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河：当我们在说“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三万字长文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我们的终极命运）
核心提示:由于“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无法回避的公共话题、一个国际政经话题，本文的主旨便是理解“资本主义”的一次积极的努力。只有更为准确、清晰的概念界定，抓住问题的本质，才能真正便于我们深入理解当前的困境并寻找出路。很多西方学者也感到尽量准确地理解与定义“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并且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相关研究复兴的重大意义。人类的命运空前地被“资本主义”所影响，无论是否同意本文观点，都不应忽视本文重要的参考价值。
******
最近一年多以来，我越发不愿意就政经一类的话题同别人展开讨论，我起初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主要症结，但后来一个时期，我开始在心中明确——是我们彼此对“资本主义（capitalism）”的理解差别太大，以至于经常的结果都是鸡同鸭讲！
正如很多人所了解的，“资本主义”当然是一个意义复杂且显得笼统的名词，出现不同的理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我还是渐渐感到，假如不能就此达成某种共识，那么大家就很难对政经问题展开有意义的进一步讨论了，我们只能继续陷在黑暗中不停地各自摸象——后面就会提到，我的这种感受与认知真的是有比较充分的依据的，而且这个问题还成为了相关学术界、舆论界的一种共识！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诚然是一个重要且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抱持不同观点的人就无法就其基本内涵达成相当的共识——建立清晰的概念，这本身就是一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础。
而且，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话题的不断升温，也提醒着我们必须对此展开积极的回应，从而深刻理解我们当下处境的本质，也可以更为深切地意识到我们时代之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同时给出我们有效的应对！
在我看来，危机已经是全面性的，且愈演愈烈的，其中以民生及就业问题最让人感到切肤之痛，而又以环境问题最为严峻，乃至直接关乎着人类这个物种本身的生死存亡！我们今天来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的话题，其实正是探析病源，因为五百年来对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环境影响最大的因素，正是“资本主义”这头不断成长的怪兽！
在此，我不能不先提醒大家一句：在本文的分析、论证中，那些你原本不认为属于“资本主义”的事物，或者你认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事物——当我们的视角稍作切换之后，也许你会惊奇地发现：原来那些也都是“资本主义”的！
一、“资本主义”话题在升温
大约在2015年前后，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新社会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于尔根·科卡牵头，汇集了欧美一批顶级的当代学者（包括《现代世界体系》的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作者斯文·贝克特），就“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问题进行了一场深入的研讨，会后还出版了一部相关文集（有中文版）。
在文集的导论中，科卡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在最近几十年中，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要么根本不使用这个概念，要么只是顺便提及它，因为这个术语曾被认为太宽泛、太笼统、太模糊，或是被赋予了太多的价值、意识形态和争论色彩，而遭到抛弃。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无论是在社会批判还是在学术话语方面，“资本主义”都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如今，这一趋势似乎正在卷土重来！
自从1990年代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全球扩张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使得公众与学界对工业化早期的残酷与野蛮的回忆被唤醒（如19世纪上半期英国工人的寿命缩短），大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起自己那似曾相识的处境。因此，科卡又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概念日益受到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的欢迎，而且他们比经济学家更欢迎这个概念；此外，这个概念在英语国家的学术界明显比德语国家的学术界更受欢迎——据我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主因，大概还是因为英美的现状更显得“复古”（更残酷与野蛮）。
斯文·贝克特也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里，很少有其他话语比“资本主义”更加激起舆论界的兴趣；紧随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而至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性质、过去及生存能力的问题，突然出现在了全世界的晚间谈话节目和报纸上。而且这种讨论持续到当下，毫无减弱的趋势，跨越了所有政治、意识形态和职业分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历史学家也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资本主义研究。“在美国，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研究的复兴的确是过去几年内历史学科最重要的一种趋势。”
就我们国内的趋势乃至我个人的经历而言，也可谓验证了科卡与贝克特两人的观察。而且科卡也表示道：“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对于指导全球范围内的比较研究似乎是非常合适的，现在正在提上日程。”（中文版《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反思》导论第10页）
这里我想不妨先介绍一下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30—2019）的个人求索经历，也可以看出理解“资本主义”的重要性、艰难程度及优秀学者的不凡努力，从中也可以窥得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
沃勒斯坦被同行认为跟卡尔·波兰尼一样难以归类，他受的是社会学训练，起先在非洲从事研究。后来，由于深信离开资本主义分析便无法理解非洲，他便转到了经济学；然而沃勒斯坦很快又发现，假如不追溯源头的话，便无法理解资本主义，于是他又决定成为一位经济史学家。
虽然不敢比附于前贤，但是我个人的求索经历也与此颇为相似。
二、理解“资本主义”离不开历史研究
“资本主义”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往往只有历史学家才具有这种纵深视野，恰恰是经济学家对经济史领域的占领，加上历史学家从这个领域中的撤退，已经导致人们对经济变迁史和更广泛的历史的理解贫瘠化——这个观点是参与科卡等人研讨会的意大利著名学者尤瑟夫·卡西斯提出的，作为一位经济史教授，卡西斯这也算是一种“现身说法”。
实际上，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中还有一个注重经验-归纳方法的著名的“历史学派”，后来渐趋没落，它的开创者威廉·罗雪尔就有历史学背景。那么造成这种没落的主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这个学派的理论不可靠吗？至少我们不要忘了普鲁士-德国的后来居上，相反，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后来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即后来提到的“新自由主义”）的甚嚣尘上，与英、美的衰落却是同步的。
斯文·贝克特对卡西斯的观点是认同的，他还在自己的文章中进行了归纳说明，想来他也是深有感触的，像他的《棉花帝国》应该说就是一次历史学家深入探究“资本主义”起源及其本质问题的努力！
由于对现实问题的体察和关注，还在2020年时我就越发感到自己无法较准确地理解与定义“资本主义”，为此还阅读了于尔根·科卡的《资本主义简史》一书。在这部专著中，科卡追溯了“资本主义”概念的出现及各种不同的定义，最终只是让我确信“资本主义”果然是一个疑难概念——而且“社会主义（socialism）”也是如此！当时，我还就这部书的内容做了一次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语音分享。
大约过了一年多，我逐渐形成了一种认识，其实“资本主义”的本质应该是一种权力（power）问题，而恰恰是因为它的寡头、精英特质，从根本上来说它与真正的民主制度其实是不相融的！正像我在一篇文章中所揭示的，正是不断壮大的“公司利维坦”（像2007年时世界前250家大公司的销售额已经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这个趋势一直在快速强化，再有像工业革命时代企业规模都比较小，但二战后产业越发集中，公司规模越来越大，政治影响力随之抬升），企业的扩张不仅未能巩固与深化民主，反而成了当今世界的“民主杀手”！当然，就国际层面而言，跨国公司的崛起也会进一步助推国际间的不平等——这实质上成为一种新殖民主义。
可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历史，我还是懵懂的，我只是留意到像中国古代社会出现的农民破产、土地兼并现象，与当代的资本主义模式好像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土地兼并现象会越来越严重，这很类似资本主义的竞争与再生产，尤其是产业集中化，然后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流亡（失业）或者被迫成为佃农（低回报、高强度工作），而在这些兼并大户中，往往都有官方背景，也就是与国家权力高度绑定的，他们可以尽量隐瞒财产、偷税漏税，这些与现代“资本家”有什么两样吗？只不过古代的技术发展比较缓慢，国家主体统治精英的成分、类别不同罢了！
再有，像我们所熟悉的古罗马，它从较为民主的共和国转型为较为专制的帝国，其中的一个主要推动力便是贫富分化不断扩大、广大底层民众被迫成为“无产阶级”，在基本的生存面前，他们不得不转而支持一个像恺撒这样的“开明专制”者——如果我们要责难今天的所谓“民粹主义者”，那造成这种局面的社会成因，不恰恰是因为不平等结构下的贫富过度分化吗？在当代西方，最显而易见的当然还是经济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存在。
我的主业其实是研究历史，我从小就对历史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而且不拘泥于古今中外，尤其是近年来从军事、政治到经济、财政的关注，令我获得了不一般的视野与感悟——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卡西斯与贝克特的洞见！
对我进一步深入思考“资本主义”问题的触发，便是2022年底开始的朱元璋传记的修订工作。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越发留意到动员、征税、财政、官僚制、国家能力等方面对军事、战争的影响，由此也开始不断地追问：为什么朱元璋要实行“海禁”呢？为什么类似郑和下西洋的举动无法持续？为什么晚明开放了海禁而清朝又再次选择了自我封闭呢？“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伪概念吗？
在阅读迈克尔·曼、沃勒斯坦等学界巨擘的相关论述之前，我就已经完全可以确定一点：明清实行海禁的主因，还是在于它们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财政上一般没有太大的压力去活跃贸易，尤其是不需要扶植、倚重私人工商业的发展。
这一点是如此得明显，因此在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对此都没有分歧。问题因此来了：假使明代中国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了类似晚清那样强有力的竞争与挑战，那么中国历史的发展路径是否会完全不同呢？明代中国是否会像欧洲（或者明治日本）一样，自然而然地步入“资本主义”轨道呢？
这个问题也许不能给出简单的回答，比如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也进入了一种激烈竞争的模式。在这个时候，哪个国家能够尽量调动自己的资源、能够号令统一，那这个国家就有更大的胜率，实际上这就要求列国不得不从封建分权制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动员型”体制过渡——其中，以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的过渡最为彻底，再加上其他有利因素的加持，使得秦国最终完成了大一统——实际上这个时候外部竞争就得以大大消减，“动员型”机制已很难长期良好运转！
