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伐路上的诸葛亮】风起汉中：丞相的棋局

2023年7月1日，星期六，阴，北伐之旅第一天

行程：成都—汉中（拜将坛、石门栈道）

《寻找北伐路上的诸葛亮》：

1.为什么我想重走“六出祁山”之路？

万万没想到，当我准备雄赳赳气昂昂启程北伐时，却遭遇了出师不利的囧途。

本来的计划，是当天下午飞到成都，然后晚上就坐高铁赶到汉中。没想到高铁票太紧俏，抢了三四天愣是没抢到，直到站在成都东站的广场上，我才承认，北伐大计是要被迫延误了。

幸好，如果是在诸葛丞相手下当差，按照蜀军军法和小说剧本，耽搁了一天的军机，绝对就是出征前触霉头的大冤种，已经被拉出斩将祭旗了。

也罢，既来之则安之，反正是一场不设限的旅行，要的就是这种节目效果。虽然被迫在成都滞留了一晚，但幸亏早早做了Plan.B的预案，买了第二天一早的备用票，所以还是有惊无险，坐上了从成都开往汉中的高铁。

只是没想到，这只是这次旅程上一连串“没想到”的开端。

在工业文明的凿山开路下，从成都到西安这段“难于上青天”的天绝蜀道，现在最快只要3个小时就能填平，但是摊开地图，你会发现，现在秦巴山脉区域的交通网络，无论是铁路、高速还是国道，修建的选址和那些古老的蜀道几乎没什么改变。比如，从成都经绵阳、广元到汉中这段高铁，走向就和古代入蜀的“金牛道”基本一致。

金牛道与西成高铁

不是技术不给力，比起造物主地崩山摧、海枯石烂的本事，人类就算有“天堑变通途”的能耐，在大自然面前，还是得老老实实按客观规律办事。1800年的时光，对于地理地貌的变化就好比眨了眨眼皮，当年丞相北伐走的道路，现在的我们还在走着，只不过是栈道变成了铁轨，山路多了些隧道，从追寻古人足迹的角度来说，倒是省了不少力气。

因此，当火车经过曾经的剑阁、葭萌关，驶出大巴山绵延不绝的隧道，开阔的平原刹那间出现在眼前时，我内心的激动之情瞬间涌起：汉中到了。

汉中，大汉的汉，蜀汉的汉，汉族的汉，丞相身后的北伐大旗，高高飘扬着的“漢”。

在《诗经》中，“汉”这个字意为银河，古人在诗词中，会将浩瀚的宇宙浪漫地呼为“银汉”。于是：

有一条河流，因为寓意为地上的银河，所以叫汉水；

有一座城市，因为坐落在汉水之滨，所以叫汉中；

有一个男人，因为灭秦后被项羽分封到了汉中，所以叫汉王；

有一个王朝，因为继承了汉王的国号，所以叫汉朝；

有一群子民，因为汉朝的开疆拓土而产生了民族意识，所以叫汉人；

有一个民族，因为汉人的国祚成为了华夏子民的共同称号，所以叫汉族。

“汉水—汉中—汉王—汉朝—汉人—汉族”，“汉”这个民族称号的来源，大概就是这样的脉络，追根溯源起来，我们都与汉中有着直接的联系。

汉中高铁站

对历史迷，特别是喜欢秦汉史的人，听到汉中这个名字，估计都会激动地掰着手指开始讲故事了：出生于这里的周幽王后褒姒贡献了“烽火戏诸侯”的传说，大秦从这里南下兼并巴蜀并修筑了栈道，刘邦从这里走出去统一了大汉天下，曹刘在这里上演了堪称魏蜀全明星的汉中之战，诸葛亮从这里出发开启了漫漫北伐路……

历史总有着惊人的对称之美，华夏民族引以为傲大汉王朝，它的一头一尾——楚汉争霸与三国鼎立，在这两个华人世界知晓度最高的历史IP中，汉中都占据过故事的C位。虽然没有当过王朝的都城，更比不上长安洛阳这样的N朝古都，但是情感上来说，汉中的特殊地位，在我心目中也只有作为“天下之脊”的襄阳可以媲美了。

