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麻风村的他，是世界的旁观者 · 上篇 | 人间

之前田野中那个男村民的嘲笑，多年以后仍在他耳边，让他意识到，只要娶不上老婆，就不可能在家乡得到尊严，那样还不如留在麻风院，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配图 | 《漫长的季节》剧照

作者：洪梦霞

1

孙栾生说，他们家祖上从福建迁来，落到潮州庵埔前后，靠养鸭母为生。这片土地肥沃喜人，树枝插下去，第二日就能生出根。

他出生的1943年，是潮汕的饥荒年。当时日军在汕头地区已经盘踞了4年之久，把持粮价，加上那年干旱，粮食歉收，东西完全不够吃。饥荒之下，家家都想留男去女，因为养个“搭埠”可以“做种”，长大了也能留在自己身边，养了“走仔”，最后嫁出去只能是别人家的。于是很多女孩一出生便被扔掉，水草丰茂之处，常常隐匿死亡的腐败气息。孙栾生家住得离溪边近，几岁大的他，常能看见上游的水里晃晃悠悠飘来女婴的尸体。每回遇到这样的事情，他父亲就会在水边挖个坑，把婴儿捞起来埋到土里去，不让她们曝尸荒野。

这段往事，我也从我母亲口中得到了验证。母亲是揭阳人，她说，我外婆的妹妹，当年也是这样子被丢进了田野里，用水牛刚犁出来的那层松软泥土盖住了身子。而外婆的邻居家，则会在丢女婴之前，先在孩子脖子上点了一点红作为印记。后来邻居家里又生了一个女孩，脖子上果真带了一点红色胎记，他们知道，这是她又寻回来了，就再也不敢扔了。

孙栾生就在这片萦绕着女婴魂灵的土地上长大。他开始记事的时候，有一天小他两岁的妹妹不见了，全家人惊慌失措地到处找，在池塘边看到了妹妹的一双小鞋。父亲踩到水里，把小小的妹妹从水草间捞出来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了呼吸。左邻右舍围着，有人说赶紧把屋后的老水牛牵过来，把妹妹面朝下放在牛背上，牵着牛走一圈，如果能把她肚子里的水颠出来，说不定就能活。可惜，无用。

儿时的孙栾生目睹这些，好像只是受到一场惊吓。等人到中年，回忆起来，才生出一种迟到的隐痛——那么小的女孩子，怎么就独自游荡在池塘的水波明暗之间，她黑色的柔软的头发，像水草一样漂来漂去。

孙栾生七岁大，土改开始了。父亲家里有人跟共产党沾亲带故，加上成分被划为贫农，顺理成章当上了土改队的小头目。晚上祠堂前的空地点起一盏煤油灯，大家伙聚到一起，母亲就抱着孙栾生挤在人群里看“斗争”。贫苦人骂有钱人，气势汹汹，横眉冷眼，小小个的孙栾生躲在母亲怀里看大人们的骂战，心惊肉跳。

被划为地主的，家里的经济要没收，屋内的东西也全都搬走。那些财产收缴后说是归公，实则大部分落入了土改队里各人的口袋，但偏偏孙栾生父亲什么也不要，一根杉木都不拿。旁人问，他就说：“现在有得住就好。接下来就看子弟，子弟要是无能，你给他房子盖好了也没用。”有人要拿走地主家的夜壶，父亲看不过去，还会站出来说一句：“某人啊，你连他的夜壶都端走，是想让他在大街上拉屎拉尿吗？”因此，孙栾生父亲就被调侃作“一点斗争力也无”的“三好佬”。

木头做的播音喇叭挂在街头巷尾，每天唱歌播报。“互助社”“初级社”“高级社”，广播里一套词一套词地换，土地在农民手上过了一遍，又去到了集体那里。孙栾生父亲对什么运动都很积极，从初级社开始就紧跟着入社了。但大家很快发现，搞起集体饭堂之后反而吃不饱了。孙栾生童年的印象里，有很多大脚的人——在极度饥饿的时候，人的脚会浮肿，涨得巨大。

有一天，孙栾生跑到家里茅草搭的鸡棚里避雨，看见两口小棺木端端正正摆在里面，惊了一下。回家问起，父亲笑着说：“这是你老祖父老祖母啊。”原来，土改之后，政府号召兴修水利，将山地改为田地，在规划范围里的坟墓就要后人迁走。那是他们家不知道往上几代的祖宗，棺材朽没了，只捡出来两副骸骨，他父亲就拿小一点的棺材重新装起来，先放着，准备等有合适的位置时，再择日下葬。

在孙家人看来，正是这次迁坟，变了家里的风水，原本稀薄的家门改运了，开始“出丁”了——孙栾生父亲本就是单传，第一任妻子为他生下一个女儿后，在乱世中撒手人寰。后来他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生下了孙栾生和两个女儿。迁坟之后，孙栾生母亲接连生下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全家人欢喜不已，将此归功于这次给老祖宗搬家。