由于开创之君的巨大权威，至少明初、清初还可以较好地维持动员型的状态，假使外敌不是很强，也是勉强可以应付的。但到了王朝的中后期，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由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君主的权威与能力不断下降，“动员型”机制被严重破坏，因此当1840年代哪怕只有数千英军前来挑衅时，中央帝国都已经很难有效应对了。
三、频繁的战争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
我们再来看欧洲的情况，中世纪的欧洲很像中国的东周时代，各邦国、诸侯、教宗之间不断混战，到15世纪前后，渐渐就打出了我们后来所谓的以英国、法国、西班牙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地理、语言是关键的凝结因素）。
竞争主体之间的单位是越来越大了，力量也越来越强，而且像法国也率先出现了类似“秦制”的绝对主义王权。但问题的关键是，由于欧洲的地理结构特殊，它没有类似中国长江、黄河这样的水道（实际就是军事上的重要运输通道，我在三年前的语音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这是我比较原创的一个认识），再加上一些地理上相对开阔（容易受到外力介入）等因素，因此欧洲没能像古代中国或者古罗马那样实现某种“大一统”——相反，各国继续激烈地竞争。
竞争的主要方式就是战争，而战争又是特别花钱的。像英国国王亨利五世（1413年—1422年在位）几乎连年进行战争，他在位的十年间耗费了英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此外还耗费了他在法国的全部财政收入。再像1224至1225年，英国财政收入是前一年的3倍，1276至1277年是前一年的2倍，1281至1282年是前一年的3倍，1296至1297年是前一年的3倍——如果战争绵延不绝，那国家的财政负担之沉重可想而知，在14世纪时英国国家的财政规模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直到17世纪晚期才再次急遽扩大！
为什么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国家的财政规模未能继续扩张呢？又为什么它能在17世纪晚期再次急遽扩大？简单说就是蛋糕做大了，因此，1720年相比1515年，英国的国家收入增长了13倍还多（参见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中文版55页）——这就形成了典型的“财政型”国家模式。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晚清时，像1870年代前后清政府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塞防”与“海防”之间的大争论，其中的焦点还是在于经费的分配问题；1880到1890年代，又因为修缮颐和园等事，造成海军经费的压缩，以至于不能及时更新装备，慢慢就在军备竞赛及战场上输给了日本——这一切问题的核心，其实正是因为大清帝国经济的落后，以至于财政收入太少，假使过度征税，那势必又会激起第二次太平天国运动。
在甲午战争中，大清遭遇了惨败，虽然失败的原因包括军队腐化、配合不力、技术落后等，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国家缺钱。在非动员体制下，想要充实财政，就只能竭力发展经济，而且这时候偏偏又赶上了一个技术快速进步的时代，国际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
可是我们也知道，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受到巨大震撼的清朝主流政治精英就意识到了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为此展开了一场为期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无论是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求强”，还是发展轻工业的“求富”，洋务运动是以官府、官僚主导的，并没有充分调动民间的力量来参与，最终的结果看来是不理想的——当然，这也是由于跟日本的“明治维新”相较量的结果！
到了1895年之后，清政府实行了多项“振兴实业”的重要举措，要求各级官员劝工兴商，号召民间兴办实业——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之后不马上实行这类政策，偏偏要等到半个多世纪之后呢？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历史秘密呢？
四、列国竞争激发“资本主义”
我们知道，传统中国往往是“重农抑商”的，其他国家历史上也往往有这种传统。除了底层反抗，其实精英之间的博弈、斗争也是历史演进的一条主线，“抑商”问题就体现了这一点。
像在列国争雄时期的先秦，诸如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为何要采取抑制商人的策略呢？对于“动员型”的国家而言，假使商人势力过大（很多宗室大臣、贵戚地主等本身也是富商大贾），国君对他们就不可制役，这在政治上也是一种不稳定的离心因素；实际上，“动员型”体制就要求君主要绝对地集中权力，这样才能既保证尽量有效地调动国家资源，又能保证君主权威的稳固。比如像这样吕不韦的赵国巨商也知道投资政治的好处，所以肯花本钱介入秦国高层政治，而他的巨大金钱又帮它实现了这一点。
无论是先秦还是直到近代，商人往往都是由地主、豪民分化出去的，由于争夺政治影响力、主导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等利害上的冲突，他们渐渐地与官僚阶级、军功地主、中小地主等越来越对立，许多限制商人的言论也就开始产生了。包括国家对于农民舍本事末（即弃农经商）的担忧，也会采取一定的抑商的措施。
工商业其实也可以由国家垄断，比如汉武帝时代、王安石变法之后的北宋等，都存在这种情况，但由官僚经营商业往往效率过低，又容易滋生腐败，只能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像春秋时期的齐国，也实行过盐铁官营，但最终弄得民怨沸腾，新上台的田氏于是开放私营以收揽人心。然而，私营商业又会加速贫富分化，商人往往会趁人之危（比如放高利贷），使得广大农民重竭重困，不利于国家统治的稳定（参见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
像朱元璋实行“海禁”的目的之一，其实就是抑商，一方面照顾官僚士大夫及普通地主阶级的权益，另一方面降低农民的破产速度，以尽量维系统治的稳定。
像萨珊波斯和江户幕府之类集权政府，也都刻意压制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可以说是抑商的（江户幕府也实行了两百多年的海禁）。再有像欧洲中世纪时教会不允许基督徒放高利贷，也可以说是抑商的，只是这种抑商的主体又成了教会。一直到1581年时，荷兰的法令仍然将银行家列为不体面的职业，类似的还有演员、杂耍艺人、妓院老鸨等，他们都不得在荷兰的归正教会里领取圣餐。
由于商人地位的普遍低下，其财产权往往不受国家的重视和保护，使得那些侥幸获利的商人很难将利润进行再投资，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将资金投入土地。这在全世界，情形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尤其是到了中世纪后期，由于欧洲的特殊地理环境及某些技术条件的变化，欧洲开始进入了一种列国争雄、不进则退的强竞争状态中。
首先说军事方面的变革是很关键的，这造成了战争规模的扩大及财政开支的大幅增长。中世纪时欧洲战争的主力是骑士，但是等到强弩乃至火绳枪出现以后，步兵就渐渐成为了战场主力（春秋战国之交的中国也发生了类似变化，战场主力从车兵慢慢转变为看重数量的步兵，骑兵、车兵为辅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重塑了政治实体，使得更大规模、更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开始兴起——现代很多国家之所以未能锻造出较强的国家能力，其实也跟他们长期未处于较激烈的竞争环境有关，不过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强国家能力也可以被内部不利因素消弱。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各国的统治精英就急切地盼望着财政的充实，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竭力发展经济。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抢掠和奴役，因为这显然也是有利可图的，偏巧他们就赶上了航海技术的提升，促使人类有了远洋的能力，除了对非洲、亚洲航路的探索，欧洲人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通过奴役非洲的人力资源、利用美洲的土地资源（包括攫取贵金属）、殖民亚洲，使得欧洲统治者可支配的财富大为增长。
那怎么发展经济呢？要学着古代中国的模式实行官营吗？这不仅被认为是低效率的，而且很多国家也做不到，因为他们的君主权力有限，也没有那么庞大的官僚机器来操作此事。最终，自然就不得不实行“重商”的政策，要竭力保障商人的权益，要扶植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原先那些阻碍商业发展的因素被渐渐破除了，于是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来临了！
对于这一方面，像沃勒斯坦在其《现代世界体系》中就指出：传统中华帝国与古罗马帝国一样，由于缺乏军事上的竞争，所以高高在上的国家官吏们不需向地位低下的商人们让步，也就未能激发国家机制及其经济政策向理性化发展的动力。国家之间的竞争恰恰意味着统治者必须向商业和金融利益让步，纯粹政治权力的多元化是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迈克尔·曼在其《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中说得更为清楚、明白：“在军事革命之后，任何国家都不能维持自己的自主性和在战场上幸免杀戮之灾。因此国家需要更多的财力，后来还需要更多的人力。这就要组织得较好的社会集团，尤其是土地贵族以及贸易国家中的商业寡头集团合作。这种合作逐渐演变成国家和支配性阶级的有机联合。”（中文版第633页）
在16、17世纪，实际上欧洲国家走上了两种不同的路线，这就是迈克尔·曼所谓的“绝对主义”（以法国为代表）和“立宪主义”（以英国为代表），但无论是哪一类，这些国家都与支配性阶级进行密切的合作。“在17世纪和18世纪，开始有理由把国家说成是——用马克思的话——管理资本家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了”（同上注），实际上这便是我们后来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
虽然社会权力的变迁是漫长的，甚至是有反复的，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当然就是商业或金融势力的崛起，他们慢慢成为了各类国家统治精英中的一部分，甚至最终成为了核心精英。
“资本主义”之所以是一个世界体系，不仅仅是因为它迫使其他国家被迫实行资本主义模式，而且也是由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主要是欧洲）取得了中心地位和压倒优势，将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慢慢拉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其外向型特质，可以说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只是深广度在不断提升。
中国由于距离欧洲较为遥远且体量庞大，直到1840年代，由于中、英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中国才不情愿地被强行拉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下子被投入到了国际丛林之中，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说中国存在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那也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
有人或许会说，明末中国已经开放了海禁，与欧洲的商贸往来也已经存在，清朝时期也没有完全禁绝这种往来，难道不能认为明末中国就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吗？如果按照沃勒斯坦的解释，1840年代之前的中国并没有处于一个相对边缘且被支配的地位，所以说不能认为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由于1840年代之前的中国不存在太大的竞争压力（道光都不知道英国在哪里），以至于要像甲午战争之后那样扶植私人工商业，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
五、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兴与衰
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通常被认为是16世纪的荷兰，但是在此之前，也有一些需要我们留意的。