现在的汉中，在文化和旅游上，主要打的也是楚汉和三国这两个IP，毕竟“刘邦+项羽”和“刘备+诸葛亮”这两对CP，这下到幼儿园上到养老院的名声，放到哪都是历史课本上的扛把子。现在走在汉中的大街上，处处见到的也都是“天汉大道”“兴汉胜境”“蜀汉大都会”“大汉酒店”这些听上去就吓得人肃然起敬的名字，连当地的体育彩票搞的都是“三国风云之统帅三军五虎将”这样的活动……恩，毕竟蜀汉人民都是三国老韭菜了。

三国彩票

走出汉中站，去租车公司租了一辆千里走单骑的坐骑，去酒店放了行李，中午干了一碗著名的汉中热米皮，跨上我的白色的卢马，走起。

面皮+肉夹馍+花生稀饭，15块钱的三件套

现在汉中市区，主要景点是“西汉三遗址”，传说中刘邦在汉中的汉王办事处，现在是汉中博物馆的“古汉台”，传说中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拜将坛”，以及同样传说中汉军当年喂马儿的“饮马池”——没错，不仅都是传说中的景点，而且汉中市区的景点，都隶属于楚汉IP，跟三国没啥关系。

不是三国不给力，而是因为汉中市区的所在地，汉中名义上的治所——南郑，并不是汉中的心脏，围绕汉中争夺的主战场和诸葛亮北伐的大本营，是汉中西边的勉县，那儿才是我第二天要去巡礼的重点。

当然，毕竟来都来了，市区的景点，特别是传说中楚汉争霸时期就修起来的古汉台，现在的汉中市博物馆，肯定是要去一下的。然后我就碰到了旅程中的第二个“万万没想到”:就在我抵达汉中的前两天，汉中博物馆，它开始闭馆改造了……

行吧，毕竟都来了……本着发扬刘邦初到汉中时，边骂娘边撒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精神，我头也不回地去了拜将坛。

拜将坛的故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在“萧何月下追韩信”之后，刘邦直接把韩信从仓库管理员提拔成了三军总司令，之后，这位“无双国士”为刘邦献上了著名的“汉中对”：要趁着关中不稳定、项羽管不着，马上整顿军马、杀出汉中、争夺天下。刘邦大腿一拍，挥手让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从此拉开了楚汉争霸的风云激荡，也写下了煌煌炎汉的最初篇章。

曾经读这段故事，最感慨的不是韩信有多牛B，而是萧何真能识人，刘邦也真敢用人。这样的君臣组合，继汉初之后，在汉末又上演了一遍——楚汉与三国，不仅精彩，而且对称。

走进拜将坛，开阔的广场，正前方就是一座高大的韩信雕像，两边是一排飘扬的“汉”字旗帜，沿着所谓的“楚河汉界”走到雕像下面，除了能仰视一下兵仙的高大身姿外，还有一块石碑，正面题有“汉大将韩信拜将坛”的碑文，背面是一些后人的题记。

处在秦汉之交的“后战国时代”，韩信算是最后一批“士”的代表，他对刘邦，抱着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态，想要的成就的，是“君臣两相宜”的不世功名，这是那个时代士人的价值风尚。所以在蒯通劝他自立为王、三分天下的时候，他选择了相信刘邦，而不是理性地来分析抉择。他最后的悲剧，是人臣之极兔死狗烹的必然结局，也算是游侠社会最后的回响遗风吧。

作为传说的景点，拜将坛里基本都是新建的建筑，除了大个头的雕像外，还有一些介绍韩信生平和汉中历史的展览，也都是景区标配了。不过汉中这个地方，从秦国设汉中郡开始，城址基本没什么大变化，不像很多城市的市中心变迁过很多次，所以新建归新建，但景区基本的历史可信度还是比较高，不像一些穿凿附会的人造景区那么扯淡。

景区里的花园，倒是有一口“世纪钟”引起了我的注意，根据介绍，这是汉中政府为庆祝世纪之交而铸造的大铜钟，上面浓缩了张骞、诸葛亮、蔡伦等汉中地区千年来的的历史精华，以及一篇赋文。

上世纪末，有不少地方都搞过类似走向新千年的“仪式感”，告别近代以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天朝上国、到丧权辱国、再到展望复兴，千年之交的时代境遇，和彼时的刘邦大有相似之处。