孙栾生父亲曾有几个姐妹，她们在战乱中嫁的嫁，走的走，只剩下一个妹妹。曾有一个华侨求娶她，但孙栾生父亲舍不得让唯一的妹妹远渡重洋——长兄如父，他不同意，这事自然就罢了。后来，妹妹嫁到隔壁的鹳巢村，离孙家住的西林村一铺路（5公里）远。孙栾生小时，每天天黑到路都看不清的时候，姑母就独自步行一个钟头来他家里，跟他母亲坐着，一起在油灯下说说体己话。

孙栾生问她：“姑姑，你怎么总是这么晚才来？”

姑姑说，没办法，自己要先煮饭给家里的孩子吃，照顾完那边，才有空过来坐。长大后，孙栾生回忆起姑母在夜色昏暗时走来的孤影，总觉得有些莫名的悲怆——时代走到这里，豆灯一盏，至亲寥落。

按潮汕风俗，孩子长到十五岁，无论男女，都该办“出花园（成人礼）”了。有钱人家要给孩子备新木屐、新衣衫，当晚要一身洗净，次日白天不能出门，须在家里宴请亲人，然后拜花公花姆（潮汕众多神仙中的两位，专门照顾孩童）。不过在1958年，农产品已经统销统购，禁止私人买卖，姑母只能从在村里偷偷卖猪肉的儿子那里，给孙栾生割了一块猪肉过来，家里又用糯米粉搓了一点丸子。吃完猪肉和糯米丸子，孙栾生就是大人了。

2

两三年后，孙栾生发现自己身上长了一些不痛不痒的红斑。去检查，医生遮住他的眼睛，拿一根羽毛轻轻点长斑的那块皮肤，问他：我点了没有？孙栾生答没有。医生便断定是麻风发病了——他那块皮肤没有知觉。

麻风病在潮州土话里叫“泰哥”，这个词有时候也用来形容一个人身上肮脏、皮肤丑陋，用来恐吓小孩子。孙栾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西林村南边是一座山，因为“遍植桑树”得名“桑浦山”，在他“出花园”那一年，桑浦山下办了一个麻风院。当时西林村开了个会，村干部对村民说：“这些（生了麻风病的）人来到这里，你们不要去说人家的派话（坏话），不要去跟伊吵架。”

那时，政府对麻风病开始实行“边调查，边隔离，边治疗”，一两年间，全国各市县建立起了大量收容麻风病人的医院。麻风院选址，多是由政府单独辟一块地出来，成群的麻风病人宛如天外来客，忽然就落入普通人的生活周边。因为麻风污名已久，麻风院周围的农民与医院的冲突十分常见，村干部说这番话，也是防患于未然。

孙家有个邻居就在桑浦山麻风院当职，有一天，孙栾生跑到他家里玩，看见屋里挂着一只驳壳枪，枪上还绑着一条红绸带。他好奇，想拿下来摸摸，被邻居赶紧喝止：“快放下，这可不能四散来（乱来）！”

一到夏天，村里男女老少都涌到了山脚下的江滩上摸鱼钓虾。成年后，孙栾生有一天在韩江边捞贝，注意到江上停着一艘小船，有几个人正从岸边上船。他们脸上、身上的皮肤都有一些不大寻常的红色斑块，有的人手指还有一些缺失。船上载着一些木凳、行李，船夫撑开竹竿，小船就慢慢在江面上飘远了。

“咦，是桑浦山下的那些麻风病人。”孙栾生想。“这些人怎么上船了，他们要去哪里？”他稍稍想了一下，又把心思放回到水下泥沙里的那些蚬子上——能捞到一些的话，小个可以拿来卤，大个直接煮来吃，今晚就能加菜了。

如今韩江上还有捕鱼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花公花姆没有庇佑孙栾生，1961年，见过那些个麻风病人没多久，这病就像天上落雨一般，突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医生让他收拾一下衣服和床板，到古巷的岭后医院去医治。等医生带他到了那里，孙栾生才知道，原来那些麻风病人从桑浦山下迁出，经水路过大窖、到新乡，再绕大埔亭，一直往北，就到了潮州西边的山岭腹地。在一条叫“洋铁岭”的山峦背后，潮州政府为了收容本地的麻风病人，划出了这三百亩山地，名“后岭医院”。

一道山峦隔断医院与城区，长久以来，只有绕行蜿蜒的山路才可以进到岭后。建院三十年后，才打通了一条五百米长的、没有灯的山体隧道。过了这段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一出洞口，天光明媚，树木葱郁，岭后医院，到了。

木门高大，两边是鹅卵石砌的墙。院区没有封闭起来，里面山地起伏，很是开阔。山的高处是医疗室，山腰是行政办事处，山下面宽阔平坦的山谷则是米仓、文化室、打篮球和放电影的地方。住在这里的病人们称呼这里为“寨”。女病人在寨门口有三栋住房，数量翻倍的男病人分散住在山坡上，医生则住在山顶——很多麻风院都是这么布局的，据说是跟水流有关，上游的水干净，有“污染”的病人就会被安排在下游居住。

岭后旧寨

之前孙栾生在江边瞥见到的人，后来都成了同院病友。岭后病人最多时有三百多人，来自各行各业，文武双全。会做木工的帮大家削桌椅，有文化的开了个夜班免费教认字。孙栾生记得，有一个手脚健全的、从东凤镇来的病人，画画特别厉害，他描过一幅岭后的地图给大家看，各个地方各个景致，画得清楚明白，大受称赞。不过这人后来跑到登塘的山缝里自杀了。