比如说在中世纪时兴起了一些诸如佛罗伦萨、威尼斯之类的意大利城市国家（或称为“城市公社”），他们的商业势力往往是跟贵族、地主相互合流的，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是有保障的。由于商贸、金融活动活跃，这些国家往往非常富裕，也可以说带有我们将要进行定义的“资本主义”特征，可是由于这些城市国家体量太小，不说整个世界，哪怕只是在欧洲，影响力也较小——尽管在经验与技术等很多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毕竟它们也为欧洲未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一些较好的铺垫（我们可以将这些意大利城市国家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的，或者也可以说它们属于“资本主义萌芽”）。
此外，历史上还有没有一些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具备了这种“资本主义”特征？我觉得至少像古代的迦太基还是存在这个嫌疑的，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说迦太基或者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开启了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时代呢？
其实这里就说到了“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全球性、世界性，即它的全球性影响力，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便是开创了“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国家或共同体内部的权力格局，也改变了国际间的权力格局，那些在经济或技术上落后的国家往往就要被迫成为从属的或者受支配的地位——当然，对于古代帝国及附属国而言，国内或国际的不平等也都是存在的，只是这个核心精英在新时代出现了新变化，且全世界都被慢慢统摄进来（“资产阶级”的地位越发突出，全世界也近乎被无远弗届的“资本主义”所占据）。
荷兰所在的尼德兰地区原本是勃艮第公爵的领地，1516年继承了该领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成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从此开始统治尼德兰。在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战争后，1648年荷兰共和国正式独立。
从地缘上看，荷兰处于北欧，按照迈克尔·曼的说法，这类罗马边缘国家就比较容易挣脱教会的束缚，从而成为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国家（宗教政策上则是多元包容，至于说所谓的“新教伦理”还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以服务于资本主义）。而荷兰又靠近海洋，有利于发展海洋贸易，尤其是进入到大航海及全球殖民时代以后。
就国内的因素看，荷兰是一种联邦制结构，权力被各省或各个城市的精英所把持，他们抵制着一些像奥兰治家族建立一个世袭君主统治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渴望。在某些方面，荷兰更像是一个由富裕家族独掌统治大权的寡头政体，直到17世纪后半叶才出现了共和理念——再加上当时的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比如反抗西班牙统治就需要大量经费），其实这就已经满足了荷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更由于荷兰较大的体量，它的足迹及影响力已经遍布全球。
在17世纪的前期与中期，荷兰的经济开始飞速发展，远远超过其竞争对手英国与法国的发展速度。1609年，与西班牙的停战协议签订后，阿姆斯特丹大众银行在市政厅开设办事处，该银行的主要职能是通过鼓励商家用银行票据付款，促进阿姆斯特丹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特别是17世纪中叶后，当银行汇票作为货币为人所接受时，外国商人也被吸引至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的银行业、信誉与仓储设施很快变得在整个欧洲无可匹敌，良好的信誉可以让荷兰通过出售低利率的可转让债券来筹集贷款。银行家的形象和社会地位也迅速发生变化，到17世纪前期时，就已经成为一种备受尊敬的职业。
在此期间，荷兰的农业、畜牧业、造船业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增长迅速，荷兰开掘了三条大运河，在1630年代其商船的数目达到了全欧洲的一半，贸易活动异常活跃。尽管三十年（1618-1648）战争和西班牙对荷兰贸易的禁令致使荷兰的大陆贸易量下降，但以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成立的一家私营贸易公司）为代表的荷兰商人却成功地发展了与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的海外贸易。
按照美国学者柯浩德《交换之物：大航海时代的商业和科学革命》中的观点：贸易与交换，不仅让世界各地的商品物资流通，更带动了知识、文化的传播，信息经济兴起，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随之改变，激发了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由商业交换全球化引发的，科学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交换的历史。
再加上其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这一时期被称之为荷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沃勒斯坦等学者看来，“黄金时代”的荷兰占有了当时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位，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这种中心地位慢慢转移到了英国手中。
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于封建社会等，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资本主义国家往往都带有浓重的野蛮与强权色彩，尤其是它的早期。由于觊觎荷兰的财富及地位，英国、法国不断与荷兰展开激烈的较量，由于荷兰国土面积较小（又在陆地上靠近法国）、人口相对较少、非中央集权难以最大程度地调动资源等原因，致使荷兰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生存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其经济发展、全球扩张都受到了强力抑制。
然而，荷兰的大国地位尽管不幸丧失了，但是其经济的衰落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内部性原因，这种瓦解性力量后来相继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及1970年代之后的美国出现——这就是我们后面要提到的话题了。
六、“双元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
在17世纪后半叶尤其是18世纪中前期，英国与法国是欧洲权力的中心，虽然体制不同，但是各自国家的财政能力都相当突出。
比如理查德·拉克曼在其《国家与权力》中所提及的：在16世纪，法国与西班牙在欧洲国家中的税收量最大，从1515年到1720年间，英国的国家收入增长了1365%，法国增长了275%，尼德兰增长了808%，西班牙增长了182%；在1720年时，法国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一马当先，其税收总额是其他三国的总和，而其他三国基本平分秋色。可是从1720年到1815年，英国的税收增长了980%，法国增长了190%，荷兰增长了40%，而西班牙毫无增长。
财政能力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国家能力的体现，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体现。一个国家为什么可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而其他国家的表现有所差异，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也可以依据历史来梳理出一个基本的脉络。
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实际上竞争都是以国家为依靠甚至以国家为本位的，所以那些国家能力较弱或统治精英昏庸无能的国家，就更容易处于下风。竞争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战争可谓是家常便饭，所以斯文·贝克特也留意到了“战争资本主义”的问题。再如霍布斯鲍姆所留意的，正是在与法国争夺海权方面的成功，才使得英国的工业革命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对于欧洲大陆而言，能够成功实现向绝对主义王权转化的国家，在战争中往往是占据优势的（这方面的典型是法国、普鲁士、俄国），反之就慢慢进入劣势（这方面的例子更多，较典型的还包括波兰、奥地利甚至奥斯曼土耳其）。但是绝对主义加大陆环境也有明显的劣势，比如像大革命前的法国就存在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垄断与特权，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仍处于从属地位；频繁的王朝战争严重消耗了国力，多线作战的处境也使得法国无法集中控制海权，在严重的财政危机时路易十六不得不召开了（已停止160年的）三级会议，并最终引爆了法国大革命，此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上升，法国也成为一个非常典型“资本主义国家”。
英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它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欧洲大陆主流模式的立宪主义体制，在这种体制当中资产阶级的地位更为核心，英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被基本扫除。而且由于英国可以专注于发展海军，制海权的成功争夺也为英国强占殖民地、拓展海外贸易与商品市场提供了先决条件，再加上本土拥有丰富的煤铁资源等有利因素，因此英国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
“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被称为“双元革命”，它对欧洲历史乃至人类历史最大的改变，其实就是真正巩固并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地位，直到今天也未能撼动。
七、“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社会权力关系
也就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开始相继进入法国、德国及英语世界国家，在此之前人们只是偶尔使用它（“社会主义”一词的出现及大行其道也几乎是同一时期）。
按照科卡《资本主义简史》中的梳理，“资本”与“资本家”的概念是早已惯用的，以德语为例，“资本”的概念来自商人的行话（最晚在16世纪初就已很常见），后成为出现在17与18世纪的社会和经济科学中的术语。17世纪以来，“资本家”指的是“占有资本的人，他们拥有现今和大量资产，可以靠赢利（指利息）和租金生活”，随着工业化的普遍展开及社会的分化与矛盾冲突，“资本家”的概念的阶级社会色彩变得愈发浓重，“资本主义”的流行也首先反映了对阶级社会的批判。
那么，“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呢？19世纪的欧洲人是怎么理解的？
1850年，法国的路易·勃朗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部分人通过排斥他人而占有资本”。1867年，法文的《19世纪通用大辞典》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资本或资本家的权力”。
在德语世界，像马克思与恩格斯只是偶尔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1869年，同情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约翰·卡尔·罗德贝图斯写道：“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制度。”1870年，保守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授阿尔伯特·舍夫勒将“资本主义”定义为“由为获取最高利润的‘企业’资本家领导的国家和国际生产组织”。
1896年，《迈尔斯环球百科全书》关于“资本主义”的条目，将其定义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对应物是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尤其是我们在理解“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时候，就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用科卡的话说，“资本主义一直都是一种用于对比的概念”。