刘邦是有能力的，也是极度幸运的，除了抽到萧何、张良、韩信、郦食其这一批SSR神卡之外，最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周礼走向秦制的社会大转型时期，所以在改朝换代上没遇到太大阻力，在做一些开创性的事情上，更是吃到了很多时代的红利。

但相比于老祖宗刘邦，刘备和兄弟们的蜀汉集团，从创业、上市到破产这一路，走的就十分不平坦了。

饶胜文在《大汉帝国在巴蜀》一书中，提到过“蜀汉历史中三个显目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在历代据蜀者中，没有人花的代价有刘备那么高。刘备在受邀入蜀的前提下——这意味着他直接跳过了历来被视为畏途的巴蜀外围险要—-居然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夺取巴蜀。

第二个现象，在历代据蜀者中，没有哪个政权撑持的时间有蜀汉那么长久。从刘备称汉中王建立政权，到其子刘禅投降，蜀汉政权存在了四十四年，在历代据蜀者中，历时最长。

第三个现象，在历代据蜀者中，没有哪个政权的收场有蜀汉那么轻而易举。邓艾以区区一旅偏师，前锋还未及成都，刘禅的降表已经迎送到了雒城。这个政权在走向覆亡时，都没有打一场像样的仗。

这三个现象，看上去有人的问题、实力的问题、策略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其实根子都出在蜀汉的政治合法性上。或者说，是这个以“汉”为国号的政权，在东汉末年这场权力的游戏中，要用什么样的“人设”来定位自己的问题。

受演义小说影响，刘备在后人眼里的最大IP就是“中山靖王之后”，是个汉献帝见了都要喊声“皇叔”的正统皇室贵族，以及感动中原的道德楷模，走到哪都是自带头条的流量大V。

但其实，历史中老刘的前半生，更符合传统认知中炮轰吕布的“三姓家奴”形象，作为跟过公孙瓒、陶谦、吕布、袁绍、曹操、刘表等一票子老板的跳槽专业户，是个在全国各地流窜作案的土匪头子，比起祖上那个同样地痞无赖出身、但人格魅力爆表的刘亭长，不仅事业比不上，江湖上的名声也差太多了，不说兄弟义气，起码政治信义上的“义”，跟咱们的皇叔是不太沾边的。

在刘皇叔摸着大腿蹉跎流泪的四十多年里，之所以颠沛流离、一事无成，除了底层寒门出身，造成起点和圈层上的天生短板外，最大的问题，是因为眼界所限，一直以来都找不到明确的战略方向，尤其是自己的政治定位。直到汉中之战后，刘备在自封汉中王的招股说明书中，他才有了明确的政治定位：自己要当的是刘秀，干的是继承汉室天命、讨伐曹魏凶逆的“中兴”事业。“匡扶汉室”这杆大旗，此刻才清晰地成为蜀汉政权的政治目标。

政治定位这个东西，不只是喊喊口号，它就像我们在朋友圈给自己塑造的人设一样，极大程度影响着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以及有没有兴趣深入了解你。

当然，小时候读历史，我和很多人一样，都觉得政治口号很空洞，政治家的演员行为又虚伪又好笑，比如干啥事都要“师出有名”，打仗前发个檄文互打炮，禅让要三次劝谏、三次推辞。明明观众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还不厌其烦地搞那一套政治作秀，虚不虚伪啊？

中国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早熟的国家，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以商汤与周武的两场革命为蓝本，经过两汉儒家学说的阐释，建立起了一套带有神学色彩、以“天”为核心的政治话语体系——德与暴、善与恶、福与祸、兴与亡，这些用现代人视角看似缥缈虚伪的概念，成为了贯穿几千年王朝兴衰的核心概念。这既是历代帝王们进行帝业合法性论述、争取政治认同的话语平台，也是每个合格的政治家熟稔于心、玩转自如的游戏规则。

中国人常常说“人在做，天在看”，相比于西方人那种把利益摆在台面上赤裸裸交易的直球思维，我们搞政治斗争，也要讲究一个有礼有节，吃相太难看的，下场基本都很惨。比如著名行为艺术家王莽同志，就用戏精的终极自我修养，为后世的野心家们打了样。

到了曹操手上，虽然早就拿捏了汉献帝，但就是不敢直接砸了大汉四百年的招牌，老头子晚年基本没打仗，一心就在给大汉房本办过户手续，就算你再牛，也得老老实实地走程序，才能把政权与天命平稳交接到儿子手上。而司马懿和他儿子不讲武德，撕下了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把政治变成了赤裸裸的丛林游戏，不仅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自己也遭到了历史上最恐怖的反噬。