当年这块地方曾是国民党军队与日军交战的战区，从高处的医疗室可以望见西北角的地里还遗留着一条一条的战壕。寨里年纪大点的病友们说，当年日本人在这里打死了很多人，来不及收埋，便带了一群狗过来吃尸体，后来军队走了，狗留了下来。那些狗因为啃食了太多死人，性情变得凶狠狂暴，见人就咬。院里安排孙栾生去放牛，一个工一角钱，一个月能拿一块多现金。一日傍晚，他牵着牛，抬头就望见一只硕大的山狗从对面的山头上走下来，那只狗浑身赤褐，足有一头小牛犊那么高。

每月，政府会给每个病人发二十八斤米，大概一天可以喝两顿粥，没有肉，盐都得省着用。虽然劳动力强的人能多得一点工分，但大家近乎平等地饿着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孙栾生就到田里抓几只青蛙拿回来，捏掉肚子，水烧滚了扔进去，也不下盐，就这么吃。有时候会发一些番薯，病人们就在下面厨房里煲，风裹着热气腾腾的香味，就把山上的医生也给勾了下来。那时，医生与病人同食是不被允许的——政府为了动员病人入院，宣传说麻风传染性很大，说得龙虎狮象怎样怎样，所以医患之间的隔离也做得紧张。医生下来给病人们看病，还得在中间的一个小房子里换好衣服、戴上口罩，要是被领导发现他们跟病人一起吃番薯，少不了挨几句批评。但有的医生仍会趁着管行政的领导不在的时候偷偷溜下来吃，会跟孙栾生他们悄悄讲：“免惊免惊（不要怕），麻风的传染性没有那么严重的。”——说来说去，“医生的肚皮也是幺的（饿得往里塌的）”。

岭后附近的农民也和医生们一样，为了几口吃的，什么也不怕。寨里种的番薯，附近枫洋镇的人也会偷偷跑进来掘几个走。偷得少也就算了，有阵子他们实在翻得太多了，寨里就安排了一个枫洋本地的病人去守田，说是同乡之间，总要给一点面子，后来偷番薯的事果然就少一些了。

冬天时最难熬，山里北风呼啸，裹着寒意滑过一个又一个山头。身上没有几两肉的孙栾生，瘦长一条，衣衾寒薄，就在寨里到处找暖和的地方——还真就给他找到了，寨门进来不远处，有个榨甘蔗的糖厂，整日火烧火燎。寨里种了大片的甘蔗，又有足够的病人做劳力，就在里面建了个榨汁的厂子，交给有经验的病人来打理。广东省卫生部门早就出了一份通知，安排各市县政府积极收购由麻风院种植出来的甘蔗和榨出来的糖。这份文件，也侧面反映出当时卫生机关是懂得麻风病的传染性有限，麻风病人接触过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十八岁的孙栾生已经是个半个人精了。他溜进糖厂里烤火时从不乱说话，也不叨扰干活的人，就站在旁边静静看着。年底甘蔗收成的时候，两个连着的孔明灶日夜不停，热气燎人，火光暖照，灼烧的甘蔗叶与甘蔗渣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工人们用巨大的铜勺子一刻不停地搅拌，防止糖汁在底下粘锅——底下一焦，糖就苦了，这一锅就毁了。

三个大鼎的糖汁，最后只烧出来一个大鼎的量。糖汁越熬越浓，水汽蒸发，留下糖晶。孙栾生留心看大人们怎么判断糖已经烧好——要准备一个面盆的冷水，手在水里晃几圈，然后食指和中指迅速伸到沸腾的糖汁边缘挖一点出来，放进冷水里面冷却，再拿出来看，如果是软的，就还没好，如果是酥脆的，就说明水分已经熬干，可以关火了。

糖汁倒出来冷却后，再把凝结的糖块碾开，倒进竹编的筐里。一日一夜能榨出很多糖汁，天亮时，手脚健全的病人，每个人挑两箩筐，去古巷的政府开的收购站，报上单位名字，称重之后就可以拿到一张单子，再去银行出货款——当时买糖还要糖票，所以寨里做的糖，是不能分给众人的。

这就是黑糖（红糖）的生命史。一件事物，如果知道了它怎么来怎么去，感情就会不一样。孙栾生自小就明白这件事——在天空之下，在风雷雨雾之中，在泥土地之上，人类是和神灵、和各种动物植物一起生活着的。这世间，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不重要。

3

三年时间须臾而过。1963年，孙栾生割了两次皮肤去化验，医生说已经看不到什么麻风杆菌了，他可以出院了。孙栾生就欢天喜地，把自己来时的家当——两件床板和椅条，仔仔细细刷干净了，拿到太阳底下晒干，再拿一个盒子收叠好衣衫。到出院那日，一根扁担两头挑起来，晃晃悠悠踏上了回家的二十公里路。