在英语世界，1910/1911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首次提到了“资本主义”，直到1922年才编为一个完整的条目，定义其为“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即私人业主通过雇佣经理和工人来从事生产活动”。
总之，尽管有些争议，但“资本主义”主要被用于指代某种经济制度或阶级实践，人们通常特别关注其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资本主义”的定义不断变化，像马克思及韦伯等就各有侧重，但共同之处在于：资本主义被看作是一种现代的、新的和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制度，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似乎不容易蓬勃发展和快速变迁，而且它们大多是建立在非市场的原则基础上的。
到了当代，人们又是如何定义“资本主义”的？我们这里不需要看太多，只看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可以，比如在“牛津通识读本”《资本主义》一书中，作者詹姆斯·富尔彻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能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的制度，它的本质特征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投资；资本主义生产取决于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工人们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工资奴隶’；危机和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常态性特征之一，经济发展的稳定期只是例外”。
为什么朱元璋在“打天下”之后可以“坐天下”，而且还可以“家天下”？为什么比尔·盖茨等人可以拥有巨量的财富，而且还往往不用交太多的税？这其中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这便是社会权力结构所使然。
无论不同时代、不同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是怎么样的，按照我们对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商业（金融）类精英的地位上升，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甚至会成为核心精英，因而攫取了统治权——正是由于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所以在封建时代或者像中国古代那样的君主-官僚制（秦制）时代，权力拥有者们都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社会资源或决定资源的分配，其中“剥削”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同样，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资本家”凭借其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总是能获得相当大的一份收益，很多时候普通工人可能都难以糊口（如前面提到的工业革命早期，英国工人的平均寿命甚至缩短了），贫富的过度分化正是这种不平等关系的最直观体现——“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背后的主因也是资本势力获取了更大的社会权力，从而可以从社会利益中攫取更多的分成。
“资本主义”显然不是纯粹经济的，而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一句话就是权力的，就像我在其他文章中揭示的，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彼此之间都可以互相转化。当然，这里我们主要分析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的转化：就像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一个人的经济地位越高，那这个人在家庭乃至人群中的社会地位就越高，甚至大的共同体乃至国家之间都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为什么可以一直保持上升态势？这恰恰是因为其所掌握的巨大财力。女性为什么比男性的地位要低？这恰恰就是因为进入定居农业时代之后，女性的生产能力要弱于男性（像在没有采集资源的北极圈中，爱斯基摩人中的女性地位也要偏低，一旦遭遇饥馑，杀女婴的现象就会出现）。再如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像元老都是没有工资的，普通人都没有条件去担任这种重要的政治职务——在现代民主国家，变相收买政客、依靠金钱攫取政治影响力已经是常态。
很多人或许都没有思考过1960年代经济正处于黄金期的西方世界，为何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反抗运动、人权意识增强、女权主义等风潮？这一切恰恰与人们普遍的经济地位上升有关系，对此《大转折1973》的作者马克·莱文森指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更加完善的经济安全体制，让不同国家的群众得以参与到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社会与文化改革运动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接下来对社会不公的挑战提供了信心和基础。性别歧视、环境破坏，还有对同性恋的压制--这些问题都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但过去都没有激起过公众的愤怒。”这有点类似我们古人所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当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社会各阶层或者精英群体内部的权力的此消彼长也是值得留意的，它显示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复杂性，也很容易蒙蔽住我们的双眼。
比如说像英国，精英之间的斗争及普通民众的抗争，在很多条件下都会促成社会公民权的扩大；还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国家需要全民的高度团结，这时精英也更容易做出让步。再有像德国，从普鲁士到一战前的德国，资产阶级在德国统治精英中都不占据一个核心地位，但也并没有妨碍德国成为一个成功的赶超型国家，并一度成为全球第一科技大国——但我们还是应该明白，经济越成功、技术越发达，资本主义的因素就会越重，在内外条件的配合下，就越容易转变为一个资产阶级居于核心地位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
当我们说到像“裙带资本主义”、“黑手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强盗资本主义”等种种情形时，其实这还是由于这类社会统治精英、社会面貌的多样性及复杂性，但它们之所以都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还是由于“资本主义”元素的渗入，其所固有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与其他形态的不平等关系彼此可以兼容——这不是污名化“资本主义”，而是由于它本身特质就如此。
不过最容易迷惑普通人双眼的，还是当今世界普遍实行的选举代议制，它被认为是“民主”的、“自由”的，它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便可以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或者说是人类可以实现的唯一的相对最佳的可能形式——当然，这都是无知者的梦呓!
关于选举代议制（或名“有限代议制”）的精英、寡头特色，我已经在上一篇文章中仔细分析过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另外阅读。这里我只是想要再强调一点，选举代议制的确有一定的民主成分（实际上都不如古罗马的共和体制更民主），但只要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运行，或者说它容忍资本主义的存在，那么它的民主元素就会不断被侵蚀——民主意味着权力关系的平等，但资本主义恰恰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平等的经济分配会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像战后美国CEO的收入与普通员工之间，从30倍的差距扩展到近些年的400倍，其实这还是一种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所使然），最终使得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方面又成为高度集权化的！
“垄断资本主义”的回归不是偶然的,“公司利维坦”的壮大也不是偶然的，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失业现象、残酷的内卷及环境危机的失控，国内外矛盾激化、社会凝聚力变差，都是社会不平等及其累积的后果。恰恰是这种每况愈下的糟糕现状，使得人们又回忆起资本主义早期那种触目惊心的残酷性、野蛮性及破坏性，也才恍然大悟：尽管已经走了那么远，但根本上的结构性改善还是遥遥无期!
因此我上面才说，民主与资本主义是不能兼容的，目前之所以看上去可以兼容，这既是因为选举代议制本身就具备相当的非民主元素，也是因为人们在认知上还不太清醒，以至于找不到行动的方向。
八、苏联模式是“资本主义”的变体
前面提到了普鲁士-德国的赶超发展问题，这里可以展开谈几句，以便于下面关于苏联与中国问题的分析、讨论。
普鲁士是一个绝对主义的国家，作为一个铁与血的国家，它主要的依靠对象还是容克地主，由此凭借武力在欧洲占据了一席之地（财政上当然也依赖重商主义）。在一战之前，普鲁士-德国都没有受到政治革命的太大冲击，君主的权力一直很大，被称为“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国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与此相似）。恰恰是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专制的国家，却真正实现了对先进国家的赶超（如1910-1913年德国钢产量为1624万吨，同期英国仅为693万吨，法国为409万吨）——普鲁士-德国被认为是第一次非民主体制下的赶超型例证，其中的道理看似复杂，其实非常简单，这便是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或缺甚至核心性的地位。
频繁的战争锻造了国家的能力，也使得普鲁士-德国出现了一支高效的官僚队伍，同时也由于出现了像弗里德里希大王（“腓特烈大帝”）这样的英明君主，使得普鲁士-德国的崛起速度大大加快。德国的统治精英既尊重市场规则，也注重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比如对铁路这类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同时非常注重教育投资，又能够适当地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如率先实行了福利国家的一些举措，俾斯麦形容为“收买”），这都要比同时代的英、法高出一筹。哪怕德国具有粮食不足、矿产缺乏等不利条件，可它还是成为了全世界尤其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优势曾冠绝全球。
一战、二战的爆发，还是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不平等、不平衡机制所促成的，而且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其中的主角。1880年代，包括美国、日本等国家相继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全球帝国主义的竞争越发激烈、残酷，一战之前就先后发生了像美西战争、布尔战争、日俄战争这样的较量，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又一个后发国家奇迹般地崛起了，这就是俄国-苏联！
其实俄国的崛起不应该是使人意外的，因为它在历史上就成功地打造出了一套绝对主义政体模式，其国家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加上其巨大的体量，所以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俄国在欧洲的地位举足轻重。只是由于最高统治者或者统治精英时常不够英明、团结，加上落后的农奴制，所以其国家潜力就很难得到长足开发。不过就在一战之前，俄国的经济已经在高速发展，如钢产量在19世纪后半叶增长了三倍，工人阶级数量1900年的200万人增长到了1914年的300万人（此外还有很多所谓的“农民工”）。
但是由于一战的突然爆发，加上俄国过分严重的阶级压制及统治精英的不够英明，使得俄军在对德作战中惨败，由此推动了政治革命的大规模爆发，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紧接着“十月革命”又推翻了临时政府（主导力量包括了军队、资产阶级、各主要政党等）。