其实，在中国古代的这种政治文化中，围绕合法性打的口水仗、演的对手戏，其实并不多余，它们本质上都指向两个字：人心。政治斗争，就是一门划分敌我、塑造认同、争取人心的艺术，借用毛主席的大白话讲，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这种人心向背，对任何一个政权的长久存续都极端重要。

既然复兴汉室成为了政治的目标、立国的基础，这也意味着，讨伐曹魏，就是蜀汉唯一且绝对政治正确的事情，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这是诸葛亮北伐最重要的政治背景。

因此，在兵败夷陵后，方才登上巅峰、旋即跌落谷底的刘备，在白帝城奄奄一息时。必然会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这份并不牢靠的家业，即将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所以，在著名的永安托孤中，除了人事上的安排之外，刘备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向诸葛亮交代重大政治路线的问题：必须高举汉家旗帜，坚持北伐讨贼、复兴汉室不动摇，蜀汉这个“伪汉”政权才有合法性可言，才能凝聚起人心，才能巩固住政权——唯有北伐，才有出路，否则别说匡扶汉室、一统天下了，连现在这点微薄家底，都不可能保得住。

在接手这个烂摊子后，诸葛亮做了很多事情，短短几年里，将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蜀汉给拉了出来：他平定了南中叛乱，改元以“建兴”为年号，发表《正议》申明政治立场，恢复益州建制并自领益州牧，通过“诸葛治蜀”恢复了生产力，重建与孙权的联盟关系……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重拾人们的信心，争取对汉室的认同，集中力量去干最重要的事业：北伐。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点在诸葛亮的北伐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北伐的事业在诸葛亮的手中，有着不可动摇的鲜明主题，这就是以有道伐无道的“伐罪”：

“如此定性北伐的政治性质，北伐才是善对恶、正义对不正义的战争；如此定性北伐，它才不是穷兵黩武，也不是争地逐利；如此定性北伐，它在蜀汉内部才能获得认同和支持，才能够产生凝聚力；如此定性北伐，它在北方才能产生号召力，以争取响应。”

北伐，就是蜀汉的立国之本、人心之基。后面的历史也证明了，没有北伐，也就没有了蜀汉。

离开了拜将坛，下一个目的地，是位于汉中城北的石门栈道。

说起四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除了沃土千里的“天府之国”，就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难”了。受李白的影响，蜀道几乎是古往今来最有知名度的交通线。蜀道的历史，千百年来又与四川的兴衰沉浮紧密相连。

古人将四面都有山川险阻的易守难攻之地，称为“形胜之区、四塞之国”，这种东西南北都有天险阻隔的盆地，属于老天赏饭吃的天选之子。四川盆地西边的青藏高原，南边的云贵高原，东边的长江三峡，都是难以逾越的天险。北边，则是米仓山、大巴山、神农架等组成的大巴山脉，往北，是作为中国南北分界线的秦岭，再往北，就是长安和关中盆地。

在地图上，从长安到四川门户剑阁的直线距离，大概是400公里，如果四五百公里都是走这种山路的话，估计换谁对巴蜀都是彻底不爱了。不过，有时你不得不感叹世界的奇妙，在大巴山和秦岭的莽莽群山之间，造物主在此播撒下了一片绿叶，这里有平坦的地形、环绕的山水、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便利的交通、丰富的资源，这就是汉中盆地。

翻开地图，汉中盆地在南北之间的战略枢纽地位几乎一目了然，从关中向南打四川，和从四川向北进入中原，都必须穿越秦岭和大巴山、经过汉中盆地。秦巴山地的险峻，就不必多说了，请大声背诵一遍《蜀道难》。虽然李白说四川“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但是很久以前，秦岭、巴山上还是有道路的，只是太过狭窄险峻，很难用作军队的大规模行进。战国时期，秦国吞并巴蜀后，开始在高耸云烟的山间修筑栈道，从此以往，这些架在半山腰上的木板子，就成为了愁煞无数英雄豪杰的天险。