半路上，忽然遇到一队学生将他拦了下来，说要考他的普通话：“且未且未，这几个词说了再走。”学生们一个个问：“‘慢走’怎么说？‘吃饭’怎么说？” 二十岁的孙栾生，只在祠堂里上过几年小学，勉强记得一些字，学生们见他回答不出来，就一遍遍教他，等他都说对了，才抬手放行。这一耽搁，他挑着东西回到家，已是夜里十点多。

孙栾生回村后，见街头巷尾都在背毛主席语录，学讲普通话。回家后，他发现自己欢喜得有点早了，家里的生活比在麻风院还要辛苦。大娘生的那个大姐，年长他十多岁，处处勤快，家里的事以前都是她在管。他回来前，大姐已经出嫁了，他回来没多久，父亲的胃大出血了一次，被送到了医院救治。出院后，生产队照顾他，只给他安排一些拔草割草的轻活儿。母亲要照顾几个弟弟妹妹，地里的活，便大都落到了他的身上。冬天天还未亮，他就要起床去池塘边挑水，挽起裤腿来浇田，回家时双手冻得通红，僵硬得拿不起筷子。小妹会绣花帮忙赚几个钱，弟弟也会摸几只虾回来给他补身体，他们都还在读书，还未走上社会。

生产队的领导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对从麻风病院医好回村的孙栾生也照拂了一些，有一回见他头发很长了，出纳还主动给他预支一块钱，让他拿五毛钱去剪头发。那时他二姐也出嫁了，剩下的五毛钱就被他存了起来，等到春尾政府卖春粮时再来买粮——他们还是在缺粮区呢。

又过几年，学校里兴起了红卫兵小队，学生不上课了，到处“大串联”，没钱就去银行支。文革第一年，潮州最有名的寺庙，唐朝建的开元寺，里面的佛像就被毁掉了。各个村里的“营老爷（游神活动）”也都停了，有些老爷、夫人像被砸毁，有些则被人请回家偷偷藏起来。西林村的三顶老爷轿子和一个香炉轿子也被人偷走了，这些轿子通常用沉木雕刻，镀金华丽，纹饰精美——要知道，金漆木雕是潮州本地的绝活，很值钱的。再过几年，串联就慢慢冷下来，政府又把年轻人喊回来“物生产”。

孙栾生完全不似当年的父亲，他身在人群中，对这些运动避而远之。起初大队安排他去放牛，孙栾生对牛跟对人一样，好声好气说话，要它走，就轻轻拉一下绳子说：“来来来，来做工课（干活）。”耕田的时候，也会小心不让耙犁插伤牛的脚。水牛脖子粗，力气大，耕田比较得力，但照顾起来也费心，天气热了就要牵它到水里泡澡。潮州原本有两只在韩江边镇水的牲牛（铁牛），清雍正年间所建，立在湘子桥边面朝江水。其中一只在发大水时被冲入了韩江，剩下那只在文革期间被当作迷信之物毁掉了。

春天秧苗刚插好，牛没有草吃，孙栾生便牵着水牛上了桑浦山，在山上住了几个月。当时桑浦山上有另一个大队的人在开山修路，他自己一人煮饭不便，就把米和一个小面盆托给人家，请开山队炊饭的时候多加一份。若哪天开山队的人过来跟他说“今天你自己煮噢”，他就知道，开山队今天加餐，人家有木瓜番薯吃了。

桑浦山在榕江的入海口附近，南北走向的两道山体，中间平地处有居民和耕田。那时还未分家的潮州、汕头、揭阳包围着桑浦山，春天时，山脚下晴朗，山顶上却下着簌簌的小雨。孙栾生喜欢爬到近揭阳这边的最高峰，看向东南——榕江的江面越来越宽广，水波荡漾，南流入海，行船就像小小的树叶一样，一片一片漂在江面上。

若望向汕头的方向，就能看见江边有两个小山头，早年潮汕人下南洋做生意，“过番”就从这里出——出海口的海底布满了礁石，是汕头的“龙石”，风水之地，不能炸掉，公海的船要进来时，须要里面的船出来接引。1969年夏天，这里遭遇了一场特大台风，汕头牛田洋的堤岸边，飓风夹着十米高的巨浪，把五百多名试图搭起人墙的军人和大学生卷进了黑色的海水。之后附近就有传言说，夜里总能听到他们的魂灵在哭闹，不得安宁，直到后来总理来了，说了很多安抚的话，这些魂魄才安静下来。

在桑浦山上住完一个夏天，等到北风起了，孙栾生就牵起自己的牛，下山去割稻子。

到1975年，生产队里的老保管年纪大了，要找人接班，但没有男社员愿意主动顶上——一是因为搞“四清运动”时，大家看到保管会计被当作靶子打，怕了，二是因为这个工作不仅收稻谷的时候要清点入仓，平时还要把稻子搬出来晒，跟妇女一起劳作。那时男人们去耕田，下午有一餐额外的番薯，晒谷的妇女们却没有。

队里指名让孙栾生和另外两个年轻人一起干——不过镰刀一响，那两人就溜了，最后还是孙栾生一个做了保管。因为没有番薯吃，妇女们“造反”抗议，这才争取到了同样的“番薯权利”，孙栾生也跟着有的吃。