虽然“十月革命”的胜利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至少表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严重不足的，资产阶级是孱弱的。在革命之后，当务之急自然还是充实国力、军力，力争在全球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显然俄国-苏联是剑走偏锋的，德国学者迪特·森哈斯在其《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指出：苏联式的所谓“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遇到困境后的一种应急机制，可以称之为“起搏器和助产士”，其功用在于启动并加速后发展，把国家从进一步边缘化的下降通道中拯救出来。
列宁等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当然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对广大民众做动员的话术，借助于俄国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尤其是落后、耻辱的状态，列宁等人最终取得了革命成功。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与旧制度相比，社会权力结构其实没有任何本质改变，甚至权力还更为集中于主要领导及官僚机器手中——正是他们取代了资产阶级，借助集权国家特有的动员型机制，调动起有限的资源，推动了国家的快速工业化！
而且“资本主义”不必然包含“市场经济”，换句话说二者是可以分开的。比如说法国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就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明确地将二者区分开来；在当代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宣言中也明确地指出：“应该把纯粹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分离。它是市场破坏性的一面。概括地说，它是一个权力制度。”“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机制，自古以来它就与“非市场经济”共存，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各自的成分不同，但从来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彻底“市场经济”的。
今天的人们是普遍相信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也认为它应该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所以当垄断等反竞争现象大行其道时，人们会高呼这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斯蒂格利茨这样的知名经济学家都是这样理解的，过去的我也没有真正想明白这个问题，但我后来才慢慢理解，其实“垄断资本主义”必然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归宿，即使你不乐见。
那苏联模式到底是“官僚社会主义”（或称“集权社会主义”）的，还是“官僚资本主义”（或称“国家资本主义”）呢？
就像前面我们所分析与界定的，这个问题是不难搞清楚的，苏联模式的本质，恰恰是经典资本主义模式的一种变体，是晚清中国官僚主导的“洋务运动”的升级版！其实早就有一些西方学者留意并分析过这个问题，只是这种论断不符合资本主导下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因此这个观点受到了舆论和媒体的轻视（背后的主因当然还是资本精英不喜欢这个说法，很多天真的左派也不喜欢这个说法，所以无法受到重视并流行开来）。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脱胎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论断，我们不能不说它是错误的，至少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纠错或革命，假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根本就是薄弱的或不足的，那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了可以依托、可以立足的对象。十月革命的元老托洛斯基就曾认为苏联还在建设资本主义，列宁实际上也强调加速建设资本主义，只不过冠以“国家”的定语，但到了斯大林掌权之后，由于内外的形势，话术的包装才开始变化并固定下来。
就像德国、日本等经验所表明的，发展资本主义其实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各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究竟由谁来主导或辅助（核心差别即在于精英成分不同，像二战前日本的军队就是自主性、能动性很强的力量，在天皇的支持下军队高层甚至一度成为主导性统治精英），多样化本来就是常态，但发展成败的关键要素之一，便是国家能力的强弱——“资本主义”与国家本来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直接目的，也是应对残酷的国际竞争。
而且我们常常忽视的是，自从19世纪以来，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大型企业不断崛起，它们越来越多地借鉴政府的官僚制（科层制）结构，资本主义企业与国家（政府）在管理模式及体制架构方面，本身就是一致的，甚至在所谓“民主国家”中的资本主义企业比政府都更为集权。
从苏联解体到俄罗斯的转型，这个过程中没有太大的社会动荡，尽管民众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整个过程仍是相当平顺的，这恰恰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没有什么本质变化，所不同的仅仅是精英成分的一些变化（一些官僚甚至可以摇身一变成为私人资本家）。而且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1992年时俄罗斯的公务员数量为100万，但2004年就增加到了126万；在美国也是这样，1951年时联邦雇员数量为150万，到1990年代老布什时代已经增长到320万人（最吊诡的是往往是口口声声要推行“小政府”的共和党总统里根、小布什等人会大力增加联邦雇员，而像民主党总统的克林顿、奥巴马则会消减）。
站在1930年代的视角看苏联，当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大萧条的泥沼中时，苏联却展开了快速的工业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实际上由于大萧条造成的美国国内投资机会的减少，苏联反而得到了美国资本与技术的大量帮助，当时美国的资本也向日本大量出售钢铁，甚至像IBM公司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苏联成功的代价当然是很高的，但是跟残酷剥削劳工甚至实行奴隶制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其实又不算异类！再加上二战带来的光环及充满诱惑性的口号，苏联模式在全世界顿时有了一种非凡的魅力！
但是，苏联的弊端无疑也是明显的，因为这种体制对于主动性的压制太过于严重，对于市场规则的尊重也相当不足，尤其是在利益分配方面的协调性太差，再加上将过多的资源投入于军工和国防（包括像阿富汗战争之类的巨大消耗），及领导人素养的低下，到1980年代末期时这种模式已经越发难以为继。
可是我们必须明白一点，由于美苏争霸的特殊背景，使得苏联即使有心早早改弦易辙，也很难像1978年前后的中国一样成功推行市场化改革，并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接纳；苏联的力量过于强大，使得美国的政策主要是围堵性、拒斥性的，美国不愿意看到西方资本、技术的再次流入苏联，更不愿意将苏联拉入由其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除非是苏联完全沦为一个无法与之抗衡的二流国家！
20世纪的中国所走过的道路，与苏联当然有高度的相似性，只是由于我们是更弱的国家，我们受到了更多的外力的干预。但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就具有强政府（及庞大的官僚制）传统，一旦实现政治上的再次整合，国家能力得以充分发挥，那么就很容易实现赶超式发展——不过这也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素质。
单就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化而论，毛氏显然不及斯大林，但较差的国力及夹在美苏之间的特殊地位，又使得中国成为美国拉拢的对象。尤其是1980年代又赶上了西方资本（附带技术）大量转移的时代，不得不说这促成了中国发展经济的良机——迈克尔·曼就认为改开遭遇新自由主义是中国的幸运！
重中之重的是，自从1840年代尤其是1895年之后，中国始终在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体系之下奋力求生，也被它深深的影响和渗透，所做出的抉择也是对它的一种回应——有时看起来还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回应！但不管怎么说，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问题，尽管它并非是中国人唯一的问题。
九、英国的相对衰落说明了什么
德国、苏联甚至日本、中国赶超式发展的相对成功，所对应的，恰恰是像荷兰、英国、法国乃至美国的相对衰落。
荷兰的衰落自然是有一些外部因素的，比如说由于自身地域狭小、人口过少，又出于一种强敌环伺的不利境地，因而导致过多的资金耗费在军备和防御工事上。在1700年前后，荷兰的竞争对手们征收的关税阻止了许多荷兰产品进入市场，荷兰的商船还失去了对波罗的海的控制，当英荷发生战争时，英国战舰摧毁了很多荷兰船只。
但内部因素可能才是更主要的，尤其是进入18世纪以后，荷兰所面对的军事威胁已经没有先前那样大了。在此时的荷兰国内，那些资本精英是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的，因此他们不再将资本投入于制造业，因为这方面的技术创新与研发通常更为艰难（且需要国家的全力协调与配合），而像金融方面转移就风险更小、获益更多——但这只是对于资本精英而言。
一些荷兰的企业家或有产阶级就把钱借贷给海外，或者投资于殖民地、土地、政府债券，甚至英国的制造业，而不投资于荷兰企业，以至于对荷兰本土的农业和填海造地的投资大幅下滑——将资本从从制造业转移到金融业上面，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本国就业机会（尤其是优质就业）的减少，在扩大贫富分化、降低社会生产率的同时，其实也从根本上消弱了国家的竞争力。
如果说荷兰的衰落还有些政治、军事方面的外部因素，那么英国的衰落就可以说全是由于内因了，这种内因与荷兰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英国保持了领土的完整，而且总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也没有发生政治革命，然而作为工业时代的曾经的领头羊，它却又率先衰落了，因此引发过普遍的关注。
就像霍布斯鲍姆在其《工业与帝国》中所指出的：英国在1913年仅有9000名大学生，而德国有近6万；1900年时英国每千人中有全日制学生5人，而美国却有13人；德国每年培养3000名拥有学位的工程师，而英国和威尔士在全部科学、技术、数学之类的学科中仅有350名甲等和乙等毕业生，而且这些人中只有很少的人具备研究素养。
再比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英国开始不断落后于美国和德国，比如钢铁行业于1890年代初在总产量方面就已经落后，而且在生产率方面也被美国和德国甩在了后面。
后世有学者曾总结了英国衰落的四个主要原因：金融、教育、公司及政府（参见《欧洲经济史：从大分流到三次工业革命》中文版）。像上面说的教育方面的问题，英国就没有像所有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引入公共教育系统，尤其是对技术教育没有丝毫兴趣，英国的技师是自学成才的，而且还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公司方面，近乎“非科学”的劳工组织的生产力，无法与美国或德国有组织的生产力相竞争；英国政府也没有对国家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而是选择将资源投入于殖民地和国际领导力方面。
英国是第一个大幅度消减农业以支持工业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大幅度消减工业以支持服务业的国家，但英国自身的金融服务业对支持本国的工业发展却相当不足，这既是由于金融体系的不成熟，也是由于英国的商业银行对国内工业不感兴趣。英国经济总体上趋于从工业退向了贸易和金融：在1870年前后，英国每年的海外投资开始超过其国内的净资本形成，在一战前夕，英国海外投资额已经是国内投资额的两倍甚至更多——有人断言，在1914年前的25年里，英国国内的资本形成额已远不足以让英国生产设备现代化，甚至不足以维持其正常运转。
英国靠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成为了一个大帝国，慢慢的又蜕变成为一个寄生型而非竞争性的经济体，纯粹依靠国际垄断盈余、依靠欠发达世界、依靠过去的财富积累、依靠对手的进步过日子。创新是很苦的，也是很累的，而且要花费很大心思，英国的资本家乐得赚快钱，而不顾国家长远利益，也不在意去工业化带来的大量失业及过度贫富分化（可以阅读一下杰克·伦敦《深渊居民》以感受一下1900年前后英国底层的那种绝境）。
