妇女教育及写作表现出的深刻矛盾。女子求学受到尊重，巾帼不让须眉的才识也令人称许，但女子为文这一举动仍备受质疑，以至于一个女人写得越少，就越被视为德行无缺。——18
发人深省的是，即便是为这则故事写下数百言的沈括，也未曾抄录原先那位女子的题词，似乎觉得这多此一举。我们知道那篇题词曾经存在过，并感动了无数行人，但我们竟无法确知它究竟写了什么，没有人想要抄录它，《鹿奴诗》同样没有流传下来。……有两种观念共同促成了对妇女写作的消极看法：第一种想法十分盛行，但并非人人如此，即认为女子应该只读不写，尽管她通读经典、博览群书，但也不宜作文；第二种观念则觉得即便有女性诗文，也不宜外传，否则它将落入陌生男子的手中。以上两种思维方式致使当时的女性作品能保存至今的是少之又少。——19
所有迹象都表明，魏夫人通过填词来传达内心的思绪和期许。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女子所作之词常被例行地解读为自传，尽管这种成熟的代言体不过是该体裁的惯用手法。【这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当我们自觉地将女性作品视为个人传记时，其内容便与私人空间划上了等号——传递闺中女子的作品即等同于在流传他人之家事，或意味着家丑的流出。于是倾向于描写个人情感与闺中生活的作品，便极易被划为“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容；而同时因为拥有读书识字能力的大户人家小姐又不易出门，就更是限制了其作品的题材，缺乏流通的价值。】——22
“无论意图是好是坏，无论是夸张的赞扬、焦虑的自我辩护还是冷嘲热讽，这些层出不穷的形象有个通病，如用时下的理论话语来说，即男权社会中被动的女性化身与人的充分主体性之间无法协调：一首诗怎么可能出自女子之口？“这里的关键环节在于女诗人同淫荡女子间的联系。尤其在中华帝国的传统观念中，女人不宜在外抛头露面，而在公众场合现身的女子往往被视为淫荡的，如戏子、歌女或妓女。鉴于诗歌同样是个人的私密创作，一个女人若容许她的作品在世间传播，便意味着她把自己公之于众，由此违反了女子幽居深闺的礼教，而抱有性别偏见的冷眼旁观者则不怀好意地指责她放荡无行。【在中国古代，女性不能参与政治——用阿伦特的理论来说，李清照作为一个女子本应生活在非公共领域内，但她含有政治意图的作品却在公共领域中流传，于是这里出现了双重僭越：第一，她有意使自己的作品被人看见、任其流传；第二，她违背了女子生活在深闺（私人领域）的传统女德而公然对外界（公共领域）时政进行积极点评。确实，她的才华出众令文学圈无法不去正视她，然而，她的举止却是有违传统的。如果李清照是一个男性，则文人圈子必然能够采取某些潜规则来针对他对传统的反叛；但当一个女性作家不必服从圈内规则而直言不讳时，这个圈子里的人反而无法完全制裁她了。于是部分男性作家只得针对她的身世与品行——而不是从文章水平和政治见地——发出攻击，这可以视为是男性主权意识受到冲击而试图进行的反制。这也意味着在古代中国一个女性作家想要得到认可，则不得不比男性作家高出数倍的努力。】——47
在李清照眼中，秦观在词中试图扮演一位美女，但典故与隐喻的匮乏使词中角色只算得上是位”家贫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易安看来，尽管”男子作闺音“之词相当常见，但男词人从未真正化身为女子，他们试图表现一位高贵女子的心声，却又无从落笔，结果不尽如人意。……如果说李清照着眼于词的婉约特质，并声称男词人的作品时常显得不伦不类，那么男词评家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当然，他们并没有把词说成是阳刚文体（这听上去有些荒唐），而是转而说男子在填词时无需遮遮掩掩，因为词中流露的乃是人之常情。……人们认为词缺乏男子气概，充斥着轻佻、任性、痴顽的儿女之情。男词评家对此格外敏感，想方设法为之争辩；李清照却从容得多，身为才女得她很适应词得婉约风格，不曾试图作出改变。【只有男人才懂男人。秦观模仿女子，其目的不是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女性形象和社会处境，而是为了满足以他自身为主的男性观众的喜好。这就像歌剧《蝴蝶夫人》一样，它的苦难不是为女性而写，也不是要为被背弃的女性发声、改变她们所处的现状；它对于女性悲惨遭遇的刻画，恰恰是为了让男性观众觉得她们可怜、需要被怜爱（需要有一个”男“人来可怜她）——而不是被尊重。这也是李清照作为女性与男性之间的铁壁，她以为秦观试图化身女子、表达女性真正的心声，但情形却并非如此。此处也可以套用萨义德的理论来解读：男人刻画女性并非因为女性在他们眼中就是那样，而是他们想让她们变成那样。】——63
瑞塔.费尔斯基与其他女性主义学者已经指出，当妇女决定进入男作家及男权价值观所主导的文本世界时，其表达往往对抗与妥协兼备，她们对男权社会中压制她们的传统观念既迎且拒。这在现实中难以避免，这些女作家置身于一个并非由她们自己创造的文学世界，其中的文体、语词及思想皆出自男人的手笔。一方面，女作家不得不采用既定的表达观念与形式；另一方面，女作家的性别身份注定了她是文学界的外人，她的创作必然或隐或现地挑战了男权社会的思维和表达习惯。【文字最早的作用就是记录。从“记”到“纪”，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保留下来，这其中便涉及到了谁有资格来甄选的问题，所以远古的记录者往往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从这一层来思考的话，女性作品的外传本身无疑就是动摇的男权的地位。】——64
