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文献｜费尔贝恩-客体关系以及动力结构[1]

作者：W.Ronald Fairbairn

本文（基于1946年5月5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的目的在于对我在最近战争期间发表的四篇论文的观点进行一些一般性的阐述，这将列在论文附录中。在试图全面描述这些观点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困难，与其说它们代表了一个明确确立的观点的阐述不如说是代表着一条逐步发展的思想路线。其结果是，当一篇论文的陈述与另一篇论文相比较的时候，评论家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有些情况下是表面上的矛盾，有些我担心是实际存在的矛盾。另一个困难是，自从上一篇论文发表以后，这种思想的发展依然在继续着，因此，从那之后我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然而，我认为我可以说的是，这些论文中所构想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结论没法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有时我对自己的结论产生了怀疑，随后发生的经验却让我再度在脑海中确认了它们。我所有的特殊观点都从这个终极原则出发，这个观点大致为：力比多不是寻求快乐，而是寻求关系。这一观点所依据的临床材料来自于一名患者的抗议呼声：“你总是谈论我想要这样那样的满足，但是我实际上想要的是一个父亲”，正是对于此类现象含义的反思形成了我当前这条思路的真正的起点。我想，现在大多分析师会因为被批评在实践中缺乏对客体关系重要性的重视而感到愤怒，很难找到一个分析师因为意识到了客体关系的重要性而改变了对经典力比多理论的坚守（即认为力比多主要是寻求快乐）。当然，读到这里读者立刻会想到经典理论中的“寻求快乐”实际含义是“释放力比多的紧张”，但是在我看来，这种紧张是寻求客体需要所固有的，我认为宣称追求快乐是本身固有的这一观点是一种将事后效果归为原因的行为。而且这种说法可能被看做是把自己简化为“紧张就是紧张”的简单陈述，因为紧张自然寻求释放，释放必然带来缓解。而且这种表述留下了未回答的问题，即紧张背后的动力的性质，以及这些动力的方向和目标。它还忽略了一个问题，即释放紧张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实现其目标。当然，弗洛伊德谈到了力比多的目的，这些目的根据性感区而定义：口腔目的、肛门目的等等。然而他所描述的不是真正的目的，而是处理客体的模型。我们所谈论的性感区域不应该被看作是目的的主宰，而应该看做是服务于目的的身体器官更合适，这些器官提供了实现个体目标的渠道。真正的力比多目的在于与客体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而这些客体构成了真实的力比多目标，而且客体的性质决定了力比多满足所采用的方式，因此乳房的性质决定了口腔满足的这一渠道。实际上有些被认为是力比多目标的行为我会迟疑到底是否应该归为主要的力比多活动，比如肛门和小便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的固有目标与呕吐行为是一样的，并非与客体建立关系而是在排斥客体。从有机体角度看，这些客体构成了异物。当然，这一事实并不阻碍这些活动构成了快乐的来源，因为快乐与力比多没有特殊的联系，而是一种缓解紧张自然产生的伴随物，与释放紧张的驱力是何本质无关。性感带概念的提出还引发了一些其他重要的事项，我现在必须提出其中的一些。

性感带的概念基于生物体的原子或分子概念，即生物体最初是各自独立的实体集合而成，这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相互联系并整合起来。在功能领域内，相应的原子论还产生了一种描述动力过程的倾向，即提出独立的冲动和独立的本能。这导致了容易将“力比多”实体化的普遍做法，通过赋予其词缀，给名称加上一个标记，描述为“力比多的”。在我看来，相似的原子论似乎是Brierley博士“过程理论”（1944年）的基础，也是Adrian Stephen博士在最近的“关于矛盾情感的注释”（1945）中所采用的认识论，他在文章中选取了我关于“好客体和坏客体”的概念作为批判思考的文本。我认为这种原子论属于历史的遗留物，这与现代的生物学理论是相悖的，现代生物学认为有机体从一开始就被看做是一个整体而运作。当有机体是正常的时候，只有从科学家的人为角度才将其视为由各个独立功能部分组装而成的（但独立部件真的独自运行的时候却只发生于病例过程中）。与此相似，如果将个体与其自然客体的关系看成是分开的，就难以获得关于个体本质的任何充分的认识。因为只有在于这些客体的关系中，它的本质才得以展现。这是因为忽略了这一现实，行为主义研究隔离在玻璃房内的婴儿的有效性被削除了。因为在玻璃房中与母亲隔离开来的婴儿已经不再作为一个正常运作的孩子，他被剥夺了他的自然客体，同样的很多巴甫洛夫实验也因此而失去了其效用。

