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迷影之路
世纪初的一个炎热午后，我出生于江边一所医院。父母给我取名“家乐”，顾名思义，是寓意“阖家欢乐”。后来，每当我们产生争吵，他们便拿我的名字攻击我，说我“一点也没有给这个家带来快乐”。每逢我过生日，母亲总会提起分娩我时的痛楚，好像我应为此感到愧疚。当然，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我，只是当时的我并未意识到一点。所以，在他们用尽所有脏词互相嘶吼，或是发疯般地打砸家具的时候，年幼的我总是躲在小房间里，一边哭一边想：为什么我不能让这一切停止？
在去年观看詹姆斯·格雷的《世界末日》时，我备受触动。当看到由杰瑞米·斯特朗饰演的父亲破门而入，抽打自己的孩子时，我的心为止一震——美国电影里的这类暴力基因总能瞬间击中我，譬如《愤怒的公牛》或《醉酒的女人》——我想到小时候被踹坏的房门，但现在已记不清缘由，只记得我也因不知贪玩还是犯错挨了不少打。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数学考了八十多分，父亲一气之下把试卷撕得粉碎，第二天我因为没法上交订正的试卷又耻于开口解释原因，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面“拷打”，那是我的“世界末日”。尽管现在想来，我的行为极其愚蠢，但或许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尊”在一段时间内驱使着我。《世界末日》的结尾，父亲载着闯祸的孩子回到家门口，汽车熄火，车钥匙旋转的清脆声响让我也回想起在父亲的车座边度过的时光，毋庸置疑，那里埋藏着一些我们相处中的宝贵瞬间。
诚然，电影与人生本就是相互交织的，但我相信电影的魅力不止于此。多年以来，我尝试捋清电影与生活的联系，似乎在我愈是意志消沉的时候，我愈是无法自拔地观看一部又一部电影，毕竟观看只是一个被动接收的动作，我对于银幕上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就像小时候的我对外界的争吵不闻不问，所有情绪最终淤积在了心里。有时候，电影是我期盼看到的，是现实的慰藉、压抑的欲望；有时候，电影是我所害怕或者说拒斥的，是深藏于心的恐惧。总之，电影什么都可以是，但又似乎什么都不是。迷影是一种自恋的行为吗？这个问题我无从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看电影的过程中需要调配理解力、共情力、想象力，而在多数情况下还要依赖记忆力对其归纳、思考，迷影是这一系列能力的综合。有阅历丰满以后才逐渐习得的电影，自然也有先验的启发性的电影。它们具有原初的、超越的力量。
大约五六岁的时候，我在家里的大屁股电视机上看到一部奇幻片的片段。那时我只看过一些动画和电视剧，很少有机会看到电影，事实上，那可能是我印象中的第一部电影。尽管记忆十分模糊，但我敢笃定当时看到的是彼得·杰克逊的《指环王》中的一小段。直到十多年以后我才完整地一口气看完这个影史有名的三部曲。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地接触到一些奇幻作品，它们在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美的种子，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以我当时的认知绝不可能理解这部作品的内涵，它最开始撼动我的地方在于它让我看到了现实世界的一个裂隙——很久之后，在看过诸如《黑客帝国》《西部世界》之类的作品，读过一些著名的乌托邦著作以后，我这方面的世界观才得以完善。而在当时，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感受萦绕在我心头，甚至隐隐令我不安。
