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曹丕学驴叫

　　《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璨去世后，当时刚被立为太子的魏文帝曹丕去参加他的葬礼。在现场，曹丕看着大家说：“王仲宣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每人学一声送他最后一程吧。”于是，丧礼现场各种各样的“驴鸣”此起彼伏，颇为壮观。在我等俗人看来，这画面似乎略显滑稽，实则很美，且富有人情味。尤其是贵为太子的曹丕，显得特别突出。

曹丕（影视形象）

　　这个故事原文极简短，也比较易懂，我将其放在这里：

　　表面上看，曹丕不守礼法，实则这是最深情的礼仪。他了解朋友，知道朋友喜欢驴鸣，特以驴声作最后的送别。如果王璨在天有灵，定会会心一笑：“知我者，子桓也。”

　　不拘于礼法者，在魏晋名士中可谓个个皆是，后来的“竹林七贤”更是表现得酣畅淋漓，刘伶、嵇康、阮籍之徒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精彩隽永的故事。这无需赘言，感兴趣者不妨去了解一二。

　　在这里，故事的主角是曹丕。作为一代枭雄曹操的儿子，而且已贵为太子，能够突破世俗藩篱为朋友送行，实属难得。这种行为要是放在明清两代，是不成体统的，是大不敬的，最终可能连太子之位都难免不保。我们试分开来看：在皇帝眼中，这种行为很可能被视作不成熟、不稳重的表现，因此或考虑重立太子；在皇室成员及朝廷重臣看来，这种行为可能正是他们寻找已久的把柄，将会加倍珍惜利用；在一般大众看来，这个人搞是搞笑，但或许过于放纵，有失体面，因而在内心深处极有可能嘲笑他。而在魏晋时代，这样的行为却普遍为人所接受，原因何在？

　　魏晋士人尚风骨、尚自然、重性灵，也就是个体意志的觉醒。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曹丕的行为自然能为众人所接受而毫不影响他作为储君的地位。

　　这种风尚又是如何形成的？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加之时有瘟疫肆虐，死生就在瞬息之间，甚至出现了“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的苍凉悲惨景象。每一个幸存者都强烈感受到了生命的渺小与人世的无常。既然生命如此短促，人生如此无常，何不率性而行，活个痛痛快快？以此抵御笼罩于头顶的浓重的空漠之感。在看到朋友接二连三去世后，曹丕曾在给王朗的一封信里感慨：“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死亡的正视、思考与无奈——“士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我是什么人？老天独独会成全我吗？”这是当时的残酷现实。

　　同时，从汉武帝时代起便开始作为王朝主流意shí形态的儒家思想，到东汉末年已逐渐失去其主导地位，诸家学说尤其是道家学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释放生气，张扬个性的时代正在一步步走来。这一趋势与当时的社会现状——连年战乱、瘟疫肆虐——相互缠绕，便触发了个体生命意志的觉醒。

　　尚风骨、尚自然、重性灵的魏晋精神由此产生。

　　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果社会里，人们历来热衷于厚葬，习惯厚葬，甚至发展到繁文缛节、不可思议的地步。对于逝者，死都死了，家人再怎么给他摆阵势，再如何的庄重，他已经感受不到了；如果他在天有灵，见到眼前的景象，也只能摇头苦笑，黯然销魂了。而生者，已然被各种加诸于逝者的繁文缛礼累得精疲力竭，这是何苦来着？庄子“鼓盆而歌”的办丧仪式和办丧精神才是最朴素，最见人情的。曹丕死后，遵从他的遗嘱，最终选择了相对的薄葬，虽无类似于驴鸣的仪式，他也该欣慰了吧。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一些著名艺术家去世后，亲人会在葬礼上播放他生前最喜欢的音乐。我想，这才真正符合礼的精神。我喜欢的作家沈从文，在他的葬礼上，家人就给他放了他生前最喜欢的曲子。巴金在《怀念从文》一文里是这样叙述的：“这个时候小林回来了，她告诉我她从未参加过这样感动人的告别仪式，她说没有达官贵人，告别的只是些亲朋好友，厅子里播放死者生前喜爱的乐曲。老人躺在那里，十分平静，仿佛在沉睡，四周几篮鲜花，几盆绿树，每个人手中拿一朵月季，走到老人眼前，行了礼，将花放在他身边过去了。没有哭泣，没有呼唤，也没有噪音惊醒他，人们就这样平静地跟他告别，他就这样坦然地远去。小林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规格的告别仪式，她只感觉到庄严和真诚。”

　　礼，来自于人心底最真挚的情感，一切花里胡哨，一切繁文缛节，都是多余。

2023年6月14日，写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