经过几千年的雨打风吹去，随着现代交通路网的兴建，这些山林间的栈道基本上已经损毁废弃了，只有少部分还在作为景观遗址发挥着预热，褒谷口所在的石门栈道，就是其中之一。

褒谷口的“褒”字，最早要追溯到褒城，这是汉中地区建置最早的地区，传说是大禹后裔褒君统治的地区，真假不得而知，但在商周时期，这里确实有个古老的褒国，西周末年，周幽王的王后，著名红颜祸水褒姒就出生在这里，现在这里还有个叫褒城镇的地方，传说就是褒国的所在地。能与周王室联姻，说明褒国还是有一定地位的诸侯国，而且关中和汉中能够跨越秦岭交流联系，说明当时这里已经有条条大路了。

石门栈道这个景区，距离城区也就20多分钟的车程，位于翻越秦岭的“褒斜道”的入口，在翻越秦岭的多条道路中，褒斜道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丞相第一次时北伐赵云、邓芝的演员队伍，以及最后一次北伐进军五丈原，都走的这里。《三国演义》里，有好几次兵出“斜谷”的描述，这个斜谷，就是从褒谷出发，沿着褒河一路向北，褒斜道在北边的出口，出去就是八百里秦川，和丞相的宿命之地——五丈原了。

买了门票进了大门，离景区的本体——栈道还有好一段路，有所谓的“小火车”载人往返，这也是大景区的常规操作了。沿着褒河河岸一路走，是一条几公里的文化走廊，沿途是五花八门的雕像、城楼、吊桥、三国小剧场之类的文化小景观，从涨姿势的角度来说还不错。虽然这些我懂，可是……为什么有梵高星空艺术体验馆啊！

“夏侯渊的一百种死法”

作为景区，蹭点团建和研学的人流量，搞个这种旅游业态，赚点家长的钱，也可以理解，但在这种历史文化挺厚重的地方，弄个这么格格不入的体验馆，也实在有点煞风景。

除了栈道之外，这里还是有些看点的。首先是被后世称为“石门十三品”的摩崖石刻。因为褒斜栈道在交通上的重要性，古代有不少名家大师在沿途的山体上留下石刻，最有名的是汉魏时期的十三处巨型摩崖石刻。其中我最想看的，当属“衮雪”二字，据说这是当年曹操在这里搞团建，一时兴起，大笔一挥在巨石上题的词，旁边的人说老板，你这滚字缺了三点水，曹操大笑：“这里还会缺水吗？”

“衮雪”拓片，据说是曹老板唯一的真迹

故事的真实性虽然不可考，不过据说这是曹操一辈子唯一留下的真迹，作为开“建安风骨”之先的文学家，曹操一生就留下这么短短两字，实属可惜。后来石门修水库，包括衮雪在内的石刻都抢救性剥凿下来，移到了汉中博物馆，所以这儿的都是拓片……可恶的博物馆，想到这儿又不禁捏紧了拳头。

其次，就是建在景区之中的石门水库了。沿河褒河一路走的时候，我就奇怪，明明不是枯水期，为什么褒河的水量这么稀少，河床大片大片地裸露在外面，充其量就是一条小溪。

看似干枯的褒河

走到里面，才恍然明白，原来这里修了一座巨大的水坝，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石门水库，高耸的坝体横亘在狭窄的秦岭山间，与河面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从下往上仰视，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应该和想象中古代雄关的样子差不多吧。

花了半个小时，从入口走到水库的下面，在一条不起眼的入口处，终于是见到了景区的本体——褒斜栈道遗址。官方介绍，这是与长城、大运河比肩的中国古代第三大建筑奇迹，而且有旅游专家称：“到汉中不到石门，等于没到汉中”……呃，众所周知，世界上有几百个第九大奇迹，不足为奇，不足为奇。

说起栈道，有没有背过《蜀道难》的，大概都可以脑补出那种陡崖上凌空漫步的险峻程度，虽然景区里的栈道都是重修的，安全系数上比较有保障，不及古代那些栈道给人命悬半空的窒息感，但是走在这个寻常的等上路上，脑海中还是会不自觉地代入到那种“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场景中。

沿着山路拾级而上，一路攀登到大坝顶端，一抬头，我不禁浑身一震：映入眼帘的，是与刚才山脚下完全不同的风景。刚才那段干枯的“小溪”忽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大坝之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褒河，中间水流平缓清澈、开阔大气，两边青山掩映、凉风习习，山上山下强烈的对比反差，让我感受到了那种武陵人钻出洞窟、豁然开朗的惊喜感。

