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斯曼有一段描写绞刑的诗句：
著名的美国律师克拉伦斯·丹诺把这段诗略加修改，说：“ 把郡里的酷吏叫来吧，打个结，绞死我。”——就是这样，他一遍又一遍地对陪审团煽情朗诵，最终，使很多杀人犯都免除了死刑。豪斯曼也清楚这一点，他也知道1920年臭名昭著的利奥波德案件的主谋，活生生将一个小男孩踢死，但就是因为朗诵了他的诗词，于是逃避了法律的裁决。豪斯曼诗歌中的死亡都是瞬间性的。所以他笔下的英雄们不是优柔寡断的。“多么简短，多么骤然，离去得干净利落。这才是他故事的模式。而随着战争的发生进行，比如祖鲁战争、布尔战争，这些都是豪斯曼写过的战争。但他总是写得过于简单，过于‘卫生’。” 维尔浮莱德·欧文和豪斯曼生在同一时期，也写过这些战争，笔法却截然不同。和他的作品一对比，豪斯曼笔下的战争就像是简单的舞台道具堆砌而成。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数以百万的年轻人战死沙场。照理说，豪斯曼应该对此有所触动。而他却无动于衷。这让所有人都觉得很奇怪。不过诗人毕竟不是社会统计学家，对他们来说，一个人的死或许会比百万的人死意义重大，后者的死有时会被认为是“蜉蝣之死”般的简单。不过，生活往往反过来模仿了艺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豪斯曼的一位同事，崔尼蒂，负伤后住院。所以豪斯曼的日常生活就不得不围绕着这个住院的年轻人。他很像豪斯曼可能会写的那些人，只不过并没有那么“干净利落”地结束。别的老师都热情地照顾着崔尼蒂。豪斯曼只是抱怨着这给自己带来了多少麻烦。而且，和他常常写的苦难不同，这样的苦难离他的家门太近了，毫无想象之美。这些都在一个充满落叶的山谷。
旅行者轻易就在其中消磨了一个秋天豪斯曼性格上的一丝不苟已延展到他对自然的感知。当然，也在学术上帮助了他不少。他每年春天都会记下剑桥大学里樱花开的日期。对了，现在剑桥大学盛开着的很多花树，都是豪斯曼当年种下的。在他在世时，人们每个下午都能在剑桥看见这位著名的诗人按照自己的常规路线散步。但他散步时只是目视前方，绝不左顾右盼。而如果有熟人想和他打声招呼，他们注定会得到他神情冷漠的忽视。有一次，那位著名的剑桥哲学家维根斯坦和豪斯曼搬进了同一层楼的宿舍。维根斯坦突然有一天急着解手，就敲门请豪斯曼让他使用一下洗手间。豪斯曼只是看着他，说“不行”，然后把门无情地合上了。这就像一出喜剧，但他确实知道自己很出名，也很喜欢这样。他知道他走过人群后，总有很多人会回头看他。他也说过，名声是让他暂时不会掉落谷底的缓冲垫。当然，他的崇拜者还是不能去接近他。有很多读者，从他的诗歌中获得了苦难的寄托，出于对他文本的崇拜，鼓足勇气想去找那位写过《一个什罗普郡小伙儿》的真正君子，但最后都被他冷冷地回绝了。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若他能在日常中展现出自己真正的一面，他也就不需要用写诗来表达自己了吧。我们通常认为，艺术家的生活都不那么开心；且这就是他们写出优秀诗歌、小说的代价。那么，这个平日里不善言语，却又实则内心丰盈的男人，正粗浅地印证了这一“艺术家受难”观。不过，笔者并不能肯定这一观点的正确。豪斯曼倒也没有受过多少苦日子。他经常旅行，时常地去法国。——应该说，很勇敢。因为当时飞机的失事率很高。——这倒是他性格中铤而走险的一面。他自己也说，他喜欢捉弄自己的命运。他会一口气冲上好几阶的楼梯，然后看看自己会不会发心脏病。他骨子里，也毫无他相貌上的清贫。他喜欢美食，他去法国就是因为进行他的“美食之旅”，从街头小馆，吃到地下小店。他也在旅途中艳遇不浅——丝毫不像他诗句里的那般艰苦禁欲……但是，他自然也对这些美好的生活感到厌倦。人的内心也有自己的规律。和人的外表一样，最后会偶尔变得无力。于是，对豪斯曼来说，死亡是对生活与爱的解脱。下一首诗是豪斯曼的巅峰之作。语言精辟，不多愁善感，和上帝与保守的道德也没有什么牵扯，却又是一首多处与《圣经》《公祷书》互文的诗歌。并且，还对这两本书表示了不屑。我想，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另一种道德。这是反基督的，也和西方的保守的美德很不相似。并不是每一次，我们都会把荣誉、忠诚、自尊，放在保守和自卑之前。我所说的另一种道德，经常在西方的警匪片里能看见。将豪斯曼诗歌中的“雇佣兵”替换成美国西部电影里的勉强的枪手、风流之徒，我们会觉得毫不违和，甚至会更易于理解。那些道德端正（也十分软弱的）自耕农看不起这两类人。但当小镇被强盗绑架而惨遭沦陷时，还是要靠这两类人（或许还会加上喝醉的医生），拿上枪拯救整个小镇。这和基督教赞扬的“英雄”，大相径庭。豪斯曼也曾经有过另一面，善于诙谐的改编诗、轻诗、甚至有趣——就像路易斯·卡罗尔也曾有趣地写作一样。在他之后的写作中，这一面也会不经意间展现出来，不过，往往很尖酸。在他的《我的兄弟还在耕地吗？》中，他就讲了这么一个酸笑话。如果你不遵守一项习俗，你至少得遵守别的习俗。豪斯曼遵守了一些，然而，他还是一个心灵扭曲者、偶像破坏者、亵渎神灵者。他是一名无情的编辑，毫不保留地批判一切荣耀与赞词。他拒绝了英国发给他的一等勋章。有个同事说，豪斯曼是活在世界上的最伟大的拉丁语学者。豪斯曼却轻蔑地说“就算我是，他凭什么知道？这是他在历史中留下的典型声音。”豪斯曼的章节很快就要接近尾声了，让我们最后记录他的又一个声音。（下一篇：约翰贝杰曼）
节选并翻译自《Six Poets Hardy to Larkin》————————————
吴任几, 1997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院。2019年8月，由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选为“中国三十岁以下三十位诗人（30 under 30）”之一。曾获复旦大学光华诗歌奖等荣誉。诗歌作品刊登于《诗刊》《星星》《上海文学》《作品》《诗歌月刊》《诗林》等，收入《中国诗歌2019年度精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2019中国新诗年鉴》（四川民族出版社）《Poems From Chinese Millennials》(New Zealand: Wai-te-ata Press)等多本年鉴。旅行笔记散登于《飞地》《腾讯新闻》等。兼事文学翻译与小说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