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福柯所争为何？

当我们说1977年德勒兹给福柯写信的时候福柯正经历一场理论危机时，应该注意到这也是德勒兹本人的转型时刻。自那一封信之后德勒兹开始沉迷于（例如，《两种疯狂体制》中的15、16、19、23、24、29、30篇）这样一种图景：感知、艺术或者哲学都由一些复杂材料而非基本实体构成，而有一种欲望、力量或者思想在这种构成中从分子层面起就发挥着作用。在这个图景里也出现了“影像”这个概念，它非常简单：当电影以自身的方式思考时它是一种影像，别的艺术表达也可以是影像（不过为什么非要选这样一个名字？一种对柏拉图的挪用？）。德勒兹似乎想抓住艺术的“通感”，其基础就是一条特权性的线，即欲望或者思想。德勒兹偶尔以一种更通俗的方式谈这种通感，例如在黑泽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角色动向之间、以及希区柯克和英国关系哲学之间、光-影的对立与善-恶二元论之间的相似性，但是大多数时候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每种艺术的思想只能通过它自己的符号学来分析。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思想或欲望，这个抽象的线确保了不同影像和学科之间的交叉可能性。“问题的冲击波贯穿了诸多领域：绘画、音乐、哲学、文学和电影”。

这正是福柯去世之年德勒兹为他撰文时为权力赋予的位置。这时候德勒兹承认权力是一种非关系的关系，当我们从知识领域中可说性和可见性两者的关系出发时，权力作为两者之间的图式起作用，（像在知性和感觉之间一样）保证了可说性的主动性与可见性的接受性之间的交叉，也就是说让两者在彼此的空白处聚集起来，并且为对方留出了进一步的空白，就像法律和监狱的关系；而在进一步的分析下，权力展示自己其实是知识的外部。陈述或者可见性应该被理解为对具有权力关系的奇异点的曲线化，或者对潜在关系的现实化。在《米歇尔·福柯的主要概念》一文中德勒兹说的已经很明白了，不过更为详细的解说可见于我对《福柯》研讨班的介绍。总之，这种权力概念和德勒兹的欲望概念，就其在跨学科语境中起的作用来看如出一辙。

但是权力概念（而非真理概念）正是1977年的信中争论的焦点。其实，如果我们不考察德勒兹对福柯的独特解读（特别突出了福柯的“新康德主义”）、以及如上所述的他在十年间所做的事情与他的福柯解读的相关性，那么1977年对福柯提出的质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围绕着权力概念这一焦点有两个相关但不同的疑问：首先是，尽管我们承认在微观权力和宏观权力之间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微观权力到底是不是“总体概念[concept global]的小型化”？[在引用这封信时我都参考豆友的译文]它是否仍然是压抑性的？在另一篇书评中我已经指出德勒兹在76-77这个时期正在变更“非关系的关系”的概念，也许应该把他对权力的怀疑看做这个努力的延长线，因为权力看起来是一种统一化的关系形式，或者至少是产生统一化关系的努力，权力装置把性态还原为二元的性差异，这一积极的建构过程的效果是消极的；第二点更为重要：权力能否有效地构想抵抗者，或反-权力？这种反-权力需要自己的策略和真理，以至于它看起来是权力的倒影。这反衬出德勒兹自己的立场：应该用欲望装置的分析来代替权力装置，这种分析首先着眼于社会领域中的逃逸线，“我不需要为抵抗现象设定一个地位：如果一个社会的首要事实是它的一切都在逃离，那么它的一切都会被非辖域化。”

问题就出在辖域化-解域化的对立。德勒兹认为欲望是首要的构成要素，而权力是“次要”的。权力“进行编码和再辖域化”，但是“权力装置既不进行配置，亦不进行构成，是欲望在配置”。欲望具有悖论特征，它既在构成，又在逃逸。如果说欲望是在构成逃逸，而所逃逸的总是权力配置所辖域化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很难接受说逃逸线尽管“不是在时间顺序上的首先”，但确是首先出现的；而如果我们认为德勒兹的意思是微观的欲望装置总是在配置和构成着，而宏观的权力装置总是在编码和辖域化着，只不过对于宏观来说，欲望机器的工作恰好构成了解域化，那么这无非是说有并行着的微观和宏观、并行着的欲望和权力装置，这也没有允许我们说权力是“次要”的。因而通过辖域化-解域化的对立，德勒兹也给出了欲望-权力的对立，而他指摘福柯的正是在福柯那只有权力一元论而没有这种对立，微观权力看起来正在为宏观权力服务，而解域化也只能诉诸权力本身。