看似干枯的褒河

原来，刚才只是普普通通的爬山，眼前的这段夹在秦岭之中的褒河河谷，这才是景区和栈道的本体。山的这边，是修筑在峭壁的平缓栈道，山的那边，是飞架在半山腰的G316国道，此情此景，瞬间将赶路和登山的疲惫感一扫而空。

比起刚才无聊的走廊和陡峭的山路，在这里的栈道上漫步，就轻松惬意地多了，一路上青山绿水为伴，还有不少野生松鼠。大概走了两三公里，就走到了景区的终点：一座八角亭。

站在栈道的尽头，向北眺望，云雾缭绕的秦岭若隐若现。丞相的数次北伐中，只有最后一次，选择了这条距离最近的褒斜道，在这儿最后一次回眸了蜀汉的锦绣江山，从此一去不复返。

北望中原，这几百里的褒斜道，是一条触手可及，又多么遥不可及的道路啊。

如果说在政治立场上，北伐是蜀汉不得不干的一件事，那么地理上的困局，就是促使诸葛亮北伐的第二个原因了。

自从巴蜀被秦国开发后，汉中就成为了连接关中和四川的枢纽，在分裂的时代，是南北对抗在西部中国的分界线，牵动着天下大势的走向。大体来说，对于北方政权，没有掌握汉中，不至于有性命之虞，但只能被动挨打，拿下了汉中，就加速了南下统一的步伐；而对于南方政权，汉中在手上，才能确保国防安全，才有资本走出四川，丢掉了汉中，不仅这辈子和中原大地没啥关系了，也等于是奏响了亡国的前奏。

汉中与四川这种唇寒齿亡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延伸出四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明末清初的欧阳直，在亲身经历了明末的巴蜀战乱后，留下了《蜀警录》一文，其中有一句总结四川历史宿命的名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也就是说，每逢天下大乱，甚至还只有乱的苗头时，四川就闹独立闹得最早；等到中原战乱平定、天下大势明朗后，四川还在当着独立王国，又是被收编得最晚的地方。

从这种“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的表现，可以进一步归结出另一个现象：四川这么一块风水宝地，虽然盛产土皇帝，但是在那么多建立在四川的政权中，却从来没有统一过天下。稍稍跟四川搭点边的，也就只有刘邦从汉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完成汉朝的统一建国了。

为什么四川人成就不聊帝王之业呢？一句话概括，成也地理，败也地理。

“汉中开汉业”石刻

四川盆地这个完美的“四塞之地”，四面八方都是交通物流的噩梦，别人不好进来，但自己同样也出不了家，加上四川好山好水，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宅久了，说得好听点，难免有“盆地心态”，说直白点，就是偏安一隅、不思进取。

网上有个说法，叫“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在传统观念里，四川这地方适合养老、不适合奋斗，年轻人呆在这种舒适区里，容易躺平佛系、丧失斗志。

我的家乡位于东南地区的内陆盆地，本地人的观念也有相似之处，我们也总是自嘲，一个地方的美食和GDP一般都成反比，所以小日子过的舒坦的地方，老百姓有根深蒂固的盆地心态，很难像沿海发达地区那样卷起来。

对于个体，这种说法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政治层面，历史上建立在四川的割据政权，从东汉初年的公孙述，在到西晋末年李特的大成、东晋末年的焦纵、五代时王建的前蜀、孟知祥的后蜀、元末明玉珍的夏等政权，也确实都偏于保守，满足于当个一亩三分地的土皇帝，没什么争天下的雄心壮志。

而且，这些偏安政权不仅没干成什么大买卖，在灭亡时，死相也普遍比较难看。在大一统前夕，中原王朝收复四川，用时基本不会超过两年，大多都在几个月内。比如，邓艾、钟会伐蜀，前后四个月，攻破剑阁天险后，成都基本一枪不放就全部缴械；北宋赵匡胤灭后蜀，前后只花了两个月，后蜀的花蕊夫人在城破之日还写了一首诗，嘲讽“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实在是比较窝囊。

当然，四川人性格不好战，也无可厚非，毕竟改朝换代就是轮流坐庄，中原人来了，无非是换个皇帝，老百姓日子还是继续过。但是，在面对外族侵略、民族危亡之时，四川人又会爆发出少有的血性，成为守护华夏国运的“钉子户”。