大体来讲，我的童年是快乐的，即便我分不清那是真正的快乐还是我极力想要维持的表面的快乐。有时候，我的敏感和脆弱会令自己觉得可笑。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家庭暴力和校园霸凌如影随形，形形色色的人或事刺痛我，但我总能很快将它们遗忘。电影成了我的避难所。直到高中以前，去电影院看电影都是奢侈。那会儿最期待的时刻之一便是老师走进班里，让两边的同学把窗帘拉起来，说“这节课我们看电影”。大约十来岁的时候家里买了电脑，当年正好《阿凡达》上映，我不知在哪找了盗版资源，看完觉得恍如隔世。中学期间我一度沉迷在各种动漫和幻想题材的作品中，虽然如今想来其中的大部分都很幼稚，但在当时这些作品对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十六岁那年冬天，出于莫名的兴趣，我走进电影院观看了奥斯卡新锐导演达米恩·查泽雷的《爱乐之城》。当时正是小高考前的补课阶段，晚上附近的电影院只有情侣厅排片，我和同伴（男生）进场后尴尬地发现我们被围坐在一堆情侣中间。电影开场后，所有的疑虑很快烟消云散。那一晚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就像《造梦之家》里的男主第一次看到电影一般。同伴在边上呼呼大睡，而我则在银幕前入梦。光与影的魔力在我眼前缱绻交织，电影美学的大门向我敞开。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何为歌舞片，不知道电影的类型如此丰富多彩，不知道电影工业之下会有如此精彩打动人心的作品，更不知道有那么多有趣的电影作者。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重要的是在我无知时有这样一部作品照进我的生活，改变了我对电影的认知。
与此同时，我逐渐迷恋上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作品。在繁重的学业之余，我如饥似渴地看完了他的所有名作。叙事的结构性让我对他顶礼膜拜，在生涯规划课上，我把他的名字写在我最崇拜的名人一栏。一周之内我看了三遍《星际穿越》，叹服于其复杂的想象和优美的设定：末世、飞船、星球、时空穿越。这部电影让我在上大学时毅然选择了天文专业，尽管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我喜欢的从来不是天文研究，而是对宇宙的想象。
一八年冬天，我发了一场高烧。烧势突如其来地凶猛。半夜醒来，我发现自己蜷缩在厚被子里，整个人控制不住地痉挛，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三点多钟，父母带我到临近的医院打针，没过多久身体平复下来，早上照常去学校考试。临近高考，每一次模拟都至关重要。无尽的考试，无尽的题海，将所有人都变成了“考试机器”（父亲常这么说我）。但实际上，我已对学习彻底丧失了兴趣。在那之前，我因为一场偶然的风波被赶出了学校的晚自习，每晚回家偷偷抱着手机看电影。当时家里有一部无人使用的旧手机，我用它看了不少当年的热门影片，包括改变我人生观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我并非第一次接触同性题材的作品，但是第一次如此感同身受，暗恋的忧伤牵动着我每一根神经。
同年，我开始使用豆瓣，起初是为了记录观后感，后来逐渐依赖它找片。到次年我已补完了高分电影榜单。大学前两年我在疯狂看片中度过，不仅饱览世界各国的优秀电影，还追了好几部长篇累牍的美剧。有段时间，我几乎每周去电影院看时下新片，有时候能从早坐到晚。一九年夏天我独自前往上海电影节，黑白版《疯狂的麦克斯4》让我大开眼界。
年底，豆友们纷纷发布自己的年代十佳，主页放眼望去都是关于一〇年代电影的讨论，俨然一场影迷的狂欢。深知自己的观影量和别人比起来相形见绌，我开始更大规模地补片。彼时的我只触摸到电影史的皮毛，面对一个又一个大师的作品哑口无言，塔可夫斯基的沉郁、费里尼的真诚、戈达尔的随性、安东尼奥尼的神秘，我沉浸在“影像之书”里。没过多久，疫情袭来，网课持续了整整一学期，我更加心无旁骛地看电影。二〇年夏天，我如愿以偿地在上影节见到了很多影迷朋友，那是大学期间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九月初，爷爷去世了。消息来得很突然，父母在我之前赶回了老家，我也请假回去服丧。葬礼长达半个月，每天都披白戴孝焚香磕头。有时候，附近农庄的亲邻前来吊唁，按照习俗孙辈要跪在灵堂两侧，一跪就是一个钟头。可悲的是，当我跪在洒满香灰和其他垃圾的水泥地面上，看着周围的人进进出出时，我感觉不到一丝悲伤。远道而来的人们互相寒暄问候，但鲜少提及逝者。在我的印象中，爷爷是个孤僻的老头，我从未了解过他，他也从不允许我亲近。一周后我提前离开了，回到熟悉的校园中，我第一次觉得生活如此魔幻。一种难以言状的悲伤和恐惧笼罩了我，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促使我剪了一部短片。
