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小说与一部非虚构：2021年阅读片论
按：一篇未刊旧文，贴在这里。
一代又一代青年，已经、即将、正在度过他们的青春。这一代人的青春，跟那一代人的青春相比，有着怎样不同的命运？
在《春山谣》的尾声，张柠点明了他正在写作的三部曲的主线：青年时代。以写作时序来看，2019年出版的《三城记》写的是80后顾明笛的青春。顾明笛在生活上衣食无忧，但有感于自身精神匮乏，他选择出走，在“北上广”三座城市游荡。今年出版的《春山谣》写到了顾明笛父辈顾秋池与顾秋林等人的青春，背景是60年代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即将完成的《江东梦》涉笔顾明笛的祖辈。到了《江东梦》，时间已上溯至20世纪初，所写内容仍是一代人的青春。从《江东梦》到《春山谣》再到《三城记》，三部曲横贯百年，青年们“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遭遇的问题截然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截然不同”，相同的是他们都察觉到自己被抛在这个世界（无非是抛到哪一个角落与抛入哪一段历史），饶是如此，又都是在彼此最好的时光相遇、相爱；迷惘也是有的，他们以行动消除迷惘，打开自我的可能性。因为青年线索的一以贯之，当我们站在《三城记》的结尾——顾明笛暂时止步之处，回望他个人的游历与其父辈祖辈的脚步时，我们立刻就明白作为一个文学母题的青年时代的重要性：历史，它既不是乐观主义的，也不是悲观主义的；既不是暴风骤雨的，也不是重复轮回的，历史的塑造端赖一代又一代青年们冲决网罗的行动。
历史与青年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是知与行关系：行动的时刻，青年们无暇顾及沉重的历史包袱（行动在这里是摆脱历史与经验知识的反动形式），惟当他们受挫，为种种决定论裹挟，他们才会将历史看作能够从中获得启迪的储藏。后者指的是历史的教育性，《三城记》写顾明笛怀揣着对劳雨燕的爱与对时代的困惑，来到河北农场，重新寄望于一种乡村的乌托邦——实际也是自己父辈年轻时代的理想时，这个结尾已经包蕴着《春山谣》的开端：《春山谣》的故事似乎便出诸顾明笛的目光。如此反顾的的目光，同样也贯穿了本年度的其他佳作。在谈及《重走》的缘起时，杨潇便认为有两点原因促成了这部非虚构的诞生：首先，“关于联大在昆明的八年（1938年4月—1946年7月），不论大众叙事，还是学术研究，都已汗牛充栋”，却是很少有人关注长沙临时大学是如何转变成西南联合大学的。要而言之，在1938年2月至4月间，长沙临时大学如何南迁至昆明？我们知道，大体兵分三路，一路从香港坐轮船到越南，再从越南进入昆明，一路从广西进入越南，复抵云南，一路是由三百余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经湖南、贵州，最终抵达昆明，与大部队汇合。杨潇在《重走》中关注的即是这历时两个多月，总计行走一千六百公里的第三条路线。
“湘黔滇旅行团”的徒步是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认识本国之举，现实与象征的层面也未尝不是一种“寻路中国”。中国向何处去？青年知识分子又将走向何处？“在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袭来之前，追寻真理就是奔赴昆明的理由”。舍此，另有一个原因也推动杨潇踏上八十多年前那些青年的道路：辞掉工作一年后，他遭遇了“存在主义的危机”。80后的顾明笛也是如此，后者的困惑是：“比如学业问题吧，我到底要研究什么，或者想知道什么？……又比如情感问题，我到底恨什么人，或爱什么人？……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我好像也不大清楚。难道不是我的世界观出了问题吗？可我有什么世界观呢？……还有，爱什么人的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严重问题……我爱过这些人吗？”顾明笛的思虑彰显的恐怕是中国80后共有的困境，要而言之，这种困境便是“物质匮乏终结了，但人的精神生活和生命意义问题还没有解决”。构想《重走》以前，杨潇即与顾明笛处在一样的尴尬位置，不过他们又一概将自我拯救的可能归于行动：“我需要一次真正的长时间的行走来找回方向感和掌控感。”他们因对自身现状的不满足选择出走，渴望用行动重建自我，乃至重建对整个时代的认知。将《重走》的这两点缘起，或者说书中的两次行走对叠，那个反顾的、在历史长河中寻求启示的目光便得以重现。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春山谣》里的目光。