那么为什么德勒兹又姗姗来迟地重述了、承认了权力概念？我们认为这很大程度上与《快感的享用》有关。其中德勒兹看到了主体的维度，认为“这个发现源自福柯思想中的一次危机……莱布尼兹用十分显著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危机的状况，一旦一切都仿佛解决了，那就需要重新开启思想”（《什么是装置？》），装置所产生的主体化成了一条逃逸线，它不仅脱离于知识，并且脱离于权力，它作为内部是外部的褶皱，这里不再发生力之间的指向和交叉，似乎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允许产生一条新的线，它准备着重新穿过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在装置和装置之间形成新的历史地层。借用《差异与重复》的概念，如果历史层次总是属于当下，而当下是先验过去的顶点，那么主体处于一个自由回忆的位置：“我们并不保存那些对我们来说不再有用的知识，也不会保存不再付诸实施的权力，但我们不断地臣服于我们不再相信的道德。在每个时候，在同自我的关系中积累了过去，而在同外部的关系中，层次带来了不断变化的现在和未来，思想必须寓居于当下的层次中，当下就是一个限制。但对过去的思考被凝缩在内部，凝缩在同自我的关系之中。思考过去对抗着当下，抵抗着现在，不是为了回归，例如回归到古希腊；而是‘我喜欢，我希望每一个即将来临的时间’”（《米歇尔·福柯的主要概念》）我觉得这段话里“道德”的重要性很有趣，不过在《福柯》中它没有被保留下来，甚至整个和时间有关的主题都没留下来，十分可惜。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妙。但是回忆一下，77年的问题在于微观权力到底能不能既作为构成性要素编码宏观权力，同时又容许一种抵抗着宏观权力的权力。而在《米歇尔·福柯的主要概念》里的回答是肯定的：“力拥有一种与它所捕捉到的图式之间关系的潜能，就像区别于触动和被触动和力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第三种力量就是抵抗。”但是抵抗如何实现？紧接着就进入了主体化之维，“外部的思想就是抵抗的思想”。可以看出，德勒兹努力实现了在他和福柯的概念之间的平衡，他为权力自身设定了抵抗的潜能，但又要求它必须通过主体和思想——尽管对福柯文本中的主体的放行没有动摇他在《关于主体问题的回复》中再次强调自己的学说正是对主体功能的消解——实现真正的抵抗，这就再一次确保了辖域化和解域化之间的分离。

如果有德勒兹和福柯的真正分歧，那么就体现在对微观的不同处理上。福柯很清楚微观权力这个概念如果是有用的，那么它应该能够解释宏观权力，并且同时解释抵抗，只不过这种“解释”的方式是新的。微观权力能做的明显超出了宏观权力，像一种流沙-地基。而在这个问题上德勒兹比福柯更康德主义：在分析福柯时德勒兹承认，可说性和可见性的条件已经在知识的一侧、历史层次的一侧，那么所谓的奇异点和它们之间的潜在力量关系即便是可以思考的也应该是不可陈述的，我们最多只能通过对陈述和可见性的分析来展示它们，就像福柯已经做了的那样；但是德勒兹却固执地为自己保留了描绘微观的甚至是宏观的奇异点和欲望-力的权利。有时候他提起“一个微笑、一个姿态”的独特性，另一些时候他告诉我们宏观的军事力量其实是微观的战争机器。这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中后期作品的感人力量（这些分析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多大程度上是类似于“进步-反动”的事后追认、多大程度上是在已有的学科工作基础上建立的类比，这个问题见仁见智），而且到最后德勒兹实际上不允许自己分析的微观欲望装置为宏观的东西服务（当然，他承认总有种种特例，但却不愿意在总体上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读者也很不注意特例的必然性），而必须被定义为构造着的逃逸线。这样，宏观的权力编码则只能被看做是一种先验幻象，它属于另外一种官能。如果我们期待的是宽泛来说的社会学分析，那将是误解，因为这里涉及的其实是哲学原则的对立。

回到1977年信件，我们发现其中关于权力提出的问题都在新出现的主体化之维的语境下被德勒兹重新思考过了，并且这一解读转向并不依赖于福柯自身权力概念的转向（因为德勒兹后来用完全不同的口吻谈论权力、知识时依据的也还是原来的文本），因此，认为信的价值在于正确指出了福柯理论的缺陷，似乎是有失公正的。除了我们刚才试探性地提出的深层分歧外，77年信件所表达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暂时性的和对称的不理解，例如德勒兹因为其精神分析意味不能理解“快乐”，而福柯也因为其精神分析意味而不能认同“欲望”。更有思考价值的似乎是在信件寄出之后、据说两人绝交的时间里（不过在《福柯和监狱》这则访谈里德勒兹说“不幸的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我见他不多”，大概他们还是保持联系）福柯的概念如何伴随和鼓励着德勒兹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