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真正可以说成为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英国仅仅通过确保海军的实力就可以获得相对安全的地位，再加上国际政治方面的合纵连横，英国统治精英继续大力发展经济、追求技术创新的动力就弱得多了；而另一方面，英国的普通民众几乎完全没有政治影响力，一战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也很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精英们逐步掏空国家（最典型的体现还是少缴税、不交税）。
通过与德国的对比，我们就能看出一些较为本质的问题来：比如说直到今天，英国还是金融业占据很大比重的国家，2010年其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仅为11%，德国为21%，而且英国依然不注重技术教育，其贫富分化程度也要明显高于德国。之所以如此，在一战前是由于德国的精英是多元化的，国家也要尽量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到了二战之后德国工会的力量明显要强于英国同侪，他们对生产活动的发言权更大，对利益分配的影响力也较大——国家能力其实不仅仅体现在组织和动员，也在于协调与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以促进长远的健康发展！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像一战前的德国，自然也有自己的问题，这是一切不平等社会的共性。一战前的德国，从内部看传统的非资本精英力量过强，再加上赶超成功带来的国际力量失衡，使得统治精英仍然不惧动用战争手段来战胜竞争对手。但经过法西斯统治及二战，德国的各类精英普遍都受到了沉重打击，像受到西方控制的西德的工会势力有所上升——但是这一点在英国是不足的，主要还是由于英国受到的战争冲击小得多，资本势力的主导地位没有太大撼动，所以他们在后来比较容易拆解福利国家的体制。
法国的相对衰落与英国有点相似，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的权重增加，法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降低；到了第三共和国时期，资产阶级的统治越发巩固，法国的资本也开始大量流向海外，这其中也包括了俄国。
这里就该说到当时的美国了，大卫·格雷伯在《规则的悖论》中曾经写道：“对欧洲而言，那时的美国本身就是某种乌托邦试验——拒斥自由放任经济，还广泛依赖合作社、政府资助项目和关税保护。只是到了南北战争之后，随着公司资本主义的兴起，美国才同样启用了更接近德国官僚资本主义模式的制度。”（中文版第155页）
当时的美国也非常重视教育，比如内战之后各州相继通过了义务教育法，1890年代开始针对不同学生群体的专门化课程也开始出现。而且较之德国，美国还有很多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比如军费开支不需要太大、庞大的人口及不断流入的移民、广阔的国土及各种丰富的资源（尤其是耕地及石油资源）。到19世纪末期，从经济总量上来说，美国已经跃居全球首位，为了控制更多商品市场及保障贸易安全，美国（继就近大陆扩张之后）也加入了帝国主义行列。
可是，到了1970年代，当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已经超越当初顶峰状态的英国时，美国也走上了令英国衰落的金融化老路，只是这一次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都先后加入了这个阵营，从而产生了空前的国际影响。
十、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为何走了下坡路
二战后的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空前未有的近三十年的黄金发展期，如果要解释这种巨大的成功，可能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比如说像二战对全世界造成了空前的冲击，西方各国的不平等被大大缓解，各国的劳工势力、左派力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因而普遍出现了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大萧条及二战使得各国普遍采纳了凯恩斯式的国家协调、干预经济的模式，而未受到战争太大冲击的美国又充当了资本与技术的提供者。
但问题的关键是，无论经济怎样繁荣，主导社会权力关系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哪怕是在像瑞典这种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达四十多年的国家。而且就像美国著名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在1950年代就已指出的，采纳了官僚制（科层制）模式的大公司在战后的美国迅速扩张，产业变得越发集中和垄断，使得新中产阶级（即所谓“白领”）不仅取代了很多旧的中产阶级（多为自主经营者），也使得传统劳工的比例大为下降（如英国也从战前约一半的劳工比例下降为1980年前后的三分之一）。
新中产阶级依附于资本主义大企业，他们非常看重社会的稳定，在政治上往往是保守派、骑墙派，由于劳工力量的越少消弱，加上白领特别看重消费（制造业转移及贸易自由化可以让商品看起来廉价），就使得“白领们”大多站到了资产阶级的一面。西方各国普遍发生了上述的类似变化，这就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谓的1970年代西方政治光谱发生“右移”的主因——即左派偏向中间立场，右派更右（美国共和党甚至可以说成为一种极端右翼）。
在另一方面，从五六十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的技术创新的实际步伐就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至70年代这种下降已经非常明显。自那时起，更多的技术进步主要采取的形式要么是巧妙地组合既有的技术，要么是将既有的技术投入商业用途——这也是迷惑了很多人的地方，使得人们沉迷于一种技术大跃进的假象——当然，资本也会刻意引导人们以达到圈钱的目的。
按照大卫·格雷伯提出的对比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差异：自从1685年以来，论文数量每15年都要翻上一番，书籍、专利的数量也是如此，但在1970年前后，世界范围内的科学论文数量的增幅开始趋于平缓（还有像格雷伯列举的客机飞行速度，自1970年以后没有了进一步的增长，而2003年协和式飞机的退役令航空速度还有所下降）。
西方国家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理查德·拉克曼在《国家与权力》中提及的一些方面：生产的增长率是未来居民收入、财富和政府收入最好的长期指标，而美国的生产增长率自1960年代以来每个十年都在下降，而1995年到2000年戏剧性的增长则是由于股市的泡沫所驱动，因此不可持续；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曾经被认为是“新经济的发源地”，但在2000-2001财政年之间的损失比过去五年的利润总和还要多；用后见之明说，90年代后期其实也没有什么增长，即使2000年之后房地产泡沫再起，增长也一直没有再恢复（参见中文版第153页）。
早在四年前，我就注意到了美国及西方各主要经济体增长率的不断下滑的趋势，比如我在自己的文章《四十多年来美国经济为何陷入了低增长？》中引用了罗伯特·戈登在《美国增长的起落》的论述：“我们通常会发现，在1940年到1970年间（经济与生活水平）进步非常快，随后变得缓慢。”又引用了汇丰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在《货币放水的尽头》中的数据：从1963年到1973年，剔除通胀的影响，英国人均收入增加了近37%；从2003年到201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4%。此外，我还在关于美国制造业的文章中，又引用数据指出：从1961年到2000年，美国人均GDP增长率平均为2.4%，但2000年到2015年这一数字就变成了0.9%（2010年到2015年有所上升）。
再如“七国集团”劳动生产力的增速一直保持着平稳下滑的趋势（见下图，包括西方主要经济体人均实际GDP增速），为此《增长陷阱：欧美经济衰落和创新的假象》的两位瑞典籍作者感叹道：“如今的资本主义无力推动人类发展，也无法推动经济进步，似乎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1980年前后在英美发生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革命”，并席卷全球，福利国家被不断拆解，尤以英美程度最深。“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更低的劳动生产率，更多的失业及更严重的贫富分化（当然最严峻也最恐怖的还是环境的恶变），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它决定了——当然这是一个我们竭力回避的噩耗！
大家不感到诧异和吃惊吗？当全球资本主义正如日中天、尤其是1990年代似乎取得了全面胜利的时候，那个曾经将人类的生产力给释放出来的家伙，如今是已经进入了老年期吗？
如果说人们因为所谓的效率，还能容忍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及其破坏性，那么当资本主义连效率也不再具备、而造成各种危机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包容它？何况，当就业问题、收入问题、生存问题乃至环境问题迫使我们必须自救时，难道不是我们抛弃资本主义、拥抱真正社会主义的时候吗？
关于“社会主义”的话题，这里我们先补充说明一下。比如说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就指出：想要走出资本主义的危机，就需要建立“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其实沃勒斯坦这里也提醒我们，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其解决方案也必然是全球性的）。此外，像托马斯·皮凯蒂在思考替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时，他觉得“社会主义……依然是最适合的词汇”，在《社会主义快来吧》一文中，他指出：“现在我相信，我们应该思考另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式，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主义，它是参与式且去中心化的，具备联邦精神以及民主主义、环保意识、多元混融与女性主义。”
很多人被一些混乱的、多变的表象所迷惑，其实完全没有留意到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率不断下滑的现象，更不会去思考此中的原因究竟为何。不过我们经过历史的梳理，其实已经发现了一些脉络，像荷兰尤其是英国的衰落之中，就已经存在着与今日全球资本主义衰落相同的结构性原因。
爱因斯坦写于1949年前后的文章《为什么要社会主义？》就曾相当清醒且深刻地指出一点：“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这部分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是由于技术上的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分工促使更大生产单位的形成，从而牺牲了较小的生产单位。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关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它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把选民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信息的主要来源（报纸、广播电台、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达到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中文版第316页）
如上所述，随着新中产阶级的崛起、旧中产阶级的没落，过去抗衡资产阶级的重要力量被消弱，所以到了1970年代之后当垄断资本主义回归的时候，美国都不能再像“进步时代”那样进行抵制了。由于整个社会没有经历太多的冲击与变革，美国的制度其实是非常陈旧的，民主的被压制要比之战后的欧洲各国要严重得多，用理查德·拉克曼的话来说就是美国政治表决中的“否决点”过多，以至于民意占明显多数的方案也无法通过。
当然，还有宗教、种族上的一些原因，造成美国中下层的一些分裂，再加上美国在大萧条及二战中美国的资本势力受到的冲击相对要小得多，总之在1970年代之后美国的资本势力已经具备了比较压倒性的力量——一方面是他们基本控制住了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他们也瓦解了工会，“曾经约束商界的重要力量中的两股力量”被消弱，资本势力完全成了自主性和自利性的统治阶级，为了私利可以牺牲国家。
美国自来就有些不同，这便是右翼力量过于强大，像其他英语系发达国家都发育出了自由主义工党政治，但美国却成为例外。还有《人为制造的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中所揭示的，美国的银行总是出现危机而加拿大的银行几乎没有出现过大的危机，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由于国家监管资本的力量过于弱小，而美国的金融势力可以任性妄为。
1970年代，随着德国、日本等经济体的成长，美国所面对的国际竞争加剧了，这也是迫使美国资本进行空间调整（比如转移工厂地点到不发达国家）、金融调整（靠金融赢利）、产品调整（如生产其他东西）及技术调整（如增加更多机器人）的驱动力。站在资本拥有者的立场上来看，为了利润，这似乎无可指摘，然而这些调整的后果是什么呢？当企业的研发支出越来越少的时候，当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少的时候，对于国家乃至世界的长远消极影响是什么？就比如单说医疗、药品这一领域，技术停滞的健康后果是什么？
