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文献｜费尔贝恩-客体关系以及动力结构[2]
作者：W.Ronald Fairbairn
我们于是得到三个阶段的力比多发展理论：（1）乳房作为生物适恰客体的阶段、（2）过渡阶段、（3）异性生殖器官构成生物适恰客体的阶段。在这个顺序中，个体与客体的关系获得了逐步扩展的发展。从与母亲近乎独占与依赖的关系，发展到成熟的、更加复杂的、具备各种程度的社会关系。这些个体关系深受其客体生物适恰性的影响（但并不完全地依赖于此），孩子越小就越是受到这种生物适恰性的影响。当然，从社会角度看，个体关系拥有压到一切的重要性，因此在评估各个阶段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而且它们的重要性得到了一些命名方面的认可。在最初阶段，孩子对乳房的态度可以被描述为口腔的，因为口腔是合并的，嘴是吞并的器官。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最明显的特征是极度的依赖，这种依赖反映在心理过程的认同上，因为与客体的分离造成了孩子最大的焦虑（根据我的战争精神病学的经验，神经症军人最大的焦虑源于分离）。鉴于这些不同的思考，似乎对第一个阶段的最合适的描述是|“婴儿依赖”，这个词汇不妨碍这种依赖主要显现为对客体的口腔吞并以及对客体在情感上的认同。相比之下，最后的阶段可以描述为“成熟依赖”（“成熟的依赖”而非“独立”，因为建立关系的能力必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依赖）。成熟依赖与婴儿依赖的区别在于，成熟依赖没有片面的吞并态度，也没有情感认同的态度，相反，成熟依赖的特点是已经差异化的个体有能力和不同的客体建立合作关系。当然就生物适恰性而言，这种关系会通过生殖器渠道，但是这种关系涉及到两个相互依赖的差异化个体之间平等的给予和索取，他们彼此间的依赖是一致的。而且，这种成熟的关系中没有认同和吞并的那种特征。至少理想图景是这样，但是当然现实中从未完全如此，因为没有谁的力比多发展过程是不带些瑕疵的。“过渡阶段”早就被我描述为是过渡性质的，这种命名似乎是最合适的，它是一个充满困难和冲突的过渡时期。因此正如预期的那样，过渡阶段不仅表现为冲突，还以各种防御技术的存在为特征。在这些防御中间，四种心理技术凸显而出：偏执、强迫、癔症、恐惧。在我看来，这四种防御没有相应的力比多阶段，它们是应对过渡阶段的困难时可以互换的策略。在这点上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在过渡阶段中试图合并的态度是很重要的，这种合并态度不仅表现在摄取乳汁上，还表现在心理上对于客体的内化，即心理上将客体表征内化到心理结构。其结果是过渡时期的艰巨任务不仅包括与差异化外部客体建立关系，还要包括要适应已经内化的客体。过渡阶段的任务还包括对于第一阶段所建立的关系的放弃，这使得情形变得复杂，前期建立关系的矛盾情感以及将客体分裂为好客体和坏客体的行为也增加了其复杂性。因此想要摆脱客体的企图在过渡阶段是明显的，这不仅针对外部客体也包括内化的客体。排斥的原因在于此，不是由于任何天生的“肛门阶段”的出现，防御技术以自由的排泄过程为基础而构建。这尤其是在过渡时期的早期阶段，在试图摆脱早期客体的时候比后期阶段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各种防御技术构成了过渡阶段的精神病理学的发展基础，这些防御代表了处理内部客体的多种可替代的办法，事实上是以不失去内部客体的情况下摆脱掉他们的方法。
目前不可能讨论各种过渡防御技术的特征，因此我必须满足于这样一种简单的陈述，即正是它们处理内部客体的不同模式（无论是接受的还是被拒绝的）构成了它们的本质差异。在此也不可能详细去讨论构成精神病理学发展基础的婴儿依赖阶段，如果我能请大家注意到我对第一阶段的早期发展的高度重视就足够了。在我看来，这些发展阶段可以分解为以下一系列过程：
1. 因为难以将同一个客体看做既是好的又是坏的，所以在情感上决定将外部客体分裂为好客体和坏客体；
2. 对坏客体的内化；
3. 内化坏客体分裂为令人兴奋的客体和拒绝型客体；
