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林肯来之前, 美国《外交事务》一个吊诡预言耐人寻味｜文化纵横

✪ Branko Milanovic

纽约市立大学

✪ 西东 (编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 迦然 (审校)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反反复复之后，北京时间2023年6月18日，布林肯访华成行，引发全球关注。事实上，作为两个世界性大国，中美关系不止在中美，而关乎全人类命运——尤其在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方面。过去一个时期以来，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一种“直觉”。如何让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是各国都面临的重大问题。然而近期美国《外交事务》发表的一篇文章，却提出一个相反论断：全球收入差距一直在缩小，如今的世界相比过去100多年，其实更平等。

该文作者Branko Milanovic指出，若以基尼系数衡量，全球不平等在冷战时达至顶峰，后来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使全球1/5~1/4的人口提高了收入，2018年基尼系数降至低点，达到19世纪末以来的最低水平。他同时认为，西方普通民众的生活似乎变得更为艰难，这是因为几十年来，“贫穷的西方人”一直位居全球收入最高的人群之列，随着非西方人群的收入不断增长，西方国家的中低收入人群却在下滑。但西方极富阶级的地位并没被撼动，他们与其国内其他群体之间，形成明显鸿沟，以至于这些西方国家变得“拉美化”。

不过Branko Milanovic预言：未来中国的财富增长，可能难以再度降低全球不平等，另一人口大国印度也无法像当年的中国那样，起到缓解全球不平等的作用。中国乃至亚洲的中上层和极富群体将涌入全球收入分配的顶端。他还预测，在未来几十年的某个时刻，全球富裕阶层里中国人和美国人占比可能趋同，目前中国约有4000万居民符合条件，而美国有1.65亿，以每年约3%的增长差距计算，20年内这两个群体的规模将相等。他认为，全球进一步平等的希望，在非洲大陆。但非洲经济并不乐观，国际援助也没发挥有效作用，在大国竞争背景下，还可能被分裂而争斗。作者仍然期待一个更平等的世界，认为平等可以激发相互的敬畏，使独立国家对彼此权利产生一定的尊重。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世界权力的迭代与重组”系列之九，编译自Foreign Affairs网站《大融合——全球平等及其挑战》（The Great Convergence——Global Eq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由于作者立场、议题设置等原因，本文仅反映局部信息，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时代——或者说我们经常被如此告知。在全球，尤其是那些富裕的西方国家中，富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逐年扩大，形成一道财富鸿沟，散布着焦虑、怨恨，并挑动政治局势。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崛起、到英国脱欧公投、再到法国“黄背心”运动，人们将贫富差距归咎于罪魁祸首。人们认为，全球化在使部分精英受益的同时，却伤害了广大民众，摧毁了曾经的工业中心地带，使得民粹主义日益流行。

如果从国家内部看，这些定论，有很多是正确的。但如果将视角从民族国家层面上升至全球，情况就不同了。在全球范围内，看似拉大的收入差距实则在缩小：世界正变得比过去100多年更加平等。

“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一词，指向特定时间内世界所有公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并基于国家间物价差异进行修正。这一指标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从0（理想状态下的完全平等，即每个人赚取相同的收入）到100（一个人独占全部收入的极端情况）。

从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叶，随着财富向西方工业化国家集中，全球不平等的差距拉大，并在冷战时达至顶峰。全球被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意味着三个经济发展水平。直至20年前，全球不平等的程度才开始下降，这要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全球不平等在1988年达到基尼指数69.4的最高点。2018年降至60.1，这是19世纪末以来的最低水平。

更广范围内的全球不平等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如今的中国已变得过于富有，已无法有效地缩减指数。而另一人口大国印度，可能无法达至过去20年中国对全球不平等所带来的效果。也就是说，未来将取决于非洲大陆。非洲国家的发展将推动下一次缩减贫困和收入差距的浪潮。

但全球不平等减少并不意味着各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会减弱。几十年来，“贫穷的西方人”一直位居全球收入最高的人群之列。随着非西方人的收入不断增长，中低收入的西方公民将依次下滑。这意味着，收入差距将由国际层面转至国内，特别是富裕国家中，那些按照全球标准富有的与不富有的人的差距正被拉大。