大为·格雷伯在《规则的悖论》中还指出，资本主义企业可以让ATM机极少出差错，但却不能有效降低计票器的差错率，这其实就源于他们把控着技术进步的某些方向（比如说在古代，假使人们处于非农业定居状态，那么就很容易自由迁徙，从而逃离少数人或国家的强制与奴役，当代社会也是一样，假如技术可以使得人们在宇宙当中自由迁徙，那摆脱从属的、被强迫的地位也就很容易了）。权力精英所控制控制下的国家与企业是不会支持那些能使社会更趋向于平等的发明创造的，相反却会支持那些更趋向于社会控制的技术，像网络技术方面其实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这也是一种巨大的危险。
十一、金融资本主义的恶性膨胀
这里我们应该先重点谈一下金融的问题，从“战争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再到“金融资本主义”，这往往是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必然轨迹。
什么是“金融化”？用大卫·格雷伯的话来说，“金融化的进程意味着占比越来越高的公司利润抽取自这样那样形式的租金”。当然，格雷伯说的仅仅是金融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便是其巨大的投机性。
如果说从前荷兰、英国、法国的金融活动还主要是在外国或殖民地投资的话，那么1970年代之后以美国为首的新一波的全球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更多的则成为了赌博及榨取更多的租金，是参与零和博弈。对于很多“资本家”而言，他们已经完全不关心什么生产或商业了，而只关心利润本身。
掌握了政治权力的资本精英，使得原先的金融监管法律被不断松动或名存实亡，这样很多带有欺骗性或者风险性的金融操作就会不断涌现。很多资本（如私募股权公司黑石集团）可以大量购入房产、掌控一地的租房市场之类的，利用自己的垄断性优势使得人们买房、租房的成本变得很高，如租房的开销常常会达到一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这还没有涉及住房质量的下降）。
当然，还有像格雷伯指出的，通过降低国家教育支出和提高一些就业门槛，金融部门就可以确保一些人为了获取文凭而背上沉重的学生贷款，那么这些人的后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就会被金融部门按月抽走。其实像车贷、房贷之类的也是如此，尤其是房贷的重要性是首屈一指的：资本势力拆解了福利国家、破坏了社会安全网，但用消费贷的形式做了“补偿”，当然这仅仅是表象，因为人们原本不需要为了买房而花费太多，尤其是“房贷”看似让民众得到了提前享受，但未来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却不得不拿来偿还利息。
但资本势力是不会餍足的，在缺失监管的背景下，终于上演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其冲击力直到今天还在持续！“次贷危机”的爆发，直接原因是银行将钱贷给了那些缺乏偿还能力的人，而金融系统又通过一番操作放大了这种风险（这也是“赌场资本主义”的本色），加上金融的全球化，致使危机的规模变得惊人——然而最终呢？那些放火的人毫发无损，政府还要花钱帮助他们，民众承担了危机的巨大成本及痛苦！
当然，对于美国等强国的资本而言，从全世界的经济中榨取租金也是常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在高盛集团的违规操作下，一向比较腐败低效的希腊政府通过欺瞒的形式获得了大量外国贷款，但由于次贷危机的发生，脆弱的希腊经济崩溃，原先的债务更没指望还清，最终强权的放贷者还是将这个负担转嫁给了希腊的广大民众，导致像养老金之类的社会基本保障被大大压缩，大量希腊民众陷入了绝境。在这个过程中，希腊政府当然有责任，他就像一个缺乏自我行为能力的人那样，但那些金融机构也有动机不去仔细审查（甚至故意诱导），再加上希腊内部有很多精英跟强国的利益高度绑定，因此最终让民众承受了一切后果。
除了美国，西方各主要国家都先后不同程度地进行了金融化，这种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伤害，除了扩大社会不平等，带来严重的失业，更扭曲了资源的配置，使得大量资金无法用于再投资、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及教育、培训，是劳动生产率下滑、经济风险加大的罪魁祸首。就像约翰·凯在其所著《金融本质：资本游戏与下一场危机之源》中指出的：“现代西方经济体的金融业实在太庞大了。它吸收了绝大部分最能干的大学毕业生……金融市场的交易量已经达到荒谬的水平，这种水平妨碍而不是促进金融中介质量的改善，增加而不是缓解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中文版第264页）
资本势力攫取了更多的政治权力之后，首当其冲的是尽量少交税，甚至不惜偷税漏税，这大大消弱了国家能力。就像英国著名学者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创新型政府：构建公共与私人部门共生共赢关系》中所指出的，其实大量的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更有效的方式还是要由国家、公共部门来进行，毕竟资本主义公司是以盈利为第一追求，他们是害怕承担风险的，尤其是当他们垄断或部分市场之后，创新的动力也会大大降低（以前的语音分享中我就提到过一个注射器的例子，哪怕是有益于医生、护士、患者等千百万人的健康，在利润相当的情况下，私人医药公司根本没有动力去改进产品，以推进社会的总体福祉）。
再有像我之前在文章中提及的，很多大公司的研发部门被干脆砍掉了，像苹果之类的明星公司也有了更多的金融操作：苹果的研发资金占销售额的百分比持续走低，这一数字从2001年就开始一路下滑——这些征兆都在说明一个事实，美国的实体经济已经不纯是实业了，而是金融的一部分。
像美国的右翼（公司势力中的极端派）为什么如此敌视“政府”？这就是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权力的一个总枢纽，天然就具有协调与平衡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的机制（即便像中国古代王朝，常常还是会实行土地再分配及抑制豪强的，尤其是开创之初），假使国家掌握着充足的财力，它又是相当民主的，那从各方面抑制利益集团、保障社会公平就成了国家的必然选择。资本势力敌视国家或政府的理由是它天然带有集权的倾向，可是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这种指责很像是乌鸦嫌弃猪黑，资本主义天然是反民主的，而国家却完全可以是高度民主化的，这在于人们的努力。
我们也已明白，资本主义是与国家高度绑定的，资本势力如果没有国家作为后盾和支持，那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必然寸步难行——所以资本势力要做的是，尽量消弱国家的财政能力，以保障自身的特殊利益；又要尽量拉拢、控制政治精英，或者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以贯彻自己的意志（如打击工会、给自己减税或者放松监管、环保标准等），让国家权力为自己服务（至少像美国的军费是不可能轻易下降的，包括警察和监狱也不会轻易减少）。
实际上资本势力又希望国家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利益和帮扶，所以国家的财政更多依靠负债、经济政策依赖货币放水，这种通货膨胀对于普通人而言都是相当不公平的，因为工资收入跟不上通胀速度（反而像大公司借贷本身是有利可图的，这就是国家对资本的变相的利益输送，是典型的劫贫济富）。《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作者大卫·哈克特·费舍尔注意到1963到1973年有四十个国家遭遇了15%的通胀率，最终有三十八个国家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废除或消弱了民主机制；此外，费舍尔还发现，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价格革命”，价格革命及其催生的长期通胀导致了过去八百年中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不平等加剧、社会崩坏、酒类消费、毒品滥用、精神异化、文化颓废等，历次价格革命都要经历五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便是“最终的大危机时期”。目前的西方乃至全球，正处于第四个阶段（不平衡和不稳定加剧的时期）向第五个阶段的过渡，或者已经处于第五个阶段。
资本主义当然也会加剧男女不平等，所以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实际上也是同构的。假使国家无法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约束，那么资本就会按照自身的逐利逻辑来面对男女问题，此时由于育儿问题（甚至自身被怀疑育儿），女性在职场上就会明显处于弱势，进而影响到女性整体的社会政治地位（如家庭在儿女教育投资方面会偏重男孩，导致女孩受教育机会减少）——包括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也是一样，假使只是放任资本主义按照其效率逻辑来行事，那么必然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整个社会又成为金字塔式的阶级社会，慢慢进入原始丛林状态，最终要靠暴力说话。
不平等社会能够提升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及环境的各种风险，权力更会腐蚀人（如近年的研究表明权力会消弱人的同理心），当美国的资本精英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及社会权力、成为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时，这种腐蚀就越发惊人。我常常感叹美国的共和党真的是丧心病狂（民主党的吃相好一点），相当多的资本精英也是不可救药（右翼方面的总统如里根、小布什、川普等在道德水准及智识水平方面都要低于普通美国人，怎么能期待他们有健全的判断力）——这一切最终只能依靠平衡社会权力关系、也即更多的民主来纠错！
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当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候（其实就是深度及地理范围有所扩大），为第三世界带来的往往不是发展的成果，相反却是与发达国家越来越大的差距及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当然还有惊人的环境破坏。就像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逆潮》中所指出的，最早反对全球化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后来才扩展到发达国家内部的民众。
这些发展受阻的国家都带有一个典型的特点，便是国家能力太弱，以至于无法抵挡外部强国的压力，不得不开放市场或容忍跨国公司对其经济的控制（中国则是一个反例，所以中国的发展相对而言还算顺利）。理查德·拉克曼为此指出：“国内资本越是受制于外国资本家，国家追求重商主义、保护主义或发至主义的政策的希望就越小。”（《国家与权力》中文版第98页）尤其是到了新自由主义崛起及冷战结束后，在统一的商界利益的驱使下，使得作为资本主义龙头老大的美国不必再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而支持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主义政策，美国遂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全心全意地推动开放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加大了对贫弱国家的剥削力度。
凭借着各方面的巨大优势，美国成为了一个新帝国主义国家，而且由于需要掌控石油这一重要资源（也是为了美元的地位），美国对伊拉克这类国家就采取了直接的军事打击与军事威胁！
德国“历史学派”的中坚人物施穆勒曾经指出，只要国家间的竞争存在，那么重商主义及支配它的原则就不会退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那些先发国家总是宣扬“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公平竞争”，但没有一个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或者是两手准备，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系自己的地位和优势。
就资本主义的本性而言，美国的资本势力也会竭力压制一些诸如中国之类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当彼此的力量越发失衡时，这种对抗就会越发激烈；为了保持某些方面的优势，美国甚至还会竭力压制法国、日本等所谓的“盟友”，尽管这些国家的资本势力也可以借着美国打造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来分取一杯羹，但随着全球经济的蛋糕越来越小，“盟友”们也会对美国有一定的离心倾向。