4. 通过自我对这个两个分裂后产生的客体[兴奋的与拒绝的客体]进行压抑；
5. 对继续和被压抑客体进行依附的两个自我（分裂的部分自我）进行压抑，可以说是此自我伴随着被压抑客体而被压抑，我将分裂的自我分别描述为力比多自我以及内部破坏者；
6. 由此产生的情况是我称其为“基本心理情景”，在其中，中心自我运用攻击对附着于兴奋的或需要的客体的力比多自我，以及附着于拒绝型客体的内部破坏者进行直接压抑；
7. 被我称为间接压抑的过程由内部破坏者的攻击行为构成，它与拒绝型客体和兴奋型客体一致的反对力比多自我。
基本心理情景的突出特点就是我刚简要提到的，自我的分裂以及因此而涉及到的分裂位的形成。分裂位在第一阶段早期形成，先于克莱因曾详细论述的抑郁位，而且它只能是在完整的自我被分裂以后出现，自我分裂之后形成了分裂位。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之前没有机会阐述的问题，即我认为第一阶段分为两个时期，后期随着咬啮倾向的出现而区别于早期的吮吸倾向，后期咬与吮吸并存。当然，这种差异对应着亚伯拉罕区分的早期口腔阶段和后期口腔阶段。只有达到后期口腔阶段才会出现抑郁位，即当孩子既能够想象咬的破坏性场景也能设想吮吸的合并情景的时候。然而我倾向于坚持分裂位这一概念，如它在基本心理情景中所表现的那样，分裂位构成了随后可能发生的所有精神病理学发展的根基。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立场之后，才能对心理结构进行区分，就像弗洛伊德试图用自我、本我和超我进行表述的那样。
我所触及的心理结构的概念将被视为与弗洛伊德提出的概念极为不同，当然，显著差异在于它从根本上是基于对内部客体的压抑。如果不考虑这些对于客体的压抑的话，似乎两者存在大致上的对应性。因此，中心自我可以对应弗洛伊德的“自我”；力比多自我可以对应弗洛伊德的“本我”；内部破坏者可以对应着弗洛伊德的“超我”。但是在这些对应之下却有着深刻的概念差异，因为我所构想的自我结构（即中心自我和两个附属自我）被认为是固有的动力性结构，这是由于最初原始而单一的动力性自我结构经历了分裂的结果。相比之下，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精神装置的三个部分并非都固有的动力性结构。因为“自我”被设想为自身没有能量的结构；“本我”被认为是能量的源泉但是本身没有结构；至于“超我”的表现虽然用动力性结构的术语对它进行了描述，但是“超我”的所有心理能量却被看做是从根本上是源于“本我”的。显然超我像自我一样是没有能量的结构，它们都从自身之外获取能量。弗洛伊德所构想的精神装置还有另一个特征，即“自我”不是最初的结构，而是从未分化的“本我”母体的表层之上发展起来的，它继续从所谓的“冲动”的形式中获得能量。相比之下在我的理论中，三个自我结构都被设想为本身就具有动力性，中心自我代表了原初统一的动力性自我结构分裂后的核心部分。因此弗洛伊德认为的自我是本我的衍生物，而我则认为力比多自我（对应他的“本我”）是从原初的动力性自我中分裂出来的部分自我。当然，“超我”总是被弗洛伊德看作是自我的衍生物，因此在这方面除了超我自身没有能量外，它与内部破坏者概念没有什么不同。
我已经让大家注意到我自己的心理结构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装置的很多不同之处，有些更普遍些，有些比较特殊，但是根本区别在于对所讨论的现象的处理方法。当然，我遵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但是在使用他的方法时，我已经开始采用了与他不同的基本科学原理。正是由于这种方法的类似以及基本原理的不同，才导致了我的观点与他的观点既相似又存在差异。因此实际看法似乎是：我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一套不同的基本科学原理对弗洛伊德的观点进行的重新解释，核心的差异有两个：
1. 虽然弗洛伊德的整个思想体系与客体关系有关，但是他所依据的理论原则在于力比多是寻求快乐的，即释放紧张。这意味着理论上他的力比多是无方向性的，尽管他的有些表述中无疑暗示了相反的意思。与此不同，我所遵循的原则在于力比多是寻求客体的，而释放紧张的需求是客体寻求倾向导致的，这意味着对我而言力比多是有指向性的。