顾明笛在叔叔顾秋林身上看到了什么——大抵是无论在如何严峻的时代，人都应该“打开自我，切实地去爱”——这部小说的精魂即确立在顾秋林这个人物，尽管他所占篇幅不多；他的戏份让给了彭击修、李瑰芬、程南英这些精于算计的人。作为读者，我们一面看着他们怎样趁时代之便于舞台上翻跟头，一面回想那个仍在给弟弟、父母写信，同时对恋人陆伊关心有加的顾秋林。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还不是顾秋林与林场场长彭击修等人的对照，而是顾秋林与陆伊这对恋人间出现的裂缝。一个场景：某天傍晚，两人共处一室，顾秋林向陆伊朗诵自己刚刚完成的诗歌，后者的心思完全不在这里，她琢磨着考学一事上自己的竞争对手与彭击修的关系，以及她如何介入这段关系。又一个场景：考学失利，陆伊重返故乡上海的愿望落空，某个深夜她兀自投水，幸好被早已听到声响的顾秋林赶到救起。陆伊安全无虞后，那个其实与读者一样处在旁观位置的顾秋林道出了他长久以来的观感：“我们都成了什么样子了？为了自己，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拍马屁的拍马屁，套近乎的套近乎，闹事的闹事，告密的告密，没有人敢跟别人说真话……陆伊，我们在一起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好吗？”当然好，但他们到底是两种人，陆伊还是先于顾秋林离开春山，回到上海做一个工人，且由于顾秋林迟迟未归，又前往日本留学，反正“在日本等待和在上海等待都一样”。
可是，倘若我们惋惜顾秋林，为他的单相思感到不值，恐怕也就没有读出这里的潜文本：写信的桥段与他对陆伊投射的爱都指向了陀翁的《穷人》与《白夜》（甚至顾秋林这个名字就带有俄罗斯的色彩）。何为“切实地去爱”？此后顾明笛追随劳雨燕的脚步，与其说他开始迷恋城市美学的对立面劳动美学，还不如说是他真心实意地爱上了劳雨燕，就像自己的叔叔顾秋林那样至死不渝地爱着陆伊。历史与当下在此实现对接：爱而不必被爱，爱而不必占有，爱本身就是自足的行动。反顾的目光同样对应于《重走》，1938年与2018年这两个年份是否有冥冥中的对观？“重走”昔日以脚丈量大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之路，是否得以解答八十年后一仍其旧的困惑：“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在杨潇追随着八十年前的知识分子渐次走过湘黔滇三省、抵达此行的目的地昆明后，他又在尾声以“重访”的形式为读者呈现了当年参与“湘黔滇旅行团”的青年后来的生活，以之扣住了序章的设问。譬如穆旦晚年致董言声的信中所说，他想到自己中学时代喜爱谈论人生意义，此时（1976年）只觉得这个问题已告解决，“因为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了”。不过他又觉得“没有意义”反倒是好的，纠结意义不但吃苦受罪，最后仍将一无所获。
《重走》“尾声”一章的设计与《春山谣》同出一辙。三十多年后，当年在春山岭与春山村生活过的青年，他们怎么样了？在小说的“尾声”里，此前抒情的风致暂时消弭，书中人物好像是一个又一个来到我们面前，既向读者告别，又展示着他们每个人七〇年代以后的人生行脚。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此后的十几年里，……当年一起下乡的知青伙伴，有人发财了，有人亏本了；有人升迁了，有人下岗了；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了。只有顾秋林没有变。”顾秋林的不变映衬着人世的易变。《重走》的“尾声”自然也有光明的桥段，即并非所有人的回答都与穆旦一样消沉。杨潇在书中最后写到的人物是毕业于西南联大工学院的吴大昌。抵达昆明第二年，他以苦闷的心绪问教冯友兰，冯友兰作《论悲观》一文答复了这位青年。八十年后，吴大昌偶然在书店翻到这篇为他而作的文章，此时他终于认为冯先生说的是对的：人生“本身即是目的，并不是手段”（冯），所以“人生就是……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吴）。与八十年前冯先生的隔空对话不由令人想到黑格尔的“同一句格言”，一句话由老人说出与从少年口中说出，其意义已由于浸透着丰厚的人生经验而截然不同。