稻谷收成，要入库，稻谷晒干了，称回一些给农民，剩下的继续入库。仓库的钥匙在孙栾生那里，一本簿子里面记着谁拿了多少，还了多少，又剩了多少。入冬后，几千斤粮食放在加工厂里，大家都要来拿，拖犁干活的人要吃，喷农药的人要吃，挖溪流的人、掘番薯的人也都要吃。孙栾生总是跟要稻谷的人说：“够吃就好，不要拿多，多了以后怎么办？”

1976年，文革结束了，孙栾生的父亲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孙栾生白天去参加“修补东堤”，晚上就回家照料父亲。白天干活的堤岸上，几根竹竿一个字一个字地挂起了一句话：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

父亲在临终前，曾把孙栾生叫到床边，先是说，要他跟已经出嫁的姐姐们多走动，不要疏远了感情，特别是大姐，毕竟大姐跟他们不同一个娘，父亲担心他一走了，孩子们情分就断了。孙栾生说，放心，除非大姐不要我们，不然一定会去的。

接着父亲又说，村里人办喜事请吃饭的时候，“你大胆去，免惊（不要怕）”。

父亲说这话不是没有原因的：孙栾生出生在饥荒年，到了婚龄时，同龄的男多女少，再加上他是患了麻风回来的，更难找到亲事。在潮汕农村，男人而立之年还未成婚，常常会被人私底下取笑。村里人结婚宴请的时候，孙栾生作为长子，时常要代替父亲出席，每次他去吃席，都如坐针毡，饭总是吃得不大爽快。

孙栾生明白父亲的意思，答应说：“好，你免烦恼，到时再看。”

眼看着父亲要不行了，孙栾生就去把大姐喊了回来——父亲是最疼惜大女儿的。大姐听到消息，一路奔走回家，遇到台阶都是两步当一步跨。她给父亲做了一碗甜面，洒了一些平时舍不得吃的糖。父亲吃下了，说：“很好吃，甜甜的。”吃完这碗面，人就走了。

按潮汕习俗，家里有人老了，要请“师公”来做白事，搭起棚子跟逝者告别。但公社说，就不要大办丧事了，可以照顾他们家八十斤米和一百块钱。出丧那日，公社十九个小队送来了十九个花圈，那一百块钱就补了父亲生病住院欠下的窟窿——孙栾生的二姐夫说，欠银行的钱，光利息，一年就没了一头猪。幸好大队里一个说得上话的人，说孙家孩子还小，公家得帮一点，才把这欠款给补上了，全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父亲入土时，孙栾生就在旁边看着，父亲的脚要绑着，棺木下去再拿掉。做风水看的方向好了，把指南针放在棺木上面，头朝哪里，脚朝前面，方向要对准，说得好像逝者还可以再坐起来一样。棺材和挖的坑之间要留一条缝，子孙要提前去灰窑拿一些蚝壳敲碎的石灰，加水，赶紧担到山上，等灰“发”好了，时辰也到了，有力的青年便扛下棺木，轻轻正正放好。埋之前，要用石灰浇筑整个棺木，家底厚的，灰也浇得厚，棺木保存的时间就越久，不会被塌烂。

4

日子仍然不好过。

学堂恢复之后，孙栾生的二弟三弟都去上学了，每天早上，母亲都要拿一个小布袋装一点米，给兄弟俩带到学堂，交给饭堂一起煮，两个孩子一人一个钵仔，再带一点菜脯，就是一天的饭食。有一天早晨，两个弟弟正在舀米，母亲就把孙栾生叫过去，说：“某人啊，你来，你看看。”

孙栾生望过去，只见老三拿着布袋子用力地抖动，把袋子里的米晃实了，又多抓了一把放进去。见母亲脸色有些生气，孙栾生赶紧劝道：“姨（妈）啊，人家家里有华侨有钱的，鹅肉都有得吃，我们没钱，就这一点米，让他拿去吃吧，不要嫌他吃得多。”

有时候家里米缸见底，他就到大姐家里讨一点。大姐家离得远，一来一回通常天色已暗。拿布袋子装好米后，大姐总要把他送到门口，再细细叮嘱，从哪条路走回去更近一些——其实走过这么多次了，他哪里不知道呢。

父亲入土四个月后，还需有一次拜祭。本来孙栾生想要自己去，但十来岁的小妹缠着要一起。他买了两条小银剑鱼，在家里又炊了一块米糕，两个人就拎着去了。刚刚拜完，收拾了要走，就有一个半老男人走过来，好声好气地讨吃的——也许他是一直等到这兄妹俩拜完才过来的。孙栾生说：“可以给你，但是不能全给，拜的东西要拿一些回去，你理解吗？”说完，便把米糕掰了一大半递给对方。

在堤岸上工的时候，那些青壮年劳动力一个人下午能吃掉一堆番薯。孙栾生看着，总忍不住要多嘴：“有饭吃就算了，你们这个吃法，家里老人得饿死。”——他这里吃完了，剩下的食物再按工作量分到每个家庭，老人孩子就分不到什么了。一起耕田的时候，到了饭点，队里会有人担着饭到田里来给大家分餐，有的小孩子也眼巴巴地跟着送饭的人一起来了，刚歇下的母亲，一碗饭扒上几口，就会招呼孩子过去，把饭让给孩子吃。孙栾生望着，心里想：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有孩子拎来（饭）给我吃？我是不可能了，弟弟什么时候才能成家？