其次，性感带的概念并不能很好的解释个体放弃快乐满足的能力。根据经典理论，这种能力被归因于（1）压抑，（2）现实原则取代了快乐原则。当然，就压抑而言，毫无疑问，这种心理技术的影响可以使得个体无需快乐，实际上是促使个体放弃掉他的快乐。另一方面，从客体关系心理学的角度看，明显的寻求快乐代表着行为的恶化，我这里说的是行为的“恶化”而非“退行”。因为就行为而言，寻求客体才是主要的，寻求快乐难以被描述为“退行”，把它描述为一种属于一种恶化的性质更合适。显然“寻求快乐”的根本目标是释放力比多张力的需要，仅仅只是释放张力。当然，这个过程非常的普遍。但是因为力比多的需求其实是“寻求客体”，单纯的释放紧张则意味着客体关系的某种失败。实际上，释放紧张是一个“安全阀流程”，因此这不是为了达成力比多目标，而是缓解目标失败后的方法。

如前所述，根据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放弃快乐满足可能不是由于压抑，而是由于现实原则替代了快乐原则。然而如果力比多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客体，那么个体的行为必须是朝向外部现实的，因此现实原则最初就是主导的。如果这在人类婴儿中不明显的话，这大概是因为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中人类天生的行为模式不是僵化的，仅仅只有一个大致的特征。因此人类的本能驱力只能假设为呈现一般趋势的形式，当这些趋势作为经验的结果时只获得了更僵化和差异化的模式。婴儿最缺乏的是对于现实的体验，而不是缺乏对于现实的趋向性，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给成年人观察婴儿行为留下的印象是：婴儿行为主要由快乐原则主导。当然，必须认识到，由于孩子缺乏经验，他们往往比成年人更加情绪化、更加冲动，即缺少控制。再加上儿童遭受的大量的挫败，导致他相比于成年人更倾向于采取缓解张力的行为。然而，在我看来，认为他的这种行为是被快乐原则（之后被现实原则取代）所决定是不正确的判断。对于本能行为遵循着不依赖现实经验的动物来说，客体寻求不存在太多困难，它们就没有这种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的区分。婴儿需求客体的执着不亚于动物，但是在人类的情况中，通往客体的路径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因此更容易走失方向。在这点上，飞蛾扑火的行为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关键的例子，这可能是我所引用的一个不幸的例证，因为可以这样说，在飞蛾寻求火焰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缺乏现实感。另一方面，很难说飞蛾被快乐引导到了火中，正相反，这个动作的本质是客体寻求，它所寻求的不是火焰而是光亮。因此这不是被快乐原则所驱使，而是因为现实感的严重受限导致的，因为它无法区分不同的光亮。实际上现实感本质上是一种强与弱问题，相比于成人而言孩子的现实感是低水平的，虽然他面对挫败时更容易拐到释放张力的岔路上去，但是他在一开始也会受到现实感的驱使。