那段时间里，有时我会感到没来由的胸闷和心慌，但我并未放在心上。然而短片完成后不久我彻底累垮了。那一天，我照常和朋友在教室自习，在推导一个简单的公式时，写字的手突然抑制不住地抖动。我试图平复下来，但是心脏跳得越来越快。我冲出门外，冷风吹打我的面颊，我一个劲地哆嗦，周遭的景象变得模糊。有生之年第二次我感到濒死的体验。晚上我来到人山人海的食堂，手抖得连筷子都拿不稳，打了饭没吃就匆匆跑出去。走在路上，我死死盯着脚下的路面，总觉得自己下一秒就将栽倒。回到宿舍，我一个人在黑暗中坐了不知多久，然后拿起手机给母亲打了电话，用颤抖的声音对她说：“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抑郁持续了半年，或者更久，也许永远改变了我。那时我在家附近认识了一个男生，比我小一岁，他因为出柜被父母赶出了家门，我们见过几次面。但后来我由于频繁的焦虑发作拉黑了不少朋友，其中也包括他。父母并不理解我的疾病，他们觉得我是在小题大做，甚至在事后常常拿这件事讥讽我。所以没过多久我便回学校了，在不间断的吃药以外我没看过任何心理医生。真正治愈我的可能还是电影。当时我在看大卫·林奇的《双峰》，虚构的力量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触动我。我开始相信，迷影是一种病症，它的解药唯有看更多电影。
下半年，我决定跨考电影学，但我的心力已不足以支撑我进行高强度的学习，中途我又因旧疾复发进医院动了手术。在医院的那段时间让我认识到健康的宝贵，人只有在病痛最强烈的时候才会燃起对生活最强烈的渴望。然而最后，仅存的希望破灭，我以三分之差落榜。我心灰意冷，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大学最后的时光。毕业之际，电影社的朋友一再问我是否有时间参加放映，我总称有事推脱，但实际上是不想面对他人的目光。我把自己封闭起来，再度缩回精神世界的壳里。我追完了《火线》，感觉自己和里面的人物一样老了许多，曾经的理想主义人格离我远去，如今只剩下世故、颓唐、麻木。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明明尚未步入社会，却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活过了大半辈子？
工作以来，我时常梦见上学时的场景，各个阶段都有。离开学校一年多，却好像已是上辈子的事情。去年冬天，我准备二战考研，临近时赶上防疫政策放开，父母接连染上新冠，我也在最后关头阳了。那两天我彻夜干呕，头昏脑胀地上了考场。考完以后同考场的一位男生和我打招呼，他说他是学金融的，应届生，接着神采奕奕地聊起了电影。我看着他眼里的光，想到自己也曾对电影怀揣过莫大的热情，可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失去了当初的感觉。我和他说自己已经工作了，祝他好运，然后离开了。前段时间回家吃饭，母亲依然叮嘱我要考公考研，我说我考不动了。她问我还喜不喜欢电影，我说我不知道，“电影的水太深了”。
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这么回答，也许我想说的是，电影和我注定不属于同一个世界。现实是残酷的，大部分人都不需要电影。直到我发现自己其实也不需要电影。阿巴斯说的没错，“人，就像机器。”为了适应这个社会，我们必须摒弃情感，像机器一样地活着。美是空洞的，不切实际的，电影的理想只存于彼岸，它永远不会到来。
我不再爱电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