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汗如雨下的休谟问题

真理绝不是由权威颁布出来的，任何人通过I think来得到的。笛卡尔的原则建立以后，西方的独立人格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虽然东方文明不是这样的。心学教给我们，生命情感的真理是人格的基础，而不是纯粹理性的。 这从根本上质疑了教廷颁布的那套世界观。 西方发现根据笛卡尔的原则，人类依靠自己的理性可以揭开自然界一切的奥秘，他们获得了可靠的获得知识的方式，西方认为他们可以无限的进步。这是笛卡尔理性这一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体现。当然肯定还有人与人，或者社会关系中的体现。 人类生活的一切都需要经过理性的审判。上帝的位置被理性取代了。西方结束了黑暗的中世纪时代。 当休谟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问题的时候，引起的震荡不亚于一场地震。一度阻止了西方那种盲目的、无限的进步的乐观主义。 第一个问题是，因果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是，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 当休谟问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用王德峰教授的描述就是，表面的懒散之下，隐藏着难以描述的内心恐惧，几近崩溃，也许会像是尼采那样疯掉吧。 这些为什么成了可怕的问题呢？一切都因为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建立的原则，理性原则。 西方用理性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基础。他们认为理性可以解决一切。但是休谟突然发现这个理性基础是可怀疑的，这动摇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根基。 休谟的第一个问题质疑了自然科学或者说知识的理性基础，第二个问题质疑了社会制度的理性基础。 第一个问题简单的解释就是，自然现象，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么？未来必将符合过去，这是一种信念、信仰而不是理性。太阳今天还有过去几千年都是从东方升起，那么明天呢？理性能否审判知识？ 第二个问题简单解释就是，是否有一种社会制度是所有人的理性都赞同的呢，什么样制度是好的，什么样的制度是坏的？用专业点的话就是，如何从存在当中推出应当？休谟在质疑理性能不能用在道德领域中，理性能否审判？如果可以的话，十字军也没有必要东征了吧。 休谟问题的解决是靠另外一位哲学家，他的名字是康德。 康德写了三本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其中第一本第二本分别对应了休谟的第一个第二个问题。 这里的实践含义是改变人与人的关系的活动，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