（本文发表截图）

▍全球不平等的三个时期

全球不平等的第一时期约为1820-1950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不平等程度开始加深。在工业革命前后（约1820年），全球不平等程度较为温和，当时最富裕国家英国的GDP是最贫困国家尼泊尔的五倍。而今天最富裕国家和最贫困国家的GDP之比超过100比1。1820年全球基尼系数50的情况看似非常不平等（这一系数在当今是不平等国家的典型代表，比如巴西和哥伦比亚），但国与国不平等程度实际较低。而如今，美国基尼系数为41，而以平等主义为荣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丹麦，基尼系数为27，国力差距拉高了不平等。

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全球不平等的加剧，既反映出国家间差距不断拉大（以人均GDP的差异来衡量），也反映了国家内的分化（以国内居民的收入差异来衡量）。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史学家所说的“大分流”（GreatDivergence），一方面是西欧、北美和后来的日本等工业化国家收入不断拉高，另一方面是中国、印度、非洲次大陆、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人均收入停滞甚至下降。这种经济差异带来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必然结果，帝国崛起使垂死或被征服的国家望尘莫及。这一时期，欧洲征服了大部分非洲，殖民了印度和东南亚、还有中国的部分地区。

全球不平等的第二时期延续至20世纪后半叶。它的特点是非常严重的全球不平等，基尼系数在67-70之间波动。各国实力差距也随之显现：例如，1952年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5倍；美国仅占全球人口的6％，却生产了全球40％的产出。然而，国内分化几乎都在下降：在美国，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学费降低，更多中产家庭接受了教育，也诞生了福利国家的雏形；在中国，大规模国有化推进了收入平等。

20世纪后半叶——全球不平等达至顶峰——也是“三个世界”时期：第一世界是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集中在西欧和北美；第二世界是相较贫困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第三世界是贫困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其中很多国家刚刚脱离殖民统治。拉丁美洲也被归于第三世界，尽管它们自19世纪初就已独立，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更为富裕。

这一时期延续至冷战结束后十年，直至21世纪初转入新阶段。大约20年前，全球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并持续至今。2000年，基尼系数在70左右，2020年降至60。这一时期基尼系数的降幅比19世纪的增幅更为快速，这要归功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从一个较低起点出发，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以惊人速度增长，并凭借该国的人口基数，使全球约1/5-1/4的人口提高了收入。

如今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们盼望着它发挥中国在过去20年中所起的作用。如果在未来几十年中，更多印度人变得富裕，将改善基尼系数。而且我们见证了印度在过去几十年发展的实力。上世纪70年代，印度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不到3％，而作为主要工业大国德国则占7%。到2021年，这一比例已然互换。

然而，伴随国与国的差距缩小，在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包括欧洲许多福利国家在内，国内收入分化却在上升。虽然在拉丁美洲，玻利维亚、巴西、墨西哥等地广泛的再分配计划打破了这一趋势。第三时期与第一时期有相似之处：一些地区的收入在上升，其他地区则相对下降；第一时期西方的工业化伴随着印度的去工业化（英国打压当地产业发展）；而在第三个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却映衬出西方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尽管现象相似，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却截然相反：在19世纪，西方的崛起拉大了国家间的差距，而亚洲的崛起则推动了全球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可以说，第一时期是分化时期，而当前时期是趋于融合的时期。

▍个体视角：谁在全球收入的顶端？

深入到个人层面，显而易见的是全球收入排名的重新洗牌。当然，人们倾向于关心自己相对于周围人的地位，而不一定能意识到与远方的人的相对变动，但是收入排名的下滑，是有真实的成本的。对西方中产阶级来说，那些基于全球化红利的商品和体验将越来越贵，比如在异国度假、购买最新款智能手机、参加国际体育或艺术活动等，这些都可能在经济上变得遥不可及。一名计划在泰国度假的德国工人可能不得不将四周行程缩短，选择在其他不太吸引人却性价比更高的地区度过。一位在威尼斯坐拥公寓的业主也将无法享受自己的房产，而需把它全年出租来增加收入。

中国的经济腾飞正重塑全球收入排名，但对中间和中上部群体的影响最为显著，而这部分通常由西方工人阶级所占据。中国对全球收入TOP5%的极富阶级的影响较少，因为还没有足够多的中国人变得富有，乃至撼动最富有的西方人，尤其是过去150-200年位于收入金字塔顶端的美国人。