至此我们又回到了文章开篇那个历史与青年、知识与行动的辩证难题——我想杨潇与张柠先生也将同意这个看法：历史中包含慰藉、劝导，却没有“反身经验”，也没有“终极之思”。青年的经验无法由历史代劳，他们只能对此反动，以行动摆脱不及物的知识。诚如顾秋林对陆伊的爱并不能先验地决定劳雨燕之于顾明笛的意义，吴大昌先生亦坚持年轻时的抑郁症“不是冯友兰治好的”，无非是他在年老之际才得以体会冯先生的意思。理解之前，每个年轻人所能做的只是像吴先生一样义无反顾地踏上个体的人生之旅。在书写的层面上，不事虚构是历史叙述的首要难题，对待青春历史的“追述”更是如此（谁的青春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呢？但将私人记忆“篡改”为公共记忆，恐怕就很幼稚，有时也失之客观）。只消想想关于西南联大或“知青文学”里传奇夸张的成分，可知涉笔30-40年代青年的《重走》与涉笔60-70年代青年的《春山谣》，共同坚持一份拒绝浪漫历史的写作基准。寓目所及，在本年度的佳作中，这一写作伦理同样见诸止庵涉笔80年代青年生活的小说《受命》。
杨潇与张柠写的均是青年人的群像，止庵似乎只写了一个孤零零的青年冰锋。冰锋的母亲在失忆前告诉他一件事：父亲陆永志为同事祝国英所害。突如其来的知情使冰锋想到父亲留下的《史记》与夹在《伍子胥列传第六》一篇的遗书，进而发现父亲在“员为人刚戾忍訽，能成大事”“汝能报杀父之雠”“楚国君臣且苦兵矣”三句话旁用指甲刻下的划痕。冰锋据此相隔十七年地领受了“父亲在这世界上最后发出的信息”。由此开始，冰锋决心代父寻仇。等到他两次出门寻祝国英不遇，他又生发了寻仇以外的第二个愿望，即撰写一部关于伍子胥的诗剧。冰锋明白父亲何以借伍子胥来激励自己：在为父亲、兄长雪恨一事，伍子胥得偿所愿，而同为人子的冰锋也理当如此，“具备他那种品格，拥有他那种决心，将这种决心付诸行动，将这行动贯彻一生”。撰写诗剧是自我砥砺之举。如作者所言，为了深刻地把握伍子胥，冰锋“向上找到《左传》《国语》和《吕氏春秋》，向下找到《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可是，当他读到的“伍子胥故事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讲得也越来越详细”之时，他也就距离自己复仇的任务越来越远。诗剧的构想在此复由自我激励变为复仇的延宕，未能完成的诗剧亦不过是长久搁浅的复仇的镜像。
既要复仇，又要撰写关于复仇的诗剧，这显然是一种文学化的生活；同样，冰锋之所以在诗剧与复仇间摇摆不定，一会视祝国英为“费无忌”，思忖不杀“楚平王”而寻仇“费无忌”，是“舍本求末，放过了真凶”，一会认为不能趁祝国英住院之便寻仇，而要“有一个与祝部长单独相处，对方神志也清楚的机会。要询问他一向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有着怎样的企图——那近乎一场公正的审判……允许仇人申辩，允许他解释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构陷一个无辜的人”，一会又告诫自己只有通过祝国英的女儿，他才能“正当”地向祝国英寻仇（反之，绕过叶生，这寻仇便不再“正当”），似乎也正因为冰锋将某种“有所不为”的古典道德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举凡这些，一一符合读者对于小说涉笔的1984至1986年的历史“认知”——1984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胡启立在会议上祝词，明确提出创作自由、评论自由与阅读自由；同月，将“寻根文学”发扬光大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会议也在杭州召开。诸多因素在1984年底共同开启了一个属于文学的80年代。多年以后，部分当事人的回忆从侧面强化了“黄金时代”的想象：那时候的人们狂热地喜爱文学，单纯得无以复加，甚至连思索个人与时代的路径也是通过文学——冰锋好像正是这样的人。