一大家孩子，大拉扯小，小照顾大，总算陆续成人。孙栾生二弟三弟读的书多，一个去了粮管所，一个做了老师。有一天，孙栾生从田里割完草回来，村里人迎面走来，笑着说：“你家里来了两个妹子呢！”讶异的孙栾生快步走回家，屋里头真的坐着两个没见过的女孩——其中一个在卫生部门工作，正是二弟的相好，两人是在一个讲政治路线的会议上认识的。

这妹子体格很好，孙栾生和母亲看了都很喜欢。婚事谈定，由母亲操办，孙栾生只负责一件事——跟粮管所讨一根杉木的指标，上桑浦山砍一棵杉树运回家，叫人来家里给新人做一张大床——不然厝里一穷二白，一件新物件也没有。

既然答应过父亲，孙栾生心里就有了身为长子的自觉，外头有人结婚了，需要家里出一个人去吃席，再怎么不愿意，他也硬着头皮去。有一天，他在田里干活，一个村民忽然间笑嘻嘻问他：“某人啊，你桌（席）吃得感觉怎么样？”这摆明了是来奚落他，孙栾生一下子直起身子来，大声说道：“怎么样，又香又甜呢！”那人便一脸讪讪，无趣地闭嘴了。

孙栾生心头火大，虽面上不表露，但是后来再见到这个村民，连招呼都不会打，全当他是空气。当然，这事他不会往家里倒，因为二弟的脾气比他还大，知道了怕是会去找人家干架。

到了1979年，孙栾生三十六岁了。在池塘中洗澡时，堂哥忽然来寻他，正事又不说，先问：“某人啊，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他说：“身体平平，没什么问题哩。怎么了？”

堂哥说：“你有没有三百块钱？有的话，可以去兴宁带一个妹子回来。”

是堂嫂在兴宁老家的隔壁人家，说只要有三百块钱给儿子，就可以把女儿娶走。当时大米一毛四一斤，用孙栾生的话来说，“百元大过大铜锣”，当地把彩礼叫做“送花粉”，三百块的花粉钱，差不多能买两千斤大米，无疑是天价了。

于是他说：“哪里有这个钱？手头有一点，还没捂热就买肥料投到田里去了。”

当时孙栾生的身体确实并无异常，谁知这话说出口的第二年，他就感觉身体不太对劲了——锄地的时候，左手手指有些僵硬，抓不稳锄头。孙栾生心想，这下完了。他自己骑车去了沙溪，找以前在岭后工作的一个麻风医生，医生一看，果然是麻风复发了。

他之前得的是界线型麻风病，菌数很少、症状较轻的那种，但当时的麻风药只有氨苯酚，治愈后还有30%的复发率，而且治愈后也应该补充营养好好休养，但他整日操劳，吃又不够吃——好了，重回岭后，已是板上钉钉，生产队保管的事情他交给了别人，仓库里还剩多少粮食，哪些是“早种”，哪些是“晚种”，哪些晒过，哪些没有，要怎么驱虫防潮，逐个写了标签，一项项都交接好了，才卸下担子。

至于家里，弟弟妹妹都已成人，没什么要交代了。

二弟刚好搞到了一张自行车证，全家人就凑了一百多块买了辆28的红棉——红棉没有凤凰和永久牌名气大，但在1978年的自行车载重比赛中拿了全国冠军，刚好就可以给孙栾生骑到山沟里去。这辆单车，后来在孙栾生岭后的生活里派上了大用场。

也就是这一年，潮州撤销了革命委员会，风暴停息，“改革开放”从农民的嘴里说出来是这样的：“体制下放了！”东南亚的侨民和香港的潮商集资，重新修复了开元寺，接着，韩江边被毁掉的那只牲牛也重新浇筑了。整个社会正从废墟中缓慢恢复生机，只有孙栾生，骑车掉头，往山里走去。

5

二次“进宫”，熟门熟路，早些年过来，医院还强调要病人自己带床板，这回则什么也不用带，空口白舌也可以了。以前三百多人的医院，现在病人已不足百人，孙栾生回到昔日的山峦，一木一石都如此熟悉，只是那些认识的面孔都已老了十多岁。他站在山里，环顾四周，感觉命运的捉弄如雷霆般在耳边轰然作响。

晚年时，孙栾生说，“一回懵懵，二回了了”。他第二次入院时，已看清楚，这一世，自己已经不可能再与麻风院断绝关系。他笃定堂哥说亲和麻风复发两件事之间的关系，就是冥冥之中命运的注脚。这次姻缘被撞散，全是老天的安排。

孙栾生入院不到二十天，三弟进山来告知他，自己将要成婚的消息。孙栾生很欢喜，问对象是谁介绍的，三弟说，是堂嫂。听说介绍人是知根知底的亲戚，孙栾生就放下心来，想着要包个红包，全身摸索一遍，林林总总的碎钱，加起来凑了十二块，正好是个双数，就这样全塞了过去。再后来，小弟结婚，他在寨里种的花生刚好收成，就拔了一堆载回家，拿去宴请宾客。