俄罗斯的问题或许是需要拿出来单说的，这也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俄罗斯转型之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方案使得俄罗斯的不平等又扩大了一倍，转型实际上是相当失败的，而且美国也没有像马歇尔计划那样去扶植俄罗斯的发展，反而在贸易方面给俄设置了很多的障碍。在俄罗斯希望自己加入西方阵营并被拉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时，却遭到了美国的拒绝，致使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反弹并出现了普京式的强硬外交！美国之所以排斥和压制俄罗斯，大概还是因为俄罗斯的特殊性（强大的军事存在但又跟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联度很低），美国需要这样一个“敌人”以团结自己的盟友，不然当俄罗斯也加入西方阵营后，由于美国自私自利的表现，就必须会过早地出现那些心存不满的旧盟友与俄罗斯一起抗议美国的情况——美国之所以离间欧洲之间的同盟，也是基于此！可以说俄乌战争的最大推手还是美国，而俄罗斯和普京在各方面确实又显得不够成熟。
就像国内的不平等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引来严重的社会不满乃至抗争一样，国际的不平等的扩大也会如此，这就是导致美国影响力的衰落——当然，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也在于像美国自身的发展停滞，会带来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地位的相对上升），导致国际关系一定程度上的变化与重组。
无论是沃勒斯坦还是理查德·拉克曼，都已经看到了美国实力的衰落或者说霸权的日渐终结。拉克曼认为，世界将分成多个区域性的权力集团，面临资源短缺及环境灾难，国家的力量会得到加强，除了某些地区国家的力量本来就很弱，生态灾难只会进一步压垮国家；但世界性的政府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出现，随着国家发展的轨迹越来越摆脱外部的影响，大众动员的形式和动态，将成为历史变迁的主要型塑力量。
这里我们或许需要再简要说一下我们国家的问题，没错，我们有巨大的体量、众多的人口及强有力的政府，还有良好的机遇及过去的一些正反经验，确实有成为全球第一大国的基础，但我们也一定要明白：权力越是集中，对于掌权者的素质的考验就越是关键，包括社会利益的协调与教育、科研的大量投入，从事实上看我们做得其实很差（比如像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完全是一个大错误），很多企业也在进行空间转移及金融化，当贫富分化越来越厉害、社会凝聚力越来越差、教育越发不公平且低质量时，我们还有什么希望维系现有的一切成果？更勿论如何面对环境的严峻挑战！
萨斯基娅·萨森在其《驱逐：全球经济中的野蛮性与复杂性》中就隐约地预感到：“中国可能依旧保有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但是其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以及新近出现的中产阶级贫困化问题，很有可能根植于与美国一样的深层次的趋势之中。虽然两国之间差异依旧持续，但是两国可能在经济组织上都持有重大的当代逻辑，尤其是以投机驱动金融业，以及对高额利润的迫切追求。”（中文版引论第6页）
这里我们不妨再谈一下古代中国的教训：古代中国尤其是那些大一统王朝的初期，社会财富尤其是土地所有权，相对较为均平，政治清明，社会凝聚力强，国家总体动员能力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财富尤其是土地会越发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但富人又不怎么交税，国家财政能力被消弱，这时还会伴随着官场的腐化及激烈的权力斗争（也常伴随民众中小规模的反抗），最高统治集团的执政水平也常常会下降，国家总体动员能力偏弱，最终要么被外敌所打垮，要么就会被大规模的底层反抗所冲垮——最终取得政权的倒未必是底层人士，大的战乱打造出新的权威，大流血也一定缓解了社会矛盾，新王朝也更注重财富的均平化，新的一轮循环被开启——社会权力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出现朝代更迭现象。
古今中外自然会有很多不同，但其共性同样的惊人，尤其是体现在国家的财政能力的不断弱化及逐渐累积的社会不平等，产生社会内爆的能量被不断积聚！
十二、未来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很多人可能根本无暇顾及环境恶变造成的巨大破坏性、毁灭性，也不太在意“算法的陷阱”与“监控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对食品安全、健康危机麻木，而只是担心就业的前景及收入的高低，尤其是忧虑人工智能在未来的挑战。
这些忧虑当然是非常现实也非常急迫的，但它跟忧虑环境其实并不冲突，因为产生这些危机的背后机制是高度同一的，说到底它们都源于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这其中主要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我在三年前就已经在文章中认出，在当前的资本主义权力结构下，全世界范围内的失业危机是不可能自动缓解的（历史上也是如此）。不过，我过去只是意识到就业质量的低下，如更高的强度、更长的劳动时间、更低的收入、更差的劳动环境，但对于像美国的就业率数据总体上不是很怀疑，尽管我从一些人的实际观察中感到失业问题应该要比国家统计数据要严重得多——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其实当一个国家越发非民主和不透明时，像经济增长率、就业率之类的数据其实就已经完全不可信了。
在越来越低的投资率、越来越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劳动参与率、教育质量、研发投入及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产业越发集中和垄断的大背景下，在国家能力遭到负债等消弱、社会安全网被破坏、各种危机造成成本上升（尤其是环境恶变带来的不测风险迅速加大）、资源短缺时，我们还能指望未来的就业及人生前景的美好吗？当然不可能！
资本势力还会继续攫取权力，压制一切社会抵抗，他们打着自由化的旗号将自然的和人的一切都商品化，然后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购买土地、房屋、矿产、山川、河流及你的情绪、健康、器官、生命……
至于说未来的出路何在，其实像上面说的沃勒斯坦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及皮凯蒂的“参与式社会主义”便都是良好的参考方案，但这一切的核心肯定是改变社会权力关系，将对生产的控制权、财富的分配权掌握在劳动者自己手里！一句话，就是要消解大资本！
前面我们已经明确了，资本主义是具有全球性的，像美国为什么要跟苏联如此敌对？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两国争夺霸权，也是因为美国的资产阶级担心权力被官僚或民众夺去。同样，美国会竭力压制全球的左翼力量、激进力量，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想要更好地掌控这些国家，也是担心这种政治变革传播到国内。马克思等人曾经希望“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其实也是看到了资本主义问题的全球性特征，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只有更好地联合起来，才有希望终结资本主义！
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其实我在从前介绍“经济民主”案例及蒙德拉贡试验时，都已经指出过，也包括了对深化政治民主的方案。就像我前面指出的，经济地位也影响人们的政治地位，只要当多数人的财富可以占据优势时，才能够真正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不然只有政治上被宰制、经济上被压迫的命运。当然，“经济民主”的首先着眼，也是建立一个平等的、互利的小共同体，以对抗越发野蛮的、不测的资本主义带来的风险——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消弱了教会及宗教信仰对人类的影响，可是而今这种趋势似乎起了变化，那么很多人为什么选择了宗教？其实更多的也是寻求一种安全感。
这里我还想补充介绍美国学者大卫·施韦卡特在《超越资本主义》中提到的方案，其中他列举的一些举措很有价值，比如：“国家为收购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以及生产合作社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立法强制要求或至少鼓励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推行利润共享和更大程度的工人参与管理”、“如果工人愿意购买他们的公司，立法应赋予工人这一项权利”、“立法明确规定，当一家大公司破产但获得政府救助时，政府必须将其国有化并改组为工人自我管理型企业”。
我们总是争论到底是“国有化”好还是“私有化”好，也发现两种方案中都有比较成功或失败的案例，但是今天我们更应该明白，其实那些都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假使一个企业是权威型、官僚制的，那么它在本质上就是一家资本主义企业！
当年凯恩斯曾预言：到2030年时，资本主义最终会让大众享受到每周15小时工作制。可是现实却打了他的脸，归根结底就是他没有认清楚资本主义的本质！
假使在一个人工智能全面普及、劳动生产率水平极高的社会中，那些不需要工作也得不到（普通意义上的）工作的越来越多的人们，难道就只有被赶入贫民窟或者干脆被变相投入监狱吗？这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的冷静思考及悲观断言。
还在2007年时，英国国防部以“未来的战略背景”为题，向其军事战略机构提出了一个问题：30年后，哪些战争和冲突会威胁到世界和平？其结果令人惊讶：“军方最为担心的是全球中产阶级中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这份题为《2037年军事预测》的报告中称：2037年，世界上将有60%的人生活在拥挤的城市贫民窟中，资源匮乏、失业和不满将成为威力强大的社会炸药；随着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界线将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内部的冲突，即市民战争、族裔战争和阶级战争。简而言之：“国家间的战争远去了，阶级间的冲突到来了”，“中产阶级有可能会变为一个革命的阶级，扮演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预想的社会角色。”
其实，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就始终在威胁人们的工作岗位，但是为什么就业率没有出现一路下滑的趋势呢？其实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众政治权力不同程度的上升，使得他们所获得的社会利益分配有所提高，尤其是教育的发展及投入，使得人们能够胜任更有创造力的工作——像今天美国很多公司岗位大量空缺，就是因为人们无法胜任，解决之道当然是加大投入并提升教育及培训水平！
总之，当每一个人都成为企业的、社会的、国家的主人中的一分子时，也就天然享有了生产的控制权与分配的所有权。当社会变得足够公平、足够安全和有保障，让人活得有尊严时，才真正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来面对各方面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要知道，当一个社会特别不公平时，很多人其实都会带有自毁倾向，这包括个人层面的也包括社会层面的，后者至少包括了政治的、环境的自毁（民粹主义就带有这种倾向，它的全球大泛滥也是世界治理危机的最显明体现）——正如三千多年前，面对一个昏暴的君主，夏人就已经喊出的：“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
美国学者马克·W.莫菲特在其《从部落到国家：人类社会的崛起、繁荣与衰落》中指出：人类之所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就源于人类可以进行更大范围的合作，但人类会为了维持自身的优势和优越感而互相伤害，为了维持自身地位会存在利益的排他性，如果任由这种趋势恶化下去，社会就不能消除成员的不满，团结就成了奢望，一个健康持久的社会就无法建立。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任由资本主义存在和放肆下去，不仅将产生各种严重问题，其效率也已经大大降低，但无论是获取更美好的就业机会，还是应对眼前的危机，人类都需要更多的技术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就像曾经的封建主义或君主-官僚制那样，已经不再适宜于时代的发展要求，是时候要淘汰它了！
或许我们需要再次重温一下瑞典社民党的这段宣言：“（资本主义）是市场破坏性的一面。概括地说，它是一个权力制度。它授予资本所有者以决定其他一切因素的权力，它使得人的价值和权利取决于其经济利润率。除了大资本家之外，这个权力制度为所有人带来的都是不自由。它制造了不平等的分配，巨大的不公平在国内和国家之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紧张。它导致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严重掠夺。因此，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
资本主义让人类具有了自我毁灭的能力，这不论是核技术还是当前的全球变暖，但资本主义都没有能力有效控制住它，而只会更加恶化。从人类生存的角度而言，我们也需要全球性的应对方案，以化解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危险！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是时候行动了！