我们如今区分作者与文学角色的做法，对于欣赏中国古代文学的汉语读者而言相当陌生。的确，“诗言志”的强大传统要求诗人做到言为心声；但人们对词的看法或许有所不同，毕竟它是合乐的歌词，歌者本人并非词作者，且二者性别往往不同。实际上，人们也把一些男词人的作品读成自传。……同样，我们应想到李清照也会创作传统题材的词作，这类词科恩那个无涉于她本人的生活经历。可惜读者却不容许这位著名的才女有这种创作权利，所有易安词都被读成自传体。人们可以质疑系名李清照的词作真伪，可一旦它被认定为原作，就会被立即安插进她的生平，很可能被系年，并帮助学者重构词人的身世。——85
人们如此对待女性作品的另一大因素无疑是因为人们会以性别眼光窥视她所流露的情感。对少数流传在外的女性作品而言，读者会倾向于偷窥隐私般地阅读它们，借以观察女作家最私密的时刻、情感，甚至是她的身体，并乐在其中，这种偷窥心理很自然地激起众多读者的好奇。传统社会的大家闺秀不会抛头露面，甚至在家中也只待在闺房，这就使得女性作品有其独特魅力，让人们得以一窥那重门深闭的墙垣之内的禁忌。如果取消了女性作品与她本人之间的关系，就无法满足人们的偷窥欲，作品本身也会失色不少。——86
《阳关》是离别之曲，它经常唱给即将远行的人听，而不适用于外出游玩的场合。实际上，通篇词意都不像是为离家数日的人而写的。……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后序》夸大了她的损失，我们将在下文见到，张汝舟完全可能从这门婚事中获利。……《后序》中，李清照声言自己仅存“三数种平平书帖”，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足见文人在作品中夸大自己的感受完全不是什么稀奇之事，毕竟都是作给人看的。】——98
传统上男性文人不会公开自己的私事，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男人们在面对成亲、丧妻与休妻时，本应流露出更多的焦虑、反思与感怀，但他们不太在创作中提起这些。毕竟男人对待这类事情有更多的转圜余地。御坂而言，丈夫对妻子意味着什么，同妻子对夫君意味着什么，二者实在无法相提并论。——127
李清照之所以最终成了一个孤苦伶仃、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是因为她“再嫁某氏”，然后又与其离婚，或是是因为她作为寡妇没有守住贞操，再或者是因为她没有遵守其行为道德准则。……无可否认，我们不能详尽地重构出李清照在这些年间的生活，但是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她并不像早期评论所描述的那样，以漂泊乡里、无家可归、贫穷艰辛的状态度过余生。【虽然不能确知李清照晚年生活详细如何，不过排除掉古代对女性的歧视，纯就以中华传统来看：夫死而无子女照养、回不到娘家也没有婆家依附、因作风而被显贵保持距离、一个老妇独自度过残生……单就这些事实来说——无论她是否身缠万贯雇得起家仆——她业已符合当时中国传统中对漂泊无依、无家（家族）可归的指谓了（甚至千年后的今天丁克一族也因老无所依、无亲戚子女赡养、只能依靠余钱度日而被诟病，更有甚者，人家自己过得很自在，旁人偏说他太可怜），只不过晚年家财还剩几许、生活有多艰辛，则是无法知晓的了。】——166
我们可以将这两种描述李清照的方式理解为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更为确切的处理方式则是将它们视为不同读者和评论家的不同选择。……李清照自己的作品促成了她的这个形象，尤其是将它们读成自传的时候。【两者都不是李清照，又或者两者可能都是李清照的一部分（不同时期、不同遭遇下的她）；但对于读者来说，这两种形象也都是经他们释读而”还原“并被如此接受的真实的“李清照。也就是说，她的形象已经被艺术化，与其所经历的历史真实已然模糊不分，而这一切极有可能是李清照自己的有意之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朋友圈和小作文来捏人设。】【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如下问题：为何只有她能这么做而其他男作家不行。这就呼应了书中前文”诗言志“的特性：在传统创作中，诗——文艺创作——是用来表明自己的意志的，它不成文地要求创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进行创作；即便男作家以女性的口吻表达感情，读者也能够凭借作者信息知晓这一点——作者并未有意将之隐藏。可一旦”诗言志“这种特性与”女主内“的特性相结合，文艺创作的真实性便因内部空间的私密性而变得难以被检验了。举例来说，即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有些人依然可以通过写小作文的方式来诬陷他人性侵犯，这也是借助了私密事件难以被检验的特点（更确切的例子也有如林洙杜撰林徽因情史）。一旦揭露了这一点，便开始理解为何女性作品——内部创作不应外传了：私人空间里发生的事情——私人经验是停留在个体感知上的，每个人对同一件事的感受差别极大，而这一感受又可以通过修辞手法进行夸张和渲染；一经流传，便足以引起外界的各种猜测和误解而又无从验证，致使流传愈发偏离真实。用最简单地词表达这个意思的话，就是“罗生门”。】——179