“娶媳妇房内红，嫁女儿房内空”，潮州的婚俗是男方家办婚礼，女方家不办，所以妹妹的婚事，孙栾生也没有什么能帮上手的。妹妹从小一直靠绣花帮补家里，每天放学，人还未踏进家门，母亲就招手道：“妹啊，快来做花。”

孙栾生偶尔会想，如果自己那时真的先成了家再发病入院，把老婆一人留在家里，也是对人家不住。

事已至此，第一先考虑治病。这事不能不紧张，倘若治得不好，留下手脚残疾，就没法下地干活，没法养活自己，就会成为家人的累赘。寨里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医好了，就是因为后遗症，回不了家，离不开医院了。院里有一个医生，早年去广州培训进修过，自己也是麻风康复者。孙栾生第一次来时就知道他医术了得，这次来了便常常去找他，央他帮忙开几贴中药，然后自己拿个小火炉，每天都蹲在那里，认认真真地煲两回中药。办事处的行政老陆看到了，打趣他：“你怎么天天都在煲药？”孙栾生就说：“那当然，本来就是破相（生病）来治病的。”

他仍和上次住院一样，吃氨苯酚，再加上几年的中药，又康复了，皮肤里已经验不出什么菌。他很感激那个医生，觉得是他让自己免于手脚残缺。但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印记留下来了：本来跟常人一样的左手，手指有了一定程度的弯曲，无法伸直成一个平面了，手掌上的肉掉了很多，尤其是虎口，几乎摸不到什么肉了；左脚也因为溃疡也有了一些“死肉”，后来他有钱穿袜子的时候，即便是三十多度的夏天，也不会把袜子脱下来了。

1983年，麻风院里也跟着外面“体制下放”，把土地标给了个人承包耕作，不再搞集体生产了。为了鼓励耕作，留在寨里的人不仅可以无息贷款买肥料，原本要上交的公粮份额也取消了——外面直到2006年才取消了农业税。

孙栾生也不想回家了，他先是和另一个铁铺来的病友合作承包种地，那个人家里有老婆，经常回去跟家人“共度好时光”，孙栾生发现自己干得多，吃亏了，就很生气。第二年对方还想叫他养多一头猪，他干脆拒绝了，撇下对方，自己承包了四五亩田地单干。收获季，稻子不饱粒，风柜里一打，大半粒子轻飘飘干瘪瘪的。他去问枫洋的老农民，人家问他：“刚抽穗的时候你有没有再下一次肥？”他说没有。就这样一点点跟有经验的老农民请教，再长出来的稻谷就饱满了，风柜打下去的声音噗噗作响，落在他耳朵里非常好听——是粮食啊。

三个弟弟都结婚后，母亲说她一个人管不了那么一大家子，要分家了。兄弟姐妹就聚在一起，商量分家分厝，孙栾生也回去了。大姐听到消息，也赶来了，她不是为自己来的，是来劝孙栾生的：“你要留一点房子，不然将来无人爱你（要你）。”

1986年，国家正式取消麻风强制隔离，即使查出患病，也不再要求入院，只需在家服药医治就好。但孙栾生已经决意在岭后扎根——之前田野中那个男村民的嘲笑，多年以后仍在他耳边，让他意识到，只要娶不上老婆，就不可能在家乡得到尊严，那样还不如留在麻风院，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最终没有要房子，因为他认定自己此生没有机会成家了。

但他依然还是长兄。

小弟在家里做了农民，但是分到的田地并不多。有一次孙栾生回西林村，小弟媳对他说，家里的米快要吃完了，孙栾生就说：“你不用烦恼，（我的）田里快可以割稻子了，一定要给孩子们吃饱。”之后，岭后麻风院那四五亩地里长出来的稻子，都被那辆红棉自行车一趟趟运回了三十多公里外的西林村。

岭南的夏季炎热多雨，到了六月收割的那几天，如果忽然来一场大雨，黄澄澄的稻子一被淋湿，尾巴重，杆子软，就全都蔫了，谷粒打都打不出来。所以，中午十二点吃完饭，即便地面还腾腾冒着热气，孙栾生也要抓紧时间下地。他戴上斗笠，将一条红色格子的长汗巾绑在肚子上，“防止暑气从肚脐眼进去”。稻谷打出来后还要晾晒，他就拿一架木头梯子倚着屋檐，把稻谷一袋袋背上屋顶，晒好了再背下来。六月的空气里有着粮食的香气，但热浪还是会让他中暑、小便带血。他就在山里拔一些草药——一种走路会粘在裤腿上、果实是黑色毛刺的植物，加上一点黑糖，煲了吃。

有枫洋人见孙栾生一个人种了这么多地，提出要跟他买粮食，他摆摆手：“粮食我一粒都不舍得卖。”

孙栾生晒稻谷的梯子和捞鱼的鱼竿

靠着岭后的这四五亩地，孙家的第三代不用再像上一辈一样挨饿了。后来地里又增加了土豆、番薯、芥蓝、花生，逢年过节，孙栾生还可以从鱼塘里抓一条二十斤的鲜活草鱼，绑在车筐里活蹦乱跳地带回西林村。堂嫂见孙栾生回回往家里载东西，说他做的是“赔本生意”，他只是一笑，说自己是“希望工程”。弟弟则信誓旦旦地说：“兄啊，以后我的孩子都是你的孩子。”