2. 弗洛伊德从一个先验的观点出发处理问题，即心理能量本质上不同于心理结构。而我则采用了动力性结构的原则，就此而论，脱离能量的结构以及脱离结构的能量都是说不通的。
在这两个不同的要点中，后者更为根本，因为前者似乎依赖于后者。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主要是快乐寻求的观点直接源于他将能量与结构进行了分离；因为一旦能量与结构分离，唯一能被认为不是紊乱的心理变化就是建立一个力量的平衡，即无方向上的变化。然而如果我们把能量视为与结构不可分割，那么唯一可以理解的改变就是结构关系的改变以及结构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变化，这这些变化具有内在的方向性。当然经过思考这显得很明显，弗洛伊德将能量与结构相分离的行为代表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普遍科学氛围对他思想的限制。这是现代的一个奇怪特征，一个时期的科学氛围总是被主要的物理学概念所主导。尽管如此，弗洛伊德时代的科学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Helmholtzian观念的影响，即宇宙是由惰性的、不变的、不可分割的粒子组合成的集体，它的运动由这些相互分离的粒子的固定能量所赋予。然而当代的原子物理学彻底改变了这些看法，如果说心理学还没有成功地跟上物理学的步伐，那么期待物理学跟上脚步并不过分。就精神分析而言，将能量与结构相分离的不幸后果在于其动力的维度，精神分析理论被“冲动”和“本能”的被动性结构概念过分的占据了，简直像是一场空袭一般。因此随意举一个例子，我发现Brierley博士（1944）说到“本能是心理活动的刺激物”，然而从动力性结构的角度看，“本能”并非心理活动的刺激物，它本身的活动特征倒是属于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同样可以说，“冲动”并不是突然对一个惊讶的或许有些痛苦的自我的一种刺激，而是属于一个心理结构的行动，这个心理结构在对某事或者某人采取行动。实际上，从动力结构的角度看，“本能”和“冲动”就像应用于心理学的其他许多术语一样，都只会对问题的具体化过程造成误导和混淆，同样误导的是“那些本能”和“那些冲动”的复数形式。实际上这些术语只在用于形容词的时候才有用，比如当我们说“本能倾向”，或者说“冲动行为”时。因为只有这种情况下，它才一方面意味着心理结构，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客体关系。
我现在尝试说明是我在战争年代得出的各种理论结论中最基本的那些部分，由于环境的原因，我比平时更大程度的与其他分析师的工作相隔绝。在这些年里，我承受了相对孤立工作的所有弊端。但是也许在荒野中的旅居并非没有补偿，孤立的工作缺乏与其他同事交流思想带来的激励刺激，但无论如何他并不缺乏解决自己所遭遇的问题的刺激。这使得我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过于依赖权威来解决问题的诱惑，因而得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机会用新的方法重新审视经典问题。几年前我有意的采用明确的客体关系心理学方法，尽管回忆起来我可以看到这一观点已经在我早期的关于共产主义人类学的意义和艺术心理学的论文中进行过阐述。然而事实表明，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结果引发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地对那些观点进行改造，终于明确的让我采用了动力结构心理学。我只希望前面的叙述不仅说明了我的主要结论，而且能够说明从客体关系心理学中发展出动力结构心理学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