下图展示了不同国家居民的全球收入排名变化，比较了1988年和2018年中国城市、意大利、德国、和美国人口的年收入数据。统计方法为将各国人口依年收入从最贫困到最富有排名，以“十分位值”（decile，每个十分位值对应该国十分之一的人口的收入档位，从最穷到最富，分为十档），来理解收入的分布及趋势。因为中国将城市与农村人口的收入分别统计，且城市人口的收入消费与世界接轨更紧密，所以仅使用了城市人口数据。短短30年内，中国城市人口在全球收入阶梯中跃升了24-2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某一十分位档的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超过全球1/4以上人口的收入。举例来说，1988年中国中等收入的居民在全球排名位于第45个百分位（0为最贫困人口，1为最富裕人口），到2018年，他们则跃升至第70个百分位数。基于这一时期中国人均增长率非常高（平均每年8%），这一结果并不奇怪。但需注意的是，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也导致其他国家居民收入地位的下降。

意大利提供了“受中国影响”的最明显的例证。在1988~2018年间，该国最贫困（收入后10%）人口的全球收入排名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第二低（收入后10~20%）和第三低（收入后20~30%）人口的收入排名则分别下降了6%和2%。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富裕阶层几乎没有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这也侧面反映了他们位于中国最富裕阶层的上方。在德国，收入后10%人口的全球排名从1994年的第81个百分位下降至2018年的第75个百分位。而美国收入后10%人口的平均收入则从全球第74个百分位下降至第67个百分位。但是富裕的德国和美国人则保持着以前的排名：位于最顶端的第95个百分位以上，也就是前5%。

这一数据反映了一个惊人的现实：西方国家的居民在全球收入排名中愈加分散，国民对贫富差距的感知愈发尖锐。社会的两级分化使这些西方国家变得“拉美化”，形成了明显的财富和生活方式的鸿沟。在此之前，这一分化主要体现在国家间实力差距上，不同地区由于消费能力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时尚，钝化了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知。

相较西方中产阶级所受的冲击，西方极富阶级的地位在过去三十年间几乎没有得到撼动。1988年，世界收入前5%的人口达2.07亿，2018年，这一数字增至3.3亿，其中美国公民所占比例一直超过40%，其次才是英国、日本和德国公民。总体而言，西方（包括日本）占据了极富阶层近80%的人口。中国公民最近才进入该阶层，2008年这一份额为1.6%，2018年上升至5.0%。

需要强调的是，在亚洲国家（不包括日本）里，只有中国城市居民真正跻身这一阶层。印度、印尼城市居民所占份额微不足道：从2008年至2018年，印度所占份额从1.3%增至1.5%，印度尼西亚则从0.3%至0.5%，仅仅是略有上升。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在内的其他地区，也许除去巴西和俄罗斯，在极富阶层从未有过显著参与。如果中国能一直保持着高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速，可想而知极富阶层的构成也将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预示着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演变。这些个人层面的浮沉，反映出国家实力的变化。

▍中国能迎头赶上吗？

全球不平等的未来发展方向很难预测。当今存在着三个外部冲击，使得以往经验无法参考：新冠的爆发抑制了各国的经济增长（例如，2020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负8％）；美国和中国占据全球GDP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美中关系的恶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全球不平等；俄乌战争导致的全球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动摇全球经济。

这些冲击及不确定的遗留影响，使得未来难以预测，但判断某些发展趋势仍然是可能的。首先，中国的财富增长将无法对全球不平等的降低再带来显著影响，而中国的中上层和极富阶层将涌入全球收入分配的顶端。而印度、印尼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收入增长也会带来类似的效果。

在未来几十年的某个时刻，全球富裕阶层里中国和美国占比可能会趋于相同，但要确定这种情况何时发生，则需要相当复杂的运算，包括两国的经济增速、国内收入分配的变化、人口发展趋势及中国城市化进程。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中美人均GDP增长率的差距。这种增长差距在上世纪80年代为6%，90年代为7%，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1年）和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间，这一差距增至9%。时至今日，这一差距已缩减至4.5%。基于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可能放缓的事实，增长差距可能缩减至2~4%。与此同时，目前美国的人口增长率略高于中国。基于以上因素，我们可以估计中国何时将拥有超过美国中位数收入的人口。目前，约有不到4000万中国居民符合这一条件，对应的，则是1.65亿的美国人。以每年约3%的增长差距计算，在20年内这两个群体的规模将相等。而这一变化的时间比从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时间还要短。过去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在70年里拥有和美国一样多的富裕公民。这是一个让人兴奋不已的趋势。