蒙古南下灭宋，川人寸步不让，在钓鱼城下怼死了蒙古唯一一位战死沙场的大汗蒙哥，南宋灭亡后，四川零星的游击运动坚持了多年；清军入关，四川的夔东抗清基地陆续死磕了十几年才被剿灭；抗日战争时，作为抗战大后方，川军没有偏安一隅，而是誓师出川三百多万人，前后死伤六十万人，用血肉之躯，贡献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洪荒之力。

为什么四川在历史进程中会呈现出这样的两个极端呢？清初的顾祖禹，在他的鸿篇巨制《读史方舆纪要》中，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深刻总结了历朝历代战争的攻守之势、王朝的兴衰得失。在四川篇的序言中，他就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命门：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在大争之世，四川虽然有老天爷赏饭吃，但绝不是偏安一隅当土皇帝的地方。四川这颗棋子，需要放在整个中国的棋盘里来落子，才能彰显出价值；用得好，足以成就王业，差一点，也能雄霸一方。如果只凭着“蜀道难”宅在家里，那就是在等死，也必然会受死。

在帝制晚年的清朝，顾祖禹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历史样本，可以用上帝视角审视大历史的趋势走向，因此用一句话，就极其深刻地洞察了四川的战略意义。

但是在三国，这个中华文明的青春期，大家还没有什么作业可以抄，“历史充分证明”的事后经验，对于当时的蜀汉和诸葛亮，还并不存在。可供参考的，也只有四百年前刘邦还定三秦，以及两百年前公孙述的故事了，何况这两个教学案例的参考价值，在天时地利人和，以及故事的结局上，都有明显不适用的地方。

所以，诸葛亮北伐所表现出来的进取心态，以及战略上的审时度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打个比方，在相亲场合，很多女生评价男生时，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有没有“上进心”。没有上进心的人，就算现在工作还不错，也会给人留下没啥前途的印象；相反，一个现在事业盘不大，但是很有上进心的男人，会让女生觉得你是个“潜力股”。这个道理，对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来说同样适用。

因此，在第二次北伐时上表的《后出师表》中（真实性存疑），诸葛亮在开篇就明确写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如果说“汉贼不两立”表现的是坚定的政治立场，那么“王业不偏安”，就是受四川地理环境的影响，北伐事业树立起的另一面思想旗帜。

诸葛亮清楚地知道，“偏安”——这种不可避免的“盆地心态”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会是消磨人心、瓦解王业的敌人，迎接它的终点，是慢性死亡的必然结局，打败偏安的最好武器，就是不断地保持危机感、勇敢地走出舒适区。

因此，诸葛亮主政时期的蜀汉政权，有一股青春期的荷尔蒙力量，散发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愣头青”气质，表现出了极大的上进心。不仅诸葛亮这个最高长官长期呆在一线，为整军备战、北伐图强呕心沥血，之后的蜀汉的党政一把手，虽然逐渐对北伐丧失信心，但办公地点也都不能龟缩在成都，而是在前后方来回更换，至少要表现出“我还能抢救一下”的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四川这一片土地，北伐，是一场拒绝偏安的存亡之战。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巴蜀篇章中来看，诸葛亮的北伐，又是一场孤独、倔强而又光荣的远征，它如流星般短暂地划过长夜，成为四川大地挑战中原地区的绝唱。

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中，四川人再也无法看到，那些一次又一次翻越飞鸟不过的的莽莽秦岭，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徒劳而坚定的身影了。四川，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也从此退出了庄家的行列，丧失了棋手的资格，只能作为棋盘上的棋子，一次又一次地被捏在产自关陇、河北、东北这些龙兴之地的帝王手里，用来“争衡天下”了。

对于这片土地来说，这究竟是远离战火的幸运，还是身不由己的不幸呢？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丞相的时代，四川还能以棋手的身份坐上棋局，而不是任人拿捏的棋子。因为，在北伐的路上，蜀汉的命运，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离开石门栈道，汉中市区的旅程，就告一段落了。下一站，是“六出祁山”期间，汉中真正的心脏，丞相常驻的所在，北伐共同的起点——勉县。

《寻找北伐路上的诸葛亮》：

1.为什么我想重走“六出祁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