小说的尾声，有赖冰锋弟弟铁锋的讲述，读者忽然被告知冰锋自以为隐藏颇深的计划，在当时已为众人知晓，不过他们并未阻拦，原因是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只是“煞有介事”。铁锋讲述之际在2020年，哥哥的举动三十多年前不曾被他当回事，三十余年后更是被至亲之人看作玩笑。这段讲述在我看来是意味深长的，也是止庵有意为小说安排的结尾，它表明了作者关于80年代的认识。小说里仅有祝叶生试图阻拦冰锋。她是冰锋的恋人，同时也是他寻仇对象的女儿，是故她又只得不断地加以暗示，如援引艾略特《四个四重奏》里的一句诗：“去年的话用的是去年的言语，来年的话要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叶生的本意，是要冰锋忘掉过去，与她好好地生活在当下，但后者拒绝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他同样反顾，只不过毫不奢求从历史中寻求教诲，他是要清算历史中未偿的债务。因此，《受命》这部小说拒绝浪漫的写作基准并不表现在作者对冰锋的刻画，而是印证于他对围绕着冰锋的其他人、对80年代另一种时代面相的照亮。有许许多多个80年代，冰锋仅代表其中一种，此外，至少还有一种非文学化的、执意奔向90年代的80年代。在这里，青年们面对历史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知识还是行动——也就转化为记忆与遗忘的冲突。我之所以觉得冰锋是孤零零的，还因为尽管他符合大众关于80年代的想象，但历史的全貌并不全由他提供；他身旁的那些人早已甩开历史，也甩开他。他们是充满希望的未来的中产阶级。
30年代跨越半个中国的行走，60-70年代的田间劳动，80年代的复仇……时间下沉到千禧年前后，小说集《夜游神》为我们提供的青年形象，只剩下一群在县城游荡的学生。他们就像罗伯特·瓦尔泽、科斯托拉尼·德若、费尔南多·佩索阿、温弗里德·塞巴尔德笔下的人物一样喜爱在夜晚的街头巷尾闲逛，只不过既不是要激发创作灵感，或对日常生活持一种静观，也不是要以无用的散步对抗资本主义的功利，孙一圣古奥的措辞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他们的生活，但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无所事事。书中另有两篇系于当下的文本，尤其是《山海》一篇，当初那个游荡的少年如今已介于中年与青年，当他从济南返回菏泽探亲，作者既在虚构的掩护下重新打开了那段历史，婚姻生活的危机也在此刻浮出水面。这篇小说里“山海”与“平原”相对，“平原”是故乡所在的华北平原，“山海”则是远离故乡的乌有之地。主人公与妻子之所以不睦，正是由于在“我”身后的那个庞大的平原家族早早耗尽了我们对待彼此的热情。我们都对这样的生活深感疲惫，但我们无力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夜游神》勾勒的少年闲逛者形象，其追怀的深意也很像是《情感教育》里弗雷德里克与戴洛里耶重逢时的感喟：“那是我们顶好的时辰！”
青年形象是贯穿本年度文学作品的一条强劲线索，另可参看陈福民《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青春帝国少年行》等篇（收录于《北纬四十度》）里写到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卫青等人，宁肯系列小说“城与年”中写到的“黑雀儿”与“黑梦”。这些文本的一致性在于他们都洞察到了不同年代的青年有着不同的迷惘。在青年书写青年的作品中，值得注意除了杨潇与孙一圣等对于过去时光的反顾，另有一脉幻想的写作，如王威廉的《野未来》、李佳蓬的《青年世代》、李唐的《菜市场里的老虎》。1991年，刘震云三十三岁，他为刚刚完成的《一地鸡毛》写下创作谈《磨损与丧失》，其中有云：“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这一观察或许仍未过时，但新一代的青年到底有新的模样了，此即“向前看”与“向后看”，后撤或前驱。现实复杂，但他们保持清醒。借用止庵小说里叶生的一句话：“也许人类历史也有这样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间点，我们置身其中，还以为是一个时代。”
2021年12月26日写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