▍非洲：共同富裕的引擎？

如前文所述，既然中国无法再对全球不平等施加显著影响，我们将期望寄予非洲大陆。非洲国家需要比OECD国家和中国增长更快，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然而自1950年以来，非洲的经济增速并不乐观，似乎很难复刻亚洲的经济腾飞。打比方说，我们想让非洲国家在未来五年内实现人均收入年增速5%，这一目标将十分困难。因为在过去70年中，仅有六个国家实现了这一目标。博茨瓦纳和佛得角人口基数非常小；加蓬和赤道几内亚依赖单一商品石油的出口，科特迪瓦则是依赖可可。埃塞俄比亚是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亿，且实现从2005~2017年连续13年高增长的国家。然而这一增长趋势也被2020年爆发的新内战，以及其与厄立特里亚的冲突打破。

非洲既往的表现让许多经济学家下了否定断言，但我们也需了解的是，曾经也有很多人认为亚洲经济无法腾飞。例如，瑞典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贡纳尔·米尔达尔在他1968年的著作《亚洲的悲剧：关于国家贫困的探讨》中预测，鉴于亚洲明显的人口过剩和有限的技术进步，亚洲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贫穷。然而，就在米尔达尔的书出版后的十年之后，该地区开始出现异常高的增长率，并成为一些技术领域的领导者。

依赖跨国援助实现非洲腾飞是不现实的。西方对非洲的援助已长达六十余年，援助数额既不够，也没带来显著影响。之所以不够，是因为西方国家从不愿将其作为年度拨款的重点。例如美国仅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18%用于援助，其中很大一部分还被归类为“与安全有关”，也就是用于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但即便援助总额变大，也可能无法带来显著影响。经验表明，这类经济支持未能产生有意义的经济增长，援助经常被错误分配甚至被盗用。它产生了类似于“资源诅咒”的效果，即它可能带来可观的初期收益，却无法带来任何可持续的、广泛共享的繁荣。

停滞不前的非洲将导致人口流失。毕竟移民带来的个人收益是巨大的：突尼斯的一个中等收入人口如果移民到法国，他的收入可以增加近三倍，并为他的子女创造更好的生活机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可以通过移居欧洲获得更多收入：乌干达的一个中位收入人口如果移民到挪威工作，他的收入将增加18倍。移民潮无法缩减全球不平等的趋势，还会导致被移民国家，特别是欧洲，排外、本土主义政党的登台。

冷战结束后，西方对非洲置之不理，但中国近年对非洲的投资引起了广泛关注。美国国际开发署决定跟进与中国类似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大国之间的竞争使非洲国家认识到，这种竞相投资将使他们得到好处。但是，还存在另一个更为严峻的情景，非洲大陆将被分裂成两个阵营，他们互相争斗乃至爆发战争。这种混乱将使非洲共同市场的理想更加遥远，也无法抑制全球不平等。

▍全球未来：更平等，还是更不平等？

无论全球不平等走向何方，变化已不可避免。中国在全球收入分配顶端的影响力将持续上升，西方人口所占比例将随之减少。除非中国增长大幅放缓，这将是全球经济的未来。这一变化将逆转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压倒性优势，西方低收入、中低收入阶层的排名将逐渐下滑，承担更多的生活成本。这将进一步拉大所在国家内部的分化：在全球范围内，这些国家的富人将依然居于领先地位，贫困人口却不再具有购买优势。依赖非洲大陆来抑制全球不平等仍然困难：非洲的移民流动、大国的资源竞争、薄弱无力的政府仍然存在于非洲的未来，就像它们是非洲的过去一样。

然而，我们仍追求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很少有思想家比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更能理解国家之间平等的重要性，在《国富论》中，他观察到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贫富和权力差距导致殖民和入侵：“欧洲的武力优势致使它们在遥远的国家为所欲为，犯下各种不公正的行为。”巨大的经济差距助长了暴力和不人道的行为，但斯密仍然看到了希望，他设想：“或许将来，这些遥远国家的居民会变得更强大，或者欧洲人会相对弱小。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达到勇气和力量的平等，这种平等激发了相互的畏惧，使得独立国家对彼此的权利产生某种程度的尊重，从而抑制不公正行为的发生。”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世界权力的迭代与重组”系列之九，编译自Foreign Affairs网站《大融合——全球平等及其挑战》（The Great Convergence——Global Eq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