尽管李清照自己的作品促成了她的形象，但这一形象的生命和推动力却是男性读者和评论家所赋予的，他们将之复杂化、浪漫化，因为这个形象投合了男性审美，他们通过编选她自己的作品使其强化。此外，男性还把这个形象编入了小说轶闻，使其更为复杂精细。李清照自己促成了这个形象，但是最终的复杂与夸大的版本，却是在历史长河中，被与她毫不相关的人创造和定型的，这远非词人自己所能掌控——这两点其实并非自相矛盾。……关于李清照诗词灵感来源的假说，这些南宋的选家有意无意地参与其中，提炼、强化着这一假说，而一旦碰到像上两首这样不能与此假说相匹配的词作时，他们就选择了忽视。——182
“真”与“实”长期以来被认作文学作品的基本价值评判标准，对诗来说尤其如此。但是将二者从之前的文体引入词体文学中，却会带来麻烦，毕竟后者最原初的面貌就是适于歌唱。诗的主流使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但词体文学的写作则通常不必如此，而是为了表演的需要。这意味着词中的形象将会被一个又一个的歌者表演，每一位歌者都尽力呈现一场”动人的“演出，每一位听众都知道这只是一场歌唱表演，而并不沾染个人独有的情感表达色彩。更甚的是，男性词人经常以女性口吻写作，因为这些词篇将会被付诸歌女演唱。于是，这种文体的情感可信度就很值得怀疑了。因此，评论家无法轻易地为词体文学给出”真挚“和真情的评价。但在评诗时，这却是最基本的手段。这就是词体文学要努力与诗同尊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为什么其始终没有获得与前代文体相同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197
柏文莉在最新研究中讨论了包括寡妇为亡夫守节在内的女性忠贞观念的不断强化，认为这个进程出现于南宋。她将这个进程追踪到了北宋灭亡，指出在南渡前后，针对女性的暴行以及女性的殉难与政治危机、政治背叛一样普遍。她同时也指出：”总的来说，女性忠贞问题在南宋关于社会与道德的论述中，还是一个相对次要的主题。“但是在李清照之后的几个世纪，直至帝制时代末期，随着朝廷大力提倡寡妇守节这一礼教规范，寡妇对于亡夫的忠诚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会对寡妇再嫁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寡妇必须忠于亡夫的理念也日益严格被实施于日常生活中。——199
所谓的“失足女性 ”，就是指那些因违背社会忌讳与性禁忌而操行有损的女性。——208
在清代学者为其行为所作的辩护之下，李清照得以正名，重新成为了一个备受尊重又从未改嫁的女性。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成果，但并非全部，那个将其重新集合的终极目标要远超于此：在为其树立一个新形象的争论中，清代学者将其设定为一个道德模范。于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现在的她不仅仅是一位颇具天赋的女词人，也是一位经受几个世纪污蔑而终获道德平凡的女性。她开始被视作一位道德英雄，一位遭受了不公正待遇而最终从中解脱的英雄，这些经历使其形象更加光辉伟岸。【历史的”任人装扮的小姑娘“的特点。】——225
人们认为李清照的作品中充满真挚的情感表达，也总会把这些作品与她的生命无缝对接，这两个观点实际上是同气连枝般密切的。【情感是真挚的，只是事情并不一定真的发生。】——232
毕竟这个形象是在许多个世纪间逐渐形成的，它适应与符合众多的文化价值和需要。……如果李清照身后这几个世纪以来的接受史有教会我们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这段历史展示了不同时段的不同群体，是如何熟练地出于各自不同的价值理念与有意识或无疑是的思维模式，去建构一个适合他们自我需要的”李清照“。【因为史实的不确定性，人们往往会根据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文化价值的要求来相信他们所愿意相信的，而此一接受，又容易造成后世的人们对此种看法的深化——譬如以烧毁文献、篡改历史的方式。并且对于后人来说，离那段时期越近的人，他们的史料就越丰富因此越具有可信度，于是原本一个史实中存在的人也就渐渐脱离了她自身，成为一个历史长河堆造起来的符号形象。】——249
在汉语语境里，我们可以将这首词理解成第一人称叙述，我的翻译即采用第一人称；也可以理解为第三人称叙述，也就是说，这首词的叙述者正在观察这个女性，并加以描述。汉语对这两种理解都不会构成阻碍。这是中国诗歌中常有的现象，虽然并非总是如此。……正如前文所述，我们永远无法确知易安词中的女性形象与李清照本人的关系。——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