对于性感带和力比多主要需求快乐的进一步反思表显示了这一点，即这些概念不符合人类寻求客体的这一特殊天性。这在动物观察中已经明显可以看到，虽然会被掩盖，但是并不会消失，在这方面鸟筑巢的习性可以用来说明。鸟类筑巢所搜集的材料非常的特别，一个种类可能选择木棍，另一个种类可能选择稻草或黏土。同样的，每一种鸟的巢穴都有各自独特的结构，要记住，鸟巢对于鸟而言也是一个客体，宛如房子之于人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必须被构建的客体。它是一个追寻的客体，即便如此，在发现以前也需要先要将其创造出来。当然，人类的房子相比任何鸟类而言在设计方面更加自由，在采用材料上更具多样性。然而房子永远只是房子而已，房子的多样性必须被解释为人类适应性的标志，这种适应性对应着人类没有僵化的本能模式。适应性自然意味着通过经验而学习的能力，为了客体寻求的利益而提高固有的现实感，这也就使得寻求客体拥有了相当宽泛的技术。这些优势有其不可避免的危险，因为它伴随着更容易偏离常态的风险，但这绝不会遮盖客体寻求的原则。对此我想到了一个男人，我曾负责对他的医学护理，他的四肢因为颈椎骨折而全部瘫痪。他是一个孜孜不倦的读者，通过用舌头翻书的办法而进入到文学世界。这种行为不能解释为强烈的口腔固着，或者说口腔成分占据了性格的主导，他利用嘴翻书因为这是仅有的抵达自己目的的器官。在某种相似的原则上，婴儿用嘴寻求乳房也是因为嘴是他仅有的能够达成目标的可用器官。他当然倾向于这样做，因为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他的嘴被特别塑造成服务于如客体寻求这样的目的。同样，通过进化的过程，通过嘴需求乳房已经被建立为一种天生的固有模式。但是如果在这一点上他被描述为口腔欲望，那么必须承认的是因为他在寻求乳房所以才是口腔欲望的，反之亦然。因此通常的观点似乎是，为了实现他的力比多目标，即与客体建立起他所欲求的关系，个体动用了他的身体器官，器官的取舍的优先性取决于下：（a）其实是最合适目标的那个，在进化历程中尤其适合目标达成的；（b）器官是可用的（当然，在我说“可用”的时候指的是生理上以及心理上的可用性）；（c）器官经受了现实经验的认可，尤其是能应对创伤性经验。这些原则的一般运作模式可以如下所示：就成年人而言，器官的通常选择是与客体发生性关系的生殖器，正常情况下生殖器将在关系中提供主要的力比多通道。然而，如果因为心理原因导致生殖器是可以不可利用时，那么力比多将会转移到其他可用一个渠道或多个渠道中。它可能转移到婴儿期的口腔-选择模式，这是经验曾认可的渠道。或者可能转移到肛门，虽然肛门从来不是一个选择通道，但是或许会在婴儿期的经验中获得认可（可能是灌肠造成的创伤结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就像成年人可能将力比多从生殖器转移到口腔，假如婴儿的口腔渠道遭受了挫败，他也可能将力比多从口腔转移到生殖器。这种特殊的转移与婴儿手淫有关，这似乎是癔症病理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我现在试图说明我对于经典力比多理论某些地方的不满，我还试图指出我认为此理论需要被修改的方向。我提倡的主要改变是采用力比多主要是寻求客体的这一原则，而且所以其他的改变都直接来自这里。人们不难理解，这些改变涉及到的观点与亚伯拉罕关的力比多发展理论不相容，他的理论基于性感带概念。我现在不打算对亚伯拉罕的体系做任何进一步详细的批判，如在我的文章《精神病和神经症病理学修订版》中那样。但是很明显，如果性感带概念有问题，那么基于这一概念的发展也会存在问题。这并不是说亚伯拉罕对客体关系的重要性漠不关心，因为他对于客体关系的认识在他的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我看来，他犯了一个普遍的错误，就是将力比多阶段赋予了实际上是个体在客体关系中所使用的心理技术，这种错误归咎于他对于性感带概念毫无批判的接受。 在这里必须记住，尽管他没有忽略客体关心的重要性，但是他却处于极大的劣势之中，因为他提出理论早于在克莱因夫人的著作引起人们对内部客体重要性的极大关注之前。根据克莱因夫人的著作及其后续发展，如果不考虑重视个人与内部客体的关系的话，就不可能给个体的客体关系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有当这些工作完成之后我们才能认识到亚伯拉罕用阶段术语所诠释的那些现象的真实含义，在我看来，这些现象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被解释为心理技术。

从客体关系心理学的角度看，毫无疑问，除非是基于对个体不同发展阶段的自然的和生物的客体的考虑，否则任何力比多发展的理论规划都会是令人失望的。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在最初的发展阶段中婴儿的自然客体是他的母亲（更具体的说是她的乳房）。随着发育的进行，个体的力比多兴趣从最初直接指向乳房转变为越来越多的指向母亲这一整体客体。毫无争议的是，伴随发育而来是异性恋客体的生殖器官占据了相应的最初对于母亲乳房的力比多兴趣的位置。但是如果觉得婴儿后期阶段的力比多兴趣和早期阶段一样主要关注一个身体器官就大错特错了。这里我们有两个可以识别的阶段（一个在较低阶段，另一个在较高阶段），这可以很容易的用“合适的生物客体”来进行区分，那么问题在于是什么使得个体从此阶段到了彼阶段。现在不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生物客体，使它承担从最初阶段过渡到最终阶段发展过程中的中间角色。因此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个一阶段的这一“过渡阶段”成为了问题。然而，这个过渡阶段如此漫长如此复杂，我们必须将此阶段视为较低阶段和较高阶段之间的一个特殊的中间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