家里头，孙栾生确实最看重小弟媳，她太勤快了，勤快得让孙栾生高看一眼——他每次回西林村，小弟媳都在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1990年后，很多人下海做生意，有一天他载米回去，小弟媳拉着他，不好意思地问：“大兄啊，你有没有两百块钱借我？”她说想做点服装生意，又不够本钱，孙栾生一听：“说什么借，拿去就是了。”

小弟媳怀到第三胎时，管计划生育的人要她把这胎打掉。孙栾生的母亲不同意：“不能打，我大儿子没有成家，这个孩子不管男女，以后都是给他的。”后来小弟媳生了一个男孩，名义上给了孙栾生做儿子，孙栾生说：“就是我倒账（去世）的时候，他得来做点事。”

回到寨里，白天晚上，病友们闲暇时就坐在一起谈世情说世事。那日有个亲戚来岭后找孙栾生，一个枫溪病友看见了，便问他：“刚才来的那个是你什么人？”

孙栾生说是一个亲戚的孩子，来买水果。

枫溪人说：“这个孩子看起来，做生意只顾自己。”

孙栾生见他说得准，诧异道：“你怎么知道？”

“我会看面相。”枫溪人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家里人为了避战，把他送到了归湖凤凰山里一户人家做儿子，养父母家又将他送到汕头学五行之术，后来得了麻风才入院了。说完，他仔细打量了一下孙栾生，问他有没有老婆，听完回答，又说：“你还有一次婚姻的机会。”

孙栾生笑了：“哪里找去？怎么会有人要我？我也不敢想。”

那人说：“真的还有，你看着吧。”

不久后的一天，孙栾生从古巷买菜回来，骑车在回岭后的山路上。山上的树木茂盛，野草丛生，到了陡峭处，车骑不上去，要下来牵着走。后面有个年轻女孩，也牵着辆自行车在走，见到孙栾生便问：“兄啊，岭后怎么走？”

孙栾生问：“你到岭后有什么事？”

“我有个村里人在那里住的，他家人这几天在那里帮忙插秧，我过来载他妈妈回家。”

“你一个人来过这里吗？”

女孩说没来过，孙栾生便很诧异——进山本就容易迷路，何况这里面还是外人闻风丧胆的麻风村：“你胆子怎么这么大，不认识路你也敢来？”

女孩说：“文祠、凤凰那些地方，我也一个人骑车去呢！”

这女孩提到的这两处都是潮州僻静偏远的地方，文祠在西角，路深难行，凤凰在北边，山高千米。孙栾生见她长得高高大大，便知是常干活的人，又见她胆大心细，心里也起了一点敬意：“我就是岭后人，刚好要回去，你跟着我走吧。”

孙栾生在前面推着车走，女孩在后面跟着，两人也没说话，孙栾生只偶尔回头，看看她有没有跟上。走了一会儿，两人推车到了一个略微平坦的地方，孙栾生指给女孩看山腰上一簇一簇坐落着的房子——那就是岭后麻风院了。到了寨里，孙栾生便带着女孩去找人。女孩也不怕这里的病人，见大家都在田里干活，扎起裤腿就麻利下地帮忙了。当晚女孩在岭后住了下来——那时恐惧麻风病的还大有人在，她实在是胆大。

隔天，孙栾生正在做饭，女孩下田回来过来找他，问他有没有衫裤要洗，说可以帮他一起洗了。那时孙栾生独自搬到了已经被弃用的医疗室住，离集体宿舍比较远，图个清静。那里有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清澈凉爽，洗澡洗衣服都方便，他住得很惬意，所以就大大咧咧地回答说：“什么衫裤？我没有什么要洗啊，我就一个裤衩。”

之后，这个从深河来的女孩又自己骑车来找过孙栾生几次，问他要不要帮忙担水什么的。寨里的熟人看出一点意思，便当面打趣，问她是不是想嫁给孙栾生？她也不承认。听到病友们私底下在嚼舌头，孙栾生才后知后觉，自个在心里琢磨：“难不成这个妹仔是想要跟我谈？”一个病友对他直言道：“哎，你就是不晓得，要是晓世情一点，谈着谈着就成了。”这样的话听多了，孙栾生也会为自己辩白：“我没有钱，怎么敢去要人家？”

农忙结束，深河那个病友的家人要回去了，孙栾生骑车帮他载着家人回去。骑了二十公里，到了深河地界，病友指着山脚下一处地方说：“呐，那里就是那个妹仔的家。” 孙栾生远远望了一眼，心想，听说她还有三个哥哥，看来也是穷苦人家。

后来那个姑娘再也没有见过。三十多年后，当孙栾生讲述起这段往事时，目光长时间地望着虚空的一处，拇指和中指轻轻地互相摩挲，像是一声对过去的叹息——没想到，那个学五行之术的枫溪人，说的话竟是真的。

对孙栾生来说，人生的一些关口，也许有着第二条道路，只不过他未曾选择。

（应受访者要求，孙栾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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